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宪法》，又称“和平宪法”，是战后日本进行非军事化、民主化改革的重要成果，也是日本走和平发展道路的重要保证。宪法第九条“日本永久放弃发动战争的权利”之规定，从法理上规避了日本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可能性。然而，自该宪法颁布之日开始，保守派势力一直谋求对其加以修改，近年来，修宪进程的步伐更是明显加快。安倍内阁执政以后，更是采取多种举措，包括公开声称要将日本自卫队改为“国防军”，允许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条款列入日本防卫大纲，力图赋予自卫队攻击敌方基地的能力；将“准航母”“出云”号直升机航空母舰投入使用，并声称先修改宪法第96条以降低修宪门槛等，一方面在现实上寻求对和平宪法的更大突破，另一方面为在其任内达成修宪目标铺平道路。可以预见，在经济外交等方面，未来一段时期内无论安倍内阁提交怎样的答卷，日本修宪进程都不会自动停止；除非出现强大外力的介入或者重大历史契机，日本修宪和扩展军备将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

　　日本缘何频提修宪？政治文化存在严重缺陷（上）

　　李文

　　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政治态度、政治信仰和感情。作为潜在影响人们政治行为的心理因素，在一定意义上，政治体系中政治文化的特征决定着该体系存在的状态、运作的方式以及发展演变的道路和方向。在日本，自和平宪法诞生以来，许多保守派政治家一直将修宪作为努力方向，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获得新的进展，深层原因，乃在于日本政治文化中自由平等基因的缺失。

　　

　　日本是东亚第一个建立立宪制和实现民主制的国家，具备一人一票、广泛大众参与的民主政治形式，但这种民主还缺乏自由平等精神的支撑和引导，以及对个人权利的有效保护。按拉里•戴蒙德的划分，这样的民主就是“选举的民主”而不是“自由的民主”。

　　

　　日本现有和平宪法，不是根植于本土，而是美国人按照现代西方文明的水准为日本制定的，这种“嫁接”的宪法一直在不同程度上遭到日本固有政治文化排斥，突出表现在与自由民主精神相背离、与宪法相违背的言行长期拥有市场，难以受到公众的坚决抵制与法律的有效禁止和惩处；符合自由民主精神、与宪法相一致的言行许多情况下得不到公众普遍的、坚决的支持和法律的有效保护。近年来日本政治乱象丛生，很大程度上在于这种文化至今仍存在诸多严重缺陷。历届日本政府在突破和平宪法方面的种种“尝试”以及在修改和平宪法方面所做的不懈努力，与右翼组织、右翼政客蚕食、背离和平宪法的举动一脉相承，都是日本政治文化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必然产物。

　　

　　社会意识中存在封建残余

　　

　　神国观念和天皇崇拜思想，历史上曾对日本人的行动起着引领和支配作用，成为驱动日本国民战时盲从侵略战争的重要精神动力；战后一直未能得到彻底清除，至今犹残存于日本民族心理潜层，成为保守、右翼势力坚持错误的“战争史观”，突破和平宪法，力图再度构建军事大国的社会思想基础。

　　

　　卢梭说：“唯有公意才能够按照国家创制的目的，即公共幸福，来指导国家的各种力量。”战前完成明治维新改革的日本，一度号称是亚洲唯一完成民主立宪的资本主义强国，但是主导其国家的权威不是公意而是天皇的旨意，国家创制的目的不是为了公共幸福而是要“增进天皇的福祉”。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明文规定，日本为“天皇主权”而非“国民主权”，即“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在该宪法颁布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天皇被神化，神道成为国定宗教，天皇制逐渐演变成法西斯专制。“神的国家”思想成为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皇军”打着“为天皇而战”的旗号，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发动所谓的“大东亚圣战”，给亚洲各国造成深重灾难。

　　

　　战后诞生的和平宪法对《大日本帝国宪法》做出重大修正，明文规定日本的“主权属于国民……国政源于国民的严肃信托，其权威来自国民，其权力由国民的代表行使，其福利由国民享受”。但在日本政治文化中，至今依旧未能彻底厘清人权与神权，即“国民主权”和“天皇主权”的关系。多年来，许多鹰派政客和右翼学者一直高调散布有关“天皇崇拜”和“皇国史观”的言论，要让天皇再次成为“民族的中心、道德的源泉、文化的根基”。日本右翼教科书，公然把许多带有特殊意义的远古神话塞进其中，赤裸裸地宣扬天皇统治日本，日本是“万世一系”的神的国家。1989年2月10日，日本文部省发布了一个“规定”，重新要求全日本的小学、初中和高中每日早晨举行升“日之丸”旗，唱“君之代”歌的仪式。“君之代”歌曲的第一句歌词就是“君王的朝代，一千代、八千代”；“日之丸”是日本的军旗，也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标志。前首相森喜朗甚至公开宣称：“日本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神的国家。”

　　

　　《日本国宪法》规定：“对任何人的信教自由都给予保障。任何宗教团体都不得从国家接受特权或行使政治上的权利。”“……国家及其机关不得进行宗教教育以及其他任何宗教活动。”军国主义和神道教密切结合给日本带来巨大灾难，成为战后日本坚持和平国家原则的重要理由。但从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康弘带领内阁成员集体“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即首相不再以私人名义，而是以国家公职人员即内阁总理大臣的身份参拜后，桥本龙太郎、小泉纯一郎担任首相期间均以国家公职人员身份参拜过靖国神社，严重违背“政教分离”原则。首相和政要参拜，等于使靖国神社从国家得到特权，同时也是对广大日本国民施加某种宗教教育和宗教影响。2013年４月，现任首相安倍晋三在国会上宣称，参拜靖国神社“理所应当”，“阁僚不应屈服于任何威胁”。2013年7月，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则说，“不向为国捐躯的人表达敬意和感谢是不合理的”，“安静地去参拜就行。不必只在战败的日子去参拜”。可见，对于有意宣扬神道与军国主义思想、为侵略战争翻案的政客来说，和平宪法不但可以置之不理，甚至可以完全违背。

　　

　　自由、平等、和平理念未能广泛深入人心，践踏和平法则、蔑视人权，宣传法西斯主义的言行大行其道

　　

　　《日本国宪法》规定：“日本国民期望持久的和平……国民对于生命、自由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予以最大的尊重。”但由于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罪责未能得到彻底清算，近年来右翼政客和学者打着“为了国家”、“为了民族”的幌子，为二战时日本凶残地剥夺亚洲邻国人民的生命和自由的侵略战争暴行涂脂抹粉，为严重破坏和平的法西斯军国主义喊冤叫屈，迷惑和左右处于迷惘状态下日本选民的心态，导致日本政治发展严重偏离和平与进步的轨道。

　　

　　例如，一些持“大东亚战争史观”的学者全盘肯定日本的侵略战争，把其看作正义的和必然的，声称“大东亚战争”的目的是“把亚洲从欧美统治下解放出来，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一些持“自由主义史观”的学者则热衷于为日本的历史翻案，以“修正”以往日本史学中的“反日史观”与“自虐史观”。右翼政客对日本的对外侵略讳莫如深，一有机会就加以否认甚至美化。1986年7月，中曾根内阁文部大臣藤尾正行说：“东京审判是否有客观性，在于胜者是否有审判败者的权力，如果说世界史是战争的历史的话，那就都应该进行审判，而且必须以一个同样的标准审判。”1994年5月，时任羽田内阁法务大臣的永野茂门叫嚣：把太平洋战争“定为侵略战争是错误的”，日本“是为了解放殖民地以确立大东亚共荣圈”，“南京大屠杀及其他事情是编造的谎言”，“慰安妇”不过是“军队的公娼”。

　　

　　2013年7月，现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则声称：“日本是否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侵略邻国应由历史学家判断。”更有甚者，现任日本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竟公然为德国法西斯主义张目。他在2013年7月声称：“德国《魏玛宪法》不知不觉就发生了变化。在谁都没有注意的时候发生了变化。我们学习这种方式怎么样？”这种“师法纳粹修宪”论，从深层次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改变立法程序进而改变日本战后走向的企图。

　　

　　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后，民族优越感明显抬头。一些右翼学者把日本的再次成功原因归结为日本独特的文化，对其他国家和民族采取无端排斥、恶意蔑视和歧视态度，借以煽动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国民的历史》一书中，西尾干二为否定中国文化和欧美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不顾历史事实，宣扬“绳纹文明比四大文明还要悠久”，“德仁天皇陵比埃及法老的金字塔和中国的秦始皇陵还要大”，“强国高句丽也曾向日本进贡”。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右翼学者渡部升一等更是肆无忌惮地极力贬低其他民族，突出表现在屡屡称“中国”为“支那”。2006年9月，在“综合危机管理讲座创设委员会”和“9•11保卫日本有志者会”主办的研讨会上，石原慎太郎居然使用已经成为“死语”、带有歧视性的“三国人”来称呼外国人特别是中国人。

　　

　　（本文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