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战略院 沈铭辉 武汉大学 余振、张洪敏）

　　当前，WTO主导的多边贸易自由化进程进展缓慢，由大国主导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日益受到关注。作为全球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地区，亚太涵盖着世界经济中最主要的经济体。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以及其中的大国关系尤为引人注目。2012年4月5号，“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中美经贸合作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召开，本次研讨会由中国美国经济学会和中国亚太学会共同主办，其承办方分别是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武汉大学美国加拿大经济研究所、武汉大学国际商务研究所。中国美国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张彬教授、武汉大学中国中部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张建清教授和余振、胡艺、杨勇博士及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区域合作室主任王玉主研究员和沈铭辉、富景筠博士出席了此次会议。此外，武汉大学世界经济系的部分研究生及本科生也参与了此次研讨会。

　　会议伊始，武汉大学张建清教授对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王玉主主任、沈铭辉博士及富景筠博士的到来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其次张教授指出此次研讨会是纯粹的学术交流活动，希望大家能值此机会，畅所欲言，互相促进，共同进步。然后张教授高度评价了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同时谈到武汉大学对美国及亚太经济一体化的研究很深厚。因此，张教授表示与会双方有很好的交流基础，此次研讨会一定会取得圆满成功，这无疑也将推动当前对亚太及全球战略的研究，并对中国的战略选择提出一些有益的建议。

　　张彬教授首先做主旨发言。她就从新地区主义视角对APEC经济技术合作进行了分析。她指出，经济技术合作是APEC的重要支柱。在新地区主义框架下，经济技术合作可以看作是APEC成员为了获得集体利益而开展的集体行动，它的发展“瓶颈”主要源于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问题。理论上，“搭便车”问题可以通过“轴心机制”来克服。对于经济技术合作而言，如果要克服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问题，则需要推动经济技术合作的制度建设。目前，推动APEC经济技术合作的制度建设可以从规则、组织两个层面展开。前者即建立相关规则来推动合作项目的开展。其优点是最大限度地尊重各个成员方的意见，比较容易获得成员方的支持。但它的缺点在于谈判成本比较高，在处理具体事情上缺乏灵活性。组织层次即建立和健全指导经济技术合作开展的各种组织机构，从组织制度上支持经济技术合作的开展。这个层次的制度建设有助于强化经济技术合作过程中的规则制定、运作协调以及事后监督，但由于APEC成员在加强APEC组织制度建设问题上仍存在分歧，因此它的实现需要克服巨大的阻力，在近期内难以实现。

　　王玉主做了对《中国-东盟自贸区评估》的特邀报告。王玉主主任首先介绍了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发展历程，并指出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涉及货物贸易协议、服务贸易协议和投资协议这三个方面，虽然双方合作并不单纯的仅限于经济方面，但作为自贸区，如果经济方面的目的达成得还好，那就不能以其他的目的为理由而否定它。近几年来看，中国-东盟自贸区在经济合作方面发展态势比较积极，但我们还要从学术角度给出一个讲理的分析，以确定其经济合作的目标是否达到。王玉主主任认为，东盟的发展有着内外两个因素，尤其是在1997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大多东亚国家开始想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并建立区域内部的联合时，东盟就一直在不断拓展，因而就有了10+1、10+3以及10+6的出现。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可以形成某种权力，这也铸造了当前在东盟的10+X合作中东盟的核心地位。但是东盟本身也有着诸多问题，其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东盟缺乏强大的凝聚力与强有力的组织，难以将这些零散的国家捆绑在一起，东盟的核心地位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当前的东亚合作也正面临着亚太合作的覆盖。随后，王玉主主任又提到了时下备受关注的中日韩自贸区问题。王主任指出中日韩自贸区的推行受到很多现时因素的影响，其前景很难预测。日本在地震过后有非常大的悲情主义抵抗情绪，而韩国现在是一个跛脚的李明博政府，面临着非常大的政治挑战，中韩自贸区相对于中日韩自贸区是一个更有的选择。日本和韩国的这些问题就使得中日韩自贸区在现在的情况下很难推行，但说不定过后其政治环境的转变又会加速中日韩自贸区的建立。最后，王主任指出，我国在双边合作并不成功，其原因并不在于对方的不合作，而是我们国内的反对意见太高。随着各大利益集团逐步形成，各大部门的保护开始提升，我国是否应该继续坚持以双边为主、坚持东亚为基础，以及我们该如何应对当前的TPP，这些都是非常紧迫的问题。然而，寻找解决的办法时不仅要考虑本国内部情况还要考虑外部，我们有必要对东亚区域大国的战略进行研究，以确定中国下一步的区域合作战略该如何进行选择。

　　胡艺博士从东亚的经济模式及其与美国的关系的角度,来剖析了东亚合作的原因、问题、前景、出路和影响。首先，胡艺博士指出东亚合作是内外因的共同结果。一方面，东亚的增长模式是生产型的出口导向模式，这也就构成了东亚到目前为止对美国的一种不对称依赖，因此东亚经济合作就有了其外在的的需求。另一方面东亚国家的经济结构很相似，很容易在危机中引起连锁反应，这种经济的高度相关性就使东亚合作有了合作的内在需求。其次，胡艺博士指出，东亚模式的主要缺点是对美国依赖度太高，因此这就需要深度挖掘其内部的市场。对此，张建清教授指出中国这几年在扩大内需方面是不断退步的，扩大内需的可行性比较差。胡艺博士对此也表示了很大的认同，中国的消费一直在弱化，很多改革都是皮毛而未触及根本，因此中国要有魄力进行彻底的改革，但到底怎么改，改的成果会怎样，还都是很难说的。就东亚合作的前景，胡艺博士概括为——困难重重，这主要是因为不确定性因素太多。首先是内部政治上、经济上和领土上的纷争。东亚国家在出口市场上和产品结构上都有同质性，因此彼此之间的竞争性大于互补性，近年来钓鱼岛问题，朝核问题等也从未消停。其次是外部尤其是美国的干预。东亚国家对外部不对称的依赖结构就使得外部对于东亚合作有很大影响。那么东亚合作的希望在哪里？就此胡艺博士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观点。他认为，中国是东亚最大的市场，只有中国实行真正的战略上的转型，即从生产型转成像美国一样的消费型，东亚才可能形成以中国为主体的大市场，从而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当然中国的转型非常难，而且有很大风险，能否成功还很难去预测。最后，胡艺博士对东亚合作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做了一些比较深刻的剖析。他认为，东亚合作会导致中美贸易差额扩大，因而可能会加大中美贸易关系处理上的难度，并牵扯出很多问题。另一方面，如中国能够真正实现转型，那么中美将不再是相互依赖的关系，而是相对平等的关系，这样中美之间才可能真正地有竞争性。但转型仍然面临着很多的风险。

　　接下来，沈铭辉博士就美国的TPP战略，从TPP建立的原因、对中国的影响及中国的应对战略三个维度做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就建立TPP的目的而言，沈铭辉博士否定了“TPP可以加强亚太地区的经济联系”、“TPP是用来解决亚太地区的‘意大利面条碗’问题的”等说法。究其实质来看，沈铭辉博士认为美国推动TPP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是为了获得非传统经济利益，也就是影响国际规则的能力。因为美国通过TPP的推行，可以创造一种示范效应，把它在WTO之下推不动的纳入这个新的规则，这样就可以加强其在世界中的地位。对于这一点，余振博士也提出了一些精辟的观点，他认为美国的TPP是想在全球形成一个高水平的FTA标准，这就近似于是在做概念，让中国在区域合作中少了些气场，最终中国可能会在美国一再鼓吹的压力下，不得不加入，从而不得不接受美国制定的一些条款和要求。对此，王玉主主任也表示强烈认同。沈铭辉博士认为美国推动TPP的原因之二是对东亚合作的反应。美国不会纵容任何一种对其构成竞争压力的组织，就像欧盟的建立使美国立即组建北美自由贸易区一样，东盟10+X的发展及中日韩的合作让美国倍感威胁，并最终重返亚洲大陆。至于TPP对中国的影响，沈铭辉博士指出，TPP在中短期对中国经济影响有限，因为中短期之内TPP关键部分不在货物贸易开放，而在服务贸易和投资方面开放。但是TPP的长期的影响将非常明显，长期中TPP的影响可能不仅仅在经济方面，我们担心长期影响的主要原因是我们过分依赖于出口，我们的最终消费市场仍然在欧美。最后，沈铭辉博士就如何应对TPP提出了一些看法。如同胡艺博士所讲到的，沈铭辉博士也认为中国应对TPP的根本途径在于扩大内需，但考虑到其难度和现实的可行性，其过度途径可以是推动东亚合作，然后慢慢向内需过渡。此外，沈铭辉博士还特别强调了推动东亚金融合作的重要性。

　　余振副教授的发言围绕中国互利共赢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战略展开。他指出，中国已经参加了APEC等论坛性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并且与东盟等经济体开展了机制性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但是，其合作实施仍存在缺乏整体战略规划、共赢性措施使用不足等问题，需要结合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进行调整。他指出，中国应该在全面参与多层次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过程中，采取差异化、渐进的策略，通过加强总体规划、完善组织结构、明确微观主体等方式，提升中国参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总体水平。

　　然后，富景筠博士就自己研究的内容对《区域经济合作背景下的中日韩经贸关系》做了专题报告。她首先指出，一体化是有次序的，这种次序既可以是从贸易的一体化到货币一体化或也可以是从货币的一体化到贸易一体化，其中欧盟是遵循了前者的规律，中日韩的经贸关系应该也将是贸易先行的一体化模式。但是在中日韩一体化过程中，也同样不可忽视金融领域的合作。此外，富景筠博士还提到，贸易一体化是有初始条件和外生变量的，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杨勇博士就《多边化区域主义与亚太经济一体化》专题，围绕着多边化区域主义及中国在亚太经济一体化中的战略选择做了精彩的演讲。首先在介绍了区域主义与新区域主义之后，杨勇博士指出，当前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最新形式是多边化区域主义，因此在分析亚太经济一体化之前，就应该首先认识多边化区域主义。从面碗效应的角度，杨勇博士指出，多变化区域主义的发展动因有两个：一是源于经济体利益最大化最求；二是是实现资源国际配置的有效途径。当前多边区域主义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三种，分别是单个RTAS范围不断扩大、不同RTAS规则出现统一趋势和RTAS引入最惠国待遇。其次，杨勇博士就中国策略选择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中国过去的失误有三点：一是忽略大国身份，不能在区域合作中掌握主导权，导致现在收益定位不清；二是多边化区域合作的战略着力点失败，比如中国努力加入的亚太经合组织现在举步维艰；三是中国在FTA战略中没有把自己作为轴心国，应该建立1+X合作，而不是X+1的合作。杨勇博士认为这些缺陷对于我们在TPP中的战略选择提供了很好的启示，那就是我们完全没必要着急加入TPP，相反，我们可以向美国学习，有选择地多跟几个国家签订双边贸易协定。这样一来可以增大面碗效应，搅浑美国在泛太平洋地区的计划。其好处就是，因为已经跟一系列国家单独签订了FTA，即使不加入TPP，我们也不会在亚太经贸合作中被孤立，另外，我们也不必因迫于加入TPP的压力而不得不接受美国一些强行要求。由此一来，中国也就有了充分的发展时间，可以在日后自身足够强大时建立一个以自己为主导的大规模的FTA。

　　最后，张彬教授对会议进行了总结。首先她对王玉主主任、沈铭辉博士和富景筠博士能过来分享他们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中美经贸合作”领域的知识，表示非常感谢。她说，在信息时代，信息的交流是很重要的，武汉大学世经系的学生培养理念是双喇叭，这涉及到教育的三个环节，即观察、分析和思考。今天亚太方面的专家给我们世经系的学生看待亚太问题提供了很多新的视角和信息，对于学生观察世界经济问题也提供了很好的素材。尤其是各位专家严谨的思路方式，给大家展示了如何去分析一个问题，最后还给我们提出了一些比较有启发性的新的问题，所以这个活动与我们学习中的观察、分析和思考三个环节的融合的很好。对会议讨论的内容，张彬教授总结说，现在亚太经济的合作是很复杂的，她用三个词来概括其关系：第一个是“同心协力”，亚太地区在面对一些共同问题时，有时会表现的很团结；但在一段时间后，又有可能会转变为“同床异梦”，比如在一体化中，日韩一边是中日韩合作，一边又在考虑要不要先跟美国搞好关系；搞得不好了呢，还会是“同室操戈”，比如南海问题。因此，在复杂的关系中我们该如何看待一些问题就是非常重要的。第二点是国际问题的分析有国际关系和国内两个维度。在对外关系上，中国面临着该如何开展自贸区战略的紧迫问题。在国内维度上，中国也有诸多现实问题：首当其冲的便是王主任前面所提到的，中国现在的各大利益集团很难调节；其次是胡艺博士和张建清教授所提到的中国该如何扩大内需的问题等等。最后，张彬教授对在座的学生也提出了一些殷切的期望，她指出，中国对外问题的核心是人才问题，中国现在人才储备很不足，在对谈判时间、谈判战略、谈判尺度的把握上还是处于小米加步枪对飞机加大炮的情况。所以，今天有幸请到各位专家，也希望能有助于对未来人才的培养，来实现我们国家宏远的战略和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