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合作背景下的中国东盟关系：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2011年10月15日、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广西民族大学中国—东盟研究中心和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共同主办了题为“区域合作背景下的中国东盟关系：回顾与展望”的学术研讨会。来自广西民族大学、厦门大学、云南民族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外交学院东亚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防大学、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和中国社科院亚太所等机构的学者及商务部、外交部和发改委的相关官员参会。
中国驻东盟大使佟晓玲、商务部国际司副司长孙元江、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部长朱成虎将军、中国社科院国际学部主任张蕴岭研究员和中国—东盟中心秘书长马明强分别做主旨演讲。佟大使指出，中国与东盟的关系是相互借重、相互提升影响的过程。随着中国影响力从周边拓展到国际，中国与东盟正在经历一种双向适应。中国一方则需要在精神、物质和操作层面突破传统外交，提高大国外交的素质与质量。孙副司长着重分析了中国与东盟关系中的美国因素。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正式启动、东亚合作进程的迅速发展，美国重新将自己的战略重点放在东亚，并竭力在区域合作上占据自己的位置。美国提出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将对东亚合作产生很大冲击。中国应以开放态度应对外部挑战。朱将军指出，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的发展存在不平衡。一是政治关系冷、经济关系热。二是与东盟不同国家间的关系不平衡。马秘书长将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它们是建立对话伙伴关系、睦邻互信、战略伙伴和美国重新进入东亚后的重塑阶段。张蕴岭主任首先分析了新形势下东盟为保持自己在东亚合作中的中心地位而发生的诸多变化，继而对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未来发展指出了方向，即成为推动开放、全面打造经济区的平台。
与会学者首先全面评估了中国—东盟自贸区对东亚合作、中国与东盟关系的作用。云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杨虹分析了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对东亚合作的意义。她指出，东盟是实现东亚地区融合唯一可靠的基础，而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则是东亚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南中国海问题的凸现加大了中国与东盟双边关系的不确定性。关于二者关系的未来发展走向，杨虹认为异质性大于同质性。
中国社科院亚太所区域合作室主任王玉主副研究员着重对自贸区建设与中国东盟关系进行了战略评估。他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是中国与东盟关系的载体。中国对双方关系最初设定了相对清晰的目标，即拓展市场和原材料的供给地、为长期持续增长提供条件。他认为，中国和东盟的双边关系具有不断演进的战略目标，即除构筑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外，还要进行战略塑造。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教授韦红指出，自贸区承载的功能取决于它将如何发展。如果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关系互补性大于竞争性、东盟对中国的市场依赖大于对西方市场，那么中国—东盟自贸区是能够具有政治功能的。她认为，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快速发展实际上是跨国公司在产业链条的作用，而中国—东盟自贸区的作用不够、尚未达到实现政治目的所需的经济相互依赖程度。
在评价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成绩时，商务部国际司处长毛天羽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的经济发展，不仅体现在进出口贸易的增长，更是中国经营周边战略的一部分。双边合作的制度化规范，有助于建立对未来交易稳定性的信心。他认为，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战略目标需要与时俱进。一方面，中国使得东盟经营以自己为中心的合作具有更好的基础。另一方面，中国—东盟自贸区对于东亚国家间的合作具有引领作用。然而同时，他还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发展存在一些滞后。这需要我们将自贸区做实，其中提高中国—东盟自贸区优惠的利用率便是首要问题。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亚非研究所袁波副研究员全面研究了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设成效与问题。她认为自贸区取得了如下成绩，即增进政治互信、促进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的发展、增加各国企业与消费者福利、改善中国与东盟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地位。同时，她也对自贸区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类。具体包括：自贸协定本身存在的问题，自贸协定实施过程中的问题，中国东盟固有的问题，由外部因素介入引起的问题。她建议，与时俱进、及时修订中国—东盟自贸区协定相关条款；采取务实措施、使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在更多领域取得更大实效；区别对待东盟成员国，解决其在自贸区中受益不平衡问题；重视与有关国家进行双边协商、谋求南海稳定；在推进东亚区域合作中坚持东盟的中心地位，考虑东盟的感受。
与会学者还从非传统安全的视角对中国与东盟关系进行了分析。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教授韦红着重探讨了东南亚地区非传统安全合作架构与中国的策略选择。她认为，在东南亚形成了相互支持、相互竞争的机制架构，中国需要以双边、小规模为主体、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两条腿走路。关于如何对待区域外大国对中国的不利影响，韦红指出，尽管东盟与西方大国合作有牵制中国的意图，但是，东盟与这些国家间的竞争性给予了中国以机会。同时，她认为，中国需要加强与以美国为首西方大国的合作。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王利文也从非传统安全视野下探讨了中国与东盟合作。他指出，由于非传统安全的影响具有外部性、跨国性，加强合作是中国与东盟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的理性选择。目前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传统安全影响非传统安全合作，二是尊重东盟的社会文化规范。
关于华人华侨在中国与东盟关系中的作用，与会学者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教授李一平充分肯定了东南亚华商对中国与东盟经济关系发展的推动作用。广西民族大学中国—东盟中心主任黄兴秋则认为应该辩证地评价华人华侨的作用。他指出，改革开放之初华人华侨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但华人华侨在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等东盟国家的经济实力很强，而政治地位则很低。因此，在政治处境不利的情况下，华人华侨目前参与沟通中国东盟关系的作用有限。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副院长王勤教授也认为，华商在中国与东盟关系中的角色和地位值得商榷，特别是考虑到区域生产网络下跨国公司对东亚区域内贸易的推动作用。中国社科院亚太所研究员周小兵指出，华商对于中国与东盟关系不但具有正面作用，而且造成很强的负面影响。他认为，华商的中介作用很难升级为高级作用，这意味着华商对于中国与东盟关系的促进作用是阶段性的。
此外，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副院长王勤教授还从区域生产网络的角度探讨了中国东盟经济关系。他分析了亚洲区域生产网络格局的变化、亚洲区域生产网络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相互促进作用以及亚洲区域生产网络下的产业升级与转移。他还探讨了亚洲区域生产网络与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可持续发展。在他看来，中国—东盟自贸区属于南南合作型自贸区，而南南合作型自贸区尚无成功先例。而中国—东盟自贸区能否走出这一怪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亚洲区域生产网络的未来发展。
关于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的挑战与前景，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东南亚研究所所长李晨阳教授指出，二者互联互通的动力来自双方的政府层面。尽管中国与东盟的动力很大，但在互联互通方面仍面临诸多现实问题。其中，中国与东盟在互联互通的概念上存在一些差异。东盟的互联互通包括：物理方面（交通、运输、信息通讯、能源）、机制方面（贸易投资、服务协定、企业和员工的能力建设）及人与人方面（教育、旅游）。而中国的互联互通则涵盖产业方面的互联互通。因此，他指出，中国与东盟的互联互通概念需要进行匹配。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副教授范宏伟分析了东盟对缅甸的鸵鸟政策。他着重探讨了东盟对缅甸政策的动力和机制。在他看来，东盟接纳缅甸的动机出于对东盟十国构建的构想、使自己成为地区舞台的一股力量。而缅甸的加入对于这一构想的实现不可或缺。另外，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东盟不愿缅甸游离在地区之外、进而置于其他大国的控制之下。在安全和经济利益方面，东盟担心缅甸局势失控将影响整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范宏伟认为，东盟国家在缅甸的经济诉求和利益不一致、在涉及主权问题上反对干涉内政的现实主义，使得东盟缺乏解决问题的手段和途径。
最后，广西师范学院副教授李尔平从地方利益与国家利益建构的角度分析了广西—东盟合作的成就与问题。她指出，广西通过承办中国—东盟博览会获得经济、社会与文化的新发展，基本实现地方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结合。但同时，广西在追求目标上与国家不完全一致。广西主要追求经济利益，而国家追求的是综合的战略利益。她建议，作为中国—东盟交往的前沿阵地，广西应该有更多作为，即转变观念、提升广西的对内对外形象；吸纳大众参与中国—东盟博览会、并为其参与提供支撑体系。
（王玉主 富景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