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经过30多年的相互磨合与发展，中泰两国已初步形成和谐双边关系。彼此之间政治领域互信共存、和睦相处；经济领域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安全领域互助共济、团结合作；文化领域互鉴共进、兼收并蓄。尽管存在影响和谐关系的负面因素，但中泰关系将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关键词] 中国 泰国 和谐双边关系
自1975年正式建交以来，中泰两国在友好、平等、互利、互惠基础上，稳步发展了政治、经济、贸易、军事、教育、科技等各领域的友好合作。2007年，两国签署《中泰战略性合作共同行动计划》，充分彰显中泰两国已初步形成了“中泰一家亲”的和谐双边关系。本文将通过回顾中泰关系的发展历程，探讨推动两国和谐双边关系发展的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展望中泰关系的发展前景。
中泰关系的发展历程
虽然中泰关系被形象地喻为是“中泰一家亲”，双方都赞誉彼此是“好邻居、好朋友、好亲戚”，但早先中泰关系也曾经历过紧张与对立的艰难时期。
新中国成立初期，泰国的披汶政府所奉行的是“亲美反华”的外交政策。这一方面是由于美国的授意——要求泰国成为封锁中国周边的东南亚链条中的重要一环。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披汶政府维护军人威权统治的需要——“反共”成为镇压国内民主运动、压制政治反对派的重要手段，而“排华”则成为激化民族矛盾、转移阶级矛盾的有效方式。于是，新中国成为了意识形态斗争的标靶。1955年的万隆会议后，中泰关系出现短暂的缓和。披汶政府在逐渐把握中国睦邻友好的外交意图后，开始试图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披汶政府此举，一则是希望通过引入中国的影响，牵制美国势力在中南半岛的迅速扩张，从而提高泰国的政治地位，争取更为宽松的外部环境；二则是希望借此缓和国内矛盾，争取华人政治派系的支持。但是，这一进程很快就随着披汶政府的垮台而中断。1957年，坚决反共反华的沙立·他纳叻在美国的支持下发动政变，推翻了披汶政府。沙立政府（1958～1963年）与他侬－巴博政府（1963～1973年）都是坚定追随美国的军人独裁政府，在国家政策方面奉行“排华反共”。与此同时，中国方面则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对泰国采取了“输出革命”的激进政策。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的根本对立，致使中泰之间官方与民间往来在1958年到1972年基本断绝，双边关系处于极不正常状态。
70年代初，美国势力逐渐从东南亚地区撤出，推翻了军人独裁统治的泰国民选政府恢复了外交的独立自主权。随着亚太地区美、苏、中大三角关系的形成，泰国开始进入“多边外交”阶段。为应对苏联在中南半岛的势力扩张和70年代初石油危机带来的能源紧缺，泰国开始调整对华政策，由坚决反华变为接触与合作，努力实现对华关系正常化。1975年7月1日，中泰两国正式建交。两国总理共同签署的《中泰建交联合公报》除明确肯定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外，还对双方的核心国家利益做出了具体的保证，从而为双边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泰国方面承诺坚守“一个中国”原则，并表示将在“公报签字之日起一个月内从台湾撤走一切官方代表机构”；中国方面则宣布不再承认“双重国籍”，表示“任何中国籍或中国血统的人在取得泰国国籍后都自动失去中国国籍”[①]。不过，80年代以前，中泰关系的发展并不顺利。由于中国并未像泰国所期望的那样在官方建交后立即断绝与泰国共产党的一切联系，而是主张党派间的交流不妨碍政府间的合作，因此泰国在双边合作方面有所保留。直到70年代末，随着越南军事威胁的不断增加，中泰关系才开始出现实质性的突破，逐渐形成以军事安全为主的交流与合作，包括国家领导人和军方高层互访、情报交流、战略协调、以及武器交易等，泰国方面甚至允许中国借道向柬埔寨的红色高棉运送武器和战略物资。可以说，正是80年代的地区安全危机增进了泰中两国间的互信，为政治制度不同的两国在全球化时代建立良好的友好合作关系奠定了基础。对此，邓小平在1989年10月会见访华的泰国总理差猜·春哈旺时指出，“中泰关系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友好合作的典范”。
80年代后期，随着地区安全形势的好转，以及美国全球力量的上升和东盟合作的深入，泰国开始在军事安全上逐步淡化与中国的合作，转而推行“立足东盟、依托美国”的军事战略安排，并在90年代初基本完成了这一转变。不过，在泰国的外交格局中，对华关系的重要地位却并未因此下降，只是对华政策的侧重点由军事合作转向了经贸合作[②]。冷战结束以来，中泰双边关系在经贸、政治、文化、安全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在经贸合作方面更是成效显著。1999年2月，中泰两国签署了《关于21世纪合作计划的联合声明》，从而为双方在新世纪“进一步拓展双方之间睦邻互信的全方位合作关系”制订了框架和方针。
泰国总理他信·西那瓦于2001年上台后，以“积极进取”的态度推行对华友好合作政策，并表现出进行战略性合作的意愿。2001年8月他信访华期间，中泰双方共同发表《联合公报》，双方领导人“同意巩固中泰之间业已存在的传统友谊，并推进双方战略性合作”。2003年10月中国签署《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后，泰国政府对于推动中泰战略性合作的态度更为积极。2007年5月泰国总理素拉育·朱拉暖访华期间，中泰双方共同签署了《中泰战略性合作共同行动计划》，从而为未来的双边合作确定了具体目标。对此，素拉育总理强调，“深化泰中战略性合作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泰方愿与中方一道，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③]
中泰关系的影响因素
中泰和谐双边关系的形成并不是一帆风顺，而是随着地区局势的转变，在两国的共同推动下，经过长期的相互磨合与协调所取得的成果。具体而言，中泰和谐双边关系是建立在政治互信、经济互利、安全互助、文化互鉴的基础之上，拥有深厚的历史和现实根基。
（一）政治领域互信共存、和睦相处
中泰两国虽是近邻，但无论海陆都不接壤，历史上也未曾有过大规模的直接军事冲突，因此彼此间并不存在领土争端或是历史积怨的难题。对于政治互信的建立而言，这显然是相当有利的条件。但是，大国和小国的差距以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却成为影响两国政治互信建立的重要障碍，曾一度制约着中泰关系的发展。
客观来看，作为彼此近在咫尺的大国与小国，中国对泰国政治和社会存在着难以回避的重要影响力，尤其是为数众多的华人移民及其后裔，更是成为彰显中国影响力的重要载体。据统计，1905年泰国的华族已占到全国830万总人口的10%左右[④]。此后，随着中国国内政局的动荡，移民泰国的华人更是不断增加[⑤]。由于华族通常会对中国抱有较高的亲近感，因此更易于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影响力。20世纪初，孙中山先生曾多次前往泰国筹措资金和招募志士，并在华族聚居区发表演讲，三民主义也由此逐渐为泰国社会精英所认同。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的胜利，更是直接催生了泰国历史上首次以推翻君主专制为目标的“1912年（未遂）政变”。因此，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泰国的社会精英一直担忧近邻大国的共产主义思潮可能对泰国资本主义体系产生冲击，并影响泰国华族的国家认同，而中国曾经一度左倾的激进思潮，更加重了泰国的这一担忧。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泰国军人政府提出了“排华反共”的政策主张，并给泰国共产党贴上了华族领导的少数族群反叛运动的标签[⑥]，从而以损害中泰关系为代价，通过激化外部矛盾转移了国内政治危机，巩固了60年代的军人独裁统治。
虽然自70年代末以来，泰国华族的政治归化问题在两国的共同努力下已得到妥善解决，而政治互信也在两国共同维护印支半岛和平与稳定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中泰双边关系不断取得实质性的突破与进展，但是，小国对于大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的担忧却并未消失。事实上，只要泰国还是独立的民族国家，这种根植于社会精英潜意识之中的担忧就不可能彻底消除，区别仅在于这种担忧是否会严重到影响两国的政治互信，进而妨碍双边关系的正常发展。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上升，“中国威胁论”再次成为泰国社会精英关注的重点，虽然并未得到多数群体的认同，但其潜在的负面影响却不容忽视。
近年来，中国一直在外交方面审慎地通过实际行动化解“中国威胁论”的负面影响，争取树立中国“负责任大国”的正面形象。一方面，中国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基本原则，尊重泰国国内政治的独立自主。2006年9月，泰国军方发动政变，推翻了民选的他信政府，废除了《1997年泰国宪法》，并由军方高层组成“国家安全委员会”接管了政权。泰国军方此举遭到西方发达国家的一致谴责，美国更是停止了对泰国的2400万美元的援助，要求泰国军方尽快“还政于民”，举行民主选举[⑦]。与此相比，中国表现出客观的中立态度，表示“泰国国内局势发生的变化是泰国内部事务，中国政府一贯奉行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并真诚地表示“祝愿泰国和谐繁荣，国泰民安，中泰友好关系不断发展”[⑧]。另一方面，中国支持泰国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通过合作增进彼此的了解与认同。作为历史上的中南半岛地区强国，泰国政府从未放弃过对东盟主导权的追求。但是，冷战期间先是美国反共，后是越南侵柬，中南半岛北部一直为意识形态的壁垒所阻隔，使得泰国难以在地区合作与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长期处于边缘化地位，仅能扮演东盟内部的“和事佬”。冷战后，随着地区局势的稳定和中印两国的崛起，中南半岛北部逐渐成为连接东南亚、中国、印度的陆上要道，泰国的战略地位也因而显著提高。不过，尽管地区发展态势对泰国有利，但仅凭泰国一己之力想取得东盟领导权却是困难重重，于是，争取中国的理解与支持也就成为了泰国最为现实的选择。对于泰国的政治意图，中国给予了正面的回应与配合，这在“亚洲合作对话”机制的建立过程中，表现的尤为明显。2001年，泰国外长在第34次东盟外长会议上正式提出“亚洲合作对话”的概念，旨在通过设立对话机制，促进亚洲区域内贸易、投资及其他领域的合作。2002年和2003年，泰国先后在昌安与清迈主办了“亚洲合作对话”第一次和第二次外长会议，从而推动对话机制的建设步入了正轨。对于泰国倡导的“亚洲合作对话”，中国给予了全力的支持与配合，不仅主动承担了农业领域和能源领域的合作牵头国重任，而且还主动承办了2003年的第三次外长（青岛）会议，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对话机制的发展与完善。到2007年，“亚洲合作对话”已成功举办了六次外长会议，成员国也从最初的17个增至30个，并在不少合作领域取得重要进展[⑨]。作为“亚洲合作对话”机制的首倡者和协调者，泰国的地区影响力得到显著的提高。
（二）经济领域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90年代以来，随着地区局势的缓和，经贸合作逐渐取代安全合作成为推动中泰关系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更是有力地强化了经贸因素的影响力。其中，双边经贸合作对于中泰关系发展的促进作用，表现尤为突出。
从70年代起，泰国在经济方面就一直遵循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虽然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泰国逐渐重视“双引擎”的发展战略，同时强调开拓海外市场和培育国内市场的重要性，他信政府时期更是投入大量财政扶植农村地区的发展，提高农民群体的生产和消费能力，但迄今为止，外贸出口依然是决定泰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每年的外贸出口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都在60%以上[⑩]。于是，稳固现有海外市场，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也就成为了泰国外交工作的重点内容。
近年来，随着地区一体化的不断发展，尤其是2002年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的正式启动，泰国传统的外贸格局开始发生转变。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东盟、欧盟和日本一直都是泰国的主要出口目的地，通常占到泰国出口总额的七成左右。2000年，美国、东盟、欧盟和日本所占份额分别为21.3%、19.3%、16.3%和14.7%，而同期中国所占份额仅为4.1%。到2006年，美国、欧盟和日本的份额已分别降至15.0%、13.8%和12.7%，东盟的份额略升至20.8%，而中国的份额则升至9.0%。这一转变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近年来中泰两国积极推动双边经贸合作的成果。
对于泰国而言，拓展和深化对华经贸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其一，有利于分散风险，降低国际市场变动对于泰国经济的冲击。外贸出口的过度集中会直接影响到泰国经济发展的稳定性。2001年美国市场对于电子产品需求量的缩减，就直接导致泰国出口的衰退和经济的滑坡。因此，泰国近年来一直在努力开拓包括中国、南亚、中东、东欧、南非等在内的新兴市场。其二，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出口，保持外贸部门的经济推动力。美国、欧盟和日本虽然是泰国的传统贸易伙伴，但近年来各国市场呈现饱和，泰国产品不仅难以进一步拓展市场份额，而且还出现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份额下降的趋势。尽管泰国试图通过与发达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方式，提高本国产品在对方市场的竞争力，并已先后与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等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但迄今成效并不显著。于是，中国市场逐渐成为泰国产品拓展海外生存空间的首选目标。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始终保持两位数的强劲增长态势，从而形成了庞大的国内消费市场，对于进口产品的需求不断提高。从2000年到2006年，中国的进口额增长了250%[11]。面对这一重要的战略性贸易机遇，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将中国列为需要首先开拓的“新兴市场”，泰国自然也不例外，而且已然取得明显成效。从2000年到2006年，泰国对中国的出口额增加了88.8亿美元，增幅高达312.7%，而同期泰国对美国、欧盟和日本的出口额仅分别增加了46.3亿美元、66.6亿美元和61.8亿美元。2006年，中泰双边贸易总额为251.7亿美元，仅占中国外贸总额的1.4%，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对此，温家宝总理提出了“争取实现2010年（中泰）双边贸易额500亿美元的目标”[12]，从而将为泰国经济的发展增添蓬勃的活力。其三，有利于促进产业升级和转嫁贸易摩擦。90年代以来，中国依靠廉价劳动力的竞争优势，逐渐成为工业制成品的组装加工的“世界工厂”，而包括泰国在内的部分东亚国家和地区则开始成为中间产品的生产基地。这就使得泰国在东亚产业链上的位置逐渐从下游转移到了中游，而中国则接替了下游的位置。于是，泰国的外贸模式也由原先的直接生产终端产品向发达国家出口，转变为生产中间产品向中国出口，再由中国组装加工后向发达国家输出。虽然泰国在劳动密集型的组装加工环节有所损失，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中间环节的迅速发展，却是有力地促进了泰国的产业升级。此外，泰国产品经由中国组装加工出口，也将原先泰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转嫁给中国，从而有效地减轻了泰国在国际贸易领域所承受的压力。
对于中国而言，推进中泰双边贸易的发展也同样具有重要价值。这不仅有利于进一步巩固中泰之间的传统友谊和合作关系，而且也有助于彰显中国“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此外，中泰双边贸易的迅猛发展，也有利于消除东盟其他国家的顾虑与担忧，有助于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合作的深入发展。2003年10月，中泰两国率先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下实施了蔬果零关税安排，从而有力的推动了东盟各国的合作步伐。
不过，中泰双边贸易的发展也存在不少的客观制约因素，尤其是随着大量的廉价中国产品涌入泰国市场，已使部分的泰国中小企业面临日趋激烈的竞争压力。于是，尽管泰国政府一直强调“中国经济机遇论” [13]，但“中国经济威胁论”在泰国民间仍有相当的生存空间。因此，充分协调中泰两国的比较优势，形成互补性的贸易结构，避免低附加值同质产品的恶性竞争，已成为确保中泰双边贸易能够继续稳定发展的重要挑战。
此外，近年来成效显著的次区域经济合作，对于中泰关系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目前，中泰两国共同参与的次区域经济合作主要有四角经济合作（中、泰、老、缅四国）和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中、泰、老、缅、越、柬六国）。具体而言，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有利于中泰两国边缘地区的经济发展。由于泰国的经济发展长期集中于首都曼谷及其周边地区，因此泰国的北部和东北部地区经济一直相对落后，逐渐成为制约泰国经济均衡发展的重要障碍。尽管泰国也曾相继推出过开发北部和东北部地区的经济计划，但由于北部和东北部地处内陆，基础设施尤其是道路交通条件恶劣，民间的招商引资相当困难，仅靠泰国政府的财政支出独木难支，因此始终无法切实改善北部和东北部地区的贫困面貌。于是，借助中国“西部大开发”的东风，协同中国与本地区其他国家合作开发次区域经济，也就成为了泰国的最佳选择。另一方面，有利于维护地区的稳定。历史上，泰国、老挝、缅甸、越南、柬埔寨曾经长期相互攻伐，彼此之间积怨颇深，至今仍不时会有矛盾激化。2003年1月，柬埔寨首都金边就曾发生严重的反泰暴乱，大批暴民冲击并焚毁了新落成的泰国驻柬大使馆，同时还发生了焚烧泰国国旗、捣毁泰资企业与商行、攻击泰国侨民的恶性事件，后在中国的外交斡旋之下，事态才得以平息[14]。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开展，有助于各国之间彼此加深了解，增强互信，逐步化解历史积怨，而中国以地区大国的身份参与合作，则能起到稳定器的作用，有助于及时地化解争端。
（三）安全领域互助共济、团结合作
从推动双边关系发展的角度看，安全领域的合作尤其是军事安全的合作显然是极具效率的，中泰关系正是在80年代两国协同化解柬埔寨问题的过程中取得的突破性进展。不过，军事安全合作的负面影响也显而易见。中泰军事关系的过于密切，不仅会导致泰国传统军事盟友美国的不满，也会引起东亚地区其他国家的担忧与疑虑，进而影响到地区关系的平衡与和谐。因此，随着柬埔寨问题的和平解决，中泰双方开始逐渐淡化了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合作，转而推动以经贸为主的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双边合作。
不过，随着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日益突出，中泰两国在安全领域的合作范围也在不断拓宽，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军事安全合作。近年来，中泰两国的非传统安全合作广泛涉及诸多领域，并已在不少方面取得进展，其中包括对于毒品制售、货物走私、人口贩卖、海盗袭击等跨国犯罪的治理，跨国难民的安置与遣返，非典型性肺炎、禽流感、艾滋病等传染性疾病的防治，地震、台风、海啸等大规模自然灾害的救援，以及地区联合反恐等。由于非传统安全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不会引起周边国家的不安，因此已成为推进中泰关系发展的重要途径。
目前，泰国面临的安全问题主要有南部的民族分离主义问题[15]和北部的泰缅关系问题。相比之下，后者更为棘手，原因在于，尽管前者近年来受地区恐怖主义兴起的影响，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但尚属国内问题，主动权仍掌握在泰国政府手中，而后者却因为涉及双边和多边关系，并非泰国的单边努力就可以解决的。泰缅关系问题涉及内容相当广泛，主要包括缅甸毒品流入泰国问题，缅甸难民滞留泰国问题，缅甸反政府武装扰乱泰国边境问题，以及缅军在边境平乱时与泰军发生冲突问题等[16]，尤其是毒品问题，更是严重危及泰国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据统计，2001年缅甸的鸦片和海洛因产量，曾一度占到东南亚地区总产量的80%和全球总产量的69%[17]。近年来，尽管在地区各国的合作努力下，缅甸的罂粟种植面积有所下降，但苯丙胺类的新型毒品产量却在迅速增加[18]。作为缅甸的近邻，泰国已成为缅甸毒品制售的重要国际通道。经由泰国中转的海洛因曾一度占到缅甸海洛因总产量的80%[19]，而在1998年至2000年间，每年流入泰国的冰毒更是多达6亿粒[20]。随着缅甸毒品的不断流入，泰国社会深受其害，全国6300多万总人口中，吸毒人员多达5%，严重上瘾者有70多万[21]。由于泰国毒品问题的根源在于缅甸少数民族武装“以毒养军，以军护毒”的传统生存模式[22]，因此尽管泰国国内的禁毒运动成效显著[23]，但在缅甸未能妥善解决民族问题之前，泰国很难真正实现禁毒的目标。虽然泰国一直试图通过与缅甸的直接对话来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但因两国间的政治差异和历史积怨而成效甚微。缺乏互信使泰缅之间很难开展双边合作，因此多边合作就成为最佳选择，而中国正是泰国寄予厚望的第三方[24]。首先，中国不仅是地区大国，而且是缅甸主要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国，长期在缅甸军政府的对外关系中占据重要地位[25]；其次，中国与泰国面临相似的安全问题，尤其是毒品问题[26]；再次，中泰两国在对缅政策方面具有共识，都主张通过“以经促政”的和平方式逐步解决缅甸问题，反对美国“以压促变”甚至不惜以武力相威胁的强硬政策。近年来，由泰、中、缅共同参与的多边合作进展顺利，尤其是在次区域合作禁毒方面更是成果斐然[27]，不仅缓和了泰国面临的安全问题，而且也增进了泰缅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地区关系的稳与发展。
（四）文化领域互鉴共进、兼收并蓄
对于双边关系的发展而言，文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具有长期性、根本性、决定性的重要影响力。虽然相对于经济与安全合作，文化合作的发展周期较长，可能需要十几年、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但是，随着彼此间文化认同的逐渐形成，将会对双边关系的良性发展形成有效的保障，即使因为政治或经济的原因而出现暂时的不和甚至冲突，也能够相对较快地回归正轨。相反，如果双边关系缺乏文化认同，甚至是存在文化冲突，那么即使是双边关系曾在特定政治、安全或经济需求的驱动下取得发展，终究也会因为特定因素的消失而面临双边关系衰退甚至破裂的困境。
中泰两国的文化交往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文化曾在宗教、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都对泰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28]。从源流来看，泰国文化是在广泛借鉴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融合型文化，具有较高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近代以来，不断涌入泰国的华人移民，更是有力的推动了中泰文化的彼此交融。虽然在军人独裁时期，由于“排华反共”政策的影响，中泰文化交流受到制约，但随着1975年中泰的正式建交，两国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开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从1996年中泰两国签署第一个有关文化合作的官方文件《文化合作谅解备忘录》，到2001年两国正式签署《文化合作协定》，90年代以来中泰两国的文化交流与合作的范围迅速扩大，往来日益频繁，对于中泰双边关系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
此外，值得留意的是，对于中泰文化的交流与合作，泰国王室尤其是诗琳通公主所起的示范作用，具有重要的政治价值和社会意义。1981年5月，诗琳通公主首次访华，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泰国王室成员对中国的首次访问。此后，诗琳通公主一直致力于推动中泰文化的交流与合作，不仅先后20多次访问中国，而且还努力研习中文，并亲自翻译和撰写了大量介绍中国文化的泰文书籍。由于王室在泰国民众中具有崇高的威望和感召力，因此诗琳通公主的努力在泰国社会取得了广泛的响应，有力地推动了中泰文化的交流与合作[29]。为此，2000年3月，中国教育部特别授予诗琳通公主“中国语言文化友谊奖”，以感谢她为中泰友谊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中泰关系的发展前景
中泰关系目前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外部因素总体而言有利于双边关系的发展。因此，从中长期来看，在地区局势不发生意外动荡的情况下，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遵循“睦邻、安邻、富邻”的方针，通过提高政治合作、深化经济合作、拓展安全合作、增强文化合作的和谐外交政策，将有力地推动中泰之间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战略性双边关系的深入发展。这不仅有助于树立中国正面的地区大国形象，而且也有利于彰显中国“和谐”外交理念的可行性与有效性。
不过，影响中泰和谐双边关系发展的负面因素依然存在。其一，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增强，可能会引起包括泰国在内的周边小国的担忧与戒备，从而影响双边关系的发展。因此，如何在“负责任大国”的有所作为与“韬光养晦、决不当头”之间取得平衡，既能以泱泱大国的气度赢得周边小国的认同与敬重，又不会因为过于强势而引起地区的不安，已成为中国未来的重要外交挑战。其二，美国影响力的存在，将促使泰国在中美之间保持外交关系的平衡。作为泰国的重要经济伙伴和军事盟友，美国在泰国的外交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借反恐名义重返东南亚，加强了与包括泰国在内的东南亚盟友的军事合作，并于2003年接纳泰国为“非北约主要盟国”。美国此举，显然含有接触、防范和制约中国的战略意图[30]。因此，中泰关系的发展，必然会受到泰美关系以及中美关系的牵制，难以期望跨越式的发展。其三，东盟其他国家对华关系的变动，有可能影响中泰关系的发展。“立足东盟”始终是泰国外交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因为对于东南亚小国而言，唯有通过相互的协调合作，才能在地区事务中占据有利态势，这在“10+3”和“10+1”合作中表现地相当明显。因此，其他东盟国家尤其是与中国存在领海主权争端的国家，如果在对华关系方面出现问题，将可能波及中泰关系的正常发展，虽不至于根本改变泰国的对华政策，但负面冲击却是难免。
中泰和谐双边关系的发展，需要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笔者相信，历史悠久的中泰友谊，在经历了冷战的洗礼后，将在21世纪迎来更加光明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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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泰王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1975年7月1日，北京。
[②] Chulacheeb Chinwanno, “Thailand-China Relations: From Strategic to Economic Partnership”, IUJ Research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Asia Pacific Series No.6, May, 1998. http://www.iuj.ac.jp/research/wpap006.cfm
[③] 《温家宝与泰国总理素拉育会谈》，中国外交部网站，2007年5月28日。http://www.fmprc.gov.cn
[④] 潘翎主编：《海外华人百科全书》，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222页。
[⑤] [泰国]旺威帕·布鲁沙达那攀：《泰国的华人特性》，载《南洋资料译丛》1997年第4期，第66页。
[⑥] Chai-Anan Samudavanija, “Old Soldiers Never Die, They are Just Bypassed: The Military, Bureaucracy and Globalization”, in Kevin Hewison, ed., Political Change in Thailand: Democracy and Participation, Routledge, 1997, pp.48-49.
[⑦] 《美国决定对泰国进行制裁》，人民网，2006年9月29日。http://world.people.com.cn
[⑧] 《外交部发言人就当前泰国局势发表谈话》，新华网，2006年9月20日。http://news.xinhuanet.com
[⑨] 《亚洲合作对话第六次外长会议韩国开幕》，国际在线网站，2007年6月5日。http://gb.cri.cn
[⑩] 根据泰国（中央）银行网站的数据计算而得。ttp://www.bot.or.th
[11] 历年《全国年度统计公报》，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
[12] 《温家宝与泰国总理素拉育会谈》，中国外交部网站，2007年5月28日。
[13] 《他们怎样看中国》，载《世界知识》2005年第3期，第20页。
[14] 《柬泰关系紧张，中国出面劝和》，中国新闻网，2003年1月30日。http://www.chinanews.com.cn
[15] 参见周方冶：《泰国南疆分离主义的重现与影响》，载张蕴岭、孙士海主编：《亚太地区发展报告No.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34～144页。
[16] See Kusuma Snitwongse, “Thai Foreign Policy in the Global Age: Principle or Profit?”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23, Iss. 2, Aug. 2001, pp.198-200.
[17] Drug Intelligence Brief: Burma Country Report, Drug Enforcement Agency, May 2002.
[18] 梁晋云：《缅甸禁毒现状研究与思考》，载《东南亚纵横》2004年第8期，第49页。
[19] Drug Control: U.S. Heroin Control Efforts in Southeast Asia, Testimony for the Subcommittee on National Security,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Criminal Justice, Committee on Government Reform and Oversight,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released by the United States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Sep. 19, 1996.
[20] “Wa Moving to Saturate Thai Market: Avalanche of Speed Pills Predicted”, Bangkok Post, Nov. 4, 2000.
[21] 岑容林：《泰国的禁毒运动》，载《东南亚研究》2003年第6期，第29页。
[22] 汤家麟：《缅中边境5支民族地方武装近况》，载《南亚与东南亚研究》2005年第5期，第81～84页。
[23] 《泰国禁毒取得新进展》，人民网，曼谷2004年9月18日电。http://www.people.com.cn
[24] “China Support to Be Sought”, Bangkok Post, March 14, 2001.
[25] Donald M. Seekins, “Burma-China Relations, Playing with Fire”, Asian Survey, Vol.37, No.6, Jun. 1997, p.526.
[26] 据统计，缅甸的主要陆路贩毒路线有19条，分别经过泰国（5条）、中国（6条）、印度（4条）、孟加拉国（2条）和老挝（2条）。梁晋云：《缅甸禁毒现状研究与思考》，第50页
[27]《中国的禁毒之七·开展国际禁毒合作》，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0年6月。
[28] 邢慧如：《中泰文化交流》，载裴晓睿、傅增有主编：《现代化进程中的中泰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217～232页。
[29] 傅增有：《诗琳通公主对中泰关系发展的贡献》，载裴晓睿、傅增有主编：《现代化进程中的中泰关系》，第44～56页。
[30] 夏立平：《美国“重返东南亚”及其对亚太安全的影响》，载《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8期，第2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