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韩国《中央日报》中国研究所和统一文化研究所共同主办的第二次“中韩未来对话”学术交流活动，于2008年12月12日至15日，在中国江苏省无锡市举行。
会议以 “增进互信、加强合作、应对挑战”为主题，分为大会和专题会议进行。大会安排了“锡山经济开发区的发展状况及未来设想”、“中国作为新的全球中心力量崛起与中韩关系”、“2008年金融危机及其影响”等3个主题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所长张宇燕研究员以“2008年金融危机及其影响”为题作了主题发言。张宇燕研究员首先对目前学界关于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原因进行了归纳，同时从国际经济学、货币学角度指出了另一深层原因，即“美国维护既定国际贸易与分工格局的努力，即美国用金融产品换取中国等国的工业制成品和俄罗斯、沙特等国的资源与石油”。在此基础上，他对金融危机产生的背景、原因、过程和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对美国、欧洲和亚洲等全球主要地区或经济体在此次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发展前景做出了预测。
张宇燕研究员还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就此次金融危机对世界格局的影响进行剖析，并指出“从绝对意义上看，美国因经济萎缩而实力减弱。可一旦从相对意义上看，情况则可能恰恰相反，因为一国的相对实力不仅取决于自身，还取决于竞争对手”。以此为根据，张宇燕研究员对未来国际货币格局和人民币“国际化”问题进行了分析和展望。最后，张宇燕研究员指出，亚洲地区的合作属于危机推动型，此次金融危机可能带来的“亚洲国家加强合作大可期待”。
韩国中央日报经济研究所所长郭在源的主体发言为“中国作为新的全球中心力量崛起与中韩关系”。郭在源就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萧条、美国经济调整以及政治变革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同时也对2025年的世界经济格局进行了展望，并对世界范围内城市化问题及其长期性表示关注，最后，他分析了东亚地区的多极化经济发展格局和趋势，并对韩中两国在IT和物流基础上进行生产网络分工、产业集聚和集群等问题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会上，多位学者就“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中韩政治互信”、“中韩在经贸、投资、环保、物流、通信、能源等重点领域的合作”、“中韩自由贸易区建设”、“中韩金融合作”、“中韩在东北亚地区事务中的合作”、“中韩青少年交流与人员往来”、“中韩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等多个分议题陈述事实，阐发观点，各位学者对于中韩未来合作与发展前景表示乐观。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所长助理朴键一研究员对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进行了解读，朴键一研究员回顾了1998年以来中韩伙伴关系的发展历程，并指出“中韩关系之所以能够不断升级，是因为双方各领域的互利合作不断扩大和深化、正值互信不断加深；而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进一步加强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尤其是加深政治互信”。朴键一研究员认为，中韩伙伴关系已经发展到了最高阶段，需要以《和平友好条约》等国际法保障形式进一步加强双边关系。最后，朴键一研究员对李明博政府的中韩关系、朝鲜半岛等政策进行了展望和预测。
韩方代表团团长李泰桓就韩中战略和作伙伴关系的意义以及展望进行了发言。首先，李泰桓回顾了近年来韩中关系的发展升级，并对韩中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意义进行了分析，指出“作为战略合作伙伴，双方需要共同考虑的问题不仅是北核，还有朝鲜的未来以及朝鲜半岛的和平机制，东北亚安全和平”等。李泰桓对韩中关系的未来持非常乐观的态度，他主张建立信赖关系需要关注民族主义、地区关系、朝核问题等五个方面的问题；最后，李泰桓根据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需要，建议韩中两国建立持续的经济合作、扩大各大领域里的交流网络、以韩中日3国外交部长会谈为契机建立三方战略对话渠道、建立应对地区突发事件的危机管理体制等七个方面的措施建议。
中共中央党校赵虎吉教授对于全球化与民族主义背景之下的中韩政治互信现状做了梳理并对于未来走向做了展望。赵虎吉教授在肯定中韩建交以来双方不断加深的合作的前提下，坦率地提出中韩两国政治互信存在着诸多不确定因素，而全球化和民族主义的大背景是考察前述问题的前提和基础。赵虎吉教授认为影响中韩政治互信的主要因素包括：价值的缺失、冷战因素、民族主义的膨胀与不认同，以及一些敏感问题与潜在的政治不信任。其中，对中国来说，韩国对历史问题、台湾问题、西藏问题、法轮功等问题的态度是有可能引发政治不信任的重要的潜在因素，而对韩国来说，历史问题和朝鲜难民等问题是比较敏感的问题。基于以上问题，赵虎吉教授提出中韩政治互信的改善方向和可能性。赵虎吉教授认为依托于市场经济实现价值共有，使市场经济成为所以缩小东北亚地区基本价值趋向差异的媒介物，是改善中韩政治互信现状的重要途径。赵虎吉教授建议双方积极探索构建共有价值的可能性并且乐观地认为，中韩在建构亚洲式政治价值体系方面有着极大的合作潜力。除此之外，构建结构化制度化的交流机制也能起到使中韩双方相互间不断加深了解和理解，及时消除各种误会以及因误会而产生的摩擦，甚至是冲突的积极作用。
韩国延世大学教授韩硕熙认为，较之过去16年间取得的长足发展，现在韩中关系的发展出现下滑趋势。其最为显著的变化就是韩中经济关系的削弱。韩硕熙认为这意味着韩中关系有可能全面遭到削弱。韩硕熙将此原因归结为虽然韩中关系在过去的16年间取得了快速发展，但尚未形成能够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的正式的关系框架。在这种现状之下，韩硕熙认为韩国李明博政府若想取得“两头下注”（即同时发展韩美、韩中关系——但目前韩美、韩中二者发展出现明显不平衡）的战略效果，就必须对韩中关系的发展进行与韩美关系的发展相应的“政策性投资”。两国应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寻找可以合作的领域，开始进行实质性的合作，在此过程中构筑两国之间的互信关系。韩硕熙认为在不具有如韩美同盟这种正式而具体的关系框架的情况下，如果韩美FTA最终获得通过，就会使韩中关系处于非常不均衡的状态。因此，如果韩美FTA最终获得通过，李明博政府要为韩中FTA的签署积极倾注外交努力。韩硕熙认为李明博政府与中国政府构筑互信关系的最好方法就是将韩国政府对现实状况的立场如实说出。此外在涉及韩国是否加入导弹防御系统的问题上，韩硕熙对于韩国政府目前所采取的保留态度表示赞许。
中韩合作是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的，其中贸易投资合作，尤其是中韩FTA建设是双方学者关注的焦点。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赵江林研究员以“中韩双边合作：现状与前景”为主题，从中国角度对中韩在经贸、投资、物流、环保、能源、通讯等领域的合作做出了归纳和分析。赵江林研究员在回顾中韩双边合作现状的基础上，从中韩两国的贸易、直接投资以及经济合作三个方面用详尽的数据说明近年中韩两国经济合作的发展变化趋势。当然，为了深化双边合作，必须满足“双边战略合伙伴关系的确立、经贸规模扩大的客观要求以及在地区和世界事务中存在的共同利益”等三个条件。
韩国贸易协会国际贸易研究院研究委员郑焕禹认为自1992年建交以来，韩中两国的经济关系可概括为交流的扩大和深化，以及合作的相对滞后。这种交流与合作的不一致成为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两国经济关系的绊脚石。主要问题在于双方至今尚未建立政府之间的合作体制。郑焕禹认为有必要促进以“构筑包括韩国-中国-第三国市场的全球商务网络”为目的的合作方案，同时将现有的单向交流方式改为双向交流，他着重点明签署韩中FTA的重要性。
中韩自由贸易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建设自贸区也有不少障碍。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朴光姬研究员从中国FTA进程面临的国际环境角度出发，对中国在东亚不同区域贸易制度安排中产生的不同利益进行比较，指出中国参与FTA合作的基本利益是“扩大贸易的增长、增加消费者的选择；市场多元化、减少对传统市场的依赖，缓和贸易摩擦；提高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在此基础上，朴光姬研究员认为，在所有中韩FTA面临的主要障碍中，“政治因素是阻碍中韩FTA的关键因素”，其他障碍因素还涉及到“发展阶段的差距”、“对各自国家比较劣势产业的冲击”等。虽然建立中韩FTA困难不少，但是“中韩FTA应克服困难，尽早启动FTA谈判进程，顺应各自发展的需要”。
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北京事务所杨平燮则从韩国的角度陈述了韩中FTA的基本立场，以及双方对于韩中FTA在农业、制造业及服务业三领域的主要争议。杨平燮指出韩中FTA的推进方向要根据全面性、大幅度自由化以及考虑敏感部门三方面原则，并设计了韩中FTA的四种推进方案：在商品领域大幅降低关税，以及除关税以外还包括更加广泛的内容；在商品领域大幅降低关税，简化关税以外领域的议题；商品领域关税降低幅度较小，包括降低关税以外的多种热点问题；商品领域关税降低幅度较小，同时也最大限度地简化关税降低以外的议题。
中国社科院亚太所助理研究员沈铭辉博士就中韩两国金融合作现状、问题及改进方向，提出了中韩金融合作新思维。沈铭辉认为未来中韩两国的金融合作在合作目标上，既要立足于应对危机风险，又要重视促进共同发展；在合作基础上，要正视差异和困难，加强交流，增进互信；在合作领域上，加快推进已有合作，不断拓展新合作领域；在合作机制上，强化双边机制，加强官方合作和民间合作的互动性，共同推动多边机制的完善。沈铭辉尤其指出：未来中韩两国除了加强现有框架内的合作外，必须超越目前东亚金融合作的框架，不断拓展新的合作领域。沈铭辉博士认为中韩金融合作应该包括：扩大货币互换规模，建立地区货币基金；加强汇率合作，建立地区汇率协调机制；提高外汇储备使用效率，建立共同投资基金；夯实信息共享平台，完善地区监督机制；鼓励企业交叉上市，推动亚洲债券市场建设。
韩国中央日报中国研究所韩友德则主要关注韩中目前金融合作的现状问题及改善方向。韩友德认为韩中两国金融合作的必要性在于稳定汇率、解决流动资金短缺以及通过两国资本市场的交流谋求相互利益。韩友德指出，韩中两国之间相互金融支援机制的约束力较弱，在发生情况时难以保障实施有效的金融支援。此外，政治、经济方面存在的差异以及历史经验的不足也是局限性因素。韩国和中国均难以排除现有国际金融机构的干涉建立独立的地区性货币体制。韩友德认为韩中两国为了实现区域内金融合作，应该放宽各项限制措施，努力扩大金融市场的联系。中国应该进一步放宽对外国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限制措施，同时也要放宽对本国金融机构进入海外市场的限制，而且为了使办理人民币业务的在华韩国金融机构不因中国的银行无端回收资金遭受冲击，有必要给予细心的照顾。
中韩建立政治互信无疑将促进双方在东北亚事务上进行积极有效的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周小兵研究员指出中韩目前经济关系日益密切，但是即使目前区域经济合作已经形成机制化的领导人峰会，中韩合作却并未取得突破性进展，中韩FTA谈判尚未启动，这不能不说是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一大遗憾。相对于经济合作的止步不前，以朝核问题“六方谈判”为标志的东北亚多边安全合作平台，尽管中韩关系在此框架中所起作用并非十分明显，但是中韩双边关系已借此机制进入地区安全合作的进程当中。周小兵研究员指出，“中韩双边关系在不同领域中的作用差异极大，大国介入成都市影响中韩关系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大国战略对峙时影响地区事务的主导因素”，所以对于中韩关系的改进方向，他认为增进互信是稳定地区局势的基本方向；同时，中韩之间可逐步增进互信，成为建立地区信任关系的重要通道。
庆熙大学教授朱宰佑则应用彼得森“合作型霸权”的概念分析中国的权力分享和如何平衡朝鲜半岛的权力格局，尤其是在安全领域。朱宰佑认为中国采取了一系列足够有效的措施让其被认为走上合作型霸权的道路，它正在逐步通过国际机构和对国际体系中其它霸权的认可来行使自己积累的实力。中国一直通过自身的资源和谈判技巧的进步来控制其区域地位，从而为合作型霸权充分实现其中一个关键的战略——定向领导。中国还试图利用“过度平衡”而不是平衡来中和权力机制的平衡。并且，它现在还接受双重霸权，认可美国和日本在该地区的霸权地位。朱宰佑指出，中国与朝鲜和韩国因为地缘政治看起来注定要合作，而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强各自国家利益的互惠。这种相互关系也致使中国更加良性和善意地与朝鲜和韩国分享权力。
除去政治经济层面的合作交流，中韩两国青少年交流日趋频繁。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沈定昌博士分析了双方青少年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体育、环保等领域的交流现状并指出目前在双方交流方面存在的问题：全国青联每年在选拔500名赴韩国青年代表的时候带有强烈的精英意识色彩，从而一定程度忽视了大量普通青年群体和青年弱势群体的交流渴望和需要；维持青少年友谊和感情的渠道还不足；要加强对网络信息的管理和引导。避免因信息不对称而使青年内心产生对对象国文化或社会的误解和抵触，进而对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产生不良影响；青年学生之间的广泛的接触与交流，对于进一步加强中韩关系，建设和平稳定的东北亚乃至亚太秩序都具有重要意义；加强留学生的交流，充分发挥留学生在两国青少年交流中的积极作用。
首尔数字化大学李民子教授则从“韩流”问题切入，探讨中韩两国青少年交流的现状与发展。李民子指出韩流的消费层为新兴富裕阶层的青少年，而韩国化的西方文化的亲和性是中国青少年接受“韩流”的前提，韩流作为一种“对策性”文化来填补中国大众文化的空白，以满足快速变化的城市年轻人的文化嗜好。而这主要因为中国大众文化不能及时反映中国青少年消费者嗜好的变化。李民子认为韩中两国青少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接触对方国家文化的机会，增加了对对方国家的好感。但是这种扩大的交流除了增加好感以外，也可能增加反感。所以有必要注意两国青少年文化交流的扩大与两国的民族主义发生冲突。为了使韩中两国青少年的文化交流发展成为对双方文化的相互理解，媒体应发挥积极作用。
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领域，中韩存在广阔的合作空间。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金凤君教授在对中国减排现状进行分析之后，提出中韩在气候问题方面的合作前景问题。金凤君教授指出，中国面临相对严重的气候变化的挑战，这其中包括发展模式、能源结构、资源利用和保护以及沿海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四个方面。金凤君教授期待中韩双方在环境监测、新能源开发、海洋保护、科学研究四个方面实现中韩双方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深度合作。
浦项制铁经营研究所环境资源能源组组长安允基就后京都体制的最新议论及钢铁业的应对方向作了阐述。安允基主要以韩国钢铁业为基本案例，陈述了韩国钢铁业应对后京都时代以及全球气候变化的基本立场：抵触旧体制的局限性（现有京都体制）；对新体制（后京都体制）的限制标准提出异议；计划降低能源单位以实现减排；为了开发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技术，与政府分工协作；制定考虑产业竞争力的后京都体制协商政策；国际钢铁业共同应对。安允基指出，韩国关注的问题是：维持合理的减排地位；采取二氧化碳能源单位；以非约束性技术实现减排。建立可持续性的低碳素绿色产业。积极利用以技术为中心的自发性减排体制APP和IISL。
“中韩未来对话”是由两国研究界、学界和媒体的专家和学者广泛参与的学术交流活动。近几年，中韩间一些潜在问题突出，造成两国民众情绪对立。对此，2007年初中国社科院亚太所与《中央日报》商定，组建“中韩未来对话”，汇聚两国有社会影响力的人士，采取在双方境内每年轮流召开一次双边会议并组织与会者共同参观等形式，就中韩关系存在的问题进行为期10年的长期、深入的学术对话和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