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时代周刊》的说法，身为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统，64岁的帕维兹·穆沙拉夫将军担任着“世界上最危险的职务”，这句评语一点也不夸张。实际上，除了已故的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以外，很少有政治家能在所担任职务的危险性上与穆沙拉夫相“媲美”，穆沙拉夫在21世纪的政治家当中保持了一项值得钦佩但决无人愿意效仿的记录——任期内遭到恐怖袭击的次数最多。担任穆沙拉夫的职务，的确需要无比坚强的意志和超乎常人的勇气。

　　但是仅有这些还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出类拔萃的政治智慧和非同一般的政治手腕，因为这个“世界上最危险的职务”同时还是“世界上最困难的职务”。仅在过去的一年里，穆沙拉夫便遭遇了最高法院危机、红色清真寺事件、谢里夫回国风波、与贝·布托夫人的谈判、反对党抵制大选等重重考验。自3月到10月，笼罩在巴基斯坦政坛上空的阴云一刻也没有消散，2007年——穆沙拉夫首个民选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注定了无法平静。

　　尽管在10月6日的总统选举中，在风浪中颠簸了8个月的穆沙拉夫“挥出了决定性的一拳”，以高达98%的得票率连任成功，然而为了这次胜利，穆沙拉夫将军也付出了沉重代价，不得不按照“铁蝴蝶”布托夫人的要求，承诺脱下军装，告别自己的“第二套皮肤”。正是这样一个决定，使得即将走入2008年的巴基斯坦重新回到了总统、总理、陆军参谋长主宰国家的“三巨头时代”。

　　岌岌可危

　　2000年5月，巴基斯坦最高法院裁定穆沙拉夫7个月以前推翻谢里夫政府的军事管制是“必要的行动”，确认了穆沙拉夫军政权的合法性。次年6月20日，穆沙拉夫辞去首席执行官职务，就任巴基斯坦总统。2002年4月，巴基斯坦举行全民公决，支持穆沙拉夫在大选后继续担任总统，11月16日，穆沙拉夫再度宣誓就任总统，任期至2007年11月。

　　相对于穆沙拉夫的远大战略，五年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了。光阴荏苒，就在军政权的政策初见成效，巴基斯坦经济进入历史上的第三个黄金时期之时，穆沙拉夫的第一个民选总统任期也行将结束。

　　经过穆沙拉夫的第一个五年，巴基斯坦形形色色的反军人统治政治派别，从谢里夫阵营，到贝·布托的人民党，以及军政权一度的盟友、后因反恐问题与穆沙拉夫反目的宗教势力等等，不但没有遭到禁止，反而纷纷保存下来并利用穆沙拉夫遭遇的种种困境得以壮大。这一方面是由于穆沙拉夫的政治信念使然，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时代已经不同了，即使是在巴基斯坦素来无人敢捋虎须的军人集团，也无法在效仿10多年前齐亚·哈克的严厉统治。到2006年下半年，反对派的实力已经恢复可以结成联盟，在伦敦成立的“重建民主联盟”企图将穆沙拉夫第一个五年的最后一年变成穆沙拉夫政治生命永远的最后一年。进入2007年，谋求连任的穆沙拉夫不得不暂时放下自己的“走廊战略”及其所有配套举措，和各派反对势力展开了连环角力。

　　第一局：穆沙拉夫VS乔杜里

　　出乎人们意料的是，第一个站出来向穆沙拉夫开火的却并非这些政党的领袖，而是巴基斯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乔杜里。2007年3月9日，就在乔杜里扬言穆沙拉夫是否能继续同时担任陆军参谋长和总统，“要由最高法院决定”后不久，穆沙拉夫以突然动作宣布将首席大法官停职。乔杜里对准备竞逐连任的穆沙拉夫的公然威胁只是促使后者出招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多年来最高法院不断在反恐问题上以“保护人权”为由对反恐部门掣肘，助长了宗教极端势力挑战政府的气焰。

　　尽管穆沙拉夫从未表示将乔杜里“解职”，只是以“滥用权力”为由将其“停职”，但这种法律上的重大区别所引发的政治后果却没有什么不同，乔杜里被停职后，巴基斯坦法律与新闻界人士、“民主派”政党连同宗教势力纷纷动员支持者上街游行，酿成巴基斯坦7年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

　　5月12日，巴人民党、穆盟（谢派）等“民主派”政党和宗教政党“联合行动大会”的支持者一道在卡拉奇举行示威游行，与主要由移民后裔组成的亲政府的统一民族运动党支持者大打出手，造成严重流血事件，30多人在冲突中遇难。穆沙拉夫的政治声望因此遭受沉重打击，军政权陷入了各反对派势力的重重包围当中。

　　和乔杜里反目，是2007年穆沙拉夫与反军政权力量角力的第一个回合，穆沙拉夫主动出击也好，被迫还手也罢，就冲突的结果衡量，这次交手得不偿失。穆沙拉夫非但没有制服乔杜里，反而使他成为反对派手中的一面旗帜，提高了反军人集团阵营向军政权叫板的胆气。

　　果不其然，5月卡拉奇大街上的血腥味尚未随风飘散，6月的伊斯兰堡便又发生了另一起震动巴基斯坦全国的暴力事件，迫使穆沙拉夫再度出招，和容忍了很久的宗教集团彻底摊牌，引发了2007年巴基斯坦政坛连环角力的第二场。这一回穆沙拉夫要对付的不是衣冠楚楚的律师和记者，而是以伊斯兰堡红色清真寺教长加齐兄弟为代表的大胡子毛拉们。

　　第二局：穆沙拉夫VS加齐兄弟

　　穆沙拉夫将军的政权并不是一开始就与宗教力量水火不容，相反二者之间曾有过一段不算短暂的蜜月期。2003年12月圣诞节前夕，穆沙拉夫将军修改巴基斯坦宪法的动议在“联合行动大会”国会党团的支持下得以通过，使巴基斯坦进入了由“第17号修正案”开创的准总统制时代。然而，三年之后的2006年，联合行动大会与政府决裂，加入了“重建民主联盟”。宗教势力与政府翻脸的原因和“民主派”政党并不相同，“民主派”的政客们更多是为了争夺政治权利，而毛拉们则和政府有着本质上的政见分歧。穆沙拉夫的政策——建设“温和穆斯林国家”、缓和与印度的关系并支持美国的反恐战争——没有一项对宗教势力的脾胃。穆沙拉夫的开明政策虽然符合巴基斯坦的长远利益，但却不被本国强大的宗教势力接受，这是巴基斯坦政府与宗教力量冲突频仍的根本原因。

　　双方的这种根本分歧在大选即将到来的敏感时期不断激化，最终在6月酿成了“红色清真寺”事件。设在伊斯兰堡的红色清真寺和其他许多满足于烧烧书、喊喊口号的保守分子不同的是，气焰更嚣张、胆子更大、行动也更出格，不但强占儿童图书馆、绑架本国公民甚至警察。对于这些出格的举动，不愿意在大选前徒增事端的穆沙拉夫容忍了很久，直到加齐兄弟将“纯洁社会”的目标指向了中国公民，损害了巴基斯坦政府长期以来的外交政策支柱，并公然以武力对抗政府。

　　6月27日，在中国公民被释放数日后，600名巴基斯坦警察包围了清真寺，7月3日，宗教学校学生试图抢夺警方的枪支，双方爆发大规模冲突。4日起，巴政府对“红色清真寺”采取武力。随后又发生了穆沙拉夫座机遇袭事件。7月10日，巴基斯坦安全部队以一名中校指挥官和多名士兵的生命为代价，攻入清真寺，收复了这个一度被气焰嚣张的极端分子控制的宗教场所，教长大毛拉阿卜杜勒·阿齐兹被逮捕，其兄弟阿卜杜勒·加齐死于混战中。

　　穆沙拉夫的强硬个性在红色清真寺事件进入7月以后得到了充分展现，7月12日，巴基斯坦政府斩钉截铁地发出警告：“对于那些试图使用武力或者推行极端主义的清真寺，政府将像对付红色清真寺一样对付他们。”通过对红色清真寺的断然处置，穆沙拉夫赢回了巴基斯坦国内大多数温和民众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修复了因最高法院风波而受损的政治声望，代价则是彻底疏远了本国强大的宗教势力，并导致宗教势力强大的边远地区安全形势恶化。9月间，数百名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官兵在南瓦济里斯坦被部落武装劫持，10月，政府大举进剿部族武装，穆沙拉夫苦心维持的部族地区和平局面付之东流。

　　纵横捭阖

　　在前两个回合当中，穆沙拉夫虽然一度被置于风口浪尖，但却一刻也没有失去镇定，究其原因，除了穆沙拉夫的军人品质以外，更重要的是，就在这两个回合处于紧要关头的同时，穆沙拉夫正在第三个战场上进行着影响更为深远的较量，并取得了决定性的成果。与贝·布托艰苦而成功的纵横捭阖，成了保证穆沙拉夫得以笑看风云的王牌。

　　第三局：穆沙拉夫VS贝·布托

　　贝·布托代表了巴基斯坦与穆沙拉夫迥异的另一种政治传统。穆沙拉夫是一位“莫哈吉尔”，即1947年前后从印度迁往巴基斯坦的穆斯林，父亲不过是巴基斯坦外交部的一名小小会计。穆沙拉夫是完全依靠自身才干方得以栖身长期被帕坦人和旁遮普人垄断的巴基斯坦军队最高级将领的行列的。

　　而贝·布托则是显赫的信德贵族后裔，父亲是大名鼎鼎的巴基斯坦唯一的文人军法管制首席执行官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庞大的家族政治资源加上贝·布托个人出众的魅力和才华，使得这位人称“铁蝴蝶”的政坛奇女子年方35岁便成为穆斯林世界的第一位女总理。尽管在两次出任总理后，受到她的丈夫扎尔达里的拖累，政治前途险些毁于一旦——这位老兄人送外号“10%先生”，因为据说他在其参与游说的每一项工程中都索要10%的回扣。然而布托家族15亿的家产、人民党在巴基斯坦中间阶层中的强大号召力以及贝·布托酷似老布托的超高国际影响力，使得贝·布托当之无愧地成为巴基斯坦第二大政治力量的领袖，哪怕自1999年以来铁蝴蝶就一直流亡在外。

　　贝·布托的被放逐，虽然也发生在1999年，即穆沙拉夫政变的那一年，但却和穆沙拉夫没有任何关系，贝·布托是被时任总理纳瓦兹·谢里夫驱逐的。颇为讽刺的是，贝·布托离开祖国几个月后，纳瓦兹·谢里夫也被自己的陆军参谋长赶下了台，被驱逐到沙特阿拉伯。正因为穆沙拉夫与贝·布托之间并无恩怨，不存在一方取得合法性便意味着另一方失去合法性的非黑即白困境，才使得两人之间的接触少了许多障碍。根据穆沙拉夫阵营透露出的消息，早在2006年，贝·布托的人民党便和军政府进行了秘密谈判，虽然很可能实际情况还要更早些。

　　实际上，穆沙拉夫与贝·布托非但没有仇怨，倒颇有一段渊源，多年前，时任总理贝·布托曾希望还只是一名准将的穆沙拉夫担任自己的军事秘书，被穆沙拉夫婉言谢绝。作为值得一提的后话，现任巴基斯坦陆军副参谋长、穆沙拉夫的军职接班人基亚尼上将曾担任过贝·布托的副军事秘书，使得三人的经历在某种程度上有了交叉。

　　2007年7月，在双方代表秘密谈判了一年之久后，穆沙拉夫戏剧性地突然飞到阿联酋迪拜，公开与贝·布托举行会谈。会谈后，穆沙拉夫阵营对外透露两人取得了诸多共识，而贝·布托也极大减低了以往对军政权的严厉批评。穆-贝会谈的消息引起了反对派阵营一片哗然，喧闹多时的“重建民主联盟”形同瓦解。

　　9月初，人民党与穆沙拉夫的特使在伦敦结束谈判，尽管此后人民党方面还曾放出话来声称“谈判已经陷入僵局”，然而实际上正如穆沙拉夫阵营所说，“会谈取得了重要突破，曾经困扰双方的三大问题已经解决。”这三大问题分别是贝·布托能否被赦免、是否修改宪法允许同一人第三次担任总理、穆沙拉夫是否辞去军职。果然，10月6日大选前夜，穆沙拉夫阵营宣布穆-贝之间已经达成“权利分享协议”。巴基斯坦政府通过法令，赦免了所有1988年至1999年期间因贪污腐败罪名被定罪的公职人员和政党领袖。这条法令几乎是为人民党量身定做的，因为另一位前总理纳瓦兹·谢里夫的罪名不仅是贪污腐败，还有更严重的叛国、劫机和意图谋杀，而且谢里夫被定罪是在1999年以后。此外，穆沙拉夫还公开承诺将在大选后脱去军装，并任命了自己的军事接班人。至于修改法律，由于这一问题相对于其他两个问题，既不重要，也不紧迫，因而没有在大选前解决。无论如何，在总统大选开始之前，穆-贝合作的局面已经形成，从而使穆沙拉夫获得了对抗其他反对派的最大一张王牌，取得了第三局角力的胜利。

　　插曲：穆沙拉夫KO谢里夫

　　当然，穆沙拉夫的胜利并不是没有条件的，而且穆-贝合作也并非全无裂痕，两人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原则性的分歧，威胁着日后双方的合作。然而，在大选到来之前形成的合作关系，已经足以保证穆沙拉夫轻松地赢得另一场角斗的胜利。这场角斗，由于一方纯属垂死挣扎，而另一方则胜券在握，因而无法被称为一场真正的比赛，只不过是一系列比赛中的一场小插曲而已。

　　这场插曲发生9月10日，这一天，在外流亡七年的纳瓦兹·谢里夫登上了回国的飞机。谢里夫回国并不是秘密，穆盟（谢派）和支持谢里夫的巴基斯坦媒体早已把这条消息传遍了巴基斯坦的每个角落，似乎谢里夫的归来便意味着这位前总理必将重登总理宝座，并将一举摧垮穆沙拉夫政权，一些西方媒体也做出了“届时卡拉奇将出现欢迎谢里夫的盛大集会”，“如果穆沙拉夫贸然干预，有可能引发严重社会骚乱”等等有利于谢里夫的预言。然而，此一时彼一时，2007年的谢里夫早已没有1999年呼风唤雨的能力，他的支持者在国会众议院中仅拥有18个议席，与支持军政权的穆盟（领袖派）100多个议席比起来不啻云泥。更重要的是，穆沙拉夫此时已经完成了与贝·布托的谈判，几个月前军政权四面楚歌的局面已经被打破，相反，谢里夫却只剩下了宗教党还与之维持着脆弱的联盟关系。

　　既然攻守易位，穆沙拉夫也就没必要担心什么“大规模社会骚乱”的可怕预言了，于是谢里夫的飞机刚刚降落在卡拉奇，便被全副武装的巴基斯坦军人团团围困，穆沙拉夫的部下彬彬有礼然而不容商量地将谢里夫“请”下飞机，旋即送上另一架飞机，飞离巴基斯坦回到沙特阿拉伯。算下来，谢里夫的回国之旅只有短短的四个半小时。西方媒体渲染的社会骚乱根本没有发生，穆沙拉夫给了谢里夫干净利落地一次“KO”（技术性击倒），从而在两人的第二次角斗中获得全胜。

　　三、决胜局：皮鲁斯的胜利

　　经过四场有胜有负的角斗，穆沙拉夫终于迎来了2007年最重要的一场竞逐。10月6日，巴基斯坦举行总统选举，100名参议员、342名众议员以及四个省议会的728名议员（每个省议会不论实际议员人数多少，均只享有65票投票权）有权在包括穆沙拉夫在内的五名候选人中按照简单多数原则选举一名总统。

　　按照巴基斯坦最高法院的规定，直至17日就前大法官瓦济胡丁·艾哈迈德和现人民党副主席阿明·法希姆提出的关于陆军参谋长穆沙拉夫无权参选总统的申诉完成听证后，方能正式公布选举结果，但这只不过将穆沙拉夫的获胜延迟了几天而已。穆沙拉夫获得了全部684名参加投票的议员中671人的赞成，得票率高达98%，不啻于对其他候选人的又一次“技术性击倒”。

　　然而，这684名议员只是巴基斯坦全部1170名中央和地方议员的58%，有将近500名各级议员没有参加选举。谢里夫阵营、宗教党的200多名议员宣布辞职以抵制选举，贝·布托的支持者也在最后一个放弃了投票权，致使穆沙拉夫仅仅赢得了一次自己人当中的胜利——支持穆沙拉夫的穆盟（领袖派）和统一民族运动党占有55%的多数，而穆沙拉夫则赢得了全体议员中的57%的支持，二者几乎相同。

　　公元前280年，伊皮鲁斯国王皮鲁斯在与罗马人的会战中获得惨胜，代价之高以至于这位国王感叹无法再承受一场这样的“胜利”，从此代价沉重、得不偿失的胜利就被称之为“皮鲁斯的胜利”。某种意义上，穆沙拉夫的获得连任便是这样的一场胜利。这倒不是说穆沙拉夫仅仅赢得了57%的支持率，根据巴基斯坦法律，当选总统只需要在选举人团中获得简单多数，57%也好，98%也罢，在法律上并没有差别，而是说穆沙拉夫为了获得这个57%，付出了脱下军装的巨大代价。

　　在与贝·布托谈判的过程中，后者明确提出，穆-贝合作的前提在与穆沙拉夫承诺辞去军职。尽管在理论上穆沙拉夫可以依靠穆盟（领袖派）在本届国会中的多数席位在得不到贝·布托支持的情况下当选总统，然而本届国会的任期仅剩区区3个月，由寿命如此之短的国会选举任期为5年的总统，显然不具备充分的合法性，因而无法彻底解决困扰巴基斯坦多时的政治危机。一个无法解决问题的方案，是穆沙拉夫所不愿意接受的。

　　正是为了避免国家陷入长期的政局动荡，审时度势，穆沙拉夫才下定决心在反对党的要求下承诺将在大选后辞去已经担任了将近10年的陆军参谋长职务，届时将有刚刚被晋升为四星上将、陆军副参谋长的前三军情报局局长基亚尼将军接替。

　　就基亚尼上将与穆沙拉夫上将的公私关系而言，让基亚尼接班无疑是穆沙拉夫最为明智的选择，但这位新晋陆军上将并不只是穆沙拉夫的影子。基亚尼绝非如同外界传闻的那样只是军队的情报头子，曾经担任过陆军总参谋部作战局局长、拉瓦尔品第军军长等只有军中翘楚才能担任的要职，在巴基斯坦军队中享有崇高威望。基亚尼当然是忠于穆沙拉夫的，但问题在于在他成为陆军参谋长那一刻起，便在事实上有了和穆沙拉夫一样的权力以及影响，对穆沙拉夫个人的忠诚在这种情况下还能维持多久呢？就算基亚尼对辞去了军职的总统忠心不贰，但他能保证他指挥的军队中其他将领也同样如此吗？一旦冲突发生，基亚尼何去何从，是忠于自己的老首长，还是维护军队的团结呢？这个问题曾经多次摆在巴基斯坦历任陆军参谋长面前，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出前一个选择。

　　脱去军装的一个最深远影响无疑是必然使穆沙拉夫和军队之间产生距离，由过去的之结领导变成通过基亚尼的遥控指挥，这将导致穆沙拉夫与军队的关系增添许多过去不会有的不确定性。然而这一点并非迈入2008年的穆沙拉夫所要面对的唯一问题，另一个穆沙拉夫必须谨慎处理的是穆-贝合作中迄今悬而未决的一个根本分歧：未来的巴基斯坦是总统制还是内阁制？

　　2002年，穆沙拉夫通过修改宪法，将巴基斯坦由传统的议会制转变为类似美国和法国的准总统制，由总统掌控解散国会罢免总理和任命三军参谋长的权力。而两度担任总理的贝·布托则一直要求恢复传统上的英式议会内阁制度。两人分别号称“铁腕总统”与政坛“铁蝴蝶”，强硬的政治个性和己方阵营的利益要求使得双方谁都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轻易做出让步，穆沙拉夫不会一退到底，去效仿听任总理摆布的莱加里总统，贝·布托也肯定不愿意在穆沙拉夫政府中仅仅发挥类似经济学家肖卡特·阿齐兹这样“专家总理”的作用，穆沙拉夫和贝·布托虽然期待的职务不同，但要求其实是一样的——他们都要治理这个国家，而且是按照自己的意图和方式。穆沙拉夫与贝·布托在这一点上能达成多大程度的共识，和穆沙拉夫能在多大程度上保证基亚尼的忠诚一样，是未来巴基斯坦政治发展的关键所在。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切未来短期内就会发生的政治博弈仅仅意味着权力的重新组合与分配，对巴基斯坦目前的内外政策并不会产生本质上的影响。穆沙拉夫、基亚尼以及贝·布托对国家面临任务和发展方向等重大问题的态度没有实质区别，他们都希望实现巴基斯坦历代政治精英勾画多年的宏图大略——让迈入21世纪的巴基斯坦以一个温和的穆斯林国家的身份，成为连接中亚-南亚，沟通西亚-东亚的能源与商品走廊。他们也都希望能使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摆脱恐怖主义的魔影，贝·布托归来的当天，卡拉奇造成100多人遇难的恐怖袭击表明要实现这样的愿望，还要走多远。或许这会以一种悲剧性的方式为巴基斯坦未来的三驾马车提供更多更坚实的合作基础。

　　政治斗争有两个焦点：做什么事以及由谁来做。对于巴基斯坦未来的政治走向而言，有区别的只是后者而已，这或许能给这个在动荡中徘徊了太久的国家一些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