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精英层和中下层的矛盾逐步加剧, 精英阶层仍然掌握着整个国家机器。对于美国“千禧一代”来说, 要实现一代比一代更强的期待几乎是不可能的, 美国梦已经褪色, 而且未来也不见得能恢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状态。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 美国及其所领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曾被西方世界广泛称颂为“世界的灯塔”。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 人们曾经以为美国的这种领导力将会持续很久, 而随着美国经济的衰退和国内政治的衰败, 这种预期开始动摇。
按照目前普遍接受的看法, 早在19世纪末, 美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而英国当时不过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 不过, 当时的人们都认为英国是世界的中心, 却没有把美国当作领导性国家, 美国自己也没有这么认为。1872年, 美国经济总量首次超过英国,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 美国经济总量已是英国的两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美国不仅被西方国家推上霸主地位, 同时美国精英层也积极主动参与领导全球事务。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不仅拯救了欧洲, 也将美国的意识形态、知识体系和跨国公司传播到欧洲,创造了资本主义历史上最长的高速增长期。
受益于这种长期高速增长, 其贫富差距问题被遮蔽了。库茨涅兹从理论上推演, 在经济增长初期, 收入差距将扩大, 但随着收入的进一步提高, 贫富差距反而会逐渐缩小。库茨涅兹的猜想夯实了西方发达国家以增长为中心的国家战略, 同时也使得国家利益的概念逐步流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库茨涅兹认为, 收入差距问题将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而缓解, 在经济增长初期, 收入差距将扩大, 但随着收入的进一步提高, 贫富差距反而会逐渐缩小。库茨涅兹的猜想夯实了西方发达国家以增长为中心的国家战略, 同时也使得国家利益的概念逐步流行。在贫富差距较小的时候, 中下层与政治经济精英在何为国家利益问题上容易达成一致。但是, 这种局面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遭到了很大挑战。一方面, 20世纪70年代以后, 美国贫富差距不再缩小, 而是进一步扩大。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精英层和中下层的矛盾逐步加剧, 普通美国人希望美国精英考虑他们的利益需求。另一方面, 美国扶植德国和日本对抗苏联的后果是, 在经济层面造成德国和日本的重新崛起。尽管国际经济竞争通常会加剧争斗, 但是美国还可以靠着庞大的军事力量, 通过扩大宣传苏联威胁, 要挟德国和日本支持美国, 结果是1985年达成广场协定, 日元和德国马克对美元升值。
因此, 在冷战结束之前, 美国通过较高的经济增长、庞大的经济实力以及充分利用国际安全威胁, 不仅整合国内力量, 也有效地平衡了德国和日本的竞争。美国之所以能够实施这种紧致的战略, 一项很重要的原因是，精英阶层与中下层的矛盾还可以通过国内增长和国际经济竞争来平衡, 精英阶层实施对外政策仍然掌握着整个国家机器。
美国梦已经褪色:要实现一代比一代更强的期待几乎不可能
在二战结束之初, 美国的服务业和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已经非常接近, 美国初步进入了服务业社会, 但是那时美国制造领域从业人员的工资仍显著高于服务业, 价值观仍由制造业主导。20世纪70年代以后, 随着德国和日本崛起, 发达经济体之间竞争加剧, 美国跨国公司不得不加速国际层面的资源配置。在国内层面, 跨国公司受到贫富差距缩小机制的约束, 无法保持较低工资, 因而采取了两种办法, 一是产业向外转移, 二是转向服务业。与此相匹配, 从20世纪80年代起, 美国和英国开始启动新自由主义改革, 核心是降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特色是服务业经济的崛起。
经过几十年的产业对外转移, 美国目前在海外积累了超过6万亿美元的直接投资, 这些产业主要分布在大西洋两岸, 是欧洲和北美经济的主要力量, 产业构成也主要是金融服务业, 在GDP的构成中, 服务业占比接近80%。从基本知识结构和水平看, 复杂的金融服务业需要高学历, 高回报的金融业也能引导美国优秀大学生进入。由此, 金融服务业的发展产生了一批新的管理阶层和从业者, 这些人的价值观不同于制造业, 这一代人崛起之后, 就逐步替代了美国此前以制造业为核心的价值观。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年轻一代要远比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一批人更难扭转收入下降的不利局面。对于“千禧一代”来说, 要实现一代比一代更强的期待几乎是不可能了, “美国梦”已经褪色, 而且未来也不见得能恢复到二战结束后的时期。
当前, 美国内部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并且已经严重削弱了美国实力和对外领导力的国内基础。美国文化水平不高的一批人, 收入水平不到本国大学毕业生的一半, 而且其基本技能也越来越不适应美国的产业升级, 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留住工作, 而不是抢占技术制高点。在美国政府看来, 美国中下层的收入降低, 甚至失业, 主要是因为产业被转移到了其他国家。特朗普坚决要求修改、乃至于废除WTO规则。但在理论上, 多数学者认为美国之所以有那么多的贸易赤字, 还是国内的宏观经济失衡所致, 特别是技术进步引发, 而不单纯是国际贸易的原因。
从逻辑上说, 美国对外贸易很大部分是由跨国公司控制的, 而不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双边政策控制。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 就有学者总结过世界经济的这种特点, 并将其称之为“贸易一体化与生产碎片化”。美国当前的贸易政策如果要产生效果, 特别是为中下层创造就业机会, 就必须说服制造业的跨国公司回归美国。但文化水平不高的中下层, 又很难胜任管理岗位, 也缺乏必要的国际竞争能力。在影响跨国公司决策时, 负主要责任的仍然是知识精英和权力精英。因此, 制造业的回归不会那么顺利, 而且制造业回归并不意味着创造就业岗位, 这些企业有可能继续雇用非法墨西哥移民, 甚至使用机器人。特朗普的另一个目标是继续维持美国在高新技术领域的领导地位。但是, 从逻辑上看, 美国之所以能够维持高技术, 除了联邦层面的国家扶植外, 主要是靠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一旦将跨国公司的生产销售等岗位拉回美国, 尽管会创造一部分就业岗位, 但最终却会损害美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