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人类历史上相继出现了“全面对立与冲突，对内剥削压迫、对外侵略扩张”、“局部的和平共处，西方国家共同发展”、“共同发展范围的扩大，依附发达国家技术与市场”等三种崛起和振兴模式之后，中国的崛起历史性地选择了“全面和谐与合作，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协同发展”的第四种模式。与美国霸道地将美国的发展理念与模式推向全球的做法不同，中国倡导和而不同，坚持发展理念和模式的多样性。中国的崛起，日益推动东亚地区现有的垂直分工格局朝水平分工方向演进，带动周边国家共同繁荣。

　　

　　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上升，是21世纪初期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最富有变革意义的重大事件。中国的崛起究竟意味着什么？是机遇还是威胁？遂成为许多国家，尤其是中国周边国家不得不郑重加以对待的问题。针对这种普遍关心甚至忧虑，近年来中国领导人在许多正式场合申明“中国和平崛起”的重要立场。[1]

　　如标题所示，本文主要探讨两个问题，其一是中国和平崛起的缘由，其二中国的崛起对世界和平的贡献。

　　

　　不同的崛起和振兴模式

　　

　　中国的崛起是否会伴随战争、强权和奴役？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是否会导致对外扩张？答案是否定的。自工业革命至今，世界历史上先后共出现过四种崛起或振兴模式，其中只有一种模式带有浓厚的血腥气。和平因素的增长和暴力因素的下降，是四种模式的更替所反映出的基本趋势。经过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人类社会已经基本消除了依靠侵略扩张崛起的历史条件。

　　一、英国、德国和日本的崛起——全面对立与冲突，对内剥削压迫、对外侵略扩张的模式。

　　二战爆发前，西方国家比较普遍地采用了对内剥削压迫、对外侵略扩张的崛起模式。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美国等，在历史上都曾留下很不光彩的一页。英国用炮舰政策打开世界市场，德国和日本力图使用暴力重新瓜分世界，在当时的西方世界中最富有代表性。

　　任何崛起和振兴模式都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受技术发展水平、人口素质、社会制度和国际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对内剥削压迫、对外侵略扩张的崛起模式，产生于被马克思描述为“资本的每一个毛孔都带着血和肮脏东西” 的时代。资本主义所采取的机械技术与低薪劳动相结合的积累方式，导致了世界范围的全面对立和冲突。1）西方工业国占人口绝对多数的雇佣工人在绝对贫困线上挣扎，国内市场萎缩，大机器生产出的大量剩余产品几乎都被指望行销海外，工人阶级的贫困化导致国内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尖锐化。2）列强纷纷依靠武力进行侵略扩张，将非西方后发展国家殖民地化和半殖民地化以变成商品倾销的市场，列强之间争夺殖民地的战争发生频仍。3）非西方后发展国家在民族主义浪潮的推动下为捍卫国家主权，奋勇抗击外来侵略。

　　德日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将人类推向毁灭的边缘，标志着对内剥削压迫、对外侵略扩展的崛起模式发展到了极致和顶点；法西斯主义的灭亡，则标志着这一崛起模式的终结。

　　二、美国的崛起和战后德国、日本的经济复兴——局部的和平共处，西方国家共同发展的模式。

　　相对于战前英国、德国和日本的崛起，战前美国的崛起和战后德国和日本经济的重新振兴更多地带有了和平的性质。贸易依旧是这些国家兴起的主要手段，但与刺刀的结合已经变得十分间接。

　　作为战败国，战后德国和日本的国家安全主要由美国提供，其经济振兴的和平性质勿庸赘言。关于美国，情形相对复杂。1776年美国建国时只有13个州，后来通过战争、兼并和购买等手段扩展到50个州。二战之前，美国也曾经开辟过海外殖民地，并曾作为八国联军的一员侵略过中国。参加二战并获取胜利，对美国战后的地位的确定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从总体上考察，美国在战前之所以在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中脱颖而出，在二战中，成为反法西斯主义阵营的主心骨，在战后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主要依赖的不是对外侵略和扩张，而是技术和制度创新。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美国在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中率先采取的现代高新技术（主要有电力、电子、化工、机械和运输等）与高薪劳动相结合、大量生产和大量消费为特征的新的积累体制，应该看作美国崛起的主要原因。而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创新的积累体制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获得推广时，西方工业国的国内关系、西方工业国之间的关系以及西方工业国和非西方发展中国家的关系都发生了重大改变。

　　1）在西方工业国家内部，能够消费耐用消费品的中间阶层迅速成长，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两极分化和对立的情形成为历史，大众消费的高度增长使不断扩大的国内市场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2）西方工业国相互之间不再为争夺殖民地而发生矛盾和战争。尽管由于国内市场的扩大，工业国相互之间互为市场的需求并不旺盛，但出于与前苏联对抗的需要，美国将促进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复兴确立为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发展、相互合作遂成为西方国家相互关系的主要方面。通过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共同发展体系的积极参与，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得以在战争的废墟上迅速复兴。

　　3）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工业国家的经济联系大为减弱。对西方工业国家而言，发展中国家虽然还具有一定程度上的“资源”的重要性，但作为销售市场已变得微不足道。与西方工业国家联系的减弱和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的下降，是战后发展中国家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纷纷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这些国家在独立后纷纷采取“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1960年后半期，西方工业国家工业生产制品的输出比例达到最低水平。即使是输出，也主要表现在西方阵营内部开展的贸易。输往发展中国家的工业产品输出额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非常低，在欧共体仅为2％，在美国仅为0.8％。[2]另有数据表明，在世界总出口中，发达国家出口所占的比例1955年为64%，到1970年则增长到72%。在发达国家的出口中，对发达国家出口（发达国家相互间市场）所占比例，1955年为69%，1970年增加到76%。[3]

　　三、战后东亚NIES的经济腾飞——共同发展范围的扩大，依附发达国家技术与市场的模式。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信息技术、数字技术和微电子技术在西方发达国家广泛运用。在技术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发达国家产生了将部分失去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发达国家向部分发展中国家转移过剩资本和技术，部分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输出劳动密集型产品，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形成了“中心部与周边部共生型”发展模式。张宇燕指出：“尽管贸易和资本扩张的动机依然如故，但扩张的方式已大为改观了。……至少部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发展上实现共赢的可能性增大。”[4]

　　大体上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东亚NIES（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借助劳动力优势实施“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不失时机地抓住了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通过成为发达国家的过剩资本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地的方式成功地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但东亚NIES发展模式带有明显的局限性。1）主要依靠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处在与西方国家形成的垂直分工体系中的最下层。为更多地吸引外资和保持出口产品的价格优势，执政当局与企业联手刻意压低工人的收入水平。2）高度依附和依赖发达国家的技术和市场。3）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很少发生联系。

　　东亚NIES经济的快速增长与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关系紧密。韩国进出口在GNP中所占比例，即外贸依存度，1960年出口为5.0%，进口为16.6%，1970年分别达14.3%和24.0%，到1978年分别达到34.1%和37.2%。[5]1976年，东亚NIES的外贸依存度分别为，韩国68%，台湾地区90%，香港地区183%，新加坡252%。[6]东亚NIES的主要贸易伙伴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例如，据美国的官方统计，“20世纪80年代亚洲四小龙对美出口占出口总额的48%。”[7]

　　四、新世纪中国的和平崛起——全面和谐与合作，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协同发展的模式。

　　中国有着悠久历史与文化以及13亿人口。中国的历史与现状以及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决定了中国的崛起只能走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新兴工业化道路，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全面和谐、合作是中国发展模式的根本所在，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8]在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注重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技术创新，“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9]2）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在扩大出口的同时扩大内需。3）不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同发达国家扩大利益的汇合点；与邻为善，与邻为伴，加强区域合作，把同周边国家的交流与合作推向新水平；同发展中国家相互帮助和支持，拓宽合作领域，提高合作效果。[10]采取同发达国家、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全方位立体式合作，相互依赖、协同发展，使中国的崛起模式具有与前述三种崛起和振兴模式有所区别的三大特征：和平的、全面和谐与合作的、自主创新的。

　　和平、合作是中国崛起的惟一可供选择的方式，而这一崛起本身又能够对世界和平、合作和发展有所贡献。在国际政治方面，中国的崛起的确会导致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急剧变动，但这种变化的方向是更加平等、均衡的国际格局的形成和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建立。中国的崛起是世界经济的福音。2003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据1995年到2002年间各国国内生产总值增加值来计算对全球经济增长所贡献的百分比，中国的贡献比率为25%，高居全球第一。中国对外贸易迅速发展，近三年来已从世界排名第八飙升至第三，其中进口大幅增长，如2003年进口增长率40%，是全球进口增长率的三倍；进口额增加1100多亿美元，占全球进口增加值的近14%，稳居世界第一。中国进口的扩大，带动了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出口的扩大和经济的复苏。[11]

　　

　　不同的发展理念与实践

　　

　　如果说英国、德国和日本的崛起是侵略、扩张和掠夺的代名词的话，那么美国似乎就是“当一个国家成长为超级大国后，必然要称霸世界”的活标本。人们往往会做这样的逻辑推理：虽然时代的变化决定了中国不可能重复英、德、日“昨天的故事”，即采用带血腥味或明火执仗地对外扩张的方式崛起，但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中国在崛起之后，却难保不像今天的美国一样在全球范围内称王称霸、为所欲为。

　　这一貌似合理的推断忽视了中美之间存在的一个重大差异：发展理念和价值的不同。正是这种差异，决定了中国即使在成为世界强国之后，也不会像美国一样谋求霸权。

　　1993年，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指出：冷战结束后，人类冲突的主要根源将不再是意识形态因素或经济因素，主导人类最大纷争和冲突的因素将是文化上的差异。[12]这一论断揭示了冷战结束后美国霸权的新取向。

　　美国坚持认为美国的发展理念和价值具有普遍意义，即认为自由、平等和民主不仅是美国的独家法宝，而且任何国家只要拥有了美国式的自由、平等和民主，就会有繁荣和幸福。这种理念和价值完全符合柏林所说的“一元论宗教和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声称得救的道路只有一条，正确的生活方式只有一个，真正的价值结构只有一个”。[13]二战结束后，美国顺理成章地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头羊。冷战时期，虽有前苏联领导的东方阵营与美国领导的西方阵营相抗衡，但美国领导的西方阵营明显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占据优势。因此，美国一直致力于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推广美国的理念和价值，尽管菲律宾等国的实践证明这种推广并不怎么成功。苏联东欧巨变和冷战结束后，成为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的美国的所作所为日趋有恃无恐。它一方面大规模增加国防投入，全面更新战略核武器，积极研制和部署国家导弹防御体系，加强军事霸权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借助自己巨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并利用各种国际机构（IMF，世界银行和WTO等）、军事力量和组织（NATO、美日安保条约）变本加厉地在全球范围实施“美国化”战略，企图用美国的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同化整个世界。美国霸道地坚持世界上任何地方存在的与美国的理念和价值有所不同的理念和价值都对美国的利益构成威胁。前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1998年在《外交》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就宣称：“为了保护美国的国家利益，我们应该行动起来与有关国家达成协议。我们必须创造先例，让全世界聚集在民主主义、开放的市场、法制与和平的秩序的周围。”

　　美国的发展理念和价值在其对外关系的实践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冷战结束后，为改变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思想观念，使他们向往和追求所谓的西方自由世界，美国不仅以人权做幌子屡屡干涉主权国家的内政，甚至不惜采用军事打击的手段。在美国看来，人权的重要性超过了主权。在任何国家出现所谓的坏政府或者暴政，国际社会都有责任去干涉，甚至不惜诉诸于武力。科索沃战争就是一个典型，它拉开了美国在新的世纪“为价值观念而战”的序幕。“9.11”事件后，美国把恐怖主义袭击看作战争行为，在对外政策中出现了明显的黩武倾向。2003年3月，美国以武器核查危机为借口，绕开联合国与其盟国一道采取军事行动武装占领了伊拉克。美国的目标不仅要摧毁萨达姆政权，还要把伊拉克改造成为一个建立所谓的民主制度、摆脱伊斯兰教传统的自由国家，成为阿拉伯、中东地区国家的民主样板。美国的霸权主义行经，给世界和平造成严重威胁和危害。

　　与美国主张有所不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始终坚持它们发展模式和理念的特殊性。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发展中国家在战后现代化、产业化方面取得的成就，主要在于这些国家始终坚持了“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利用本土社会、文化的基本框架合理地接纳和消化现代因素”的结果。东亚学者主张东亚的成功“是诸多外在因素和内在因素凑合的结果，它本身并不具备历史必然性，”[14]坚持认为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和国情，任何国家都不能将自己的发展理念和模式推而广之。不强求一致，不把自己的价值观念、社会制度、经济模式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推向别国，更是中国政府一贯坚持的立场。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主张维护世界的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的多样化。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彼此尊重，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15]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的主张完全符合伯林所坚持的那种多元主义的立场，即认为“人所追求的价值不仅是多元的，而且有时是互不相容的”。[16]

　　坚持发展理念和模式的多样性，才能坚持走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道路，才能充分理解和尊重别国对自己发展道路的选择。中国总理温家宝2003年12月10日访美期间在哈佛大学发表的演讲中较为全面地阐述了中国和平崛起的理念：“中国的发展和崛起是和平的崛起，我们要走一条和一些大国不一样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和平崛起的道路”。他尤其从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方面阐述了中国选择了和平方式崛起的缘由：“因为我们有自己的文化，源远流长的文化，这种文化的核心又是以和为贵，就是和的文化，当然我们还要和而不同，这种不同是相互补充，是相互借鉴，而不是冲突的来源。” [17]这段话所表述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和平崛起”要以“和而不同”为条件和目标；和谐而不千篇一律，不同又不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

　　观念是行为的先导。在和为贵的理念和价值的指导下，中国人民形成了崇尚和平、反对暴力和战争的传统。中国历史上的对外战争绝大部分是为了抵御外来侵略，因此这些战争大部分是在中国国土上进行的。中国历代的军事武备，对外也主要是用于自卫。万里长城就是最好的历史见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仅通过面向世界开放市场有所贡献于全球经济增长，而且一直采取积极行动致力于睦邻友好和与世界各国的互利合作。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对遭受危机国家的经济恢复作出了很大的贡献。2002年11月4日，中国和东盟签署《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与东盟一道互相开放市场，用实际行动证明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对外开放不仅对自己有利，而且还能给周边国家带来好处，显示了“睦邻、安邻、富邻”的诚意。近年来中国经过友好协商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解决了边界问题，与塔吉克斯坦协商一致地签署了边界协议，与俄罗斯划定了绝大部分的边界，与越南签署了中越陆地边界条约和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2002年11月4日，中国与东盟国家签订了《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这些善意的举措，使那种“中国实力强大了，必然会对周边国家提出领土要求”的说法不攻自破。2003年10月8日，中国正式加入《东南亚友好条约》，标志着中国和东盟的友好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处理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中，中国始终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新秩序，用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是挑战，更是机遇

　　

　　有一个不容回避的客观事实是：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必然会给相关国家、尤其是东亚周边国家带来一定的压力和挑战。在东亚周边国家中，日本是发达国家，韩国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水平都高于中国，因此中国的崛起只能给日韩带来有限的冲击。中国崛起的主要的影响和冲击对象是东盟。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水平方面与东盟比较接近，在出口方面都以劳动密集性产品为主，因此在出口市场上与东盟形成竞争；由于都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外资拉动经济增长，中国在吸引外投方面也与东盟形成竞争。[18]

　　中国的崛起是任何力量都不可阻挡的。基于对这一现实的清醒认识，东盟国家开始调整产业结构、优化增长方式。新加坡总理吴作栋的态度很明确：“全球经济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个变化是由全球化、技术革命和中国这个崭新的大工厂加入竞争引起的。我们必须调整长远战备来应对这些挑战。”他在2001年8月末阐述了一项旨在建立一个“新新加坡”的全面计划，主要内容为进一步提高价值含量，减轻对电子产品的依赖程度，在石油化工、医药和生物技术等尖端领域寻求发展，把报酬较低、技术成分较少的产业让给中国。菲律宾总统格洛丽亚·马卡帕加尔·阿罗约同样认为：“我们必须在价值链上去寻找有利可图的市场。我们明白，在生产低价值商品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我们已不敌其它国家，包括一些邻国、尤其是中国。”在她看来，菲律宾的竞争优势在于发展旅游、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等高价值行业。泰国总理他信·西那瓦也声称要“重新思考、重新发现”，主张集中精力发展国内经济来弥补出口行业。为了应对“中国这个崭新的大工厂”的挑战，泰国致力于改进制造优质、新颖产品的中小型企业，以避免与中国沿海省份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的批量生产厂家发生正面碰撞。[19]

　　东亚是中国经济活动的主要平台，中国的崛起需要通过与东亚邻国一道不断重新再编既有国际分工格局，通过协同发展、共同繁荣的方式得以实现。东亚的发展中国家只要能够及时调整发展战略，就完全能够搭上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

　　迄今为止，在世界经济发展中主要出现了两种分工体系。其一是水平分工体系，如欧盟的钢铁工业主要在德国、造船工业主要在英国、化学工业主要在法国和德国、精密仪器在瑞士、纤维工业在法国和意大利，就是一种按照李嘉图“比较成本”法则所形成的一种相对平等和稳定的分工模式。其二是垂直分工结构，是按沃勒斯坦或布罗代尔的模式形成的、带有依附和不平等性质的分工体系。战后东亚经济发展呈现出的较为鲜明的传输、扩散层次，并由此产生的较强联动效应和互补效应，通常被经济学家表述为“阶梯型连带性的发展”。这个术语首先表达的是一种发展阶段的接续性，即60年代产生日本的高增长，70年代有东亚NIES的崛起，80年代出现ASEAN-4（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的起飞，90年代则有越南等转型国家的经济振兴。“阶梯型连带性的发展”所包含的另一层含义是国际分工的不平等性。从发展过程看，战后东亚NIES得力于日本（还有美国）的资金与技术和生产分工的转移， ASEAN-4以及越南等转型国家又继其后。在这个转移过程中，东亚的地区经济形成了一种与战后发达国家之间以工业品贸易为中心的水平分工体系有所不同的垂直分工结构，其主要表现是日本（还有美国）主要从事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NIES主要从事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ASEAN-4和越南等转型国家主要从事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

　　中国的崛起，日益推动东亚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这种垂直分工格局朝欧盟式的水平分工方向演进。中国国土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文化悠久，拥有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产业和技术部门齐全，基础技术力量雄厚，市场巨大并具有多元性和多层次性。因此，与东亚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真正推动中国经济持续稳步增长的，不仅有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且还有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不仅有引进的技术，更有自主创新的技术。中国的崛起过程是从劳动密集型的纺织产业到技术密集型的电子、航空、生物、通讯、新材料等领域产业全面振兴的过程。因此，中国的崛起成为“阶梯型连带性的发展”的历史转折点。通过与东亚其他国家的协同发展，中国的崛起开始再编东亚的国际分工体系。

　　中国与周边国家协同发展符合国际贸易的发展潮流。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际贸易是以“产品”为单位的贸易，不同的国家之间常常因为销售相同类商品展开“有你没我，有我没你”的竞争。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科技的进步、生产水平的提高和全球性市场的形成，在世界范围内生产、贸易和金融活动的联系日趋紧密，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逐步走向相互渗透、横向联合、广泛合作、利益共享的新阶段；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频繁活动，将一件制成品的各道工序和生产工艺分解到不同的国家来进行，最后进行组装，使制成品成为无国界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国际贸易更多地具有了“产品内分工”和“跨国公司内部分工”的性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随着相互贸易和投资的深化和多种合作形式的开展，中国与周边国家日益成为荣辱与共的共同体。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构建，已经在制度化的层面把中国和东盟纳入协同发展、共同繁荣的轨道。据东盟秘书处东盟-中国专家组用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行的可行性分析，自贸区的建立将使东盟对中国的出口增加48%，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增加55.1%。东盟和中国的GDP分别增长1%和0.3%。到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贸易总额将接近目前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水平。在自由贸易区建设启动的推动下，2002年双边贸易额已经达到548亿美元，比2001年增长了31.8%。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促进区内投资的进一步活跃。截至2002年9月底，东盟国家在中国的投资项目累计约1.9万项，实际投资280多亿美元；中国企业在东盟的投资项目共769项，投资额为11.62亿美元，其中中方投资为6.9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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