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学界对于主权国家综合国力的衡量投入了相当的精力。本文通过对综合国力概念的辨析，认为综合国力研究需要明确它背后依托的理念，从而为每个指标是否被选入提供理论上一致的依据。此外还要分清综合国力衡量与解释这两个不同的问题，避免把作为原因的要素列入综合国力指标体系。由于综合国力衡量是为了帮助人们认识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能够发挥多大的影响和作用，因此，在综合国力指标体系中不应有人均经济指标。

　　【关键词】综合国力 权力 总量指标 人均指标

　　

　　

　　对主权国家综合实力或综合国力进行衡量一直是人们感兴趣的事情。赫德利·布尔认为，综合实力很难被精确地加以量化，但是一国在综合实力上的相对地位，无疑会影响该国与它国的讨价还价能力，因此我们需要综合实力这个概念。[1]在对世界各国综合国力进行评估时，研究者构造的指标体系中一般会有经济实力方面的内容，而且它常常占据重要的位置。通过对文献的简单了解，我们可以发现如下两个普遍存在的事实：（1）国内人们为衡量综合国力建立的指标体系中，一般都列入了人均GDP这一指标；（2）在很多人的谈话中，常常把中国的人均GDP数值低作为说明中国经济实力还不行的一个重要论据。由此引出了下面的问题，在综合国力视野下的经济实力主要关注的是什么，人均经济指标在综合国力衡量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一、综合国力衡量的是什么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考察综合国力的概念。自90年代初期以来，综合国力研究就受到国内学术界的关注，有许多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陆续参与到对它的研究中。国内关于综合国力的研究已经有许多成果，其中以军事科学院黄硕风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综合国力课题组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综合国力课题组的综合国力研究比较系统，并受到较大的关注和承认。[2]我们可以以他们的界定为出发点，对综合国力概念进行辨析。

　　黄硕风在1992年对综合国力做了如下界定：“综合国力，是指一个主权国家生存与发展所拥有的全部实力——物质力和精神力及其对国际影响力的合力”，“综合国力是一国实际存在的综合力量”。“研究综合国力的目的，是为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寻求科学的对策”。[3]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研究中对综合国力给出了与此相似的定义，认为“综合国力是一个主权国家在一定时期内所拥有的各种力量的有机总和，是所有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又是世界强国据以确立其国际地位、发挥其国际影响和作用的基础。具体地说，就是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从整体上来计量的社会生存发展诸要素的凝聚综合。这些要素涉及资源、经济、政治、科技、教育、军事、社会发展、国际关系等基本领域”。[4]他们认为综合国力具有综合性，是一个主权国家在一定时空条件下，所拥有的各种力量的有机总和，是一个庞大系统的综合体。[5]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综合国力研究中，将综合国力定义为“主权国家经济、军事、科教、资源等方面的实力和影响力的总和”，“它是反映国家盛衰、强弱的战略性指标”。[6]

　　这三个概念都强调了综合国力所具有的“综合性”，这应该说是抓住了国家在国际社会中行为的一个重要方面。国际关系学者大体上都能承认这一点。例如沃尔兹认为，由于国家处于一个自助系统中，所以必须使用自己的综合能力（Capabilities）以促进自身利益。国家的经济、军事和其他力量不能被割裂开来分别加以衡量。国家并不因在其中某一方面超群出众就被置于一流国家的地位。[7]综合国力（或综合实力）的综合性，强调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经济、军事、科技、资源等方面的实力资源之间的配置关系具有相当的重要性，难以用一个领域的能力简单地代替其他领域的能力。这里所蕴涵的思考与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所说的问题领域的权力既有相通之处，也有所不同。[8]

　　上述三个对综合国力的界定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对于黄硕风研究员的概念来说，问题在于，难以用一个综合性的指标同时衡量生存与发展，生存的条件和发展的条件是大不相同的。一个概念背后存在的主要应是一个理念，而不应是多个理念。例如，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本身也都是综合性的概念，但是，当我们从综合国力角度综合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时候，并不是要把它们的所有方面都包含进来，而是要从某一个侧重点上把它们中的相关因素包含进来，形成一个对人们的行动有指导意义的概念。黄硕风研究员的生存和发展的能力被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综合国力研究接受，他们认为综合国力是“各种力量的有机总和”，这一点与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在70年代提出的“问题领域内的权力结构”概念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立的。基欧汉和奈认为，“在某个问题领域拥有主导决策权并不必然意味着对其他问题领域可以施加有效的控制”，问题领域模式认为，各个问题领域难以照常、有效地联系起来，权力资源不能轻易转化，军事力量在经济领域中不再发生效力。[9]如果我们承认基欧汉和奈的说法是有道理的，那么试图将不同领域的力量进行“有机总和”就会遇到内在的困难。不过基欧汉和奈承认，问题结构的解释模式也是存在缺陷的，他们仍承认总体权力结构解释模式有一定的合理性和优点。在总体结构模式下，权力是可以转化的，大国可以将权力资源转用于一切领域。[10]而且，通过假定权力的可替换性而获得的理论上的简明性，将会弥补理论方面这样一个微小的预测失误。[11]

　　与这两项研究相比，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综合国力课题组的研究对综合国力概念讨论的比较少。不过这三个综合国力概念的共同问题是，没有清晰地说出衡量综合国力时背后存在的理念是什么，由此也导致在指标体系的设置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果不明晰地说出综合国力概念后面的关注点，就难以有效地根据这个背后的理念设计指标体系、选取指标。其结果是，很可能使得综合国力指标体系仅仅成为一个大而全的东西，成为一些指标的堆砌，而不能从某一确定的方面告诉我们一些更具实质性的内容。更为严重的是，其中有些指标的内在含义可能是相互抵触的，这会降低综合国力这一综合指标的理论和政策价值。

　　美国前乔治敦大学教授克莱因在他所做的“综合国力”评估中认为，“对国力（Power）的研究，归根到底，是对进行战争能力的研究或思考，必须予以重视”。[12]他明确地说出了自己在衡量国力时背后的理念，即进行战争的能力。当布尔说“一国在综合实力上的相对地位，无疑会影响该国与它国的讨价还价能力，因此我们需要综合实力这个概念”时，他也给出了综合实力衡量背后的考虑和关注点，这个关注点在于一国的综合实力是与它在国际社会中的讨价还价能力相联系的。[13]

　　在衡量综合国力的时候，我们需要区别权力和能力，它们大致对应于Power和Capability。但是，对于权力的评估，往往是一种事后的评估。基欧汉和奈认为，权力可以被视为一种能力，即某行为体促使其他行为体做其原本不会去做的事情的能力。权力也可以视为对结果进行控制的能力。我们可以审视赋予行为体潜在能力的初始权力资源，或者行为体对结果模式的实际影响。具有较强的权力资源不一定能够保证会在对结果的控制方面占据优势。他们认为，以资源类型为衡量标准的权力与以对结果的影响为衡量标准的权力之间很少出现一一对应关系。因为有许多潜能在将潜力转化为影响的过程中遗失了。[14]不过在这两者之间仍存在着紧密的关系，安东尼·吉登斯认为，无论在广义还是狭义上，权力都与能力有关。权力只有在“被行使”时才会形成。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说权力正在被蓄积以备将来之用。[15]

　　作为结果的权力和作为资源条件的实力或能力这两者可能会出现不一致，在衡量时，应该只衡量其中的一者，否则会引起混乱。如果从结果的角度来衡量，会遇到一些问题：（1）在这一界定下，国际关系中的任何有效行动都必然会与权力有关，但这样的事后判断不能够告诉我们什么新知识，它具有同义反复的特征。这种判断的逻辑依据是因为某国在与另一国的国际竞争中获胜，所以它具有较强的综合国力。例如，在二战后两极体系的较量中，苏联失败、美国胜利，使人们认为此前美国的综合国力强于苏联。这样的判断永不会错，但也不能给人们提供什么新知识。（2）通过结果来判断时，除了少数例外的情况，我们对于大多数国家之间的国力无从比较，因为它们之间没有进行直接的较量，也无胜败之分。如泰国与摩洛哥之间的关系可能就是如此。（3）它对于理论与政策的意义也较小。对于一战后二战前的美国，如果我们仅仅从作为结果的权力来衡量，则它并不是一个一流国家，而且从这个衡量中，我们对于美国今后在世界舞台上能够发挥的作用也不能获得较有启发性的认识。但是，如果从权力资源或者潜在能力的角度来衡量，就会得到不同的结果。人们对国家的综合国力进行衡量，并不是为了想知道已经发生了什么，而是为了从中发现一些关于国家间关系今后走向的线索。因此，综合国力的衡量，其着眼点应是国家的能力（Capabilities），而不是已经显示出来的权力（Power）。

　　作为资源的实力虽然不简单地等同于作为结果的权力和影响力，但是两者之间仍存在着紧密的联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从权力资源的角度看已经具备成为大国的条件，但它并没有获得相应的国际地位（这可能是因为它不试图运用自己的资源去获得这一地位）。我们可以把相应的资源条件视为取得与之相当的国际地位的一个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16]试图去追求与自身实力资源不相称的国际地位常常是危险的，在国际社会中不充分发挥自身实力资源的作用则可能构成资源的浪费。

　　人们衡量综合国力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衡量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能力，并用这种能力来评判它们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能够发挥的作用。这种衡量可以侧重于不同的方面，例如可以侧重于战争能力与生存能力，也可以侧重于主导国际事务的能力。衡量不同的侧重点都是可以接受的，但随着侧重点的不同，选取的指标也应不同。国内对综合国力比较有代表性的几项研究，都没有明确指出综合国力背后试图综合的是什么，是从哪一个方面来综合。如果不指明是从哪一个角度进行综合，就很容易使衡量的指标体系成为一个简单的折中，成为不同指标的意图不明的拼凑。综合国力如果衡量太多的维度，则其含义将过于模糊，也难以在技术方面进行改进。如果综合国力衡量的是单一维度，那么，我们需要把这个维度清晰化。不同的研究者可以选取不同的维度，但是必须说明选取的维度是什么，这样才能够获得指标体系的一致性。例如，由于克莱因确定的维度是从战争能力来考虑的，因此，他考虑经济、资源等要素时着重的是它们与战争相关的方面，与赢得战争无关或关系不大的指标就被舍弃了，例如他在经济能力之下就没有人均产值方面的内容，此外，他还强调了战略意图与国家意志的方面。

　　

二、综合国力衡量中是否应该有人均指标

　　

　　由于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比较强调和平与发展，因此，我的感觉是，国内的综合国力研究侧重的主要不是战争能力的考虑，而是围绕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能办多大的事，能在国际社会产生多大的影响这样的角度来考虑的。相应地，所有的指标都应围绕这一方向来设计和选取。例如，军事实力会影响战争的胜负、国家的安全与主权，并潜在地影响外交谈判的结果；经济资源可以转化为军事实力与外交资源，可以以经济援助等形式影响它国立场，也可以使本国免于它国的操纵；道义形象有助于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凝聚更多的支持力量等等。如前所述，由于对综合国力的衡量应该从权力的资源而不是从权力的结果的角度进行，因此，衡量的重点在于各国可以调动的能对其在国际上活动的结果施加影响的资源，从而在综合国力指标中可以不考虑个人的幸福、福利、生活水平等层面。对于综合国力衡量的大多数方面来说，总量指标意义更为明显，人均指标关系不大，例如，核弹头数量是一个重要的指标，而人均核弹头数量与综合国力则没有关系。一个微型国家拥有一枚核弹头与一个大国拥有一枚核弹头，前者并不因人均占有量方面的优势而优于后者，其原因在于人均指标上的优势并不意味着能够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正是由于这个着眼点的不清晰，导致国内的综合国力指标体系中基本上都包括了人均经济指标。黄硕风在他1999年的综合国力衡量中，在经济力一项下开列了四个方面：总量指标、人均指标、产业结构、生活水平。[17]社科院的《世界主要国家综合国力比较研究》，分列了经济实力（总量）和经济实力（人均量）两个项目，并在它们之下分别列出了许多具体的指标，除GDP以外，包括发电量、钢产量、水泥产量等都有总量和人均量之分，并分别在综合国力衡量中占有一定权重。[18]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综合国力评价中，经济实力以总量指标为主，除人均GDP以外，其他都是总量指标。但是，即使仅仅是把人均GDP作为指标放入，其意义也不明确。GDP、贸易总额都是能够直接对外产生影响的因素，它们在世界上所占有的份额，直接影响到一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和谈判实力。经济指标的人均量侧重发展、侧重于对生活水平的衡量，而总量侧重于国际地位、国际影响，后者才是综合国力衡量中应该考虑的方面。

　　由于总量指标反映的是国家的总体经济实力，人均指标反映的是生活水平，因此，它们一般被用于不同的用途，在同一个指标体系中同时采用两者，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合理的。人们常常把世界上的国家按照人均GDP区分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但是，另一方面，人们也按照GDP对国家进行排序，以反映另一个与此不同的方面。这种排序的潜在含义是，表明这个国家在世界上所占据的份额，或者不太准确地说，它在世界上占据的份量，这个份量使它能够对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施加影响。例如，中国对粮食和石油的需求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而对于卢森堡、新加坡在这些方面的需求，其他国家就不太关注。总量指标衡量的是这个国家在国际上有多大的份量（leverage），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对其他行为体施加影响和可以施加多大的影响。总量指标可以衡量国家在应付国际事务中能够调动多少资源，而这些资源可以转换成为国家的权力和影响力。综合国力衡量主要应该采用的是总量指标，除非在某些特殊的领域，人均指标也意味着国家能够在国际社会做多少事，我们才能引入人均指标。

　　可以用其他领域的情形打一个比方。例如，当我们说一个国家是体育大国时，考虑的是金牌总量，而不是人均金牌数。因此，我们说美国是一个体育大国，而澳大利亚是一个不如美国的体育大国。以在2004年奥运会中获得的金牌数为例，澳大利亚的金牌总数并不低，但是它的人均金牌数更高，且远远高于美国的人均金牌数，但这无助于提升澳大利亚作为体育大国的地位。[19]当然，这并不是说人均金牌数没有意义，而是说它的意义不在于衡量一国是不是体育大国方面。

　　此外，人均指标还具有不可加的性质，而总量指标则没有这一性质。在我们见到的综合国力指标体系中，有一些指标是可以加总的，而另一些指标则不能够简单地加总。[20]例如，国内生产总值是可以加总的，把英国的GDP与法国的GDP直接相加，其经济意义仍然十分明显。但是像外贸依存度、高等学校入学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等指标的数值就不能够简单地加总。我们并不是一般地说可加的性质是一个优点，不可加就是缺点，但是，在综合国力衡量中，不可加的性质可能确实是一个缺点。例如，如果德国的国力为正，奥地利的国力为正，那么我们一般可以合理地认为，希特勒德国吞并奥地利的行为，使德国的实力增强了。而对于一个强调相对指标的指标体系来说，则这一点并不成立。当两个人均指标数值不同的实体合并时，新实体的人均指标总是会位于原来的两个指标值之间，而不可能比原来数值较高的实体的人均指标值更高。可加并不是简单地相加，但是，它至少基本上能够满足a + b > max{a，b}。例如，我们可以在思想实验中，把中国分为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两部分。在一个人均指标占有较大比重的综合实力指标体系中，作为计算结果，很可能这个发达地区所构成的虚拟实体的综合实力强于中国作为一个整体的综合实力。但是，这样的结论不符合人们的直观，似乎也不符合人们对综合国力作为一个概念的期望。

　　

三、结论

　　

　　上面的分析使我们认识到，综合国力衡量本身主要是起指示和标度的作用，就它作为一个衡量指标而言，它本身不应包含有解释的功能。因此，在综合国力指标体系中，并不是指标越多越好，也不需要把指标体系排列得过于复杂。[21]需要分清综合国力的衡量与解释综合国力的变化这两个不同的问题。对美国或者中国的综合国力为什么处于现在这样的地位的解释，是综合国力衡量之外的另一个问题，这种解释可以从很多层面进行。对于历史上西班牙、荷兰、英国、苏联等国综合国力的衰落原因的分析，也是与综合国力衡量相独立的问题。分清衡量与解释这两个问题，可以帮助我们剔除在综合国力指标体系中包含的一些原因性的因素，例如人均受教育程度就是一个在综合国力衡量中不必要的指标。

　　其次，综合国力的衡量应该从一个明确说出的清晰的角度进行，只有这样，才能够为每个指标是否被选入提供理论上一致的依据，这样设计出来的指标体系方向更清楚，衡量的结果能够对使用它的人起到更明确和更有针对性的指导作用，否则，它只不过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和指标的堆砌。

　　最后，综合国力衡量是为了帮助我们认识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能够发挥多大的影响和作用，人均经济指标无助于说明这一点。综合国力衡量的是总体实力，加入人均量反而模糊了这个概念，影响了人们对综合国力的认识。因此，在综合国力指标体系中不应有人均经济指标，其他人均指标也应该非常少或者没有。全部采用总量指标构筑综合国力指标体系，有着它内在的优势。此外，在谈论国家综合实力时，我们也不应强调人均量的作用，因为它涉及的是不同的问题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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