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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的战略选择:伊斯兰、联盟与进攻性防御

作者:沈 宏 来源:南亚研究 时间:2012-09-13
  【内容提要】巴基斯坦自建国以来始终面临着外部压力和内部紧张,基于地缘状况、政府体制、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以及军事、经济、技术等限制因素,其逐步形成和发展了“伊斯兰、联盟、进攻性防御”的三大战略选择。本文对三大战略选择的历史轨迹及其内在局限和相互矛盾做出了简要考察,并提出巴基斯坦的当前和未来取决于主政者如何理解巴基斯坦的战略资源、能力、环境和历史使命以及如何克服三大选择的内在局限和相互矛盾。

  巴基斯坦自1947年独立以来就是一个经常引发全球性关注的国家,但观察家和研究者的目光往往集中于其复杂的政治局势、恶劣的安全状况和特殊的政策行为,很少有对其在历史维度之下基于种种限制性因素而形成的战略选择的关注。 然而作为一个具有独特战略地位和相当战略能力的中等国家,巴基斯坦时时刻刻以重要参与者的面貌影响着地区和国际战略态势的变化,其战略选择问题值得深入研究。本文将就此做出一种初步尝试,在历史考察的基础上对巴基斯坦的战略选择进行理解和分析。

  一、巴基斯坦的战略选择及其限制因素

  战略选择是国家为实现最高目标和根本利益而采取的重大的和全局性的方针政策及其行为过程,其本质根源于国际关系的历史实践,反映着国家间的竞争和对抗,其目的和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涉及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基本诉求。这些基本诉求简单归纳起来就是“安全、利益和荣誉”或“生存与发展”。建国六十余年来,巴基斯坦始终不断面临着外部压力和内部紧张,为此其在长期的战略实践中,根据国际环境和国内状况等诸多条件因素,以建设一个穆斯林的中等强国为基本目标,逐步形成和发展了“伊斯兰、联盟和进攻性防御”的三大战略选择,而对自由独立的关切、对联盟的依赖以及对武力的迷信也相应成为这种战略选择的基本特征。

  巴基斯坦的战略选择根源于一些限制性因素的作用。首要的限制因素是巴基斯坦的地缘状况。巴基斯坦位于南亚次大陆西北部,是中亚、南亚和西亚的连接部,分别与印度、中国、阿富汗和伊朗接壤,并通过阿拉伯海与海湾国家相临近。从战略上讲,缺乏优势实力的巴基斯坦处在关键性的但却易受攻击的内线位置,复杂的邻国关系以及不断变化的地区和国际形势,始终是其战略选择必须严肃面对的问题。历史地看,巴基斯坦作为一个地理单元自古以来就不断遭受来自兴都库什山脉和恒河平原两个方向的权势压力,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和复杂的国际格局始终不能置身事外,也极少能在动荡的地区和世界形势之中摆脱多线作战的困难境地。在更广阔的地理视野中,巴基斯坦临近的中亚和海湾地区,历来是大国角逐的战场和政治动荡的策源地,同时巴基斯坦又处在从北非到东南亚的伊斯兰信仰地理带的中心位置,这种特殊且重要的地缘位置决定了巴基斯坦除非能维持其生存并扩大其影响,否则就有可能被临近国家或世界性的权势大国所湮灭。此外,特别是由于兴都库什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的地理隔断,巴基斯坦与长期敌对且在量级规模上拥有绝对优势的印度同处于南亚次大陆的相对封闭结构中,形成一种以弱对强的天然的不安全感。上述种种地缘状况决定了巴基斯坦必然要寻求区域外的联盟力量以平衡实力差距和外部威胁,并通过强化穆斯林国家身份特征和采取进攻性防御策略,积极争取安全和战略主动。

  其次是政府体制的原因。周期性的军事接管以及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性的不平衡使得巴基斯坦始终未能建立稳定的政治制度,宪政治理存在着明显缺陷,民族认同、伊斯兰教地位、总统和总理及中央与地方权力分配等重大问题一直无法得到妥善解决,各派政治势力无休止的权力斗争造成政局长期动荡。这种现实状况决定了巴基斯坦的主政者必须采取外向性的战略选择以平衡各方利益诉求、转移内部矛盾和凝聚国内团结,从而维持其权力地位,而伊斯兰、联盟、进攻性防御的三大战略选择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这种需要。

  再次是意识形态的原因。作为支配社群及个人的共同观念的集合,意识形态在历史实践中意味着特定时期和环境条件下主流的信念和信仰。 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的南亚民族主义浪潮催生了“两个民族”理论,该学说宣称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分属两个不同民族,穆斯林为其生存和发展有权在次大陆建立单独国家。 这一学说成为巴基斯坦不可动摇的立国基础,而由于印巴分治及其以后的两国长期对立,由该学说引申而出的“巴基斯坦是南亚穆斯林家园”和“印度是巴基斯坦最危险敌人”的观念成为意识形态主流,这种意识形态决定了巴基斯坦在战略选择上以维护独立与安全为主要目标并以印度为主要针对对象的鲜明特征。 

  此外还有社会和传统文化的原因。巴基斯坦是穆斯林占主体的国家,但同时也是多民族多语言文化构成的多元社会,各民族均先于巴基斯坦国家的成立而长期存在,有各自独立的文化传统和利益诉求,并且都长期保有自由独立以及反抗侵略和压迫的精神风貌。这种状况决定了巴基斯坦社会团结的最重要纽带就是伊斯兰信仰以及共同的外部威胁,因而伊斯兰和进攻性防御几乎成为不可替代的战略选项。而联盟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同盟国家的支援为巴基斯坦主政者增强资源手段、消除各民族和族群间的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利益冲突,继而维持社会团结和稳定提供了一种不可或缺的帮助。

  最后还有军事、经济和技术的原因。军事、经济和技术作为战略选择的主要物质基础,也时常被当作战略实力评判的标准性内容,对战略选择及其执行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巴基斯坦在军事、经济和技术上与主要敌对国家印度相比相对落后是其采取联盟和进攻性防御战略的主要原因。而伊斯兰选择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通过突出和强化精神象征符号来部分地弥补物质力量的不足。

  二、伊斯兰

  自立国之初起,巴基斯坦的国家领导人就将伊斯兰作为强化国家身份和寻求安全的工具。国父真纳及其主要助手里阿夸特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统一,将伊斯兰与抵抗印度威胁并列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基础,以此抵制国内种族民族主义浪潮以及防止印度利用种族分歧瓦解并灭亡巴基斯坦的可能。里阿夸特于1949年3月向巴基斯坦制宪会议提交了“目标决议”,这是伊斯兰成为巴基斯坦战略选择的首个官方步骤之一。目标决议是宪法制定的基础,其中规定了被里阿夸特强调为“重要性仅次于赢得国家独立”的“主权归真主”、“遵循伊斯兰所宣扬的民主、自由、平等、宽容和社会正义原则”、“穆斯林应能够根据《古兰经》、逊奈教导和要求的方式在私人和集体层面规范他们的生活”等涉及伊斯兰的条款。 这些条款在1956年宪法中得到体现,宪法规定巴基斯坦是伊斯兰共和国,只有穆斯林才能担任国家元首,并且支持成立“中央伊斯兰研究院”和“(伊斯兰)法律监护委员会”,这在某种程度上不仅是政治的需要,也是政府面临外部威胁和内部伊斯兰团体及地方势力压力的结果。

  文官和军人集团控制巴基斯坦政权后,一度试图强制推行世俗化政策。首位军人执政者阿尤布·汗利用1962年宪法确立了总统制,并将国名改为“巴基斯坦共和国”,但此举遭到以宗教势力为主要代表的反对派的强烈抵制,随后国名又被重新改回“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伊斯兰原则得到再次确认。此后,阿尤布开始有意识地利用伊斯兰旗号来鼓舞民众团结和对印斗争。1965年印巴战争爆发后,由于武器装备受到美国禁运限制,巴基斯坦不得不更多依靠人力资源来抵抗和反击印度的进攻,这使得军队与伊斯兰意识形态的联系更加密切,宗教的象征意义和关于“圣战”的宣传,成为军队和民众士气的重要来源之一。阿尤布甚至在战争动员讲话中强调,战争证明了印度长期以来针对巴基斯坦的阴谋,即他们时刻准备着对穆斯林的家园进行军事进攻,“只要印度的枪炮声不停息,一亿巴基斯坦人民心中‘真主唯一’的呐喊就不会停息”。 而其继任者叶海亚·汗不仅在对印战争中充分利用伊斯兰旗号,还通过笼络宗教势力来操控国内政局,压制和打击民主势力派别。

  由于巴基斯坦在南亚地区结构中与印度比较相对弱小,并且与印度同为原英属印度的一部分,为保持与其强大邻国的差异特性,防止被其同质化和归并,巴基斯坦除了坚持其伊斯兰属性和选择,几乎没有其他更好选择。1971年战争的惨败和被分裂导致严重危机,巴基斯坦作为南亚穆斯林家园的观念遭到严重动摇,国家进一步碎片化以及被印度同质化和归并的危险变得更为明显,而此后巴基斯坦也不得不更加依赖伊斯兰的战略选择来维护其安全、身份和利益。

  阿里·布托试图用“伊斯兰社会主义”推动巴基斯坦的现代化和战后振兴,并将印度塑造成伊斯兰和穆斯林的敌人以及巴基斯坦分裂的元凶。但到1974年,布托渐渐与工人、学生社团和进步中产阶级为代表的左翼力量拉开距离,转而支持大地主阶层和以文官、军人为主体的建制派,后者建议其纯洁伊斯兰信仰,并积极推动将伊斯兰少数派别阿赫默迪亚派宣布为异教者、召开拉合尔伊斯兰首脑峰会以及发展核武器。布托政府还发起了关于巴基斯坦历史和文化的讨论会,强调了巴基斯坦的伊斯兰根源和基础,将伊斯兰作为巴基斯坦的内在精神和区别于其他民族国家的特殊属性。布托的宗教保守主义的转向实际在某种程度上与他的经济和国家安全议程相关。1973年阿拉伯国家制造的石油危机使得国际油价高涨和海湾国家暴富,布托希望能够通过强化巴基斯坦的伊斯兰身份从中得益。由于得到沙特国王费萨尔的支持,巴基斯坦成功组织了伊斯兰国家首脑拉合尔峰会,并在建立伊斯兰会议组织(OIC)常设机构的过程中获得了领导地位,这为巴基斯坦赢得了远高于其相应国家能力的国际声望,同时也部分地实现了早年国家创立者期望将巴基斯坦建成地区和世界大国的目标。而布托同时还试图通过穆斯林国家的资金支持进行秘密的核武器研发。

  事实上,国际社会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已经步入后两极格局,以77国集团和不结盟运动为代表的第三世界国家在美苏冷战中后期真正成为第三势力,伊斯兰国家的团结合作在第三世界国家与新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斗争中进一步加强,泛伊斯兰主义成为新的权力因素得以兴起,这成为巴基斯坦在这一时期不断强化其伊斯兰选择的重要原因之一。继阿里·布托之后主政的齐亚·哈克在这一国际大背景下将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化推向极致。 齐亚在成为最高军事首长后用“信仰、虔诚、为主圣战”(Iman, Taqwa, Jihad fi Sabil Allah)的教条改造军队,在军营内建立清真寺和祈祷堂,在训练课程中加入宗教内容,并经常将伊斯兰促进会领袖毛杜迪的著作授予其下属作为最高奖励。政变上台后,齐亚试图在宗教信仰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他在接管政权后的首次讲话中强调,“事实证明以伊斯兰名义建立的巴基斯坦,只有坚持伊斯兰才能生存。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对国家来说建立一个伊斯兰体系是重要的先决条件。” 1978年4月,齐亚在接受BBC记者访问时公开宣称自己是真主的坚定信仰者,并承认他在进行“纯洁”巴基斯坦的使命。 之后他又多次强调伊斯兰和“两个民族”理论是巴基斯坦的基础和先决条件,并在政治上利用伊斯兰促进会等宗教政党和组织,而后者则认为齐亚的政策措施是“巴基斯坦和伊斯兰续订盟约”。苏军入侵阿富汗之后,巴基斯坦面临苏联和印度两个方向上的双重威胁,齐亚军人政权的地位因此得到强化,此时巴基斯坦伊斯兰化的进一步发展,是基于加强国家团结和凝聚力的现实理由。伊斯兰化从政治、经济、司法领域渗透到教育和宣传,教科书被用于美化战争、宣传对印度的仇恨以及对军人统治的支持,巴基斯坦被描述为伊斯兰的堡垒。 而在外交领域,齐亚则继承了布托的政策思路,积极参与伊斯兰国际合作,成功领导和组织伊斯兰会议组织和亚洲穆斯林国家会议的活动,并大力推进“伊斯兰原子弹”的研制。

  齐亚·哈克之后,巴基斯坦进入长达十年的两党轮流执政时期,伊斯兰化在人民党的贝·布托和穆斯林联盟的谢里夫主政期间惯性发展,部分原因是民选政府对军队以及宗教集团权势的默认和妥协。 而冷战结束和两极格局解体又进一步迫使巴基斯坦充分发掘其身处中亚和西亚连接部特殊地理位置的战略价值,在更大程度上利用伊斯兰选择获得这两个具有伊斯兰属性特征的地区的战略支撑。

  军人集团于1999年再度夺取国家权力,巴基斯坦的伊斯兰战略选择也发生了延续和变化。穆沙拉夫将执政重心放在恢复国家经济建设上,选择了温和穆斯林主义的政策路线,逐步与伊斯兰政治化和极端化拉开了距离。此后受“九一一”事件以及国际反恐战争的影响和冲击,巴基斯坦在2004年前后开始积极宣传“温和文明论”的观点,试图调和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现实冲突,强调穆斯林世界将抵制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但同时西方发达国家也应该公正对待穆斯林国家并支持穆斯林国家发展社会政治经济。“温和文明论”的概念和观点后来在马来西亚伊斯兰首脑会议上由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正式提出并被与会各国领导人接受和采纳。而在穆沙拉夫下台和人民党全面主政之后,扎尔达里政府也继续执行了温和穆斯林主义的政策路线。

  三、联盟

  早期国家领导人真纳和里阿夸特的既定方针是与美、英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集团联盟,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在思想理念上对西方世界的认同,更是由于美国已经成为世界首要强国而英国仍然主导着巴基斯坦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早在1947年4月,真纳和里阿夸特就分别向英属印度末任总督蒙巴顿勋爵表达了巴基斯坦与英国建立防务联系的兴趣。5月,真纳向美国外交官理查德·哈尔宣称,巴基斯坦和其他穆斯林国家将团结一致抵抗苏联可能的侵略,希望得到美国支持。 

  印巴分治和第一次克什米尔战争爆发后,巴基斯坦立刻放弃表面宣传的“中立主义”和“和平主义”,加速倒向西方国家集团。1950年5月,里阿夸特出访美国和加拿大寻求支持,受到了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热情欢迎。朝鲜战争的爆发和美苏冷战的扩大化也凸显了巴基斯坦的战略价值。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美国开始寻求减少在朝鲜的介入,转而致力于加强前线国家的军事能力建设,构建以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伊拉克等国组成的“北层(Northern Tier)防御体系”,而巴基斯坦也将之视为获得军事和安全资源的绝好机会,巴基斯坦军政核心人物阿尤布·汗在访问华盛顿并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会见后,巴美两国开始致力于建立牢固的战略联系。

  巴基斯坦于1954年与美国签订了联合防务条约并加入了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次年又加入巴格达条约即之后的中央条约组织(CENTO)。这些条约确立了巴基斯坦与西方国家集团的联盟关系,巴基斯坦由此获得了大量军事装备和经济援助,并利用联盟关系达到了保证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的双重作用。

  但美国政府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积极与印度发展战略关系,试图借中印矛盾和冲突将印度拉入西方阵营,并极力劝说巴基斯坦在中印对抗中保持中立。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爆发后,美国不仅向印度空运武器,还与印度签订军事援助补充协定并派出军事代表团正式进驻印度。 巴基斯坦将美国的这一举动视为对自己的背叛,并担心印度利用美苏等国提供的武器建立对巴战略优势,其联盟政策由此发生转向。阿尤布的政治和外交团队开始积极主动地与苏联以及中国等敌对阵营国家发展经济和政治合作关系。1963年前后,巴基斯坦通过边界及经贸协定、政府高层互访以及在联合国大会提供政治支持,与中国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随着巴美关系因为1965年印巴战争中美国对巴实施武器禁运而降至冰点,中巴合作关系日趋紧密,中国向巴方提供无息贷款和经济技术支援,并在战争期间给予巴基斯坦战略支持,两国形成了事实上的联盟关系。

  60年代末70年代初,由于苏联开始采取战略进攻姿态而印度不肯真正放弃印苏战略联系,美国开始重新审视巴基斯坦的战略价值,美巴关系得以转好,巴基斯坦也抓住时机给予积极回应并充当美中两国建立正常国家关系的沟通桥梁,成功实现了巴中美三国之间的战略合作。正是由于这种战略合作关系对印度和苏联形成的牵制,巴基斯坦才得以在1971年内战和第三次印巴战争后保全其主权领土的主体部分,而巴基斯坦的联盟战略选择也因此才真正体现其事关生死存亡的重要价值。

  阿里·布托主政后,巴基斯坦在继续强化同美国和中国联盟关系的同时,开始提升和扩大与伊斯兰国家的战略合作和联系,逐步形成了巴基斯坦联盟体系中的三大重心。巴基斯坦在国际外交中积极参与泛伊斯兰运动并全力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对以色列侵略和压迫的斗争,而中东伊斯兰国家特别是沙特等海湾国家则给予巴基斯坦及时和必要的政治和经济支持。在齐亚·哈克政变特别是下令处死前总理布托后,巴基斯坦几乎失去所有盟国支持,但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给巴基斯坦对外关系的改善和联盟体系的重建带来了转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对地区形势造成巨大冲击,随后的苏军入侵阿富汗更是彻底破坏了美国在海湾和中亚地区的战略布局,齐亚敏锐地觉察到美国的需要,将巴基斯坦建成抵抗苏联扩张的“前线国家”,重新赢得了美国的支持。 巴基斯坦同时也进一步加强了同沙特、阿联酋和中国的战略合作,利用后者的安全和利益需求获取外部资金和军事技术支援。此外,巴基斯坦积极改善与孟加拉国的关系,通过响应其关于建立区域合作机制的倡议加强和巩固与南亚中小国家的战略联系,以此牵制印度的地区霸权主义。

  齐亚之后的两党轮流执政时期,巴基斯坦继续坚持以美国、中国和伊斯兰国家为重心的联盟战略,同时与各世界大国和地区重要国家发展友好合作。但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使得巴基斯坦在国际和地区层面的战略价值相对下降。美国重新开始积极发展对印关系,并极力遏制巴基斯坦的核能力建设,巴基斯坦也因此在继续巩固巴中合作的基础上积极发展与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的关系,以求建立大国平衡的外交体系。然而由于巴基斯坦匆忙承认和支持具有宗教极端主义倾向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坚持与印度对抗并进行六次核试爆从而正式宣布成为有核武器国家以及发生军人集团推翻民选政府的政变,其苦心经营的联盟体系遭受极大冲击,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陷于空前的国际孤立。

  “九一一”事件及其之后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为巴基斯坦的外交困境带来了转机,穆沙拉夫表示将不遗余力支持美国,美巴关系得到逆转。 通过参与反恐战争,巴基斯坦改善了自身国际形象,赢得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同时也获得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的巨额资金援助。美国政府免除巴基斯坦10亿美元债务并联合其他西方国家直接提供14亿美元反恐援助,同时重组125亿美元双边债务。根据该债务重组计划,在38年偿债期的前15年,巴基斯坦无须偿还任何本息,此外巴基斯坦还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3.4亿美元扶贫低息贷款和亚洲开发银行10亿美元优惠贷款。2002年穆沙拉夫访美,两国重启长期伙伴关系。不久,美国又向巴基斯坦提供6亿美元反恐军事援助和2600万美元经济援助,之后在2003年和2004年又分别追加5亿美元和4亿美元援助。两国同时还重启军事合作,布什政府同意从2005年到2009年每年向巴提供3亿美元安全援助。 巴美同盟关系在巴基斯坦成为美国的“非北约主要盟国”后达到顶峰,穆沙拉夫政府也由此赢得了重要的内政外交资源。此外,巴基斯坦还积极巩固巴中关系和发展巴俄关系,与中国和俄罗斯开展了广泛的经贸、军事和技术合作。2005年巴基斯坦正式成为“上海合作组织”观察员,这是巴基斯坦1996年以后特别是2000年以来长期努力不懈发展与中国、俄罗斯和中亚国家更紧密战略合作关系的重大成果。

  人民党的扎尔达里主政之后,巴基斯坦延续了穆沙拉夫时代的联盟战略。与美国的同盟关系通过反恐战争和阿富汗问题得以继续维系和强化,扎尔达里同时还通过美国牵头组织的“巴基斯坦之友小组”寻求外部的财政支持以应对国内经济衰退和国际经济危机冲击。巴中关系继续在双边框架内平稳发展,扎尔达里本人和政府高层频繁访华,洽商经贸合作,考察农业和科技项目,同时寻求中国的政治经济支持。与中亚、中东国家的联盟合作关系则在泛伊斯兰主义的基础上增加了能源资源合作等新的政治经济因素。

  四、进攻性防御

  印巴分治和印度依据“地理强制性”归并中小土邦激化了巴基斯坦对印度的恐惧和仇恨,而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北方邻国阿富汗均认为巴基斯坦缺乏存在的根据和可能性。独立后不久,穆斯林联盟的《黎明报》发表社论,宣扬“枪炮胜过黄油”,呼吁建立更强大的和装备更好的军队来保卫巴基斯坦神圣土地,暗示军事已经成为巴基斯坦最为优先的事务。而此时克什米尔土邦归属问题成为印巴两个新生国家竞争的焦点。为获得这片极具战略和经济价值的领土,巴基斯坦积极支持克什米尔土邦内部的穆斯林自由独立运动,但印度则利用印度教土邦主的政治困境抢先签署归并协议并占据土邦首府和克什米尔谷地,第一次印巴战争由此爆发。由于实力差距和英国拒绝给予支持,战局对巴基斯坦非常不利,巴基斯坦最终只能接受联合国调停的协议,仅获得了克什米尔五分之二的土地和四分之一的人口。此后巴基斯坦只能采取政治进攻和军事忍耐的策略,利用联合国和部分大国的外交支持,不断重申其归并克什米尔的要求和主张。

  60年代,巴基斯坦情报和研究机构国家重建局(BNR)向阿尤布·汗总统提出了国家安全方面的建议,强调巴基斯坦不仅面临次大陆内部印度的威胁,同时也面临来自阿富汗和苏联的威胁,指出巴基斯坦不能仅仅依靠与美国的联盟,建议国家在努力获得先进武器装备的同时应充分利用丰富的人力资源发展非正规战争(Irregular Warfare)。 而阿尤布本人也强调巴基斯坦应该建立具有充分的进攻和防御力量的军队以平衡印度的威胁和突然进攻。1965年,巴基斯坦强硬派势力利用尼赫鲁病逝后印度政局不稳以及印控克什米尔出现穆斯林骚乱的时机开始实践关于非正规战争的规划。在两国库奇兰恩地区的冲突逐渐平息之后,大量武装分子被派遣渗透进入印控克什米尔地区,以期内应外合发起更大规模的穆斯林反抗分离活动。但印度以大规模进攻反击巴方的战略企图,战火从克什米尔蔓延至印巴两国国际边境线,巴基斯坦被迫进行紧急动员和全面战争。第二次印巴战争最终在联合国和苏联调停下结束,两国元首夏斯特里和阿尤布共同签署《塔什干协定》,巴基斯坦通过非正规战争改变克什米尔现状的目的没有实现。战争造成了国内严重政治危机并最终导致了1971年内战和印度的干涉,面对东巴基斯坦不可避免的分离,巴基斯坦在西线战场展开攻势,试图挽救败局和被印军包围的东部军队,但未能获得成功。 

  第三次印巴战争的失败改变了巴基斯坦的政治现状和印巴力量对比,巴基斯坦失去了六分之一领土和一半人口,至此再也无力与印度正面对抗。阿里·布托上台后不得不接受承认战败和克什米尔现状的《西姆拉协定》,并继而着手重建国家和军队。 在改革军事体制和加强军事能力的同时,发展核武器成为布托政府进攻性防御政策的重要内容。印度于1974年进行了核装置试爆,并于1975年正式宣布成立克什米尔邦,迫使巴基斯坦加快了核武器技术研发。布托直接过问核技术项目,并从国外争取资金和技术支持,为此他强调“伊斯兰也要像其他文明那样获得核能力”,“即使吃草和忍饥挨饿也要造出自己的原子弹”。 

  齐亚·哈克执政后延续了布托时代的强军政策,加快质量建军和研发战略武器。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巴基斯坦依靠美国、沙特等国的武器、资金和情报支援积极支持阿富汗抵抗派别,将巴阿边境地区的难民营建成了“圣战”基地。而在对印防御方面,齐亚不仅在锡亚琴冰川地区与印度进行直接对抗和争夺,还在克什米尔和印度旁遮普地区发动渗透和隐蔽行动,在战略上袭扰和牵制印度。

  1989年在军方最高领导人陆军参谋长贝格的直接领导下,巴基斯坦进行了代号为“信徒突击”(Zarb-e-Momin)的联合军事演习。演习涉及陆军3个军、2个炮兵师、1个防空师、2个装甲旅以及空军主力部队,提出了“进攻性防御”的概念。根据这一概念,巴基斯坦军队于90年代在旁遮普和信德地区建立了强大的中央预备集群,设想一旦印度对巴发起侵略战争,该集群将依托其他部队的防御,越过印巴主要国境线,向印度纵深地区进行攻击,以强有力反击粉碎印军的攻势。由此巴基斯坦在经历了四十余年艰苦的军事斗争实践后正式明确提出了“进攻性防御”的战略政策。

  贝格接管军队后将核武器当作巴基斯坦重要的战略资产。事实上民选政府也将其视为保护伞和有效的反击武器。贝·布托坚决拒绝美国对巴基斯坦提出的放弃核能力的要求。此后,巴基斯坦不顾国际社会要求,在联合国大会相继延长和通过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95)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1996)后,以印度等准核国家拒绝签署协议为由,拒绝参与这两个国际公约,坚持自主的核选择权。此外,巴基斯坦还积极介入阿富汗内战以扩大对印防御的战略纵深,三军情报局(ISI)先与希克马蒂亚尔和拉巴尼合作,后积极支持塔利班(学生军)组织扩张势力范围,巴基斯坦也成为少数几个公开承认塔利班政权的国家之一。

  谢里夫第二次上台执政后,与军方和宗教保守势力采取一致行动,不顾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反对,坚持发展以核武器为核心的战略打击能力。1998年4月8日,巴基斯坦成功试射了射程1500公里的“高里”导弹。5月28日,巴基斯坦在印度进行五次核试爆之后,在俾路支省贾盖地区进行了五次核试爆,随后又在30日进行了一次核试爆,以显示巴基斯坦的能力和抵抗决心。在克什米尔问题上,谢里夫政府积极支持穆斯林“自由战士”的抵抗运动,在印巴核试爆竞赛后不断加强巴军在克什米尔的军事部署,并利用穆斯林武装分子向卡吉尔地区进行渗透。此举导致1999年5月巴印两国正规军发生交火,冲突随之升级,在战局不利和美国及国际社会压力不断增大的情况下,巴基斯坦才于7月4日宣布停火。

  穆沙拉夫夺取政权后在推进印巴和平进程的同时继续坚持进攻性防御的战略选择,不断强化军事能力特别是战略打击能力建设,同时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继续坚持正规军对抗和“自由战士”袭扰的两手。而扎尔达里主政之后,安全和军事问题的话语权依然由态度强硬的军方主导,政府也因此无法在反恐、克什米尔和核问题方面向印度做出任何让步,甚至在2008年孟买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对印采取了对抗性姿态。

  五、三大选择的局限与矛盾

  伊斯兰、联盟、进攻性防御三大战略选择均服从和服务于巴基斯坦国家安全、生存以及成为穆斯林中等强国的最高目标,但三者又存在着内在局限和相互矛盾。

  伊斯兰在本原意义上是先知穆罕默德创立的宗教,是全体穆斯林的信仰,但它同时又是一种意识形态、组织方式和社会运动,并且一直延续政教合一传统,与国家权力和公共生活秩序紧密联系。 伊斯兰是维系巴基斯坦国家团结和安全的重要纽带,然而对其具有多重性质的含义和作用的不同理解却造成了极大的内部紧张,教派斗争和利用伊斯兰问题进行的政治权力斗争也始终贯穿巴基斯坦国家发展史。1953年巴基斯坦制宪会议指定的穆尼尔委员会(Munir Commission)没有能够准确回答“伊斯兰是什么”而导致宪法难产。 1971年以后巴基斯坦国内国际环境的变化则又导致伊斯兰向政治化和极端化方向发展。冷战结束后直至当前,具有伊斯兰色彩的恐怖主义活动和反政府活动以及由此造成的安全局势的恶化成为巴基斯坦国内局势的鲜明特征之一。国家缔造者建立民主和现代化国家的目标迟迟不能实现,政府和反对党以及各派势力之间由于对伊斯兰的不同理解和争论在国家发展道路问题上难以达成意见一致,从而造成政治不稳定和政策执行混乱,而伊斯兰第一还是国家第一,也永远成为巴基斯坦政策选择中的一个难题。

  联盟是一种国家间合作,经典现实主义认为它是利益一致的产物和维持均势的重要手段,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则进一步扩展其理解,强调联盟源自对威胁反应、制度的约束以及文化认同和价值观共享。 联盟是寻求国家安全的重要途径,但联盟形成之后,国家在获益于联盟的同时也将面临联盟内外的双重压力。不管国家采取何种对内或对外立场,它都有可能被盟友牵连(entrapment)或者抛弃(abandonment),同时联盟行为也将内在地使联盟国家陷入联盟的安全困境,国家加入或组织联盟获得权力增长和安全感的行为将导致敌对方的不安全感并同样选择参加或组织联盟的行为。 而巴基斯坦的历史实践也证明,联盟的战略选择对其而言始终是损益参半的。

  进攻性防御要求以防御为基本立足点同时采取进攻性的策略来争取战略主动。尽管这一学说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才被巴基斯坦正式确认,然而作为一种战略选择以及军事斗争经验的总结和延续,“进攻性防御”始终贯穿于巴基斯坦建国之后的历史实践,“以防御为立足点,以进攻为基本手段”的模式也时刻体现在武装斗争和军事准备的方方面面,但进攻性防御天然地存在内在平衡的问题。在最基本意义上解构进攻性防御,其内在的进攻和防御的两种因素在某种程度上特别是在战略执行过程中形成对立和矛盾,而强调以进攻手段达成防御目的,在某种意义上又形成了对进攻的偏好,这种偏好可能会忽视防御本身的含义和作用。此外,进攻性防御将视野局限于军事和安全问题,过度占用和消耗本就不足的战略资源,在事实上造成了巴基斯坦军强民弱、军重民轻的政治经济现实状况。

  三大战略选择之间还存在着相互矛盾。事实上,自巴基斯坦建国起,宗教性质的民族主义、与西方的联盟以及与印度对抗形成的政策的三个支撑,它们相互影响,有时是以细微的和不可觉察的方式,有时甚至需要对某个部分进行曲解以使之相互适应。

  伊斯兰和联盟的矛盾主要在于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协调与合作往往与伊斯兰的性质与要求相抵触。由于信仰和宗教在穆斯林社会与民族中占据着中心的地位, 这使得它不得不去迫切地寻求一种与西方世俗的和民主的民族国家有所不同的政治天命。事实上,伊斯兰作为一种独立的意识形态,有其特殊的主张、利益和要求,既反对共产主义的扩张也反对资本主义的腐蚀。而长期以来伊斯兰世界的主流对在全球拓展其利益和价值观的美国存在一种反感和敌视情绪,与强大的美国建立一种主要的和紧密的同盟关系尽管是一种现实需要,但在一定程度上必然疏远与广大穆斯林和大多数伊斯兰国家的关系。特别是“九一一”事件之后,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在穆斯林世界引发和积聚巨大的内部紧张并严重牵动大国关系,国际关系出现局部重组趋势。这种状况也影响到巴基斯坦,尽管穆沙拉夫已经宣布支持美国,但穆斯林特别是边境部落民众依然大量越境涌入阿富汗,要对美国的侵略和占领进行“圣战”。而2003年美国攻占伊拉克更令巴基斯坦陷入一种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出于共同信仰巴基斯坦应该支持伊拉克,而出于同盟关系巴基斯坦又应该支持美国。当前的扎尔达里政府也未能摆脱这种两难,即按照宗教和民族情感巴基斯坦应当有独立自主的反恐立场和行动,但是不按照美国的要求予以配合可能就会断绝了最大的政治经济外援。

  联盟和进攻性防御的矛盾主要在于盟友的战略目标往往与巴基斯坦针对印度的目的相违背。事实上,美国、中国和其他主要伊斯兰盟国尽管将巴基斯坦视为战略盟友,但却从未将印度作为自己的主要敌对对象,也并不支持巴基斯坦针对印度进行武装冒险,相反在冷战结束后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的进程中,均将印度视为现实的或潜在的战略合作伙伴。特别是巴基斯坦最主要的盟国美国,自印巴分治之初开始就一直没有放弃拉拢印度的努力,甚至一度放弃巴基斯坦转而支持印度。此外美国在战略武器和反恐问题上始终对巴基斯坦采取压制态度,而战略武器和代理人战争是巴基斯坦进攻性防御最为重要的两种非常规手段,因此联盟实际上成为进攻性防御的一种牵制和负担。但是如果没有联盟给予的政治、经济和技术支持,巴基斯坦几乎又不可能独立面对印度的压力,更无法执行进攻性防御的战略。因而巴基斯坦在实践中往往采取机会主义的态度和方法,在观察战略时机和计算得失成本的基础上对两者加以平衡或者择其一而为之。

  进攻性防御和伊斯兰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标准的矛盾中。进攻性防御是基于现实主义的选择,要求理性对待实力差距,保持目标的有限性以及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平衡。而伊斯兰作为动员工具,则要求强化敌我阵线区分,往往将分歧和矛盾扩大化并经常以道义理由挟持现实行为。两者特别是在对待“圣战”态度问题上产生了不易调和的分歧。进攻性防御要求对穆斯林“自由战士”的抵抗和分离运动有所约束和节制,因为后者尽管是进攻性防御战略选择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只是非常规的辅助性手段,同时过度利用后者将招致敌方大规模报复并使己方被动卷入全面对抗,损害战略防御的基本立足点。但是伊斯兰选择则要求鼓励或者至少不限制“圣战”,因为后者是穆斯林应尽的职责和义务,“卫道”、“自由”和“解放”是其主要目标,审慎节制以及避免实力和资源的过度消耗不在其考虑范围之内。

  结 论

  当印度宣告要成为“有声有色的大国”时,巴基斯坦的缔造者声称这片“清真之地”和“纯洁国度”是“世界之轴”(Pivot of the World)和“亚洲心脏”(Heart of Asia)。这种隐喻暗含着巴基斯坦的地位、命运以及抱负,也在事实上表明了巴基斯坦作为一种理想和作为一个国家的双重意象。 六十余年来,地缘环境、意识形态、文化传统、资源实力等因素成为巴基斯坦努力强化自身身份、寻求外部援助的基本动力,维护生存与荣誉以及与印度对抗也成为其战略选择的不变主题。以穆斯林中等强国为孜孜以求的远大目标,伊斯兰、联盟、进攻性防御作为三条不变的线索始终贯穿于巴基斯坦的战略选择的历史实践,而主政者在何种程度上理解和把握巴基斯坦的战略资源、能力、环境和历史使命以及如何克服三大选择的内在局限和平衡三者之间的相互矛盾,决定了巴基斯坦的过去,并同时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巴基斯坦的当下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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