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日本为一方、以韩国为另一方的话，韩国尹锡悦政府提出的第三方代偿方案根本称不上是第三方代偿，而是韩国自己赔偿自己，是保守派主动帮助日本撇清加害者赔偿责任。尹锡悦总统本人也表示，日本已就历史问题向韩国表示反省和道歉了几十次，第三方代偿方案是同时满足1965年韩日邦交正常化协议和2018年韩国大法院判决的折中方案。但是，在此轮韩日和解过程中，韩国公众没有看到日本方面反省历史的诚意，日本方面也不会因为保守派的主动妥协而增加对韩国的尊重，再加上独岛、慰安妇、历史教科书等问题，韩日间各种麻烦仍会不时浮现，两国国内“嫌韩”“反日”情绪不会随着官方关系的“破冰”而消除。韩国亲日力量主导的对日单方面妥协蕴藏着不小的风险，需要随时面对国内反日力量的反弹。 

　　即便如此，对尹锡悦政府的第三方赔偿方案，日本方面还是很欢迎的。尹锡悦总统向日本表态无需再担心此事。的确，如果本届政府能平安度过五年任期，那么，至少在接下来的四年里，尹锡悦政府不会重提强征劳工案。这也算是对日本政府拒绝与韩国进步派对话、耐心等待保守政府上台的“回馈”。短期内，韩日关系有望在韩国单方面妥协的基础上迅速恢复到2018年大法院判决出台之前的状态，即，回归“出口白名单”，恢复执行《韩日军事情报协定》。当然，尹锡悦政府还希望能再进一步，全方位加强与日本这一具有共同价值观的近邻的关系。这样的想法完全符合日本和美国的利益。通过韩日和解，尹锡悦总统为本月的美国之行做了很好的铺垫，也拿到了五月出席在日本广岛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的邀请函，有机会在美国和G7峰会的舞台上阐述其“全球中枢国家”的构想。

　　早在20世纪60年代韩日关系邦交正常化谈判接近尾声之际，美国方面就判断，“日本不是那么需要韩国”。近60年过去了，这种结构仍然没有发生变化，看起来韩国保守派在心理上还是更需要日本。韩国在外交博弈中的忽左忽右，也会被日本钻空子。如果韩国高层把对日妥协当作是在国际大变局下为实现韩国国家利益而不得不做的悲戚行动，也还算可以理解。但是，韩国核心外交团队并没有屈辱的感觉，而是认为这是负责任的做法，是改善韩日关系的决断力的体现。这其实并不是认知的问题，而是价值观的问题。代偿方案提出和尹锡悦总统访日后，韩国国内鲜见大规模、有影响的抗议活动。可见反对的声音并不足以对尹锡悦政府形成足够的国内压力。客观地讲，当前朝鲜半岛南北关系紧张，俄乌冲突后韩俄关系恶化，中美博弈加剧，国际变局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韩国国内反对对日妥协的消声器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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