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前总理他信·西那瓦（Thaksin Shinawatra）于2001年执政后，通过相继出台的政策措施，对于泰国政治形成了普遍的调整，初步改变了长期以来的中小政党林立的政治格局，建立了相对稳定的民选政府。但是，由于他信领导的泰爱泰党的一党独大，直接影响到泰国各派政治势力的既得利益，因此引起了部分中产阶级以及政客、官僚、军队的普遍不满。从2006年初开始，以他信家族的“售股丑闻”为导火索，泰国各派政治势力掀起声势浩大的反他信运动，引发了泰国政局的动荡。9月，泰国军方以恢复政治秩序为由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他信政府并接管了国家权力，使得泰国在时隔15年后再次面临军人干政的民主困境与政治发展道路的重新抉择。
一、他信执政前的泰国政治格局
（一）泰国长期中小政党林立的政治格局
自20世纪70年代初推翻军人独裁统治并解除党禁政策以来，泰国政坛长期呈现中小政党林立的政治格局，拥有众议院席位的政党通常多达10余个（见表1）。从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后期，泰国20余年间始终未能产生拥有众议院简单多数席位的大型政党，即使是成立于1946年的老牌政党民主党，其鼎盛时期也仅拥有众议院约四成的席位，属于中型政党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大型政党。
表1 泰国众议院的议席分布简况
年 份 议席总数 众议院政党数 第一大党
名 称 议席数 比例 %
1975 269 22 民主党 72 26.8
1976 279 19 民主党 114 40.9
1979 301 9* 社会行动党 82 27.2
1983 324 10** 社会行动党 92 28.3
1986 347 15 民主党 100 28.8
1988 357 15 泰国党 87 24.4
1992Ⅰ 360 11 正义团结党 79 21.9
1992Ⅱ 360 11 民主党 79 21.9
1995 391 11 泰国党 92 23.5
1996 393 11 新希望党 125 31.8
2001 500 9 泰爱泰党 248 49.6
2005 500 4 泰爱泰党 377 76.4
资料来源：Michael H. Nelson, “Thailand”, in Election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A Data Handbook, Volume 2: South East Asia, East Asia, and the South Pacifi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2005年数据来自国际在线网站，2005年2月。
http://gb.chinabroadcast.cn 注：*此外还有69席为无党派人士，占22.9%；**此外还有24席为无党派人士，占7.4%。
（二）中小政党林立格局形成的主要原因
从影响因素的角度看，泰国政坛中小政党林立格局的形成与泰国社会的庇护制传统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
以“恩主－仆从”为基本表现形式的庇护制关系（patron-client relations）是泰国传统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恩主为仆从提供好处与庇护，仆从则听命于恩主。这种建立在等级差别与互利需求基础之上的传统人身依附关系，是随着泰国古代被称为“萨迪纳”的分封制度的建立而发展起来的。虽然泰国于1932年通过“6·24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使庇护制关系一度失去制度基础，但随着军人威权统治的建立，却使得庇护制关系再次获得制度依托。于是，庇护制关系非但没有在泰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消亡，反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翰克斯认为，“在泰国社会中，除了夫妻关系外，其他所有人际关系都具有庇护制特征：父母是子女的庇护者，兄长是弟妹的庇护者，军官是下属的庇护者”，并指出，庇护制已成为维系泰国社会关系的基本支柱[①]。安德森则指出，泰国的庇护制现象与其他国家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庇护制在其他国家只是社会结构的一般组成部分，而在泰国却是社会结构的核心组成部分[②]。
具体而言，庇护制传统对于泰国政治格局的影响，集中体现在以下两方面对政党发展的制约与阻碍：
首先，泰国的选票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的选票，通常会带有“恩主”即政客的个人烙印，因此泰国政党一般并不直接掌握发展所需的选票资源。尽管70年代以来泰国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但城市化的进程却相对落后，至今仍有着近七成的农村人口，因此从选举的角度看，农村地区显然是至关重要的票仓。但是，由于教育水平与自然经济因素的影响，泰国农村中下层选民的民主意识与城市中产阶级相比明显薄弱，再加上长期以来泰国政府“重城市，轻农村”的政策倾向，因此泰国农村中下层选民对于由谁执政的问题通常并不在意，缺乏主动参选投票的积极性。于是，通过农村地区根深蒂固的庇护制关系网络以贿选的方式掌握农村地区的选票，也就成为政客所普遍采用的手段。有学者这样写道，泰国农村地区的竞选“要找到那些有影响的村长、区长、住持。其中住持最重要，学校的老师也很重要。要能跟住持及僧人拉上关系最有把握。比如住持可以召集寺庙管理委员会开会，他只要说：某某要来帮助翻修寺庙的屋顶，为了寺庙的事，拜托各位了。如此这般，委员们便会分头为其拉选票。”[③]由于农村地区贿选的成本要明显低于城市地区——据统计，1996年的众议院选举中，政客需要为贿选选票所支付的对价，在农村地区平均为每张554泰铢，而在曼谷地区则平均为每张1142泰铢[④]——因此农村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是政客贿选的重要目标，有时农村地区的实际投票率甚至比城市地区还高[⑤]。通过庇护制关系网络以贿选方式取得的选票，是属于“恩主”即政客的个人资源而不是政党的资源，这就使得泰国政党的发展普遍面临选票资源匮乏的问题。
其次，泰国的政党通常是以庇护制关系为基础的“掮客政党”，缺乏必要的党内凝聚力，因此一旦党魁即“恩主”的庇护能力下降，党内政客就会相继跳槽，从而引起政党的衰落或瓦解。对此，有学者形象地指出，“政客就像栖息在一棵大树上的鸟，这棵大树好比一个政党。当这棵树上结满了果子如大量的金钱和特权时，国会议员们就会纷纷离开他们原来的政党，前来投靠它。” [⑥]据统计，在1995年7月的众议院选举中，临时转党的议员候选人多达262人，而在1996年11月的众议院选举中，这一数字更增至353人[⑦]。由于政党本身缺乏包括选票在内的政治资源，因此政党对于党内政客难以形成有效的约束，从而使得泰国政党的发展始终面临“勃兴忽亡”的恶性循环，难以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大型政党。社会行动党、泰国党、新希望党以及正义团结党都曾是泰国众议院的第一大党，但随着党魁的失势，而今却不是被其他政党吞并，就是已沦为边缘化的小型政党。
（三）中小政党林立格局的影响与弊端
自7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泰国政坛始终未能产生拥有众议院简单多数席位的大型政党，因此泰国政府一直实行的是多党联合执政。泰国政党是建立在庇护制关系之上的利益联合体，“如果从宏观的视角看待泰国政党，那么其作用也不过是建立和维护庇护制关系，而其主要任务则是争权夺利。”[⑧]于是，无论是实力相近的各中型政党，还是仅能敲边鼓的小型政党，都对于入阁掌权有着很强的执着，彼此间的攻伐拆台从未间断，从而使得泰国的联合政府始终处于频繁换届的动荡之中。
80年代泰国的联合政府一直是由非民选的军人总理炳·廷素拉暖(Prem Tinsulanond)领导，因此依靠军人集团的协同压制，泰国政局总体而言相对较为平稳。1992年“五月流血”民主运动后，军人集团逐渐退出政治舞台，泰国政局不稳的问题开始日渐突出，相继上台的联合政府都未能完成四年任期，最短的执政仅一年多（见表2）。
90年代泰国政府的频繁更迭，引起政府执政能力的显著下降，不仅在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问题上缺乏完善的长期规划和切实可行的短期政策，而且在解决发展中出现的贫富分化等结构性问题上更是乏善可陈。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由中小型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的软弱与低效更是显露无遗。此外，泰国政府的频繁更迭，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政治现代化的转型与发展，使得行政机构改革和军队职业化改革都因为缺乏政治动力而进展缓慢。
表2 90年代泰国历届政府执政情况
起止时间 总理 联合执政的党派 实际任期
1992.10～1995.5 川·立派 民主党、新希望党、正义力量党、社会行动党、团结党 2年半
1995.7～1996.9 班汉·西巴阿猜 泰国党、新希望党、正义力量党、社会行动党、泰国市民党、纳泰党、民众党 1年多
1996.11～1997.11 差瓦立·永猜裕 新希望党、国家发展党、社会行动党、泰国市民党、自由正义党、民众党 1年
1997.1～2001.1 川·立派 民主党、泰国党、社会行动党、泰国市民党、自由正义党 3年
二、他信对泰国政治的调整及其矛盾
他信·西那瓦不仅是成功的商人，更是颇具个人魅力的资深政客。他信出身警界，后辞职经商，于90年代初逐渐垄断了泰国的电视卫星通讯和移动电话业务。2000年，他信成为首位入选美国《财富》杂志全球富豪榜的泰国人，被誉为“电信大亨”。从1994年起，他信开始投身政界，曾历任政府外交部长、副总理等要职，并曾出任正义力量党主席。1998年，他信·西那瓦创建泰爱泰党，并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将泰爱泰党发展成为泰国政坛的第一大党。在2001年的众议院选举中，泰爱泰党一举赢得近半数的席位，并在组阁过程中通过吞并自由正义党而拥有了众议院的简单多数席位，成为泰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型政党。在2001年至2005年的第一任期中，他信利用政府行政权力，通过相继出台的政策措施，不仅进一步巩固提高了泰爱泰党的政治影响力，削弱了其他中小政党的实力，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压制了官僚与军队的政治作用。2005年的众议院选举中，泰爱泰党一举囊括了近八成的席位，不仅实现了泰国政府的首次一党执政，而且也确立了一党独大的政治格局。但是，泰爱泰党的迅速崛起与扩张，却激化了泰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潜在的矛盾与冲突，从而为2006年他信政府的垮台埋下了伏笔。
（一）他信对政党选票资源的开拓与整合
对于泰国政党而言，政党选票资源的匮乏长期以来一直是制约政党发展的瓶颈所在。随着1997年泰国第16部宪法的颁行，这一问题显得更为突出。因为根据1997年宪法的规定，泰国的众议院选举开始实行选区代表制和政党名单制的混合选举制——众议院的全部500席中，有400席为选区代表制议席，由各选区候选人通过选举产生；有100席为政党名单制议席，其分配依据是各参选政党在全国得票的比例，但得票率在5%以下的将无权参与分配。从选举的角度看，他信领导的泰爱泰党的崛起，关键就在于率先突破了政党选票资源的发展瓶颈。他信的政治努力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
首先是通过推动政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拓展选民基础。
长期以来，泰国政党普遍对于基层组织的建设漠不关心，以至于不仅是小型政党，就连不少颇具实力的中型政党，也都缺乏必要的基层组织建设（见表3）。因为，对于“掮客政党”而言，拉拢掌握着选票资源的政客，显然要比通过发展党员的方式积累选票资源更为便捷而经济。对此，有学者指出，“泰国的政党不是群众性政党，而是议会俱乐部，它们仅仅关注个人利益和人际关系。”[⑨]不过，他信领导的泰爱泰党，却是始终将党员基础建设作为工作的重点。根据泰国选举委员会的统计，2005年泰爱泰党已拥有党员1407.8万人，远高于民主党的401.8万人和泰国党的404.1万人[⑩]。
表3 1996年泰国主要政党基层组织情况
政党名称 基层组织数 众议院议席数
民主党 (DEM) 170 123
泰国党 (CTP) 0 39
新希望党 (NAP) 3 125
社会行动党 (SAP) 1 20
团结党 (Solid.) 9 8
国家发展党 (CPP) 1 52
正义力量党 (PDP) 0 1
泰国市民党 (TCP) 0 18
自由正义党 (Serith.) 1 4
纳泰党 (Nam Thai) 2 0
民众党 (MC) 0 2
合计 187 392
资料来源：Chaowana Traimas , Basic Data on 66 Years of Thai Democracy, Institute of Public Policy Studies, 1998, p.18; Michael H. Nelson, “Thailand”, in Election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A Data Handbook, Volume 2: South East Asia, East Asia, and the South Pacifi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其次是通过“草根政策”争取农村地区选民的认同与拥护。
从政党选举策略的侧重点来看，他信领导的泰爱泰党与以往的泰国政党相比，更为重视对农村地区选票资源的开拓。他信的策略安排，首先是基于对农村地区选票资源潜力的考虑。泰国90年代以来的历届众议院选举的投票率通常是在六成左右（见表4），这就意味着还有至少1500万张选票的庞大资源仍处于待开发状态[11]。农村中下层选民的沉默选票不仅在数量上要超过城市中产阶级的沉默选票，而且相对而言更易于鼓动和引导。这也正是他信会将泰爱泰党的选举主攻方向确定在农村地区的主要原因。其次是基于对接管原本由政客掌握的农村地区选票资源的考虑。如前所述，农村地区的选票资源以往通常是由政客通过庇护制关系网络所把持，因此政党一直难以直接介入。不过，随着1997年宪法的颁行，泰国成立了独立的选举委员会（Election Commission），专门负责监督选举过程中的违规行为尤其是贿选行为。在2001年众议院选举中，选举委员会对全国400个选区中的62个做出了重新投票的决定，并严惩了部分违规政客[12]。这在对民主选举起到了正本清源作用的同时，也阻碍甚至切断了政客与农村地区选票资源的联系，使得政党直接接管选票资源，进而改变选民“惟认政客，不知政党”的被动局面成为可能。
表4 90年代以来泰国众议院选举的投票率
年份 1992Ⅰ 1992Ⅱ 1995 1996 2001 2005
投票率 5932 61.6 62.0 62.4 69.8 72.0
资料来源：同表1。
“草根政策”是他信争取农村中下层选民的主要手段。2001年众议院选举前，他信率先提出包括“三年缓债”、“乡村基金”和“三十铢治百病”计划在内的三项主要针对农村中下层选民的施政措施。尽管泰国政府财政自1997年以来连年赤字，而且年均都在千亿泰铢以上[13]，但他信于2001年2月执政后，仍在财政严重吃紧的困境下，坚持落实了竞选承诺。其中，“三年缓债”计划于2001年3月推出，由国有的农业与农业合作社银行负责落实，允许贷款额在10万泰铢以内的农村债务人延缓三年还债，并免除三年内的利息。据统计，截至2004年4月，泰国共有约230万农村债务人从该计划中受益，其中暂缓偿债的有117万件，债务金额530亿泰铢（约合106亿元人民币）；减免债务的有113.8万件，债务总额412.9亿泰铢（约合82亿元人民币）[14]。“乡村基金”计划于2001年7月启动，由政府从财政预算中划拨种子基金，在全国各地建立小规模的乡村基金，以信贷方式支持农业技术改造、特产品加工等项目。据统计，截至2003年7月，泰国已登记注册乡村基金74589个，拨付资金743.89亿泰铢（约合148亿元人民币），目标达成率近99%[15]。“三十铢治百病”计划于2002年正式实施。根据计划规定，泰国公民只需前往指定的社区卫生中心登记并领取保险卡，即可成为计划受益人，每次就诊时只需交纳30泰铢（约合6元人民币），即可获得基本的医疗服务和药品，而且月收入低于2800泰铢（约合580元人民币）的还可申请免交。“三十铢治百病”计划面向除国家公务员和企业正式职工之外的所有泰国公民，覆盖面约为总人口的96%，从而初步改变了长期以来泰国农村地区缺乏医疗保障体系的困境。除以上三项政策措施之外，他信执政期间还相继推出“一村一产品”的农村产业发展计划，以及包括“仁爱住宅”、“仁爱意外保险”、“仁爱电能”、“仁爱电脑”、“仁爱计程车”在内的“仁爱系列计划”[16]。他信所奉行的“草根政策”初步扭转了长期以来泰国政府“重城市，轻农村”的政策倾向，开始重视国家发展资源在城乡的合理配置，不仅有效地提高了农村中下层民众的收入水平，而且也有力地推动了泰国农村地区的发展。
他信执政期间对于政党选票资源的开拓与整合，总体而言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2005年的众议院选举中，泰爱泰党在政党名单制选举中赢得了多达1900万张支持票，占到有效选票总数的60.7%，不仅远远高于民主党的590万张（18.3%）、泰国党的360万张（11.4%）以及大众党的270万张（8.3%），而且与泰爱泰党在2001年众议院选举中赢得的1163万张支持票（40.6%）相比，也有着相当显著的提高。在2006年的众议院选举中，尽管他信受到“售股丑闻”的负面影响，但泰爱泰党在政党名单制选举中仍然赢得了1586.6万张支持票，充分显示了他信在泰国社会中尤其是在农村中下层选民中的政治影响力。
（二）他信对传统政治利益集团的调整
作为泰国传统的政治利益集团，政客、官僚与军队长期以来一直拥有重要的政治影响力。他信执政期间，依靠建立在广泛民意支持率基础之上的众议院席位优势以及1997年宪法的制度支持，对于政客、官僚和军队采取了相当强硬的政治调整，从而有效地巩固了泰爱泰党的政治地位。
1. 他信对政客集团的约束
长期以来，由于政客通过庇护制关系把持着选票资源，因此在政党与政客的互动关系中，政客始终占据着主动权。通过血缘、地缘和学缘关系组建的政客派系，更是在很大程度上架空了政党对于政客的制约作用，提高了政客的集体议价能力。不过，随着1997年宪法的颁行，他信执政期间泰爱泰党对于党内政客的约束力得到了明显的增强。具体而言，他信约束政客的手段，一则是收买，二则是威慑。
对于为数不少的泰国政客而言，传统的政治资金循环方式是“贿选－执政－舞弊－贿选”。这也是长期以来泰国的政治腐败问题一直难以有效治理的重要原因之一。1997年泰国宪法颁行后，泰国成立了独立的国家反贪委员会(National Counter Corruption Commission)，专门负责对政治腐败问题的查处。尽管泰爱泰党高层的舞弊问题一直是以民主党为首的在野党的抨击重点，但也要看到，近年来泰国的廉政建设在他信政府的推动下还是取得了相当明显的成效。根据国际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统计，泰国的廉政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17]在他信执政的第一任期中，已从3.2提高到了3.8（见表5）。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阻碍甚至切断了泰国传统政客的资金循环，使政客陷入了困境。相比之下，他信领导的泰爱泰党由于得到包括西那瓦财团、正大财团、杰士民财团、BEC财团[18]在内的泰国工商界各主要财团的鼎力支持，党内的不少高层甚至本身就是各财团的代表，因此在资金方面相当充裕。以他信家族的西那瓦财团为例，在2001年众议院选举期间，仅他信的夫人朴乍曼·西那瓦（Potjaman Shinawatra）以个人名义的一次性公开捐赠就高达1亿泰铢（约合2000万元人民币）[19]。对于各财团而言，重要的是国家政策的支持与保障，而不是通常中小型企业所需要的直接权钱交易，因此尽管对于他信政府所出台的部分有利于财团发展的经济政策，在野党及部分泰国学者将其指责为“政策舞弊”，但从法律的角度却是并无追究的依据，从而使得泰爱泰党与各主要财团的关系在他信执政期间日趋紧密。于是，面对他信的“银弹攻势”，泰国的各主要政客派系相继并入泰爱泰党，其中包括：2001年2月并入的自由正义党派系；2002年2月并入的新希望党派系；2004年7月并入的泰国党的“武里南（府）”派系和“万佛岁（府）”派系；2004年9月并入的国家发展党派系；以及民主党和其他小型政党的部分政客。
表1 泰国廉政指数及排名情况
年 份 泰国廉政指数 参与排名国家总数 泰国排名
1995 2.79 41 34
1996 3.33 54 37
1997 3.06 52 39
1998 3.0 85 61
1999 3.2 99 68
2000 3.2 90 60
2001 3.2 91 61
2002 3.2 102 64
2003 3.3 133 70
2004 3.6 145 64
2005 3.8 159 59
资料来源：
http://www.transparency.org/ 通过合并政客派系的方式，尽管能在短期内迅速提高政党的政治影响力，但也会产生相当多的负面因素，从而影响到政党的中长期结构稳定。在泰国政党以往的发展过程中，曾多次出现过党内政客派系因政治利益分配不均而以集体跳槽相威胁的情况，而且最后实际导致政党分裂的也为数不少。这也正是泰国长期以来尽管中型政党不断涌现，但却难以产生大型政党的重要原因。其中，沙努·天通（Sanoh Thienthong）的案例相当典型。沙努起家自泰国党，曾于1995年协助党主席班汉·西巴阿猜（Banharn Silpaarcha）登上总理职位，后因争夺政府第二把交椅——内政部长职位无果而率众退出泰国党，转而加盟新希望党，并于1996年辅佐党主席差瓦立·永差裕（Chawalit Yongchaiyut）登上总理职位，但不久又因党内领导权之争而率众退出新希望党，加入泰爱泰党。不过，随着1997年宪法的颁行，执政党开始逐渐形成对于党内政客派系的制度约束力。宪法第107条第4款规定，“任何人报名成为众议员候选人之前，都必须隶属于任一政党至少90天”。这就使他信对于党内政客派系的集体跳槽威胁，拥有了颇具杀伤力的撒手锏。因为，如若有政客派系集体跳槽，那么只要他信利用总理权力提前解散众议院，并在90天内举行新一轮选举，就能使所有跳槽的政客失去参选的资格，从而对他们形成根本性的打击。虽然这一措施难以反复使用，但对于任何政客派系而言，都能起到重要的威慑作用。事实上，尽管他信于2001年执政后一直在泰爱泰党内大力扶植其胞妹瑶华帕·翁沙瓦的“汪磨挽”派，而对于包括沙努的“汪南然”派在内的其他政客派系则推行“矮化”策略，但在2006年之前沙努却一直未像以往那样率众分裂政党，而是采取了少有的妥协姿态。
2. 他信对官僚集团的整改
泰国的官僚集团是基于内部彼此交错的庇护制关系而形成的封闭体系，具有相当强的独立性和稳定性。从历史角度看，官僚集团形成于19世纪末泰国朱拉隆功改革时期，后在20世纪30年代镇压保皇派和维护君主立宪的过程中，逐渐发展成为泰国的重要政治力量。随后近半个世纪的泰国军人执政时期，官僚集团通过与军人集团分享国家权力，政治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巩固。由于泰国长期以来一直缺乏对官僚行政执行权的有效监管，因此官僚集团的腐败与专权问题相当突出，已成为泰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阻碍。但是，由于90年代的泰国联合政府过于软弱，而且对于大多数靠贿选上台的政客而言，更倾向于维持与官僚集团的合谋关系，通过分享权力腐败的丰厚“收益”为贿选筹集资金，因此泰国联合政府在官僚集团的整改方面始终收效甚微。
他信于2001年执政后，一方面是大力支持国家反贪委员会展开针对官僚的舞弊调查，另一方面则是于2002年向众议院提交了《国家公务员管理条例（草案）》和《政府机构改革草案》，旨在通过行政体制改革，从制度层面瓦解官僚集团的政治影响力。依靠泰爱泰党的席位优势，他信较为顺利地突破了政治阻力，推动众议院通过了改革议案。从2002年10月开始的行政体制改革，被称为是自19世纪末朱拉隆功改革以来的最大规模改革[20]。泰国的政府部门由原来的14个扩编至20个，新增了能源部（Ministry of Energy）、信息与通讯技术部（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自然资源与环境部（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社会发展与人类安全部（Ministry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Human Security）、旅游与体育部（Ministry of Tourism and Sports）、文化部（Ministry of Culture）等6个职能部门，而且原有各部门的职责权限也都进行了相应的调整。随着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官僚集团的政治影响力不断受到削弱，长期以来一直被称为“小内阁”的泰国第一大部——内政部（Ministry of Interior）更是受到全面压制。与此同时，他信对于行政管理的掌控能力则是不断提高。这一方面表现在他信的亲信相继出任高层常务官[21]，另一方面则表现在“首席执行官”模式的确立与推广。他信以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为由，将企业管理模式引入政府管理，倡导政府官员的“首席执行官”模式，试图以政务官的个人决策负责制，取代官僚集团长期以来奉行的常务官集体决策负责制，从而确立政务官即民选政府对于常务官即官僚集团的领导与控制。
3.他信对军人集团的渗透
20世纪90年代以来，泰国军人集团的政治影响力一直在不断下降。1992年的“五月流血”民主运动后，军人集团已难以通过直接干政的方式影响泰国的政局。虽然军人集团能够通过参选的方式保持间接的政治影响力，前最高司令差瓦力·永猜裕（Chawalit Yongchaiyut）上将通过创立的新希望党，曾一度出任民选的泰国总理；但是，国家反贪委员会的监督却使得政党资金的筹集日益困难，民主党前党顾问沙南少将就是因为涉嫌舞弊而被宪法法院裁决禁止从政5年，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更使得军人集团原有的资金管道遭受重创，军方掌控的泰国军人银行甚至险些倒闭。2002年，陷入困顿的新希望党被迫解散，并入泰爱泰党。军人集团在政治领域的失势，最为直接地体现在政府预算的分配方面——80年代末泰国的军费开支占财政预算的比例曾高达20%以上，到1995年已降至14.12%，到2003年更进一步减少到7.66%[22]。
尽管如此，军人集团干政的威胁却并未解除，因为泰国军方始终保持着相对独立的封闭体系，有关人、财、物的调度和支配，并不服从于民选政府的安排。他信于2001年执政后，开始进一步推动泰国军队的职业化，试图将军队完全纳入政府行政的管理框架。这突出地表现在两方面：
首先是通过安插亲信逐步渗透军方权力。其中，他信的堂兄差西特·西那瓦（Chaisit Shinawatra）出任陆军司令的经过，被广泛认为是最为典型的案例。2001年初他信出任总理时，差西特还只是地方军区的普通少将，而到2002年，差西特已成为陆军助理司令，授衔陆军中将。尽管差西特和时任国防部长的差瓦力都矢口否认他信在军方高层的升迁过程中的作用[23]，但他信与差瓦力和时任最高司令的素拉育·朱拉暖（Surayud Chulanont）在陆军高层人事安排方面的矛盾却是公开的秘密。2003年，差西特在他信的支持下，顺利接任陆军司令的要职。由于陆军是泰国最基本的军种，人数占泰国军队总数的近七成，因此与仅具象征意义的最高司令相比，陆军司令才是实际掌握泰国军队的关键性岗位。此外，作为泰国军官预备学校（Armed Forces Academies Preparatory School）第10期的学员，他信还在执政期间将同期的百余位学员，相继提拔委任到泰国军方各部门的中高层要职。
其次是利用警方逐步取代军方的安全职能。他信曾在警界任职近15年，授衔警察中校，其夫人朴乍曼·西那瓦则是前警察总监达玛蓬警察中将的千金，这使得他信在泰国警界有着相当坚实的根基。他信执政后，曾试图以警察取代军队在国内安全事务中的作用，从而进一步削弱军方的政治影响力。2002年初，他信宣布裁撤泰国的南疆各府（军事）管理中心和南疆治安前沿指挥部，并委任警察部队接管了历来由第四部域军（相当于军区）负责的泰国南部地区治安监管权。不过，由于泰国南部地区马来穆斯林分离主义运动的死灰复燃，使得缺乏经验的警察部队难以应对，因此他信的政治意图未能顺利实现，泰国军队仍然在各地基层的治安管理和经济建设事务中保持着重要作用。
（三）泰国政治格局的转变及其引发的矛盾冲突
经过他信在第一任期的政治调整，泰国传统的各派政治势力相继消沉，而泰爱泰党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力则是迅速步入鼎盛时期。在2005年的众议院选举中，泰爱泰党一举囊括众议院全部500席中的377席，与2001年相比猛增129席；民主党获得96席，虽然仍是众议院第一大在野党，但议席却比2001年下降32席，可以说是惨败；曾是众议院第一大党的泰国党仅获得25席，与2001年相比流失16席，已彻底沦为小型政党；大众党[24]获得2席，与其前身人民党在2001年所获得的席位持平；其他参选的数十个政党都是一席未得。于是，他信不仅成为泰国政坛首位完成任期和首位实现连任的民选总理，而且还成为首位实现一党组阁的民选总理。
随着泰爱泰党的一党独大政治格局的确立，他信的政治主导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巩固。根据1997年宪法第185条的规定，“不少于现职众议员总人数2/5的众议员有权联名提起对政府总理的不信任议案”。由于在2005年众议院选举后，泰爱泰党所拥有的议席已达到76.45%，因此仅凭在野党已是难以对他信的总理权力形成有效的制约。尽管根据1997年宪法第304条的规定，“不少于现职众议员总人数1/4的众议员，或是不少于5万名具有选民资格的泰国公民，或是不少于现职参议员总人数1/4的参议员，有权以舞弊、渎职或违宪为由，向参议院议长提起罢免政府总理的议案”，但是，由于通过罢免案的要求相当严苛，不仅要取得独立机构的调查认定，而且还必须在匿名表决中得到不少于现职参议员总人数3/5的参议员的支持，因此这一规定的实际作用相当有限。
他信的总理权力的巩固与扩张，不仅引起日渐被边缘化的政客、官僚与军人集团的担忧与抵制，而且也引起为数不少的城市中产阶级与知识分子的强烈不满。这首先要归因于他信的专断作风。长期的企业总裁生涯使他信在处理问题时相当的雷厉风行，甚至是刚愎自用，尤其是在2003年指挥全国扫毒工作和2004年处理泰国南部分离主义运动的过程中，他信急功近利的性格弱点表现的更是明显，结果都造成了较大规模的平民伤亡。此外，他信对于包括媒体和学界在内的社会监督，始终表现地桀骜不逊，缺乏泰国传统文化所尊崇的谦恭品行。而且，他信还试图利用行政权力和企业资金，以“大棒加胡萝卜”的方式对社会监督予以压制或收买。因此，泰国的媒体与学界一直对于“民选的独裁者”问题相当敏感。其次是由于他信的国家发展政策直接影响到了城市中产阶级的既得利益。他信的“草根政策”改变了泰国政府长期以来“重城市，轻农村”的政策导向，使得大量的国家财政转向农村建设。据统计，“三十铢治百病”计划的财政拨付是1107.12亿泰铢，“一村一产品”计划是800亿泰铢，“乡村基金”计划是743.89亿泰铢，“三年缓债”计划是184.13亿泰铢，此外，各项“仁爱计划”的财政预算也都在数百亿泰族。由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泰国的财政状况一直相当严峻，2001年至2004年间的年均财政支出约为9000亿泰铢[25]，年均增长不到8%，因此在财政大量投入农村建设后，可用于城市福利补贴的财政项目资金也就难免会出现紧张状况。而且，他信在执政后一贯坚持市场竞争原则，一方面努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另一方面通过放开国内市场，推动中小企业参与国际竞争，从而使不少中产阶级开始被迫面对日益沉重的生存压力。再次是与泰国长期得不到根本改善的腐败问题相关。如前所述，泰国近年来的腐败问题有所好转，但总体而言仍然相当严重，尤其是泰爱泰党高层的舞弊案件更是频频发生。他信在查处党内腐败问题时，由于受到政客派系相互平衡的制约，因此通常是“雷声大，雨点小”，难以真正见到实效。同时，对于他信家族一直以来难以完全撇请的“政策舞弊”问题，也是媒体和学界争相责难的重点，从而在城市中产阶级中形成了相当广泛的负面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他信的总理权力扩张，也引起了泰国国王拉玛九世的强烈反感。尽管从表面上看，他信的政治调整并未直接针对泰国王室，但问题在于，长期以来泰国王室之所以能够始终保持政治权威，一则是因为拉玛九世能够在各派政治势力的相互对立中起到制衡作用，二则是得益于“农民国王”拉玛九世在农村地区的政治根基，而泰爱泰党的一党独大和他信的“草根政策”，正是从根本上对于拉玛九世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力形成了冲击。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他信的总理权力的巩固，其桀骜不逊的作风也日益明显，以至于“对国王和王室的期望已缺乏一定的尊重，表现出很大的独立性，这是王室所无法苟同的”[26]。
由此不难看出，尽管他信在工商界财团的雄厚资金支持下，通过手段强硬的政治调整和结构性的经济改革，取得了泰国农村中下层选民的广泛认同与拥护，从而成就了泰爱泰党的崛起与他信的政治辉煌，但是，这也使得他信在执政期间逐步走向了各派传统政治势力的对立面，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政治现代化进程中潜在的矛盾与冲突，尤其是城乡政治诉求的矛盾与传统政治势力分化重组的冲突，都在他信执政期间迅速激化，从而为泰国政局的动荡埋下了火药桶。
三、他信政府的垮台与泰国的政治前景
（一）2006年的泰国政局动荡
“售股丑闻”是引发2006年泰国政局动荡的导火索。2006年1月，根据新出台的放宽外资对泰国电信行业持股比例的法案，他信家族将旗下电信公司49.6%的股份以18.8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给新加坡政府控股的淡马锡公司，并且利用股票交易收入免纳所得税的政策优惠，进行了巨额的避税。
对于他信家族的这一行径，泰国社会各界的反应相当强烈。有关的抨击与责难主要集中在三方面：其一是指责他信的“政策舞弊”。根据泰国原有的相关法规，电信公司的外国控股比例不能超过25%，而2005年底他信依靠泰爱泰党在众议院的席位优势所通过的法规，却将外国控股比例的上限提高到了50%，从而为他信家族出售电信公司股权铺平了道路。虽然根据泰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逐步提高外国公司在泰国服务行业的可控股比例势在必行，但问题是随之而来的他信家族出售股权的行径，却使得“政策舞弊”具有了相当明显的因果印证。其二是指责他信“损国逐利”。由于他信家族旗下的电信公司垄断着泰国的卫星通讯资源，甚至包括军队的通信联络，事关国计民生，因此将其出售给外国的政府控股公司，显然是有损害国家利益之嫌。其三是指责他信逃避纳税义务。他信家族的避税行为从形式上看虽然是合法的，但从实质上看却是明显违背了泰国公民应尽的义务，而且有迹象表明，他信家族在股权交易过程中还存在违规操作的问题，比如在家族内部转移股权时并未依照规定向社会公开。
由此，泰国各派政治势力掀起了大规模的反他信运动。从发展进程来看，他信政府的垮台前后经历了“街头示威”、“选举抵制”以及“军事政变”三个阶段：
（1）“街头示威”阶段。
从2月初起，以城市中产阶级为基础的非政府组织“人民民主联盟”开始在曼谷接连举行10万人的大规模街头示威，以“售股丑闻”为由要求他信下台[27]。与此同时，以民主党为首的三大在野党也组成联盟，一致要求他信引咎辞职。不过，真正使他信陷入政治被动的，却是来自党内以沙努·天通为首的“汪南然”派系的逼宫——文化部长乌莱旺·天通和信息与通讯技术部长梭拉阿·金巴吞相继提出辞呈，要求他信交出党内的领导权。前者是沙努的夫人，而后者则是“汪南然”派的骨干。
尽管依靠泰爱泰党在众议院的压倒性席位优势，他信原本是有可能通过党内的妥协而安渡难关，但基于对农村选民基础的自信和对政治领导权的执着，他信却选择了颇具风险的“重新洗牌”。这一方面是为了再次彰显民意，重新确立他信的执政正当性；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排除党内异己，巩固他信的党主席地位[28]。2月24日，他信宣布解散众议院，提前举行新一轮选举。
（2）“选举抵制”阶段。
对于新一轮的众议院选举，无论是他信支持者抑或是反对者都有着相似的预期，那就是他信仍会以压倒性的优势胜出。对此，他信曾相当自信地表示，“如果我未能取得半数以上的支持票，或是有半数公民放弃投票，那么我将不会出任总理。我尊重选民的意见。”[29]泰国农村选民在选举前也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对他信的支持。3月间，数万泰国农民相继涌入曼谷声援他信，形成与人民民主联盟的对峙局面[30]。
因此，针对他信的选举锋芒，以民主党为首的在野党采取了联合抵制的策略。在野党的意图相当明确，主张“先修宪，后选举”，旨在通过修宪首先从选举机制角度弱化泰爱泰党的选票优势，其次从强化监管角度牵制他信的总理权力，从而为中小政党争取生存空间，避免被进一步边缘化。与此相对，他信则是主张“先选举，后修宪”，旨在通过选举巩固泰爱泰党的政治主导地位，从而确保泰爱泰党在修宪的过程中占据主动。由于双方的对立已事关泰国中小政党的存亡前景，因此在野党联盟的态度相当坚决，尽管他信主动提出在选举后建立“民族政府”，并承诺民主党和泰国党能够在内阁获得席位，但却遭到在野党的一致拒绝[31]。
2006年4月2日的泰国众议院选举，基本是泰爱泰党的“独角戏”，虽然也有部分小型政党参选，但根本无法对泰爱泰党形成有效竞争。据统计，此次选举泰国共有2979万选民参与投票，占全部登记选民的65.2%，其中有效选票2597.5万张。政党名单制选举中，泰爱泰党共赢得支持票1586.6万张，占全部有效选票的61.1%，囊括全部的100席；空白票（相当于反对泰爱泰党的选票）为984.2万张，占37.9%；其他政党共赢得支持票26.7万张，占1.1%。选区代表制选举中，泰爱泰党赢得全部400席中的360席。
虽然从表面来看，泰爱泰党占据了九成以上的席位，可以说是全面告捷，但事实上，泰爱泰党却陷入了政治困境。由于在野党的联合抵制，泰国全部400个选区中有多达278个选区仅有泰爱泰党的候选人参选，于是，依据“选区仅有唯一候选人的，必须赢得20%以上的选票方可当选”的选举规定，最终出现了40个选区的议席空缺。根据泰国宪法，如果众议院议员总数达不到法定的500席将无法取得合法地位，因此泰爱泰党难以在议席空缺的情况下召开众议院会议。但泰国宪法同时规定，众议院应当在选举后的30日内举行首次会议。这就使得泰爱泰党陷入了在野党所设计的两难陷阱。
4月4日，他信公开宣布将不会出任新一届政府总理，并辞去看守政府总理职务，号召各派政治势力协商解决泰国的政治困境，试图“以退为进”摆脱困境，但在野党对此不予认同，坚持要求宣布4月2日的选举无效。4月23日，泰国举行众议院补选，但由于在野党的抵制，仍然有13个位于泰国南部[32]的选区出现议席空缺。4月25日，泰国国王拉玛九世颁布谕令，要求宪法法院和最高法院提出摆脱政治困境的方案，并明确指出存在议席空缺是“不民主”[33]，从而否定了泰爱泰党提出的在议席空缺的情况下召开国会的宪法解释建议。4月28日，泰国行政法院决定，暂停原定于29日举行的第二次补选。5月8日，宪法法院裁定4月2日的选举因为“程序违宪”而无效，宣布将重新选举。5月23日，他信重返看守政府总理的岗位。7月21日，泰国国王批准了看守政府提交《选举条例》，宣布将于10月15日举行新一轮众议院选举。8月9日，新一届选举委员会委员经过遴选产生，开始负责选举的准备事宜。
（3）“军事政变”阶段
尽管泰国军方在“9·19”军事政变前一直严守中立，政变领导人陆军司令颂提·汶耶拉卡林（Sonthi Boonyaratglin）上将也反复强调军方不会干政，表示“军事政变已经成为过去，政治问题应该通过政治渠道解决。”[34]但事实上，在5月初宪法法院决定通过“先选举，后修宪”的方式平息政局动荡后，对于军人集团以及其他反对他信的政治势力而言，军事政变已成为推翻他信政府的最后手段。因为，从4月2日的选举不难看出，他信依然得到大多数泰国选民尤其是农村中下层选民的支持，这就意味着在1997年宪法的选举体制之下，如果在野党不再联合抵制选举，那么十有八九他信会在10月15日的选举中再次胜出，从而重新确立他信的政治主导地位的正当性，届时修宪的主动权将为泰爱泰党所掌控，而各派传统政治势力的边缘化也将难以改变。这也正是向来反对军人干政的各派政治势力会在政变后相继表示对军人集团的支持与认同的原因所在。泰国前总理、民主党前主席川·立派表示，“作为政界人士，我们不支持任何形式的政变。但是他信政府在过去5年中的所作所为迫使军方发动政变。他信本人在这个国家制造了危机。”[35]
9月19日，泰国军方趁他信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机会，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他信的看守政府，他信被迫流亡英国。军警高层组成的“民主改革委员会（Council for Democratic Reform）”[36]接管了国家政权，并废止了“存在诸多漏洞”的1997年宪法。至此，2006年初开始的大规模反他信运动，最终以他信政府的土崩瓦解而宣告结束，军人集团则成为最大的赢家。
（二）泰国政治的发展前景
从形式上看，“9·19”军事政变有效地化解了2006年初以来泰国政局的动荡，通过军事管制基本恢复了社会的稳定，但从政治现代化的发展角度看，军事政变却使得泰国在时隔15年后，再次面临军人干政的民主困境与政治发展道路的重新抉择。
对于是否会长期执政的问题，泰国军方在9月19日的政变声明中表示，“武装部队临时掌权，权力将很快归还泰国人民”。但是，由于1997年宪法已被废止，因此通过民主选举实现“还政于民”必须等到新宪法颁行后才能实现。根据临时政府成员的估计，新一轮选举最早也要等到2007年底才能举行[37]。这就意味着“武装部队”至少还将在“还政于民”前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临时掌权”。
尽管颂提在9月29日接受路透社采访时强调，“我可以保证，我们不会控制新政府，我们将只是政府维持和平的工具。”但从实际情况看，目前军人集团已通过民主改革委员会（现更名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全面掌控了泰国的行政与立法权，并在制宪过程中占据着主导地位。10月1日，前最高司令素拉育·朱拉暖出任泰国第24任政府总理，接管了国家行政权。同日，由民主改革委员会起草的临时宪法也正式颁行，从而为军人集团的干政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根据临时宪法的相关规定[38]：对于行政权，国家安全委员会（Council for National Security，简称国安会）有权任免政府总理，并有权通过与临时政府的联席会议就有关国家安全或其他重要事宜做出决定；国民大会（National Assembly）代行原泰国国会参众两院职能，有权对临时政府提出质询，但无权提起信任或不信任案，因此对于临时政府并不具备法定约束力。对于立法权，宪法起草大会（Constitution Drafting Assembly）成员由国家联邦（National Confederation）推选，但最后要由国安会遴选指定；宪法起草委员会（Constitution Drafting Committee）成员由国安会直接指定；宪法草案须经过国安会审定；宪法草案如果未能通过全民公决，国安会将有权通过国民大会和临时政府的联席会议，修订并重新启用泰国以往的任何一部宪法。
从国际与国内形势来看，军人集团的威权统治已明显不合时宜。在国际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于“民主盟友”的军事政变，相继表示了关切与反对，要求泰国军方尽快“还政于民”，因为这不仅会影响到美国“民主”理念在东南亚地区的推广，而且会使西方国家在处理缅甸问题的时候陷入被动。在国内方面，虽然城市中产阶级接受了以推翻他信政府为目的的军事政变，但这并不意味着就会接受军人集团的威权统治，因为通过1992年“五月流血”民主运动取得的政治权利，对于曾付出过血的代价的城市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而言，具有不可动摇的重要意义。对于各派传统政治势力尤其是政客而言，由于被排斥在制宪过程之外[39]，难以分享推翻他信政府之后的政治利益，因此与军人集团的对立也在日渐显现。不过，对于已经掌权的军人集团而言，似乎也很难主动地退出政治舞台，完全兑现“还政于民”的承诺。因而，泰国未来的政治体制很可能会是“民主”与“威权”的折中与平衡。
历史实践证明，无论是承接自传统的威权模式，还是嫁接自西方的民主模式，都难以完全适应泰国现代化建设发展的需要。随着“9·19”军事政变的出现，泰国再次面临政治发展道路的重新抉择，是否能够建立符合泰国国情的政治体制，还有待泰国人民的共同探索与努力。
--------------------------------------------------------------------------------
[①] See Lucien M. Hanks, “The Thai Social Order as Entourage and Circle”, in G. William Skinner and A. Thomas Kirsch, eds., Change and persistence in Thai society : essays in honor of Lauriston Sharp, Ithaca, N.Y.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197-218.
[②] See Benedict Anderson, “Studies of the Thai State: The State of Thai Studies”, in Eliezer B. Ayal, ed., The Study of Thailand : analyses of knowledge, approaches and prospects in anthropology, art history, economics, hist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 Athens: Ohio University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Southeast Asia Program, 1978, pp.193-247.
[③] [泰国]栗才·德里拉：《选民、官员及民主制的巩固》，《社会学学报》1991年第7期，第70页。转引自任一雄：《东亚模式中的威权政治：泰国个案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0页。
[④] Matias Warsta, “Corruption in Thailand”,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Asia Swiss Feder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urich, April 22, 2004, p.12.
[⑤] Chaowana Traimas , Basic Data on 66 Years of Thai Democracy, Institute of Public Policy Studies, 1998, p.122,(in Thai).
[⑥] [新西兰]尼古拉斯·塔林主编：《剑桥东南亚史》，中译本，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1页。
[⑦] Chaowana Traimas , Basic Data on 66 Years of Thai Democracy, Institute of Public Policy Studies, 1998, p.46.
[⑧] Chaowana Traimas, Political parties in Thailand: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of Public Policy Studies, 1997, p.33.
[⑨] [新西兰]尼古拉斯·塔林主编：《剑桥东南亚史》第二卷，第350～351页。
[⑩] 数据来源：中国外交部网站，2006年9月13日。
http://www.fmprc.gov.cn [11] 据统计，泰国1996年的登记选民总数为38,000,000 人，2001年为42,875,036人，2005年为45,232,145人。数据来源：IFES选举指南网，2006年11月。
http://www.electionguide.org [12] “New Polls Calls for Monday in 62 Seats”, Bangkok Post, January 24, 2001.
[13] 泰国财政90年代以来一直呈现大额盈余，但在1997年金融危机后却迅速恶化，连年出现赤字，2001年赤字一度高达1328.11亿泰铢（约合33亿美元），直到2003年泰国财政才有所改善，出现163.9亿泰铢的小额盈余。数据来源：泰国银行网站，2005年2月28日。
http://www.bot.or.th [14] See Pasuk Phongpaichit and Chris Baker, Thaksin: The Business of Politics in Thailand, Silkworm Books, 2004, p.93.
[15] 《塔信总理下令国行研究村基金升格为乡村银行》，[泰国]《星暹日报》2003年8月1日。
[16] 《政府推出多项仁爱计划》，[泰国]《星暹日报》2003年8月4日。
[17] 廉政指数（CPI）属于复合民意调查，系统反映了全球的商界和学界对各国腐败状况的观感，于1995年首次发布，在国际上具有相当的权威性。该指数以10分为满分，分值越高，意味着腐败程度越低。2005年的评估数据来源于全球10家独立研究机构发布的16项普查结果，其中每个国家至少被三项普查涵盖。
[18] 《政党兴衰 财神举足轻重》，[泰国]《星暹日报》2003年9月29日。
[19] 《总结政治献金 泰爱泰党居首》，[泰国]《星暹日报》2004年2月2日。
[20] 《泰国政府将进行百年来首次大规模机构改革》，新华网，2002年10月3日。
http://news.xinhuanet.com [21] 《挽璞·凤通坐直升机背景》，[泰国]《星暹日报》2003年5月18日。
[22] 数据来源：泰国银行网站，2006年9月15日。
[23] “Chaiyasit transfer “not PM's idea”, The Nation, Thailand, Aug. 8, 2002.
[24] 2003年初，川•立派卸任民主党主席职务，引发党内少壮派与元老派的权力纷争。2004年7月，以副主席阿匿•琉探玛塔(Anek Laothamatas)为首的部分元老派政客，宣布退出民主党，并在原人民党的基础上改组成立了大众党。
[25] 数据来源：泰国银行网站，2006年9月15日。
[26] 《他信：“首富总理”沉浮录》，《南方周末》2006年10月5日。
[27] 《泰国出现第四波反政府集会要求总理下台》，中新社曼谷2006年3月5日电。
[28] 3月10日，黯然退出泰爱泰党的沙努·天通成立了皇家人民党，但由于众议院选举定于4月2日举行，因此依据1997年宪法第107条的规定，沙努及其追随者失去参选资格。
[29] 《他信向10万支持者发表演说》，国际在线，2006年3月4日。
http://gb.cri.cn [30] 《他信支持者与反对者对垒曼谷》，新华网，2006年3月22日。
http://news.xinhuanet.com [31] 《他信建议遭拒》，新华社曼谷2006年3月28日电。
[32] 依靠根深蒂固的“庇护制”关系，泰国南部选区长期以来一直是民主党的传统票仓。2005年的众议院选举中，尽管民主党在全国范围内惨败，但在泰国南部的54个选区，却赢得了52个席位，泰爱泰党和泰国党各自仅赢得1席。
[33] 《解读泰国议会危机》，中新社曼谷2006年4月27日电。
[34] 《泰国政变的关键人物》，人民网，2006年9月25日。
http://world.people.com.cn [35] 《泰国军事政变全程实录》，人民网，2006年9月25日。
http://military.people.com.cn [36] 国家管理改革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主要包括：最高司令伦罗·玛哈沙拉暖任首席顾问，陆军司令颂提·汶耶拉卡林任主席，海军司令沙迪拉班·革耶暖任第一副主席，空军司令差立·普帕素任第二副主席，警察总监哥维·瓦达那任第三副主席，国防部常务秘书威奈·帕提亚恭任秘书长。《泰国政变领导集团发布改革委员会人员名单》，新华网，2006年9月20日。
http://www.xinhuanet.com [37] 《泰国国民大会正式开始运作》，新华网，2006年10月20日。
[38] See Constitution of the Kingdom of Thailand (Interim Edition) of B.E. 2549, Article 14, 34, 11, 23, 25, 26, 32.
[39] See Constitution of the Kingdom of Thailand (Interim Edition) of B.E. 2549, Article 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