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亚洲呈现一派热闹景象，一边是精彩的亚运会赛事，一边是受人瞩目的外交互动。

　　26日，在韩国首都首尔，中日韩三国高官时隔近4年再聚首，讨论了三方合作、领导人会议等事宜。

　　分析人士认为，由于受到新冠疫情、日韩矛盾以及外部力量干扰，中日韩合作机制一度停摆。

　　此次高官会为中日韩合作机制按下“重启键”，既为三方更高级别的领导人会晤清道铺路，也为今后三方合作构想“蓝图”。

　　阴霾中的亮色

　　中国外交部称，周二，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农融、韩国外交部次官补（部长助理）郑炳元、日本外务省外务审议官船越健裕以及中日韩合作秘书处秘书长李熙燮出席了高官会。

　　作为三国政府间系列磋商机制的组成部分，中日韩高官会始于2007年5月，上次会议于2019年12月举行。这次是时隔近4年再度举行。

　　“这次三国高官在首尔聚会意味着中日韩三边对话合作机制按下‘重启’键，无论是对本地区，还是对世界都释放积极利好的信号。犹如在阴霾密布的天际线上出现了一抹亮色，极其鼓舞人心。”上海市日本学会名誉会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吴寄南说。

　　停摆近4年后，中日韩合作机制何以重启？

　　“因为条件和动力都已具备。”吴寄南说。

　　条件在于干扰因素基本消除，包括新冠疫情结束，日韩关系改善。

　　动力来自三方三点“共性”：一是均有重启中日韩三边对话合作机制的共同愿望。

　　从2008年以来，中日韩三国间已建立包括首脑会晤、部长级会谈在内的多层次、全方位的磋商机制，并取得有目共睹的成就。重启这一机制符合各方利益。

　　二是均有提振经济、拓展贸易的共同需求。

　　由于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特别是美欧等发达国家普遍陷入高通胀，经济增长疲软，中日韩三国对外贸易均出现减速，彼此间的双边贸易也大幅萎缩，亟需抱团取暖，提振经济。

　　三是均有在疫情后让民间交流回归常态的共同诉求。

　　此外，近期中美高层互动频繁，出现转机，也促使日韩政府重新思考外交政策，包括是否需要与美深度捆绑、延续疏华亲美路线等等。

　　“正是在内外因素的交互作用下，中方的呼吁得到日韩响应，三国在首尔举行高官会可谓水到渠成。”吴寄南说。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王俊生认为，这次高官会得以重启的一个重要背景是，三方有意强化三边合作，改善中韩、中日关系，进而推动三方领导人会议早日举行。高官会为实现这些目标注入动力，表明三方正在相向而行。

　　此外，对于重启三方合作机制，韩日也各有考量。

　　从韩国角度看，之所以积极推动，除了与其主席国身份有关外，也有服务于国内政治的需要。

　　韩国总统尹锡悦上台后强化对美、对日关系，其外交政策在国内招致强烈批评，被认为严重失衡。与此同时，尹锡悦执政以来，内政乏善可陈，经济鲜有亮点。在此背景下，推动重启中日韩合作机制，与中国改善关系，既可部分解决外交失衡问题，又能积累政绩，助力选举。

　　从日本角度看，虽然日韩关系得到改善，但中日关系仍停滞不前，日本希望通过恢复三边合作机制，与中国进行高层对话。所以，对重启三方合作机制也是乐见其成。

　　共识中的亮点

　　据中国外交部介绍，会议期间，三方就推动中日韩合作稳步重启进行了深入探讨。一致认为开展中日韩合作符合三方共同利益，应携手努力，加强在人文、经贸、科技创新、可持续发展、公共卫生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推动三国合作取得新进展，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作出新贡献。

　　三方还同意在未来数月内举行外长会，并就推动在三国均方便的时间尽早举行领导人会议，保持沟通。

　　从传递出来的信息看，两位学者认为这次会议颇有亮点。

　　首先，为三方举行更高层级的会晤铺平道路。

　　吴寄南表示，高官会虽然是事务级磋商，但能为后续的外长会等部长级会谈乃至首脑会晤做好铺垫。其作用有二：一是确定部长、首脑会晤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二是就若干敏感问题相互交底，寻求共识，以便为更高级别的领导人会晤扫清障碍。

　　“举行高官会主要为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做准备、创造条件。”王俊生说，包括引导、营造氛围，消除三方尚存的顾虑，并就领导人会议可能达成的成果文件内容进行沟通。

　　其次，为三方未来合作构想“蓝图”。

　　吴寄南认为有三个合作方向值得关注。

　　一是加强民间交往。“国之交，在民相亲”。民间往来与交流一直是中日韩三边对话合作机制取得进展的重要驱动力，也是最易起步、见效的领域。其中，促进三国青年交流尤为重要，值得花大气力去推动。这叫以民促官。

　　二是深化经贸合作。针对某些势力蓄意“筑篱”“脱钩”的行径，要努力排除人为障碍，最大限度发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红利，让经贸合作成为三边合作的“压舱石”。这叫以经促政。

　　三是促进地方交流。三国地方政府间有很多对“友好城市”，要用好这些纽带，保持地方交流的活跃度。这叫以地方促中央。

　　在王俊生看来，三方此次就稳步重启合作等方面取得的共识将对地区产生多重积极影响。

　　经济层面，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低迷，产供链存在断链风险。中日韩经济体量总和占全球GDP逾四分之一，产供链紧密相连。三国重启合作机制，将有助于提振东北亚、亚太，乃至全球经济复苏的信心，包括在产供链上强化合作，在金融、科技、农业、服务业等领域推进合作。

　　安全层面，中日韩是亚太地区三个重要国家，面对百年变局、地区热点，三国高官恢复接触，或者未来重启领导人会议，都将有利于地区和全球的和平与稳定。

　　“中日韩合作机制重启，不仅影响三边关系，还将对中韩、中日关系乃至东北亚局势产生重要影响。”王俊生说。以中韩关系为例，如果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召开，将为中韩关系发展注入很大推动力，可带动中韩各层级的对话。

　　如何行稳致远？

　　中日韩合作机制脱胎于1999年三国领导人在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期间的早餐会，发展至今已快24年。

　　回顾2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三边合作机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成长为亚洲最具影响力的次区域合作机制，为三国和亚洲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

　　然而，近年来，由于政治因素干扰、个别域外大国操弄，三边及双边关系与合作不免颠簸起伏。

　　如今，按下“重启键”意味着中日韩合作重整行装再出发。

　　有评论指出，这次“重启”来之不易，应当珍惜，并且还有诸多紧迫任务摆在中日韩面前。

　　“如果把中日韩三边对话合作机制比喻为一艘巨轮，在搁浅近4年后重新启航，亟待做三件事。”吴寄南说。

　　第一是把准“罗盘”。这是确保巨轮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关键。由于外部因素介入，近年来三国间的战略互信受伤不轻。“罗盘”就是三国间达成的一系列原则共识，包括中日间四个政治文件以及中韩领导人之间达成的各种政治承诺。

　　第二是夯实“压舱石”。即加强经济、人文交流，逐步扫除互利合作的障碍。这是防止巨轮摇摆、颠簸，甚至倾覆的保障。

　　第三是铆足“动力”。这就是中日韩三国人民对和平发展的共同愿望与追求。

　　“只有三者具备，中日韩合作的巨轮才能重新扬帆起锚，破浪前进，行稳致远。”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三边合作机制重启初现曙光，但仍然存在不少困难和阻力，未来之路不太可能一帆风顺。

　　吴寄南认为有三大挑战将考验中日韩的合作。

　　其一，福岛核污水排海问题。日方一意孤行，损害邻国利益，三方如果不能在这一问题上达成某种默契，势将影响三边对话合作机制的发展。

　　其二，四方芯片联盟问题。这是美国为打压中国高科技产业构筑的“小院高墙”，日韩两国如果不顾自身利益，甘愿为美国“火中取栗”，对三边对话合作机制损害极大。

　　其三，美日韩军事合作问题。近年来，美国极力怂恿日、韩加大军事投入，拼凑三边军事同盟。这不仅升高地区紧张局势，也严重损害中日、中韩间的互信。

　　“美国的介入给东亚地区与国际格局注入诸多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对中日韩三边对话合作机制发展也带来负面影响。”吴寄南说，希望中日韩能遵循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国际准则，秉持和平合作的方针，彼此照顾对方的战略关切，用东亚智慧化解彼此间的分歧，用对话取代对抗，拉近心理距离，弥补信任赤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