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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集团与“贾谊定理”: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

作者:张宇燕&孙广振 来源:《经济研究》1997年第5期 时间:1998-05-19
  

    一、引言

  

  长治久安可以说是所有治国者追求的最高目标之一。在一个封闭系统或国度内,与在一个开放系统中,长治久安的内容和实现它的条件有所不同。在开放系统中,亦即在一个国家林立的世界内,一国的长治久安不仅仅取决于内部稳定,从相当意义上讲,它更取决于其所具有的相对优势,如相对其他国家而言的更高水平的福利和安全。相比之下,对于一个封闭系统而言,亦即外部世界的影响等于零或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其长治久安则仅指内部稳定,具体地可表现为统治的稳定及连续(或将对统治的潜在威胁最小化),百姓安居乐业。本文将集中讨论的便是封闭系统或“岛国”的长治久安问题。

  对封闭系统的长治久安的最大威胁,通常来自该系统内部的强大利益集团。从历史上看,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建立了中央集权(郡县制)。汉初的治国者奉行的政策,是郡县制与分封制并行。这样一来,各强大的诸侯国逐渐与中央政权对立,并且逐个造反。结果社会动荡,生灵涂炭。贾谊这位西汉初期最伟大的思想家和政论家,把诸侯强国视为政治大患。他在《治安策》中向汉文帝论证道:凡诸侯反叛,并非出自个人原因,而是制度使然;为此他提出了著名的削藩建议:“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少其力”。之所以提此建议是因为:“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由此不难看出,贾谊的策略,是要借助皇帝的权威来打碎强大的利益集团,对数量众多的小利益集团实行分而治之,并使其彻底丢掉反叛成功的幻想,从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两千多年后,经济学家开始运用经济学分析工具,对利益集团问题进行了精细的讨论。这一领域的经典英语文献,最初是由Mancur Olson 明确提出的。在《集体行动的逻辑》(1965)一书中,Olson 研究了集团性逐利行为及其对社会福利的影响。T.Sandler 在其由Olson 作序的专著《集体行动:理论与应用》(1992, pp.7-8)中,将Olson 的集体行动理论归结为三个主题:集团规模、集团成员之间偏好及禀赋上的不对称性以及制度性安排。事实上,Olson的理论在最近的二、三十年间已由经济学家们运用一系列数学模型十分精致地理论化了。Olson在《逻辑》一书的姊妹篇《国家兴衰探源》(1982)中,运用集体行动理论得出了令我们十分感兴趣的下述观点:对于国家总体实力之衰落,利益集团实难辞其咎。其基本思路是:利益集团的逐利行为必然会损害公众福利,增加社会成本,导致制度僵化,从而既损害了社会效率也伤害了社会公正。

  本文的目标并不在于提出新的思想或理论,而仅在于参考Olson的集体行动理论,从利益集团的逐利行动入手,通过构建一个一般化的理论模型,以便将贾谊的真知灼见--即所谓“贾谊问题”--放到一个数理分析的框架里,从而对利益集团与治国者或立法者之间的博弈展开理论分析,具体说就是讨论中央政府(“立法集团”)对利益集团的最优分化与整合策略,以及中央政府的最优策略的社会福利涵义。

  本文结构如下。第二节引入本文的基本模型。该模型描述了总合生产函数、利益集团的共谋函数、每个社会成员的的劳动禀赋及其偏好(效用函数),以及中央政府与利益集团各自的策略集。在接下来的一节里,我们首先就各个利益集团的自利行为展开分析,进而讨论各利益集团之间的竟相逐利形成的Nash均衡。第四节从分析中央政府的优化行为入手,求解中央政府针对利益集团的最优分化与整合策略,从而导出被我们称之为“贾谊定理”的本文的中心结论。关于“贾谊定理”的政治经济学涵义的进一步讨论则放到第五节处理;一些相关的问题亦在第五节略作交代。在这一节的最后,就我们认为有意义的研究方向做一简短的瞻望与讨论,意在激发更有价值的工作。第六节为简要的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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