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国际制度的 “武器化”缘于大国利用国际制度以实现本国私利的倾向.它是一国基于对制度收益的权衡,针对竞争对手所采取的一系列国际制度行动.美国为应对中国崛起实施的国际经济制度战略进一步彰显了国际制度 “武器化”的趋势.自美国对华态度从 “接触”转为 “竞争”以来,奥巴马、特朗普与拜登三任美国政府在 “竞赢中国”这一相同战略目标下选择了迥异的国际制度行动.这种差异缘于他们权衡个人选举利益和国家战略利益之后所形成的不同制度战略偏好,进而塑造了其能够实现自身目标诉求的有效方略.奥巴马在较小选举压力下能够着重追求战略利益,全力推动旨在 “规锁”中国的TPP谈判;特朗普发动的对华 “贸易战”是选举利益主导下以制度破坏方略对中国进行的直接打击;拜登试图在选举利益和战略目标之间保持平衡,从而创新国际制度,利用制度组伴方略推出IPEF这一区域合作架构,在最大程度上保全自己选举利益的同时选用新型 “制度武器”助力同中国的战略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