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冷战结束、全球化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国际关系总体上趋向缓和的情况下，中日之间为何龃龉不断？[1]东亚主要以市场机制推动的地区化和各国之间经济联系不断增强、中日之间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不断加深，但为何经济上的共同利益的增多并没有带来感情上的接近？中日人员往来日趋频繁、相互了解日益深入，相互反感却为何随之加剧？本文的任务，就是对这些问题给出一个历史性的回答。

　　心理学对中日民间对立情绪的激化具有一定的解释力。柏林曾说，民族主义首先是受到伤害的社会做出的反应。[2]20世纪前半叶，日本发动的意在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创伤。而近年来日本官方和右翼屡屡为侵略战争涂脂抹粉，向受伤的心灵上撒盐，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

　　对立情绪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强化在事态升级中起到了重要作用。2004年亚洲杯部分中国球迷出现的激行为，被日本媒体在国内大肆渲染，日本右翼趁机鼓噪，以此证明中国人“统统反日”。这样出现了一种恶性循环：日本首相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刺激中国人民的民族情绪→中国人民的情绪在特殊事件中爆发出来，比如亚洲杯→日本右翼借此宣传中国人反日，引起日本国民情绪反弹→得到国民支持的右翼政府又做出刺激中国人民民族感情的事情→中国公众的情绪再次被刺激，有可能再次出现类似亚洲杯那样的事情。[3]2004年11月中国社科院日本所关于中国民众中对日不亲近的比例上升的中日舆论调查的结果公布后，11月23日，日本共同社摘译了这一调查结果，《54%的中国民众对日本没有亲近感》成为标题，第二天保守的《读卖新闻》详细地发表了该报翻译的调查结果，以后还在社论中谈到中国对日舆论的偏激。12月日本总理府的民调立即显示出了他们的结果：喜欢中国的人比率下降10%，讨厌中国的上升了10%。2005年3-4月中国反日游行发生后，日本国内的“嫌中”浪潮空前高涨。不少日本人一改平时彬彬有礼的形象，在电视、报纸等宣传工具上大肆批评中国。这种“嫌中”浪潮在中国又引起了新的反日情绪。

　　民间情绪属于心理层面，这一特性决定了心理学的解释既有优势、也有局限。心理因素构成中日民间对立情绪发生的重要原因和直接原因，但却构不成主要原因或根本原因。因为如果将物质因素彻底抛开，单纯心理的或精神的因素之间的相互伤害是难以想象的。因此，心理学的解释只能提供部分答案，不能提供全部答案；能够反映表层的联系，不能反映深层的联系。例如，战争造成的心理创伤能够解释为何中国人反感日本人，但难以解释日本人为何也反感中国人；能够解释为何韩国人仇视日本人，但不能解释为何近年来日本人对韩国人的厌恶程度已经有所下降，[4]也难以解释日本军国主义也给几乎全部东南亚国家，以及美国也造成空前灾难，但为何日本美化侵略的言行却没有引起这些国家国民的强烈反感。

　　心理学解释不能回答进一步的追问：为什么日本不能正视历史问题？诺贝尔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和前美驻日大使阿马科斯特都对“过去的历史投在东京与其邻国关系上的阴影也迟迟不能消退”予以高度关注。大江健三郎强调：“日本必须为它的侵略行为道歉并提供赔偿。”只有这样，亚洲才有可能产生平等的国家关系。阿马科斯特也指出：“不能正视这些问题使战后日本与其邻国的和解一直处于一种不完全的状态。”[5]但为何日本做不到这些？两人都没有做深入探讨、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地理位置和距离对于国家行为具有重大影响。邻居之间接触比较多，容易相互学习和帮助，也容易相互伤害与攻击。在冷兵器时代，国与国之间的利害关系主要表现在对人口和土地的占有上，由此引起的各种矛盾往往在邻国之间发生。远距离杀伤武器和远程运输工具的缺乏，即使强者也难以“越国以攻远”，只能蚕食渐进，逐步扩张。近代以来，随着军事技术的发展，部队投送能力和远程打击能力的提高，使远攻成为可能，但武装对抗依然易于在邻国之间发生。在1816-1992年间，世界上大约有50%的军事冲突发生在邻国之间，[6]就是一个证明。中日两国在历史上多有纠葛，尤其是近代以来日本屡次侵犯中国，互为邻居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如果一国感到自己受到邻国的威胁，那么它会根据“我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这个古老的格言行事，发展同与距离较远的国家的关系，从而导致跳棋盘似的同盟模式的产生。目前中日之间隔阂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在于日本绕开中国和东亚其他国家，着重发展同美国、欧洲国家、甚至拉美和非洲国家的关系，以谋取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地位，甚至采取联美制华的“远交近攻”策略。

　　中日之间在历史上有过不愉快的经历，加上彼此为邻，接触频繁，在不易勾销的旧恨之上容易再添新仇。而如两国之间相隔万里，相互往来不多，相互威胁较小，情况就会有所不同。近代以来，许多西方列强入侵中国、干下烧杀抢掠勾当，但今日中国民众对于美、英、法、德等国的暴行似乎都已不大计较，依旧耿耿于怀的只有日本。日本偷袭珍珠港，使美国蒙受奇耻大辱，美国则给日本扔下两颗原子弹，但现今美国人并不十分厌恶和仇视日本人，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行径几近置若罔闻，日本人甚至对美国心存好感和感激。在探究上述问题时，距离的远近明显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地缘政治学的解释本身也存在局限性。中日地理毗邻，是一个亘古不变的事实，但国民之间的相互看法和态度却与时俱进。而且，即使两个地理上接近、又发生过军事冲突的民族之间的仇恨心理，也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消失，如现今的日本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情形。

　　文化学在相关问题上提出的观点主要有三种。其一，日本文化是耻感文化，从骨子里拒绝忏悔，而这使好面子的中国人感到难堪。其二，日本文化强调团队精神，主张战争罪责不宜完全由少数战犯承担；其三，日本文化主张任何人死后会变成一尊神，不应追究其生前罪行，而中国文化却坚持“掘骨鞭尸”。

　　将日本文化概括为“耻感文化”，是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的首创。她认为，西方基督教国家的罪感文化主张名誉的含义就是按照自己心目中的理想自我而生活。这里，即使恶行未被人发觉，自己也会有罪恶感，而且这种罪恶感会因坦白忏悔而得到真正解脱。日本文化属于那种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的耻感文化。“在以耻为主要强制力的地方，有错误的人即使当众认错、甚至向神父忏悔，也不会感到解脱。……耻感文化中没有坦白忏悔的习惯，甚至对上帝忏悔的习惯都没有。”[7]本尼迪克特的观点，为许多学者所接受。日本学者竹内实进而对国际关系中“民俗”的作用予以发掘，认为日中关系中出现的“冲突”、“摩擦”与“纠葛”，“归根到底可能与民族性格的差异有关联。”他认为，中国文化是面子文化。纠纷解决得好，有了面子，叫做“下得了台”。而解决得不好，则称为“下不了台”。日本政府不对战争问题向中国作深刻忏悔和赔偿，使中国人很下不来台。[8]

　　许多日本知识人和民众持有这样一种观念：日本是一个最讲究“团队精神”的国家，重大的和重要的行为都是集体行为。用中村雄二郎的话表述就是：“人们很容易在不知不觉之中被卷进共同犯罪的关系之中，因此会导致责任非常不明确的情况。”[9]按照这种逻辑，发动对外侵略战争，乃是“日本人团体感情与利益感及命运感最可怕的表现”。当时大和民族团结一致反抗外部世界，整个国家成了一个巨大的帮派，天皇就像是“亲分”。数以百万计的“子分”为他们的“亲分”而死。因此，虽然战争失败了，但包括甲级战犯在内的发动与参与战争的个人没有必要承担历史罪责。

　　在靖国神社问题上，日本学者主张中日之间的分歧主要产生自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对待亡灵和墓地的不同态度。如岛村宜伸就主张，靖国神社问题只关系到一种纯粹的民间习俗，与军国主义无关。在日本人看来，不管是多么作恶多端的人，死后都会立地成佛。[10]平川祐弘也指出：靖国神社问题是文化摩擦直接导致的政治分歧。在平川看来，日本和中国在有关死者的灵魂和“墓”的观念上存在很大差异。日本文化对故人及其坟墓予以足够的尊重，对亡灵的参拜不搀杂政治因素。当年日本人为入侵的元朝军队官兵和日俄战争中战死的俄军将领建立的墓碑今日犹存。中国文化却赋予亡灵和墓地以浓厚的政治色彩，如汉奸汪精卫的墓在日本战败后马上被炸毁。[11]

　　一些中国学者尝试从文化学的角度驳斥日本人的上述论调，但几乎都未能击中要害。这主要是因为日本对侵略战争是否忏悔和首相是否参拜靖国神社，本质上属于国际事务和外交问题，超出了文化和民俗所能诠释的范围。道理很简单：任何国家在处理任何外交问题和国际事务时，都需要按国际惯例和公理办事，而不能将自身所谓的文化和民俗强加于别国。日方试图用所谓的文化和民俗为其挑战人类正义与良心的无耻行径披上华丽的外衣，结果只能是欲盖弥彰。

　　即使是就事论事，从文化学角度对中日民间反感情绪的高涨提出的解释也难以经得住推敲与追问。首先，同地理空间因素相似，文化和民族性也是一个相对不变的因素。战后中日双方的文化和民族性都未曾发生显著变化，但民间相互的感情和印象却今非昔比。其二，文化传统对人们的行为只有引导和规范意义，不具有强制性。日本政治家即使对战争罪责不忏悔，不反省，也毫无为侵略战争翻案或辩护的必要；鉴于靖国神社中放置了甲级战犯的灵牌，在宪法规定政教分离的情况下，首相大可不必前往参拜。显然，决定性因素是国家利益、政党利益，而不是文化。日本政府对靖国神社问题的态度中包含的与中国展开较量的成分，早已超出了对亡灵尊重与否的层面。其三，美国文化是典型的罪感文化，日本文化是典型的耻感文化，但现今两个国家的国民之间却不那么对立和反感。

　　文化学的解释还将遇到一个致命的挑战是：地理空间的接近，通常被文化学认为是一个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和信任、增加好感的因素，因为地理毗邻有利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但中日之间的情况却十分例外，近年来频繁发生的相互往来明显成为加大相互不信任和反感的因素。与赴美中国留学生迅速增进对美国的好感形成鲜明对照，赴日中国留学生很少对日本有所感激与留恋。而非法移民和中国人在日本犯罪率的猛增，则使许多日本人对中国产生了恶劣印象。正如杜浩所指出的那样：“虽然这些事态发展还很微小，特别是如果把进入日本的非法移民同进入西欧的非法移民相比较的话，但是它们对像日本这样相对而言低犯罪率的和孤立主义社会的看法具有极大的影响。”[12]

　　明治维新以前，在日本人的心目里，中国一直是文明与文化的源泉。在同西洋接触、认识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后，日本开始完全以物质文明程度作为对外关系的准绳，[13]将“实力”作为区分亲疏的真正标准，[14]转而尊敬西洋，蔑视中国。[15]竹内实概括说：“在明治维新以前，中国对日本人来说，是一个值得尊敬、憧憬，甚至有时觉得可怕的对象。可到明治维新以后，中国对日本的这种优越地位，被西洋代替了。日本开始尊敬、憧憬和害怕起西洋来。”[16]甲午战争后，日本人蔑视中国的思想更加普及到全国范围。20世纪30年代，日本悍然发动对华侵略战争，出发点就是对“支那”和“支那人”的完全蔑视。其在政治上的表现就是近卫内阁的“支那不堪一击沦”。 “‘支那’毫无力量还要摆臭架子，是大量的日本人的共同感觉。”[17]美国学者奥尔森说的好：“战前同西方的亲近导致了日本同其他亚洲人的敌对，而不是接近。它意味着掠夺，而不是合作。……远在大战以前，多数日本人已在文化上同其他亚洲人有了距离，而泛亚口号也掩盖不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别国人常被利用来为日本公私各方面的目的服务。……在国际关系和私人关系中应平等待人或互为伙伴的观念，一般日本人民却很缺乏。”[18]

　　在战争中的惨败，并没有使日本人改弦易辙。相反，他们变的更加崇尚实力、崇拜美国、歧视中国和其他亚洲邻国。他们坚信，打败日本的是先进强大的美国，而不是贫穷落后的中国。津田道夫指出：“战败后，在日本大众中没有产生出评价战争意义和对自觉接受战争责任的想法。从战前战时继承下来的对中国对朝鲜的蔑视情绪毫无变化地延续下来。”[19]内务省在战败之初曾撰写《民心意识调查文件》，其中“街头的声音” 的项目下就有这样的记载：“即使对英、美是无可奈何，但对支那低头让人气愤。”“即使英、美、苏登陆无可奈何，但让蒋介石手下人登陆摆架子让人气愤。”“最近朝鲜家伙也抖起来了，让人气愤愤。”“支那人、朝鲜人都要来逞威风了，索性带了孩子死了算了。”

　　与对同是战胜国的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态度形成鲜明对照，战后日本人对美国五体投地，一付奴颜媚骨。津田道夫描述到，从败色渐浓的时候起，日本人对物质和科学力量的恐惧感的胚胎即已形成。1944年8月以后，许多日本人都公然发出了如“美国有雷达，所以日本的战争打得很苦”等哀叹，“对英、美是无可奈何”的感觉成为日本人共同的情绪；日本是败在伴随着美国的强大的科学和物质力量的军事力量手里，则成为战败之初日本人最普遍的认识。时任昭和天皇的侍从入江相政在1945年8月28的日记中这样记载：“从早上起，美国飞机就在极低的空中盘旋，嘈杂，但没有办法，……一个手艺人样的男子感叹：‘啊，烦死了，你们利害，我们知道了’。这实在是我们的心情的写照。”入江还说了下面的话：“但B29实在是美丽的飞机。……不太有恨的感觉，到底是优秀的科学力让人心旷神怡。”总之，“负于美国让人痛惜，但在那样的物质力量和科学力量面前，是无可奈何的，这成了共同的感觉。” [20]

　　神井林二郎对占领下的日本人写给美军司令麦克阿瑟元帅的多达50多万封信函进行了分析，生动地刻画出了在战败这一极限状态下的日本人的心态。在这众多的信件中，大部分是问安、激励、慰谢甚至“臣服”的表示。许多写信人称麦克阿瑟为父亲和神，恳求“把日本当成美国的属国吧”。数百女性对“麦克阿瑟这个至高无上的男性”写道：“请让我生您的孩子”。[21]日本人对麦克阿瑟献媚的高峰是国会通过感谢麦克阿瑟的决议。有人提出要给麦克阿瑟“永久性的国宾待遇”、“建立麦克阿瑟纪念馆”。

　　日本人对亚洲人的高高在上的民族优越感一直保持到20世纪末。津田道夫说，日本大众在战后50年，并没有对以往对朝鲜人的歧视作批判的、自省性的自我批判。[22]奥尔森则说：“日本同南朝鲜关系的疏远，实际上和日本同中国关系的疏远一样厉害，但是很少日本人感到有什么特别必要来减少这种隔阂状态。……多数日本人觉得几乎不可能把朝鲜人看作独立平等的人，如同日本人一模一样。……每次民意测验都表明，朝鲜在受到日本尊重的国家名次中总是摆在或者接近最末一名。”[23]其实，这一判断同样适合其他亚洲国家。战后日本人自夸是“耸立在亚洲这巨大垃圾堆里的唯一大厦，”就是这种心理的一个折射。在20世纪50-60年代，民意测验表明，在日本人的评价中，中国人如同朝鲜人和俄国人一样，仍都处在低一等的地位。上个世纪70年代有学者对日本人作出这样的评价：“一百多年来，他们的精力几乎完全集中在西方的思想和西方事物上面。他们大多数人对亚洲是冷淡的。他们有一种看不起其他亚洲人的倾向。” [24]

　　1978年“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后的一段时间内，日本民众对中国颇有好感。1980年日本的社会舆论调查表明，被访者中“对中国感到亲切”的，从1979年的71％增加到79％；“没有亲切感”的，从20％减少到14％。[25]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人改变了他们以往的立场。正如竹内实所指出的，此时日本人对中国的友好心态，系“深植于日本人心目中对中国的亲近感。这种亲近感，使日本学习了中国的文明，并使其变成了日本人的文化遗产。而当把中国文明视为日本文明的基础时，一般日本人总是把从中国学来的东西，看作好的和正面的东西。也就是说，他们对中国的印象即等同于对真理的印象。”[26]换言之，当时日本人之所以对中国多有好感，在于战后20多年的隔绝使日本人对中国产生了神秘感和朦胧感，在于他们久远的祖先留下的有关中国强大与先进的记忆。随着接触的增多和深入，罩在中国贫穷与落后之上的美丽光环日渐消散，“亲切感” 很快转变为“很不亲近”。如竹内实所说：“开放的中国同时也在失去其神秘感，已不再是以前那种被憧憬的对象了。”[27]

　　近代以来，尽管日本作恶累累，但多数情况下善良仁义的中国人和亚洲其他国家的人们依旧做到了尽量忘却前嫌，给予日本人以足够的尊重。甲午战争后，中国开始将日本看作学习和模仿的榜样。“在亚洲当中，日本因其战后经济取得的突出成就而受到广泛的尊重；它的援助、投资、出口商品及技术受到所有人的欢迎；它的‘追赶型’的资本主义被普遍仿效；它的大众文化也开始在其邻邦当中引起越来越大的兴趣。”[28]近年来中国和韩国的民众对日本感到厌恶和愤怒，实在是因为日本政府的卑劣行径让他们感到忍无可忍。

　　日本人崇拜物质文明和实力的传统能够成为开启其对外关系中发生的诸多谜团的一把钥匙。战后日本经济发展水平一直高于亚洲国家，但低于美国。因此，日本人一直歧视、反感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对美国心悦臣服。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出现某些赶超美国的迹象，一些日本人马上“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得意忘形，开始对美国大声说“NO”。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还导致日本人与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人们之间交往越多，相互反感有时反而越严重。日本人对美国奴颜婢膝，但始终不愿意向中国人和亚洲人们反省和道歉，究其原因，也在于欺软怕硬的心理作祟。正如杜浩所指出的那样，“因经济成功而导致日本不断增强的自信和民族主义，……因此对于中国坚持提出过去的问题感到非常失望和恼怒。……这一切使得日本很难向以前的受害者表示一种可以接受的道歉。[29]

　　21世纪以来中日民间对立情绪的增长，与战争创伤、地理毗邻、文化冲突诸因素的相关程度低，与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相关程度高，与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与实力的日益增强的相关程度最高。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使中国的实力和国民信心与日俱增，使日本人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和焦虑，乃是事态恶化的关键所在。

表1影响日本与其他国家国民感情的主要因素

　　中国一贯主张走和平发展道路，注重发展与日本的友好关系。但对日本而言，这一强大对自身安全具有不确定性。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发展势头旺盛时，日本踌躇满志，目空一切。90年代经济的持续低迷，又使日本人的情绪迅速低落，举国上下充满危机感和忧患意识，人们开始对历史上自己曾多次欺凌的中国的强大感到恐惧和担忧，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纷纷出笼。2001年4月，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中国是日本的最大威胁，中国最好是分裂成几个国家，日本应尽力促进这一进程，”[30]就是这种心态的真实写照。2002年日本朝日新闻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进行的舆论调查结果表明，日本有17%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已经对日本构成威胁，有57%的人认为10年后中国将对日本构成威胁。两者相加近75%。[31]

　　自近代以来，在日本人眼里，中国一直贫穷落后。但随着近年来中国的兴盛与日本的衰微，日本朝野开始以一种复杂的眼光关注中国的变化，心理上感到很不平衡。1995年《读卖新闻》所做的亚洲舆论调查表明，日本人对中国的关注程度快速提升，其中，关注急速经济增长的占43.7%。1997年，日本自民党在其关于亚太地区的第一个长期外交政策的纲领中预测，中国极有可能在2010年前后在经济上超过日本。[32]在经过多方努力也未能摆脱自身困境的情况下，有人开始把不景气的原因错误地归咎于中国，认为日本资金和技术流向中国，造成日本产业的“空洞化”；中国货挤倒了日本企业，导致日本国内通货紧缩，失业增加，总之，中国成为可恶的化身。

　　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规模迅猛膨胀、对外投资和贸易迅速发展，并成为东亚各国赞赏和学习的楷模，曾使日本人的脑海里产生一种幻觉，认为自己正在由美国公司亚洲分部的执行总裁上升为亚洲领袖。“雁行模式”理论，即日本这只领头大雁带领东亚其它小雁起飞，就是这种心态心理的一个写照。但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日本经济的一蹶不振，近年来中国的影响日益扩大而日本的影响日渐式微。在今日东亚，日本模式、“日本式的经营”都已经失去了昔日的荣光，取而代之的是“北京共识”。越南、朝鲜都开始学习中国的改革经验，甚至印度、俄罗斯都在认可中国模式。这一历史性巨变，使日本人心理上感到十分失落。

　　中国的强大导致日本民众的上述反感心理的产生、导致日本政府对华采取强硬政策，导致中国民众对日本的反感和愤慨。同时，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实力的增强，本身也构成中国民众对日本反感程度加深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民众的对日印象主要来自媒体有关日本“是我们现代化的榜样”的报道，以及对日本电器、汽车等“优质”商品的喜爱。在当时中国民众的眼里，日本社会富裕发达、高效勤劳、合群守法、整洁有序。但随着自身经济的发展和相互交往的增多，人们对日本的认识日渐全面深入，对日本人的印象开始经历从看重经济发达程度到看重民族性的转变，负面的看法逐渐增多。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人对日本的印象1988年是“富裕”、“现代”、“民主”(前三位，下同)； 1992年是“富裕”、“现代”、“不可信赖”(调查9)；1997年是“侵略’、“发展”(调查20)；2002年“只考虑本国利益”，“经济大国” (调查27)。[33]

　　中国反日情绪最强烈的群体是“愤青”、大学生和白领。这是一个富有现代意识的群体。他们经常从各种媒体包括互联网上获得大量信息，其中有人甚至到过日本、或在日本企业中打工。他们对日本的反感，既来自对日本政府挑衅行为的愤慨，也来自对日本人歧视中国态度的直接的或间接的感知。无论日本人对在日中国人的歧视，在日企中日本管理者对中国员工的蛮横，还是日本企业在对华投资和销售商品时缺乏以诚信为本的商业精神、把中国当作二等国家的种种不良表现，各种经验，都在不断加深他们对日本人的封闭、狭隘、自私、自以为是等“岛国根性”的印象。

　　经济与社会的持续发展，带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分化和公民意识的觉醒。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尤其是有知识的青年一代开始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关心和参与国是，并在国际事务中主动表达自己的看法与意见。民间的反日情绪所表现的就是一种民众对中日关系发展的一种关注和态度，是官方声音以外的一种声音。它不仅会对政府的对日的政策取向发生影响，更成为对官方立场的一种补充。

　　虽然中国的发展和实力的上升导致日本对华态度的强硬，但在这场中日之间的博弈中，日本始终扮演着主动挑衅的角色，中国一直处于被动应付的地位。日本是发达国家，当务之急是谋求政治大国地位；中国是发展中国家，首要任务是迈进发达国家的门槛。为赢得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中国政府一直对日本采取主动示好的态度，甚至对日本政府的无理挑衅，也表现出足够的克制与理性。中国民众理解和赞赏自己政府的这种务实态度，但他们同时又有权利对日本人非但不接受中国政府的好意，反而变本加厉地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的行径表达自己的态度和看法。

　　中国民间的反日情绪也是民族自信心增强的反映。伴随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人对日本的自卑心理不断得以克服。2002年日本朝日新闻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进行的舆论调查结果表明，与1997年的调查相比，认为日本对中国构成军事威胁的人数大幅下降。[34]究实而论，日本政府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并不是最近才发生的。中曾根在1985年就曾作为首相参拜了靖国神社。1987年，日本政府还借光华寮事件挑战中国内部事务。但当时中国民间出现的愤怒反对之声非常微弱，原因就在于受经济发展水平制约，普通百姓无奈要为生计付出更多精力，且当时他们对日本的心理多带有自叹不如的成分。但今天的情况不同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国家的荣辱和民族的尊严放在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从中日双方来说，中日民间对立情绪的增长又是一种“事实推移、机缘凑合”而导致的“不期而然”。

　　历史上中日两国一直一方处于强势、另一方处于相对弱势的状态正在发生变化。中国的兴盛与日本的衰落导致双方正在进入一个地位和实力日益接近的交汇点。日方对这种状态不予认可甚至心存抵制，则成为当前中日之间纷争的一大症结。按照日本人固有的逻辑，只有当中国的实力超过自己时，才有可能待之以平等和尊敬的态度。目前中国的发展水平尚低于日本，在军事上也缺乏与日美军事同盟抗衡的能力，但中国的强大又似乎势不可挡。从而，日本人对中国产生了一种蔑视、恐惧、焦虑相互交织的心理。这种严重失衡的心态得不到有效的调整与缓解，遂转化为对中国人的厌恶和反感，也转化为政府反对、挑衅和遏止中国的行动，进而转化为自信心日益增强的中国民众对日本的反感和愤怒。

　　中日双方的另一个交汇点是民族主义的再度兴起。中国目前正处于现代化起步的阶段，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还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精神动力源泉，而民族情绪的膨胀通常是民族自我意识觉醒的伴生物。日本虽然早已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但在政治军事上严重依赖美国，处于“半独立”状态。在经济长期低迷，社会普遍出现幻灭感和异化感的情况下，以右翼为主导的、主张日本成为政治军事大国的民族主义因寄托了日本国民的希望而日渐兴起。[35]柏林指出，民族主义意识“时常伴随着在行动上对其他群体的反感或蔑视”。[36]换言之，民族主义需要敌人。受地理与历史因素的影响，加之双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尤其是综合实力的日益接近，使中日两国不期而遇的民族主义都倾向于把对方当作主要攻击对象。

　　中日民间的情绪对立、以及相互之间种种隔阂、龃龉、甚至矛盾的发生，多带有客观历史必然性。这种情感的分歧和对立有可能成为相互达成理性共识的开端，从而具有中日国民互动和中日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的标识性意义。

　　在东亚，中国和日本是两个最重要的国家。近代以来，日本强大在先，中国发展在后。在旧的均衡状态为新均衡状态所替代的过程中，国民心态需要有相应的调整和转变。如今，在日本人对中国的态度中，歧视、蔑视的成分减少，恐惧、反感的成分增多；在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态度中，自卑、无奈和尊崇的成分减少，自信、审视和反感的成分增加。侧重实力高下的日本人，在不断经历新的挫折与教训后，将会对“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一朴素的真理产生新的认识。而侧重德行有无的中国人，也将在未来发展历程中更加认识到实力的重要性。

　　中日之间的相互印象、相关的情绪甚至概念都是社会建构的，而不是永久不变的、外在的现实。从前述分析可见，在近期，中日关系改善的主动权主要掌握在日方。日本越早认识到中国的强大是一个不可改变的现实，且从本质上说，这种强大对自身是机遇而不是威胁，越早在心理上接受、认可中国的强大，中日关系改善的时间表就越有可能提前。相反，如果日方坚持对抗与遏制的方针，不但“可怜无补费精神”，还会给自身带来严重后果。

　　未来20年中国的持续稳定发展，是化解中日民间对立情绪、从根本上改善中日关系的惟一出路。从古代到近代的历史表明，中国强大时，东亚就处于稳定、和平和繁荣状态，中国衰落时，东亚就会陷入纷争、动荡和战乱。现在的情况依旧如此。首先，中国受儒教文化熏陶，在处理对外关系时，自古至今坚持的方针一直是教化，怀柔和宽厚，而不是侵略和压迫。将来中国强大了，非但自己不会发动对外侵略战争，还会使日本彻底丧失滋生事端的可能。双方长久的和平及在平等基础上的相互往来，有利于相互关系的改善和国民相互好感的产生。其次，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在不同种族和宗教的人群和平相处的历史进程中，形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的、不断自我更新的系统。以这一文化为基础，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能够做到“中和”、“中正”、“时中”，厚德载物。日本是单一民族国家，历史短、国土面积小、文化包容性差、国际威望低。这些因素决定了日本只能使用暴力和威胁获取和维持亚洲领袖地位，而现今的东亚，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长期地容忍或接受任何强权主义的逻辑。第三，在古代的“朝贡贸易”中，中国都是“薄入厚出”，鄙视剥削和掠夺，重视给予和付出。目前中国在发展与亚洲邻国的经济关系时，也尽力做到互利共赢、有时甚至让度部分利益。而日本，即使是战后，给亚洲邻国留下的印象也是惟利是图，甚至在商务活动中给亚洲邻国以低于欧美国家的差别待遇。此外，现在虽然东亚有美国在，中国即使不够强大也不会陷入混乱和失序，但如果中国不够强大，改善中日关系就是困难的，东亚合作也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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