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韩国新村运动被作为农业现代化的一种成功范式，引起第三世界国家有关部门的广泛关注，到韩国当地学习和借鉴的国际人士络绎不绝。据称，单是1982年，就有来自15个国家百余人在韩国接受新村运动教育，当年去参观学习的则高达1.6万人。学界对新村运动也是赞不绝口，介绍新村运动经验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但遗憾的是，至今尚没有一个国家通过模仿或复制新村运动实现了农村现代化。难道这么多国家里就没有一个“好学生”？还是所谓的新村运动神话根本就不存在？本文分析认为，新村运动只是韩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小的环节，其经验本身就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它在短期内的成功并不具有持续性。新村运动并没有能够减缓城市化进程，也没有给韩国的农业带来国际竞争力。因此可以说，它并不是一个独特的农村现代化模式。

　　一、新村运动实施的背景与成果

　　二、新村运动经验的局限性

　　1.新村运动的政治性与强制性

　　2.新村运动的不可持续性

　　3.美化农村、提高农民收入并不能扭转或减缓城市化进程

　　三、韩国新村运动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如前所述，韩国新村运动的经验是有限的，不能任意地扩大或美化。归根结底，以工业化为核心的城市化是农村现代化的主要出路。建设农村并不能减缓城市化进程。强制性的、运动性的举措并不能带来农村的持续发展。在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下，农业的竞争力是有限的。尽管新村运动号称塑造了“勤勉、自助、协同”的农民，但事实上韩国的农民和农业至今仍然很脆弱，需要国家的津贴和保护，依靠所谓的“身土不二”号召国民消费本国的农产品。因此，很难说韩国摸索出了一条独特的农业发展之路。这就要求我们在借鉴韩国的经验时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既然如此，为什么韩国的新村运动会给这么多人以相当成功的印象、吸引了那么多的国家来学习借鉴呢？难道仅仅是韩国政府的对外宣传得力？尽管笔者质疑新村运动的神话，但并不认为新村运动毫无借鉴意义。笔者认为，我们必须将新村运动置于韩国发展经验的全局中来观察，从中找寻其可资借鉴的元素。……

　　首先，我们注意到，韩国农村发展的起点在1947至1952 年间的土地改革，它确立了严格的土地所有权关系。在美国的支持指导下，韩国依据“耕者有其田”原则，采取和平渐进的方式对土地进行了一次性的再分配，自此形成了产权关系明晰的现代小农制，使土地这一重要资源在经济高速增长之前实现了较为平等的分配，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和向乡村的蔓延，农村土地的增值很快，特别是从1970年代开始。有学者观察，1971年每坪（大约3.3平方米）耕地的价格大概是500韩元，到1990年每坪涨到15000元左右，也就是说，在20年的时间里，耕地的价格上涨了30倍之多！耕地是农民最主要的财富，耕地价格的上涨自然带动了农民的财产的上升。还有许多并不适合耕作的山地、坡地，被城里人高价购买来做宅基地或墓地。对农民而言，收入相当可观。对任何国家的农民来说，土地都是最主要的财富，是维持农村稳定的法宝。农民能否从土地的所有权或者承包权中受益，是影响其收入的重要因素。目前，中国农民的收入大概是城市居民收入的三分之一，另一方面，由于城市住房改革等，城市居民拥有了对农民来讲可以称得上是天文数字的巨额房产，从财产分配而不单单是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讲，农民的处境更加不利。严重的城乡失衡，目前看来可能的出路是：使土地的所有权或者有保障的长期的承包权成为农民的资本，使其能够从中获得收益。

　　其次，韩国农民收入在1970年代后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与城市居民相当的水平，主要经济来源除了土地财富以外，农村人均耕地规模的扩大是重要方面。农村人口的迅速减少使劳动力出现短缺，不得不引进农业机械进行代替。从每个农户耕种的土地面积来看，从1975年的0.9公顷增加到1993年的1.3公顷（增长了44%）。实际上，如果考虑到每户人家的劳动力的减少，每人所耕种的土地面积还是有了很大的增长，由于此时仍旧留在农村的大多是老年人，人均耕种大概6-7亩地，尽管这仍被称呼为小农制，但与中国东部地区相比，已经是相当可观了。所以说，韩国农民收入增长（或者说下降减缓）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快速的城市化过程，正是因为大量的人口外迁才使农村的人均耕地规模得到了扩大，农民收入的持续增加成为可能。与此同时，受传统儒教文化的影响，迁移到城市的移民会克制自己在城市的消费而寄给留在农村的亲戚，以资助他们的生产生活，这成为农村居民收入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就是说，韩国的农村、农业和农民的问题并不是在在农村当地来解决的，而是在城市化中缓解的。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也没有什么特殊性可言。

　　再次，农村教育的普及与发展。我们看到，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韩国的城市化是偏早、偏快的。韩国农民的兼业收入一直处于比较低的水平，包括前面提到的新村运动期间政府为增加农民的兼业收入而在农村修建新村工厂，但并没有取得成功。也就是说，韩国的农民、特别是青年人走的大都是“离土又离乡”之路，是彻底地离开农村,工作生活于城市。那么，如此迅猛、大规模的新移民为什么能在城市站稳脚跟？这主要得益于两个方面：一是教育的普及，由于传统儒教文化的影响,韩国人极其重视教育，加之长期来看教育无疑是收益最大的投资，使韩国的教育在几乎一代人的时间里发生了彻底的变化。20世纪40、50年代农村的学龄儿童没有很好的教育条件，能上小学就不错，而这代人的子辈则大多能够完成大专到大学的教育，完全有能力成为城市里一个合格甚至优秀的劳动者。二是工业化初期韩国主要发展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吸引了大量的新移民。韩国的第三产业比重也较大，有能力吸纳较多的劳动力。而随着劳动力素质的提升,韩国在1970年代开始实现产业升级，重点发展重化学工业，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工人也成功地分享到经济增加的好处，工资收入稳步增加。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在人力资源日益重要的今天，投资教育对于个人、家庭乃至国家，无疑都是最经济、最有效、最有前景的。让散居城市的农民工子女、农村的留守儿童以及农村的其他儿童都能享受到高质量的教育，应该成为新农村建设中政府投资的重点。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成为中国产业升级的劳动力主体，而且是优秀的、有竞争力的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