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的现代民主体制建立至今已有70余年的历史，但由于军人独裁政府的压制和传统政治文化的束缚，使得泰国的政党建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得不到发展。直到70年代初，军人独裁政府垮台，泰国的政党才开始出现较为稳定的发展。经过80年代的依附起步阶段和90年代的多党纷争阶段，泰国政党于21世纪初步入大党主导阶段。但是，随着泰爱泰党的一党独大政治格局的逐步形成，泰国政坛的派系党争迅速激化，从而引发2006年的政局动荡，结果为军人集团的“9·19”军事政变提供了机会。军人集团的再次掌权，不仅使得泰国的民主体制面临挑战，更使得泰国政党政治的发展陷入困境。

一、2006年以前的泰国政党政治演进

泰国的第一个政党——民党成立于1928年。正是在民党的领导下，泰国于1932年6月“6·24”民主革命，建立了君主立宪政体。尽管民党在革命成功后，组建了一党执政的政府，但是，由于党内文官左派与军人右派的斗争与分裂，却使民党失去了对政局的控制力，并于1933年在保皇派的压力下，被迫解散。在随后镇压保皇派的复辟斗争中，军人集团的势力迅速膨胀，从而逐步登上泰国的政治舞台，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军人干政历史。

虽然泰国在1946年颁行的第三部宪法中，首次确立了政党制度，并出现了以宪法阵线党、职联党和民主党为主的多个政党[①]，但是，在随后的近30年间，由于受到军人独裁政府的压制尤其是党禁政策的钳制，得不到法律保障的泰国政党的发展一直举步维艰[②]，惟有民主党硕果仅存，成为目前泰国历史最为悠久的老牌政党。直到70年代中后期，泰国政党才开始在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下，逐步发展起来。1973年的“10·14”民主运动、1992年的“五月流血事件”、2001年的众议院选举，成为泰国政党政治演进中的重要转折点，标志着泰国政党的发展从依附起步阶段，到多党纷争阶段，再到大党主导阶段的转变。

1973年的“10·14”民主运动，一方面为泰国的军人独裁统治画上了休止符，另一方面也为泰国政党的发展敞开了尘封已久的大门。1974年10月颁行的第十部泰国宪法恢复了政党制度，在三年的“民主试验”中，出现了众多新兴政党，仅在1975年的众议院选举中，获得议会席位的政党就多达22个。虽然1976年的军人政变后再次出台了党禁政策，但不久泰国就于1978年12月颁行第十三部宪法，重新确立政党制度，并于1981年9月出台了新的《政党法》，此后，泰国政党的发展就再未因军人集团的干政而中断——虽然1991年的军事政变后出现过短暂的党禁，但前后不到一年，因此对于大多数政党的发展并未产生实质性影响。不过，80年代的泰国政党尚处于起步阶段，在政治舞台上不过是军人集团的配角，缺乏自主的政治影响力。这一时期的泰国政治被称为“半民主时期”，虽然众议院议员是由民选产生的，但总理是由现役军人担任，并拥有对参议院议员的任免权，从而形成了军人集团对于各派政治势力尤其是弱小的政党的掌控能力。

1992年的“五月流血事件”，使得泰国的军人集团被迫退出政治舞台，从而为政党的全面发展铺平了道路。自此，政党开始在政治舞台上自主地发挥作用。但是，政党发展的不成熟，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政党政治的稳定性——中小政党间的权力纷争，使得90年代的泰国政局一直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没有任何一届政府能够完成四年的任期，最短的执政还不到一年，最长的也不过三年[③]。这对于泰国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产生了相当明显的负面影响，不仅延缓了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而且还放松了对自由市场经济尤其是金融市场的监管，从而成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首先在泰国爆发的主要原因之一，再加上多党联合执政府内部的纷争与低效，更是进一步扩大了金融危机的影响范围。这引起了泰国社会各界对于长期以来多党纷争格局的普遍不满。1997年第十六部泰国宪法的颁行，从制度层面为大型政党的发展，提供了支持与保障。

2001年的众议院选举，标志着泰国的政党政治开始由不稳定多党纷争体系向较为稳定的大党主导体系转变。1998年成立的新兴政党——泰爱泰党在他信·西那瓦的领导下，于2001年1月的大选中获得了众议院全部500席中的248席，并在随后的牵头组阁过程中，通过吞并拥有14席的自由正义党，成为泰国历史上第一个拥有众议院简单多数席位的民选政党，从而改变了一直以来泰国多党纷争的不稳定局面。泰爱泰党为首的联合政府，也成为泰国自80年代以来首届完成四年任期的执政府。执政期间，泰爱泰党不仅通过贯彻落实旨在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提高贫困民众生活水平的“草根政策”，进一步赢得了泰国选民尤其是中下层选民的拥护与支持，而且还通过兼并中小政党的方式，更加壮大了自身的雄厚实力[④]。2005年的众议院选举中，泰爱泰党毫无悬念地再次以压倒性优势胜出，囊括了众议院全部500席中的377席，组建了泰国历史上的首届一党执政的民选政府，从而初步形成了泰国政坛的一党独大格局。

二、泰国政党发展的地域局限问题

政党是以获取政治权力为目标的利益共同体。马克斯·韦伯认为，“党派应该叫做建立在（形式上）自由招募党员基础之上的社会化，其目的是通过这种办法，在一个团体内部给它们的领导人以及积极的参加者谋求（实现事务的目标，或达到个人受惠，或者二者兼而有之的思想的或物质的）机会。”[⑤]从利益共同体角度出发，不断提高并巩固政党与成员间以及成员相互之间的认同与联系，无疑是推动政党不断发展的重要基础。因而，各政党通常都会有选择地表现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价值理念或利益取向，以此作为强化内部关系的主要标识。对于泰国的政党而言，这一标识普遍表现为以“庇护制”为基础的地域利益的差异，而不是像其他国家的政党那样通常表现为民族、宗教或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区别。

与东盟近邻不同，泰国国内的民族和宗教问题相对而言并不突出。泰国的主体民族泰族占到总人口的82%，而且几乎是全民信奉上座部佛教，信徒人数占到总人口的95%[⑥]。尽管泰国南部地区存在马来族穆斯林的分裂主义问题，北部地区存在山地少数民族问题，但从总体上看，对于泰国政治的影响力相当有限。因此，泰国的政党很难像印尼或马来西亚的政党那样，高举民族或宗教的旗帜。至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区别，泰国各政党间的区别也并不明显，相反具有颇多的相似性，通常都秉持实用主义的兼容性和全民性的意识形态。这一方面是由于军人独裁统治时期所提倡的“国王、宗教、民族”的立国三原则，至今仍然是泰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其他的意识形态很难为民众所接受；另一方面也是国家主导的赶超型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对于缓和意识形态冲突的需要[⑦]。

从80年代起，泰国政党的发展就一直表现出相当明显的地域局限，即使是曾经牵头组阁的各大政党也都不例外，例如民主党的票仓一直集中于南部选区，泰国党的集中于中部选区，新希望党的集中于东北部选区，等等。事实上，即使是实现一党独大的泰爱泰党，也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全国性政党，其票仓原本集中于以清迈——党主席他信·西那瓦的家乡——为中心的北部选区，此后通过相继吞并新希望党、泰国发展党以及泰国党的部分派系，这才将票仓范围逐步扩展到东北部和中部选区，但在南部选区的民主党传统票仓，却一直是雷池难逾。

泰国政党地域性特征的形成，与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庇护制”观念密切相关。在乡缘意识与宗派主义的影响下，泰国的政客通常会以地域区别为标准，形成不同的“庇护制”体系——内部成员通过追随“魅力型”的政治领导者，以自身的忠诚与奉献换取上位者的政治庇护与利益分配。这种以本地利益为取向而形成的“庇护制”体系，具有较强的政治凝聚力和社会动员力，因而在80年代泰国政党发展的依附起步阶段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使得众多中小政党能够以地方势力为依托，在军人集团的政治压力下迅速成长起来。但是，“庇护制”体系所固有的地域局限性，却也成为了中小政党的进一步发展壮大的障碍，使得90年代的泰国一直难以摆脱多党纷争的政局，无法产生大型政党。

2001年众议院选举后，泰爱泰党虽然一举成为泰国的首个大型政党，但是从内部权力结构的层面而言，实际上更像是中小政党的联合体。泰爱泰党内部派系林立，其中主要的派系包括党主席他信·西那瓦的嫡系“汪庄宋拉”派，他信胞妹瑶华帕·翁沙瓦的“汪磨挽”派，党顾问沙努·天通的“汪南然”派，原正义力量党派，原自由正义党派（2001年2月并入），原新希望党派（2002年2月并入），原泰国党“武里南（府）”派和“万佛岁（府）”派联合组成的“十七集团”派（2004年7月并入），原国家发展党派（2004年9月并入），以及经由其他派别分离重组形成的“汪南荣”派和“汪康考”派[⑧]，等等。由于本身所拥有的“庇护制”体系并未瓦解，因此各派系都相对独立，从而对泰爱泰党的稳定性形成了显著的负面影响。他信总理在第一任期中，为平衡党内各派系的利益冲突，四年间进行了多达十次的内阁重组。

三、泰国政党建设的群众基础问题

对于泰国而言，“政治活动仅限于少数统治精英，泰国的绝大多数民众都没有资格参与宫廷阴谋或政治活动。”[⑨]自1932年确立君主立宪政体以来，泰国的精英统治模式就从未改变，无论是在军人独裁时期还是民选政党时期，实际掌权的始终是上层精英，所不同的仅仅是权力在军人集团与政客集团之间的更迭。

虽然1932年的“6·24”民主革命推翻了泰国的封建君主制，但这场以和平政变方式实现的革命，却未能在思想观念领域对泰国社会尤其是中下层社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自由平等”的民主观念并未得到泰国民众的广泛认同。随后上台的军人独裁政府对于传统价值观的提倡与强化，更进一步抑制了民主观念的传播与发展。尽管泰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中，曾有过多次大规模的群众性民主运动，特别是1973年的“10·14”民主运动与1992年的“五月流血事件”，更对泰国政局产生了转折性的影响，但是，这些民主运动大多集中在曼谷，参与者也主要是城市中产阶级，再加上持续时间和影响范围都相当有限——通常在民主运动开始出现向农村地区扩展的趋势时，上层精英们都会及时达成妥协，必要时泰国国王也会以传统保守势力最高保护者的身份出面协调，以遏止民主运动的扩大化——因此，这些民主运动对于农村地区的实际影响力相当有限。长期以来，“庇护制”观念在占到泰国总人口70%的农村地区始终根深蒂固，翰克斯曾指出，“在泰国社会中，除了夫妻关系外，其他所有人际关系都具有庇护制特征：父母是子女的庇护者，兄长是弟妹的庇护者，军官是下属的庇护者”，并指出，庇护制已成为维系泰国社会关系的基本支柱[⑩]。这就为泰国精英政治的存在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基础。

“庇护制”所体现的是封建的等级观念，强调下位者对上位者的顺从，以及上位者对下位者的关照。对于遵从“庇护制”的泰国农村地区的民众而言，政治活动不过是上位者即政治精英们的特权，作为下位者的普通民众既无能力也无必要参与其中，至于宪法所赋予的政治权利尤其是选举权，则通常会被用作与上位者进行“等价交换”即贿选的重要筹码。于是，从政党发展的角度看，拉拢能够通过贿选攫取选票的地方政客，显然要比脚踏实地发展群众基础更为直接而有效。因此，1997年宪法颁行前，泰国政党普遍对于基层组织的建设漠不关心，以至于不仅是小型政党，就连不少颇具实力的中型政党，也都缺乏必要的基层组织建设（见表1）。对此，有学者曾指出，“泰国的政党不是群众性政党，而是议会俱乐部，它们仅仅关注个人利益和人际关系。”[11]

表1 1995～1996年泰国主要政党基层组织情况

资料来源：Chaowana Traimas , Basic Data on 66 Years of Thai Democracy, Institute of Public Policy Studies, 1998, p.18, (in Thai); Michael H. Nelson, “Thailand”, in Election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A Data Handbook, Volume 2: South East Asia, East Asia, and the South Pacifi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随着1997年宪法的颁行，泰国政党相继开始重视群众基础的建设，尤其是1998年成立的泰爱泰党，在发展普通党员方面更是积极。据泰国选举委员会的统计，截至2005年，泰爱泰党已拥有党员1407.8万人，远高于民主党的401.8万人和泰国党的404.1万人[12]。泰国政党对于群众基础建设的态度转变，与1997年宪法对于选举体制的发展与完善有着密切关系：首先，根据1997年宪法的规定，泰国成立了独立的选举委员会(Election Commission)，负责全面监察选举过程中的违纪行为，从而有效地减少了贿选的发生。这就使得像以往那样仅仅依靠地方政客的“庇护制”体系，将再难以取得议会席位。其次，根据1997年宪法第98条的规定，泰国众议院的席位分成了“单选区制”席位和“政党名单制”席位。其中，“单选区制”有400个议席，由全国400个选区的选民通过直接投票选举，每选区产生一名议员；“政党名单制”有100个席位，全国作为单一选区，由选民投票选举，不过投票对象不再是候选人，而是所有的参选政党，100个席位将依据各政党的得票率进行分派，但得票率低于5%的政党将无权参与分配。因此，对于所有政党而言，要想赢得尽可能多的众议院席位，不仅是要比拼旗下政客的实力，更是要比拼政党的群众基础。依靠广泛的群众基础，泰爱泰党在2005年的选举中，赢得了多达1900万张选票，占有效选票总数的60.7%，远远高于民主党的590万张（18.3%）、泰国党的360万张（11.4%）以及大众党的270万张（8.3%）[13]。从而为一党独大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2006年的泰国政局动荡与“9·19”军事政变

2006年泰国政局动荡的导火索是所谓的“售股丑闻”——2006年1月，根据新出台的放宽外资对泰国电信行业持股比例的法案，泰国政府总理他信·西那瓦的家族企业将旗下电信公司49.6%的股份以18.8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给新加坡政府控股的淡马锡公司，并且利用股票交易收入免纳所得税的政策优惠，进行了巨额的避税[14]。对于他信家族企业的这一行径，泰国社会各界的反应相当强烈。从2月初起，以城市中产阶级为主的非政府组织“人民民主联盟”开始在曼谷接连举行10万人的大规模街头示威，要求他信引咎辞职[15]。

虽然由“售股丑闻”引发的大规模街头运动，矛头所指的仅是他信本人，但随着民主党、泰国党、大众党三大反对党的介入，政局动荡却是迅速扩大，泰爱泰党一党独大的执政地位开始成为攻击的首要目标。对于反对党而言，2005年的众议院选举实际已将它们推向了政治舞台的边缘——众议院全部500席中，泰爱泰党拥有377席，占到议席总数的75.4%；民主党尽管是议会第一大反对党，但也仅拥有96席，占19.2%；泰国党拥有25席，占5%；大众党拥有2席，占0.4%。根据1997年宪法第185条的规定，提起弹劾总理的不信任案，需要至少40%的议员联名支持，而通过提案更是需要半数以上议员的支持，这就意味着反对党已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通过正常的议会渠道对他信领导的泰爱泰党形成政治压力的可能。于是，为了避免在泰爱泰党政治优势的进逼下被进一步边缘化，甚至像新希望党和泰国发展党那样被泰爱泰党吞并，利用政局动荡彻底打击甚至瓦解泰爱泰党，已成为反对党进行战略反攻的最好亦可能是最后的机会。

不过，在这场政局动荡中，对于泰爱泰党而言最主要的威胁却并非是街头示威或是反对党的压力，而是来自党内派系的分裂。自2001年以来，随着泰爱泰党执政地位的逐渐稳固，党内派系的争权日趋凸现，尤其是沙努·天通的“汪南然”派，更是一直有意取代他信的党内领导地位。沙努被称为“三朝元老”，早年隶属泰国党，曾于1995年辅佐党主席班汉·西巴阿猜当选总理，后因争夺内政部长职位无果而率众退出泰国党，转而加盟新希望党，并于1996年辅佐党主席差瓦立·永差裕当选总理，但不久又因党内领导权之争而率众退出新希望党，加盟泰爱泰党。尽管由于1997年泰国宪法规定，“参加众议院选举的议员候选人必须隶属于同一政党至少90日”，使得泰国总理能够通过提前解散众议院的方式剥夺执政党退党成员的参选资格，因此在他信出任泰国总理期间，党内各派系都相当谨慎，未曾以退党为筹码与他信摊派，但是，他信与沙努之间对于党内领导权的争执却早已是势同水火。于是，“售股丑闻”出现后，沙努的“汪南然”派随即就孤注一掷地向他信逼宫——文化部长乌莱旺·天通和信息与通讯技术部长梭拉阿·金巴吞相继提出辞呈，要求他信交出党内领导权。其中，前者是沙努的夫人，而后者则是“汪南然”派的骨干。2月24日，他信宣布解散众议院，提前举行新一轮选举。随后，沙努率领“汪南然”派脱离泰爱泰党，宣布组建人民忠君党，成为首个退出泰爱泰党的派系[16]。

他信在拥有压倒性议席优势的情况下选择解散众议院，一方面是出于通过政治洗牌加强党内领导权的考虑，另一方面则是基于对泰爱泰党群众基础的充分自信。对此，他信曾在选举前相当自信地表示，“如果我未能取得半数以上的支持票，或是有半数公民放弃投票，那么我将不会出任总理。我尊重选民的意见。”[17]泰国农村地区选民也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对他信的拥护与支持。3月间，数万泰国农民相继涌入曼谷声援他信，形成与人民民主联盟的对峙局面[18]。

于是，以民主党为首的反对党为阻止他信通过选举再次执政，对于选举采取了联合抵制。4月2日的众议院选举，成为泰爱泰党的“独角戏”，虽然也有部分小型政党参选，但根本无法形成对泰爱泰党的有效竞争。据统计，在政党名单制选举中，泰爱泰党共赢得支持票1586.6万张，占全部有效选票的61.1%；空白票占37.9%；其他政党支持票仅占1.1%。

虽然泰爱泰党在选举中囊括了众议院全部500席中的460席，但也同时陷入了政治的两难困境：由于反对党的联合抵制，在选区代表制选举中，泰国全部400个选区中有多达278个选区仅有泰爱泰党的候选人参选。根据泰国的选举制度，“选区仅有唯一候选人的，必须赢得20%以上的选票方可当选”，结果是在40个选区出现了议席空缺。根据泰国宪法，如果众议院议员总数达不到法定的500席将无法取得合法地位，因此泰爱泰党难以在议席空缺的情况下召开众议院会议；但泰国宪法同时规定，众议院应当在选举后的30日内举行首次会议。

尽管4月23日进行了补选，但主要位于泰国南部的民主党传统票仓的14个选区，仍然无法产生议员，从而使泰国政局陷入了困境。4月25日，泰国国王拉玛九世颁布谕令，要求宪法法院和最高法院提出摆脱政治困境的方案[19]。4月28日，泰国最高行政法院宣布，取消原定于29日举行的第二次补选。5月8日，宪法法院裁定4月2日大选因为“程序违宪”而无效，宣布将再次举行大选。7月20日，拉玛九世批准了他信看守政府提交的报告，决定于10月15日举行新一轮选举。

虽然泰国各派政治势力都表示愿意通过民主的方式解决政治分歧，但在确定了新一轮选举的期限后，政局动荡却是依然未能平息，因为反对他信执政的各派政治势力都相当清楚，如果还是依照1997年宪法的规定进行选举，他信将会再次当选。于是，不仅街头示威持续不断，要求他信退出选举，而且党派之间以及党派内部的争斗也是愈演愈烈，甚至已开始影响到泰国的社会稳定与经济复苏。这就为军人集团在时隔15年后再次发动政变提供了机会。

9月19日，泰国军人集团以“平息政局动荡，恢复社会和经济秩序，防范可能出现的暴力冲突和流血事件”为由[20]，趁他信赴美国参加联合国大会之际，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他信领导的看守政府，接管了国家权力，并废除了1997年宪法。

五、泰国政党政治的现状与前景

军人集团的掌权，使得泰国的民主体制面临严峻的挑战。尽管泰国军方在9月19日的政变声明中表示，“武装部队临时掌权，权力将很快归还泰国人民”。但问题在于，由于1997年宪法已被废止，因此通过民主选举实现“还政于民”必须等到新宪法颁行后才能实现。根据临时政府的估计，新一轮选举最早也要等到2007年底才能举行[21]。于是，根据10月1日颁布的《2006年临时宪法》，军人集团的组织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Council for National Security，简称国安会），至少还将在“还政于民”前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临时掌权”。

从目前的情况看，泰国的政党政治已经基本中断。虽然军人集团并未颁布党禁，但各党派都已被排除在国家权力的范围之外：不仅无权参与执政，因为临时政府的内阁成员都是由国安会认可的非党派人士出任；而且也无权参与新宪法的草拟与制定，因为根据临时宪法的规定[22]，宪法起草大会（Constitution Drafting Assembly）的组成人员不得隶属于或是曾在过去两年内隶属于任何政党。

不过，从泰国国内和地区与国际形势来看，由于民主化进程已成为必然趋势，因此军人集团应当不会执着于采取直接干政的方式，而是更有可能通过主导制宪的途径，在军人集团政治利益能够得到制度保障的前提下，恢复泰国的民主体制。因而，随着新宪法的制定与颁布，泰国的政党政治也将重新启动。对于泰国的政党政治将走向何方？究竟是重现多党纷争？继续大党主导？抑或是形成两党对峙？笔者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宪法相关规定尤其是选举体制的确立。正如1997年宪法的相关规则直接推动了泰爱泰党的崛起[23]，新宪法也将对于未来泰国政党的格局产生重要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影响。

[①] 参见张锡镇：《当代东南亚政治》，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9页。

[②] 根据任一雄教授的统计，在1932年至1996年的64年间，泰国政党真正合法的时间只有大约15年，约占23%。参见任一雄：《东亚模式中的威权政治：泰国个案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0～62页。

[③] 参见周方冶：《泰爱泰党的崛起与泰国政党格局的变化》，载《当代亚太》2002年第11期，第27页。

[④] 参见周方冶：《泰国政党格局的转型与泰爱泰党的亲民务实路线》，载《当代亚太》2005年第5期，第20～22页。

[⑤] [德国]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16页。

[⑥] 朱振明：《泰国·独特的君主立宪制国家》，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9页，第122页。

[⑦] 参见李路曲：《东亚政党意识形态的发展阶段及其兼容性特征》，载《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9月，第28卷，第5期，第19～25页。

[⑧] 《汪南荣集团 瓜分政府肥缺》，载[泰国]《星暹日报》2005年3月11日。

[⑨] [新西兰]尼古拉斯·塔林主编：《剑桥东南亚史》第二卷，中译本，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46页。

[⑩] 参见Lucien M. Hanks, “The Thai Social Order as Entourage and Circle”, in Change and persistence in Thai society : essays in honor of Lauriston Sharp, G. William Skinner and A. Thomas Kirsch (eds.), Ithaca, N.Y.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197-218.

[11] [新西兰]尼古拉斯·塔林主编：《剑桥东南亚史》第二卷，第350～351页。

[12] 转引自中国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05年7月4日。http://www.fmprc.gov.cn

[13] 数据来自《曼谷邮报》网站，2005年2月25日。http://scoop.bangkokpost.co.th/election2005/nationv.php

[14] Colum Murphy, “’Thaksin, Get Out!’: Why Thais Are Angry”,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April 2006, Vol. 169, No. 3, p. 9.

[15] 《泰国出现第四波反政府集会要求总理下台》，中新社曼谷2006年3月5日电。

[16] 《泰政坛老将组党分裂执政党》，大公网，2006年4月18日。http://www.takungpao.com

[17] 《他信向10万支持者发表演说》，国际在线，2006年3月4日。http://gb.cri.cn

[18] 《他信支持者与反对者对垒曼谷》，载《北京青年报》2006年3月22日。

[19] 《解读泰国议会危机》，中新社曼谷2006年4月27日电。

[20] See Constitution of the Kingdom of Thailand (Interim Edition) of B.E. 2549, Prologue.

[21] 《泰国国民大会正式开始运作》，新华网，2006年10月20日。

[22] See Constitution of the Kingdom of Thailand (Interim Edition) of B.E. 2549, Article 19.

[23] 参见周方冶：《泰国的宪政与民主化进程评析》，载李文主编：《东亚：宪政与民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2～1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