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远古时代，印度与伊朗就开始了经济和文化上的交往。据历史学家考证，今天的印度人和伊朗人都发源于三千多年前来自高加索一带讲印欧语的雅利安移民，两个民族在语言、文化和宗教信仰上有许多共同点，再加上两个国家彼此相邻，因此相互的往来相当频繁。近代英国殖民主义者占领印度后，这种交往逐渐减少。1947年印度独立后，它与伊朗的关系经历一个复杂而曲折的发展过程：由开始的冷淡到六七十年代的升温，由80时代双方关系受挫再到九十年代的逐渐变热。从当代全球战略格局来看，印度和伊朗皆为地区性大国，两者关系的变化无论对对南亚和西亚的地区形势，还是对亚洲，乃至世界的政治形势都有重要的影响。

一、50－80年代的印度与伊朗

印度独立后不久，于1950年3月15日与伊朗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当时的印伊关系，由于国际形势的影响与两国在政治和外交路线上的分歧，有相当一段时间处于冷漠状态。双方只有商贸上的往来，而在政治领域却交往甚少，甚至对立。

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两国在外交路线上的分歧。战后，伊朗巴列维王朝采取了亲西方的路线。伊朗国王认为共产主义是对其国家社会制度和领土主权的一种潜在威胁，担心与苏联保持密切关系的伊朗Tudeh party会推翻他的政治体制。1955年11月，伊朗加入了由美国控制的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巴格达条约组织，从此与美国和西方保持密切关系。相反，尼赫鲁总理领导下的印度却奉行一种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二战后出现了两个对立的政治军事阵营，印度采取了不参加任何阵营的方针。尼赫鲁说：“我们不依附任何一个特殊的集团，这些集团不能以中立的、宽容的或任何别的态度来做事情……没有一个大的集团对我们表示关切。他们认为我们是不可靠的，因为我们不支持他们的这种或那种道路。”[1] 其次，是纳赛尔的因素。1952年7月23日，纳赛尔上校领导的埃及自由军官组织发动政变，一举推翻了法鲁克王朝，建立埃及共和国。后来，埃及与叙利亚合并，组建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纳赛尔反对君主政体，试图用共和国体制统一阿拉伯国家，并且想做阿拉伯国家的领袖。尼赫鲁与纳赛尔都是不结盟运动的倡导者，因此他支持纳赛尔做阿拉伯世界的领袖，并赞同他所奉行的世俗主义政策。相反，伊朗国王竭力反对纳赛尔主张的“激进的共和体制”，把这些政策视为对伊朗王国安全的最大威胁。其三，是巴基斯坦因素。当时，为了反对纳赛尔主义，伊朗国王采取了两种对抗方式：他力图把伊斯兰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来抵制纳赛尔主义，故而提倡伊斯兰教徒加强团结，并鼓励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集团。另外，他极力发展与非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以减少伊朗的孤立状态，因而把信奉伊斯兰教的巴基斯坦作为他重点团结的对象。1955年伊朗和巴基斯坦都加入巴格达条约组织以后，两国的联系更加紧密。应当指出，伊朗国王加强与巴基斯坦的关系，是出于政治的目的，即把巴基斯坦纳入抗衡纳赛尔主义的一种力量，并不是针对印度的。但是，巴基斯坦在伊斯兰世界一再宣传它与印度在克什米尔的争端并使这种争端国际化，巴基斯坦这种态度必然影响印度与伊朗的关系。由于以上分歧和对立，印度与伊朗的关系一直处于冷漠状态。

1956年2月16日至3月9日，伊朗国王曾访问印度。此间，他向印度总理保证，伊朗发展与巴基斯坦的友好关系，并不是针对印度的，也不是以牺牲伊朗与印度的友谊为代价的。访问结束时，双方没有发表联合公报。1959年9月，尼赫鲁总理回访伊朗，但是这次访问并没有消除两国之间的政治鸿沟。总的说来，整个50年代印伊关系只是在商贸领域中发展，而在政治领域上两国却有很大分歧。

到了60年代，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印度与伊朗的关系逐渐改善。1959年9月，美苏首脑艾森豪维尔与赫鲁晓夫举行戴维营会议以后，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有所缓和。60年代初期，美国的战略兴趣已由西亚大陆逐步转移到印度洋。由于伊朗在美国全球战略地位的下降，美对伊朗的支持也有所松弛。伊朗为了寻求外部援助，避免孤立，便着手实施一种独立的外交政策­——结束与美国的特殊关系，恢复与苏联的正常关系。1962年9月，伊朗向苏联保证，它不允许任何国家在自己的领土上建立火箭基地。从那时起，伊朗与苏联的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另外，伊朗国王对中央条约组织也失去信心，他不再重视这个条约的军事作用，取而代之的是强调发展与该条约亚洲成员国的经济和技术合作。因此，1964年伊朗与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了一个“地区合作发展条约”。但是，由于伊朗与巴基斯坦的经济联系有限，伊朗建议扩大该条约的成员国，把印度、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国也扩充进来。对此，巴基斯坦坚决反对，并且强调该组织的伊斯兰教色彩。在这个问题上，伊朗与巴基斯坦发生了分歧。在这种形势下，伊朗与印度的关系便开始改善。伊朗认为印度是南亚地区的大国，无论在政治和在经济上都有重要影响。印度不仅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而且在其他方面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的前景也非常广阔。对于印度来说，发展与伊朗关系有三点好处：伊朗亲美政策的改变，符合不结盟运动原则；印度与伊朗发展关系，有益于削弱巴基斯坦在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印度缺乏能源，需要有伊朗稳定的石油供应。鉴于以上原因，印伊的关系逐步升温。在1965年印巴战争中，虽然伊朗保持与巴基斯坦的正常关系，但是另一方面，伊朗大使向印度政府保证，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不会影响伊印关系，伊朗绝不会中断对印度的石油供应。

70年代，印度与伊朗的友好关系进入一个高潮。双方领导人频繁互访，加深了政治上的理解和信任，促进了两国经济技术的合作。1973年7月，印度外交部长萨达尔·斯瓦兰· 辛格访问伊朗。同年12月，伊朗外长阿巴斯·阿里·. 卡拉特巴里回访印度，他表示伊朗愿意加强与印度的经济合作，希望印度向伊朗提供更多的商品、工业援助以及技术服务。由于双方都有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的强烈愿望，因此1974年2月和7月，印度—伊朗联合委员会分别在德黑兰和新德里召开会议，商讨两国的经济合作事宜。1974年4—5月，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与外长斯瓦兰·辛格分别对伊朗进行官方访问，双方讨论了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以及双边关系。[2] 1975 年11月，印度外长斯瓦兰·辛格再一次访问德黑兰，参加在这里举行的第五届印度—伊朗联合委员会会议，商讨两国贸易、经济和技术合作计划。此次访问最大的成果是，双方签署了有关投资6.3亿美元共同开发伊朗库德来穆克（Kudremukh）铁矿的协议，这个协议是印伊关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977年6月，印度总理Ｍ·Ｒ·德赛执政不久，访问伊朗。1978年2月，伊朗国王与王后回访印度，两国领导人交换意见，双方在许多国际问题，如世界裁军、西亚问题、印度洋和平区问题上，观点是一致或接近的。频繁的高层互访，足以说明当时印伊友好关系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的程度。

1979年，伊朗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运动推翻了伊朗国王，统治长达50余年的巴列维王朝宣布结束，取而代之的以宗教领袖为首脑的伊斯兰共和国。伊朗革命以后，印伊关系受到很大影响。精神领袖霍梅尼指导下的伊朗政府把宣传和捍卫纯粹的伊斯兰思想作为自己的使命，把保卫世界各地穆斯林的权利作为他们的神圣义务，因此极端的伊斯兰意识形态成了伊朗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外交政策的结果是：一方面，伊朗想团结穆斯林国家，支持世界各地穆斯林的斗争；另一方面，又与一些穆斯林国家发生冲突，如与沙特阿拉伯竞争伊斯兰领袖，与伊拉克爆发战争等。1979年以后，伊朗在克什米尔问题上表现出强烈的伊斯兰色彩，宣布“支持克什米尔穆斯林兄弟要求自治权利的斗争”，“伤害巴基斯坦，就是伤害伊朗” [3]。在伊斯兰国家组织中，伊朗与其他成员一起，通过了巴基斯坦提出来的有关克什米尔的解决方案。伊朗还对印度国内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宗教冲突极为关切，表示支持印度穆斯林的各种斗争。由于以上原因，印度与伊朗关系又陷入低谷，在整个80年代一直处于下降趋势。

二、冷战后影响两国关系的各种因素

1991年苏联解体，两大政治军事集团对峙的局面结束，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面对新的国际形势，印度与伊朗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不断地调整自身的外交政策。在这种形势下，共同的政治经济需求以及安全战略，使两国逐步放弃前嫌，增加信任，关系一步一步的改善和升温。

冷战后，影响两国关系变化的主要因素有：

（1）美国因素

1979年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推翻了与美国保持亲密关系的巴列维王朝以后，美国便对新的伊朗政权采取敌视的态度。以宗教领袖为首脑的伊朗政府不仅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想强烈，而且民族主义高涨，因而也对美国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政策。此后，美伊两国关系一直恶化。1980—88年的两伊战争，一方面削弱了伊朗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另一方面也增强了美国在阿拉伯的势力。特别是1991年的海湾战争，不仅巩固了美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而且也增强了美国军事势力在阿拉伯的存在。美国对伊朗的敌视态度和它在西亚势力的增长，大大地削弱了伊朗在该地区的影响，使伊朗倍感困难和孤立。

为了扭转外交和经济上的困境，伊朗不断地调整外交政策。他们改变了原来外交战略上强烈的伊斯兰色彩，认识到国家和民族利益应当高于宗教的情感，因此在对外关系中逐步淡化伊斯兰意识形态。另外，伊朗领导人也意识到，印度是南亚地区大国，政治和经济实力雄厚，发展与印度的友好关系对缓解伊朗的孤立处境会大有裨益。对于印度来说，伊朗外交政策中的伊斯兰意识淡化为两国关系的复修奠定了基础，与伊朗发展关系也可以制衡或削弱伊朗与巴基斯坦的特殊关系。因此，冷战后印度与伊朗都有修复关系的强烈要求。

（2）中亚因素

冷战后，原苏联中亚地区的五个加盟共和国纷纷独立。这些新生的共和国由于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思潮的影响，宗教和民族冲突加剧，政治上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中亚五国与伊朗比邻，伊朗对北方邻国的政治不稳定深感忧虑，担心自己会被卷入这种冲突之中，也担忧中亚难民会大量流入伊朗。出于安全的考虑，伊朗对中亚各国的民族和宗教冲突非常关切。另外，中亚国家由于刚刚独立，经济十分困难，急需外部的援助。伊朗的产品在中亚颇受欢迎，伊朗对中亚潜在的巨大市场非常感兴趣。无论是从政治还是从经济的角度，伊朗都愿意发展与中亚各国的关系。

印度与中亚五国虽然不直接接壤，但是相距很近，它一直把中亚视为自己延伸的邻国。在政治方面，印度担心中亚各国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的泛滥，会对克什米尔地区和印度国内的穆斯林产生影响。在经济方面，中亚巨大的市场潜力对印度有极强的吸引力。早在苏联时期，印度就与这些中亚加盟共和国保持着紧密的经济联系。在安全方战略方面，印度与中亚各国保持良好关系，可以抗衡巴基斯坦对这个地区的渗透和影响。因此，冷战结束后印度竭力想在中亚地区发挥自己的作用和影响。

共同的利益和需求使印度和伊朗在与中亚国家发展关系过程中相互接近，加强合作。例如，为了解决印度商品进入中亚问题，1995年4月，印度、伊朗与土库曼三国外长在新德里签署了合作开发利用三国海路、陆路的国际运输协定。按照这个协定，印度商品由印度孟买港经波斯湾运到伊朗的阿巴斯港，由阿巴斯港经伊朗和土库曼之间的铁路和公路运到土库曼，再由土库曼运往中亚各国。

（3）阿富汗因素

阿富汗是印度和伊朗的近邻，塔利班政权在阿富汗的崛起，促使印伊两国的联系更加紧密。1989年苏联从阿富汗撤军以后，阿富汗的政局一直不稳，各派政治势力为争夺权利，斗争不断。开始是控制喀布尔的拉巴尼政权和以杜斯塔姆为首的反对派联盟两大阵营，后来以普什图族人组成的“塔利班”武装异军突起，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1996年9月，塔利班攻克喀布尔，驱逐拉巴尼总统，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塔利班在政治、外交和宗教等方面所采取的极端政策，引起周边国家的严重不安。塔利班粗暴地对待国内的什叶派少数派穆斯林，使伊朗广大的什叶派民众深感不满和愤怒，塔利班大量生产和走私毒品也使伊朗感到忧虑。伊朗政府支持以拉巴尼总统为代表的温和派势力，主张建立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具有广泛民众基础的政府。

对于印度来说，塔利班政府的宗教极端主义和跨界恐怖活动对印度安全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不仅塔利班宣扬的伊斯兰极端思想会影响到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和印度国内的穆斯林，而且它所支持的极端组织和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也与克什米尔地区的伊斯兰极端组织有密切联系，甚至搞一些跨界恐怖主义活动。印度对此深感不安。另外，从地缘战略来讲，巴基斯坦一直支持普什图人组成的塔利班政权，与其保持亲密的关系——这会使印度在战略安全上感到极大的压力。

因此，在对待塔利班问题上，作为近邻的伊朗和印度态度和立场十分接近，这种近似的立场必然促使两国进一步加强联系和合作。

（4）能源因素

伊朗盛产石油、天然气，是世界上居第五位的产油大国，天然气储量居世界第二位。伊朗伊斯兰革命以后，美国和西方一直对伊朗采取敌视政策，对其实行经济制裁。1980至1988年的两伊战争，使伊朗国力消耗极大，经济日渐衰退。冷战结束以后，伊朗极力寻找能源出口市场，以解决国内的经济困难和失业问题。印度正是伊朗所寻觅的能源合作伙伴。

印度缺乏石油，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每年都要从国外进口大量的石油。能源安全在印度的对外战略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寻找一个每年都能向其提供大量而便宜的石油天然气资源的国家，一直是印度对外战略的需要。因此，能源合作是印度与伊朗发展友好关系的重要动力之一。

为了解决伊朗的天然气运往印度的问题，两国面临着四种选择：其一，最便宜的办法是，在印伊之间修建一条经过巴基斯坦的陆上输气管道；其二，在印伊之间，沿着巴基斯坦的大陆架，修建一条海上输气管道；其三，从伊朗的波斯湾到印度的西海岸，铺设一条海上管线； 其四，在伊朗把天然气液化后，再用船舶运到印度，此法虽安全，但成本很高。前两种办法虽然好，但是由于目前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印度是不可能同意的。从90年代以后，印度与伊朗政府多次进行谈判，商讨修建输气管线问题，但是由于安全和资金等等问题，一直没有结果。

（5）经济因素

美国长期的经济制裁和封锁以及八年的两伊战争，给伊朗经济带来了严重的破坏和损伤。为了打破封锁、恢复经济，伊朗必然要向外寻找经济合作伙伴，在这方面伊朗看中了自己的近邻、南亚的大国——印度。印度近年来经济发展很快，而且是一个低成本的科技产品供应国，完全适应伊朗的国情和科技水平。因此，伊朗极力想扩大与印度的经济和科技合作。从印度来看，与伊朗发展经济合作，一方面可以扩大印度产品的市场，提升其经济实力；另一方面，也可以扩大印度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从战略上抵消巴基斯坦在这里的势力和作用。因此，冷战后印伊两国经济和技术合作日益加强。

印度与伊朗在许多领域，如海运、铁路、电力、通讯、邮电、环保、旅游等方面都签署了合作协定。伊朗还要求印度支持它参加世界贸易组织，请求印度帮助它成为17国集团和77国集团的成员。1991年，印度与伊朗谈判，印度同意帮助伊朗建设一个发电10兆瓦的核反应堆。对此，美国坚决反对，威胁要断绝对印度的高技术转让。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印度却毫不妥协。

三、90年代以后双方关系的发展

在20世纪80年代，由于伊朗外交政策中伊斯兰意识形态异常强烈，印度与伊朗关系受到很大的挫折。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伊朗的外交政策也在不断的调整，民族和国家利益受到高度重视，而伊斯兰意识形态逐渐下降。印度与伊朗的关系也随之不断的改善和升温。

1991年11月，印度外交部长M · 索兰基访问伊朗，会见了伊朗总统拉夫桑贾尼。拉夫桑贾尼向印度表示友好，他说，伊朗认为克什米尔问题是印度的内部事务，反对把这个问题国际化。伊朗不会干涉印度的内政，希望在各个方面发展与印度的友好关系。[4] 1992年11月，伊朗外长阿里·阿克巴尔· 维拉亚提访印，并参加第六届印度—伊朗联合委员会会议，商讨双方的经济合作事宜。

1993年9月，印度总理M·拉奥应邀访问伊朗，这是两国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1979年伊朗革命以后，印度总理第一次正式访问伊朗，这次访问对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访问前夕，伊朗总统拉夫桑贾尼说，他将与印度总理讨论亚洲合作问题、印伊两国间经济合作的具体步骤，以及共同关心的地区和世界事务，包括克什米尔和印度穆斯林问题等。他还声明：“我们只想谈判，共同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5] 拉奥总理抵达德黑兰时，拉夫桑贾尼总统亲自到机场迎接，后来拉奥又受到伊朗精神领袖哈梅内伊的亲切会见，这些足以见伊朗方面对此次访问的重视。访问期间，拉夫桑贾尼总统承认克什米尔问题是印度的“内政”，并表示印度在与巴基斯坦解决这个问题时，伊朗可以提供帮助。他还强调，伊朗与印度发展合作关系不仅促进两国的经济繁荣，而且还可以促进整个中亚地区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应当提升两国之间现有的合作机制，以促使双方在经济、科技和文化方面的交流更有规律。[6]

此后，两国高层领导接触增多，进一步加深了相互理解和信任。1994年3月，印度外长D·辛格访问德黑兰。1995年1月，伊朗外长阿里· 阿克巴尔· 维拉亚提访问新德里。1995年4月17-19日，拉夫桑贾尼总统访问印度。这是伊朗总统第一次访印，此次访问是两国关系史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扭转了双方多年来的不正常关系。拉奥总理亲自到机场迎接，拉夫桑贾尼总统在机场对记者讲：“你们可以说，我这次是来印度朝圣的。”[7] 此话充分体现了伊朗对改善印伊关系的诚意和良好愿望。在访问期间，拉夫桑贾尼多次讲话都回避了克什米尔问题和巴布里清真寺事件。他表示希望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应当相互尊重，加强合作，以促进南亚地区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他还说：印度反对英国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为其他国家树立了榜样，“我们就从你们的斗争中学到了许多东西”。[8] 这次访问最重要的成果是，印度、伊朗和土库曼三国在新德里签署了有关伊朗提供铁路和公路使印度商品可经伊朗进入土库曼的国际运输协定。此协议是三国外长在伊朗总统和印度总理出席的仪式上正式签署的。这项协定的签署表明，伊朗和印度高度重视与中亚的关系，双方愿意在这方面携手合作，共同发展。此外，印伊两国还签定了五个协议，即在旅游、通讯、环境保护、文化交流和防止毒品走私方面加强合作的协议。拉夫桑贾尼总统的访问，为以后的印伊关系开创了一个新的阶段。

印度与伊朗的关系从此逐渐走向成熟。两国外交官员开始定期召开会议，交换意见，高层官员之间的访问进一步频繁。1996年1月，伊朗外长维拉亚提访印，商讨两国政治和经济合作事宜。10月，印度副总理K· R· 纳拉亚南访问伊朗。11月，伊朗议会发言人纳提克· 诺乌里访问新德里，双方签署了建立印度—伊朗商业联合委员会的协议。1997年，伊朗政局发生变动。穆哈迈德·哈塔米当选伊朗新总统，并任命卡玛尔·哈拉兹为新的外交部长。上任后，他们均表示，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继续扩大伊朗与印度的友好合作关系。1998年9 月，印度总理瓦杰帕伊与伊朗总统哈塔米在南非城市德班召开的国际制造业协会高级会议上会见，讨论了经济合作和共同关心的阿富汗等问题。1999年2月，伊朗新外长哈拉兹访问新德里，参加在那里举办的第十届印度—伊朗联合委员会会议，他受到印度总统和总理的亲切接见，并与印度商务部长和石油天然气部长讨论伊朗石油出口印度的问题。

在90年代，随着政治关系的发展，印度与伊朗的经贸关系也在稳步上升。双方在石油、天然气、化肥、铁路运输等方面都有良好的合作，并取得显著的成果。两国的贸易额不断上升，例如，印度对伊朗的出口额，1991-92年度为3000万卢比，1995-96年度为5130万卢比；印度从伊朗的进口额，1991-92年度为1亿4348万卢比，1997年3-4月就上升为1亿9688万卢比。印度从伊朗进口的主要商品是石油，向伊朗出口的大宗商品是茶叶等。1995年4月，为了加强印度与中亚国家的经贸联系，解决印度商品经伊朗进入中亚的通道问题，印度与伊朗、土库曼三国在新德里签署了合作开发三国海路陆路运送货物的国际运输协定。按照协定，印度的商品由印度孟买港经波斯湾运到伊朗的阿巴斯港，由阿巴斯港经伊朗和土库曼之间的铁路公路运到土库曼，再由土库曼转运到中亚各国。三国外长同意建立一个三方联合委员会，以监督国际运输协定的实施。由于印度与中亚国家不直接接壤，印度商品要运往中亚非常困难，因此这项国际运输协议的签署，对于印度与中亚关系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进入21世纪，印伊关系关系进一步加强。印度的外交战略是希望与伊斯兰世界建立更稳定的友好关系，以缓解巴基斯坦的敌对态度，并在克什米尔争端中争得伊斯兰国家更多的同情和支持。因此，加强与伊朗的关系正是其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2000年5月，印度外长贾斯万特·辛格访问德黑兰，他此行的目的是想进一步提升印伊关系，使之上升到更高的战略地位。此外，他还参加了在德黑兰举行的第十一届印度—伊朗联合委员会会议。在会议上，双方讨论了在农业、工业、科技、交通运输、能源、贸易等各经济领域加强合作的问题。

2001年4月10—13日，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问伊朗，这是新世纪以来两国关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双方关系进一步提升的标志。访问期间，两国领导人就双边问题和国际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并发表了联合声明，即所谓的“德黑兰宣言”（The Tehran Declaration），此外还签署了六个有关经贸、关税、信息技术、能源、电力和科技等领域合作的协议。此次访问的成功，使印伊关系又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9] 2002年3月，印度外交国务部长奥玛尔·阿杜拉访问伊朗，讨论经济合作、地区问题和阿富汗等问题。4月，印度住房、城市建设部长访问德黑兰，与伊朗住房部长商讨两国城市建设合作事宜。

进入新世纪，双方经贸合作飞速发展。1999—2000年度，两国贸易总额为14亿美元；2000——2001年度，贸易额上升到23.8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50%以上，其中印度出口为3.45亿美元，伊朗出口为20.4亿美元，主要是石油。[10] 2000年9月，为了打通印度商品进入欧洲和中亚地区的通道，印度、伊朗和俄罗斯签署了“南北国际运输走廊”的协议。按照这个协议，印度商品从印度孟买经波斯湾运到伊朗阿巴斯港，从阿巴斯港经伊朗的铁路公路运到伊朗里海边上的安扎里港，从阿巴斯港经过里海运到俄罗斯的阿斯特拉罕港，再从阿斯特拉罕港经俄罗斯运往欧洲和中亚等地区。2002年1月，印度、伊朗和俄罗斯三国运输部副部长在新德里召开会议，商讨此协议实施的具体方案。

展望未来，印度无论从战略安全的角度，还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都会继续加强与伊朗的友好合作关系。从战略安全上看，印度与伊朗发展友好关系可以扩大其在伊斯兰世界的影响，亦可制衡和削弱伊朗与巴基斯坦的特殊关系。从经济发展上看，印度是个能源短缺的国家，需要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而伊朗现在是OPEC组织的第二大产油国，伊朗的石油储量约占世界总储量的9%，天然气储量在世界占第二位，因此两者的能源和经济合作前景广阔。此外，为了发展与中亚各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印度商品也必须借助伊朗通道运往中亚和俄罗斯，这样可大大缩短运输路程，减少商品成本。因此，印度愿意与伊朗合作，积极开发两条“南北国际运输走廊”（一条经土库曼，一条经俄罗斯）。可以预见，印度与伊朗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合作关系在新的世纪将会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