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主义，既是一种意识形态或社会思潮，又是一种实践。具体而言，即“同一地区的各种行为体（包括政府，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民间团体或个人等）基于共同利益而开展地区性合作的全部思想和实践活动的总称。”[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地区主义的全球发展成为世界经济与政治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现象。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地区主义与全球主义并行不悖发展，深刻的改变着国际关系的基本面貌。在世界范围内，地区主义逐渐形成了欧洲、北美和东亚三大板块。与欧洲和北美相较，东亚是最具有多样性的地区，同时也是地区主义最不成熟，最缺乏制度化特征的地区。由于东亚地区文化、社会、经济、政治体系以及安全利益的多样性，特别是冷战时代存在的所谓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国家与非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国家间的尖锐分歧，导致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一度认为:东亚地区先天缺乏地区主义和机制化合作的基础。[②]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和地区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使得东亚地区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与传统意义上的地区主义存在着诸多差异的新地区主义应运而生，显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并对地区国际关系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一、东亚新地区主义的发展、主要特征及其对地区安全的影响。

（一）东亚新地区主义的发展

东亚新地区主义的发展进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1997年的市场驱动阶段。

80年代中期，东亚国家间的贸易和投资联系开始呈现出日益增强的态势，这种态势是在非制度化安排下自然形成的，体现出市场驱动和市场机制的鲜明特征。雁行模式即为此时期东亚地区最具有代表性的模式。在此模式中，东亚各国按照要素禀赋和工业技术水平，分为三个层次：日本属第一层次，其技术先进，工业发达，资金雄厚，居于东亚经济发展与合作的头雁地位。由于日本在过去30多年取得了非凡的经济成就，其它东北亚国家和地区被吸引到日本的经济轨道上去。不仅包括韩国和中国台湾，也包括中国大陆，甚至在一定的程度上包括朝鲜。[③]东亚“四小龙”属第二层次，技术较为先进，重点发展资金密集型产业，在东亚经济发展与合作中紧跟日本。中国和绝大多数东盟国家则以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丰富见长，重点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在东亚经济发展与合作中居于第三层次。在这一时期，东亚地区逐渐实现了产业梯度的转移。其基本进程是：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前半期，由日本向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转移。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产业梯度由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转移至东南亚国家。90年代初期再经由东南亚国家转移至中国。

这种雁行模式下的产业梯度转移虽然一度促进了以原材料、半成品和零部件生产为主的东亚区域内贸易的发展。但从长远看，并不利于东亚经济的持续、快速、稳定增长。总体上看，雁行模式仍是一种按照静态的比较优势理论确立的发展模式，该模式因袭了传统垂直分工的不合理性，对中国等后发国家也易形成制度性歧视。

这一阶段，东亚国家大多遵循着经济多边主义传统。直到2001年底，在世界前30位的主要经济体中，中国、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五个东亚国家和地区仍然没有缔结任何形式的RTA。[④]

在东亚地区，只有东盟和亚太经合组织开始了经济多边主义之外的尝试。

东盟成立于1967年，长期以推进成员国政治、安全合作为组织的主要目的，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涉及经济合作议程，此后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发展缓慢，直到1992年才签署了《自由贸易协议》。东盟在经济领域内取得的成就相当有限，并且成就的取得主要是东盟各成员国自身经济调整和彼此间互动的结果，并不是源自于东盟框架之下的区域内双边或多边经济合作。

1989年成立的亚太经合组织遵循的则是“非歧视”原则和“互惠”原则，允许成员采用有条件或是无条件方式将亚太经合组织的自由化进程推广至非成员国，并积极致力于推进区域和全球层面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但亚太经合组织成立近10年间，在推进亚太区域合作方面进展缓慢，乏善可陈。

总体上看，在这一阶段，东亚的地区主义还处于起步时期。

第二阶段是1997年至2001年东亚金融危机后的快速发展。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导致了泛太平洋地区主义的衰退。危机中，不仅东盟和亚太经合组织应对乏力，而且在许多东亚国家看来，美国支持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补救措施不必要的延长和加剧了经济的混乱。因此，需要创立一个新机制来促进东亚合作。不过，马哈蒂尔在1990年所提出的建立“东亚经济合作核心”的倡议，对许多东亚国家而言又难以快速实施。因为这意味着要建立一个地区性的集团，在短期之内无疑是不现实的。在大多数东亚国家看来，要推进东亚经济合作，建立政府间的协调实体更为基础。

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区域内国家更加意识到开展金融合作的重要性，各国学界和政界人士提出了一系列倡议和设想。“10＋3”机制应运而生。东盟和中、日、韩三国在金融危机后加强了金融合作，制定了防范金融危机的一系列区域性措施，这些措施成为东亚新地区主义发展的重要助推力量。

2000年5月在东盟10国和中、日、韩三国财长会议上通过的《清迈倡议》是迄今为止“10+3”机制所取得的最为重要的成果。东盟和中、日、韩三国确立了以双边货币互换为核心的紧急融资框架协议；同时，各个层次的政策对话机制也先后建立，并设立了亚洲债券基金。[⑤]

这一时期，东亚经济合作以区域性金融市场的发展作为基础。东亚新地区主义的发展显现出金融合作先行的势头。

第三阶段是2002年至今，东亚新地区主义进入正式的制度化安排发展阶段。在此进程中，几乎所有的东亚国家都已被纳入一个拓展中的相互依存网络之中。

东亚新地区主义的发展进程因中国加入WTO而发生改变，更加开放的中国开始成为东亚新地区主义发展进程中的关键因素。在多边自由贸易进程中，中国推进合作的意愿日益增强。同时，中国的出口市场也日益扩大。中国有力地推动了东亚新地区主义特别是正式的制度化安排的加速发展。

目前，东亚地区已经初步形成“10”、“3”、“10+3”、“10+1”、“10+3+3”五个主要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并存的局面。

“10”即东盟10国建立统一的地区共同市场。在2003年第9次东盟首脑会议上，正式通过《东盟经济共同体》文件，决定在2020年将东盟建成以商品、服务、投资自由流动和资本更为自由流通为特点的单一市场与生产基地，并实现经济一体化的最终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必将进一步推进东盟成员国经济的发展，同时增强东盟内部的凝聚力。

“3”即中、日、韩三国合作。在1999年东盟10国与中、日、韩首脑早餐会期间，韩国总统金大中提出中、日、韩经济合作的倡议。2000年东盟10国与中、日、韩首脑会议上，三国首脑首肯了此构想。2002年11月的第三次“10+3”会议上，各方就适时启动中、日、韩FTA的可行性进行研究。2003年10月，温家宝总理与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韩国总统卢武铉签署了《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但是，由于三国特别是中日、韩日之间缺乏战略和谐，加之近年来中日、韩日关系龃龉不断，中、日、韩三国合作迟迟未能取得新的突破。

“10+3”与“10+1”。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东盟国家寻求中、日、韩三国的帮助。各方都强调在发展预防性能力、避免第二次金融危机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为有效防范金融风险，东盟和中、日、韩三国展开了密切的合作，“10+3”机制应运而生，东亚合作也由此显现出金融先行的势头。“10+1”机制的建立是中国、日本、韩国与东盟关系深化发展的表征。特别是在2001年，中国与东盟达成协议，将在2010年之前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中国与东盟合作的10+1机制也由此得以迅速推进。中国与东盟合作机制的发展，带动日本和韩国也采取了相应的举动，从而在东亚地区初步形成了三个“10+1”机制。

“10+3+3”即以东亚峰会为标志的东亚合作新模式。在2005年首届东亚峰会上，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三个在地缘上不属于东亚的国家获得参会资格，预示着传统意义上的东亚合作在范围上已经大为扩展。虽然从严格意义上讲，到目前为止，东亚峰会还只是一个论坛，尚未成为机制，但正如温家宝总理在首次东亚峰会上所言，东亚峰会的召开，是东亚合作进程中的一件大事，是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合作加快发展之客观要求，是本地区各国相互依存、共同利益不断扩大的必然结果，标志着东亚合作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⑥]2007年1月，在菲律宾宿务召开的第二届东亚峰会上，出席会议的东盟十国和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签署了《东亚能源安全宿务宣言》，正式提出了东亚地区能源合作的具体目标和措施。向外界表明，东亚峰会的参与各方朝着深化区域合作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

　（二）东亚新地区主义的基本特征

尽管关于新地区主义的概念，迄今为止尚无明确的界定，但作为一种有别于旧地区主义的实践，新地区主义在东亚的存在和发展已是不争的事实。

在20余年的发展进程中，东亚新地区主义显现出以下八个方面特征：

第一，具有明显的开放性。

在世界地区主义的发展进程中，欧洲和北美的地区主义被称为是内向性的地区主义（inward regionalism），在经济领域具有保护主义的特征。而在东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主义被称为开放的地区主义。内向性的地区主义和开放的地区主义之区别，就在于前者对区域外国家和地区存在歧视，而后者则没有这种歧视。[⑦]诚如卡赞斯坦所言，亚洲的开放的地区主义，强调非歧视性的贸易政策并且愿意接受新成员。这与欧洲和北美封闭的区域主义相异。[⑧]目前，整个东亚距离单一的东亚经济共同体尚有很长的路要走，但现有的区域合作机制在自身发展远不够充分的情形下，仍然体现出明显的开放性特征。2005年12月举行的首次东亚峰会，虽然未能提出指导东亚合作的任何具体措施，但会议的举行本身就已经发出了东亚合作将拓展到其它区域（南亚和南太平洋）的信号。亚欧会议及东亚—拉美合作论坛的举行，同样也加强了东亚与其它地区间的联系。在世界范围内新地区主义的发展进程中，东亚新地区主义的开放性恰与世界经济相互依存的基本态势相适应，这种开放性也是以往所有区域合作所不可企及的。

第二，行为主体的多元性。

冷战时期，地区经济与安全合作基本是以主权国家为主体，即使是作为地区主义发展样板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也概莫能外。而东亚新地区主义的发展与全球化的深化并行不悖，其主体不仅是主权国家，还包括众多非国家行为体，诸如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社会运动甚至个人。目前，东亚新地区主义已经显现为由国家引导的（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由外部强加的，诸如WTO等国际机制施加的影响）自上而下的地区化进程和由市场及私营部门驱动的自下而上的地区化进程的结合与互动。

第三，自发形成而非外力所致。

二战后，世界范围内出现的各类地区主义，通常被认为是超级大国直接或间接干涉和影响的结果。而东亚新地区主义则是从区域内部自发产生的。在始于20世纪70年代且至今仍未终结的全球财富转移，及由此导致的国际权势结构变迁的进程中，绝大多数民族国家自身缺乏足够的能力和手段来应对新的挑战。正是在应对全球化挑战,争取维护和实现国家经济与安全利益的进程中，大多数东亚国家的地区归属感或者是地区认同不断增强，并逐渐形成了合作的共同意愿和需求。这种共同意愿和追求成为东亚新地区主义的深层驱动力。在东亚新地区主义的发展进程中，东亚地区应有的架构应当是由多国共同构建。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能成为区域内的霸权。[⑨]

第四，具有明显的弱机制性。

20世纪80年代，斯卡拉皮诺在分析东北亚经济合作时指出，东北亚地区是一种软地区主义，即没有一种成形的制度或是机制来引导的区域合作。[⑩]实际上，迄今为止，东亚新地区主义仍然没有一种成形的机制作为载体。卡赞斯坦指出，亚洲区域合作之所以体现弱机制化，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二战后，美国推进了亚洲的双边主义，而在欧洲推进了多边主义；其次，集体认同的确立推进了正式的区域一体化进程，而亚洲主要的政治行为体不接受建立区域共同体的理念；再次，亚洲国家的特性阻碍了区域机制的建立。亚洲国家的国内政治中对公私领域的关注使其与欧洲国家区分开来，因而不愿发展正式的区域机制。[11]在亚洲，区域贸易安排之所以缺失，部分原因就在于区域内国家在政治制度方面的巨大差异。同时，相对而言，弱国较为反对过早建立正式的地区机制，担心这种机制只反映和维护霸权国的利益，会损害弱国的安全。因此，机制的建设进程必须遵循使各方感到“舒适”的原则。

第五，目标和领域的多重性。

传统地区主义的目标相对单一，通常主要关注安全或经济问题，而新地区主义则是更为复杂和多维的进程，广泛涉及贸易、经济、国家安全、环境及社会发展等内容。

第六，跨越南北关系的鸿沟。

东亚新地区主义发展进程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了区域合作，这表明在政治、经济与安全领域，地区内国家的相互依存正在日益增强。

第七，以多个双边自由贸易协议作为推进地区主义发展的机制。

东亚新地区主义的合作方式超出了传统贸易自由化的范畴，各国通常会优先考虑与少数具有共同意愿的国家展开合作，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建立一个成员众多的合作机制的基础上。在东亚地区，现实情况是多个双边自由贸易安排首先确立且在空间上同时并存。实际上，这些双边协议和双边机制的现实存在，有助于消除国家间既有的分歧，也为一系列多边关系和多边机制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正是在此基础上，东亚地区逐渐形成一个国家间互动频繁的复杂的局域网络。

（三）东亚新地区主义的发展与地区安全

1．东亚地区安全结构及地区安全动力的新变化

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的安全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区域内经济的快速发展加速了多极化进程，一个新的多极体系正在形成之中，对霸权的牵制也相应增强。与此同时，地区内国家由原先安全的消极接受者变为积极参与者。[12]在东亚新地区主义发展进程中，出现了以中国的兴起为重要表征的东亚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新态势。在东亚经济合作和安全合作中，中国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日本也积极推行了新的东亚地区战略。中日大竞技的轮廓已经浮现；东盟在“扩容”后也更为积极的参与了东亚事务；韩国也不甘落后，自卢武铉担任总统后，开始打造“自主国防”，宣称要做“东北亚的均衡者”。总体上看，东亚地区的安全结构正处于调整变化时期。

在康德的“永久和平论”所提及的和平三要素——民主、经济相互依存以及国际法和国际机制中，经济的相互依存对于构建东亚和平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由于东亚地区在地缘政治上的分裂要大于地缘经济的分裂，经济区域化和日益密切的相互依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美、中日以及台海爆发刚性冲突的危险。如果各方均认为通过推进地区合作来获取收益远大于竞争和对抗之所得，并积极开展相应的合作，无疑将验证戴维•米特兰尼的功能主义的观点：即通过经济相互依存的“外溢”效应，可以逐步地实现和平（peace by piece）。东亚区域内贸易投资的增长和经济联系的密切将带来国际关系中的“正和”效应。通过和平方式，域内国家即能够分得“和平红利”。实际上，经济相互依存正逐步成为东亚地区安全合作的重要驱动力。

2．东亚地区安全议程的转换

传统意义上，国际安全被界定为一个包括了诸如遏制、均势和军事战略等内容的地缘政治意义上的术语。

但在全球化和地区化进程中，国际和地区的安全议程已经悄然发生了转换：一方面，冷战后与意识形态对抗相关的安全困扰已经相对淡化；另一方面，关于经济、社会以及环境方面安全问题的更为广泛的争论已经展开。越来越多有别于传统安全的安全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这种新的安全威胁，指的是人类社会过去没有遇到或很少见过的安全威胁，具体的说，是指近些年逐渐突出的，相对传统安全因素而言的，除军事、政治和外交冲突以外的其它对主权国家和人类整体生存和发展构成威胁的因素——非传统安全威胁[13]。尽管非传统安全内部的衍生和分裂仍在继续，对这一概念的认识和界定也有待深化，但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范围大致可确定为：经济安全、国际恐怖主义袭击、金融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信息安全、资源安全、武器扩散、疾病蔓延、走私贩毒、非法移民、海盗及洗钱等。非传统安全的出现，无疑是对传统安全观的重要修正和补充。

近年来，在东亚新地区主义的发展进程中，金融危机、武器扩散、环境污染、恐怖袭击、海盗以及传染性疾病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严重，并且与东亚地区既有的领土、边界问题纠缠在一起，从而成为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的交汇。客观上，新地区主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也为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滋生蔓延提供了便利。

3．地区安全合作模式的转换

在东亚新地区主义的发展进程中，由于地区安全结构和地区安全议程发生了转换，随之也导致了地区安全合作模式的新变化。冷战时期以军事同盟和集体安全为主的地区安全合作模式已经难以有效的应对复杂的东亚地区安全角势。由于东亚安全的内涵已不仅仅是没有战争，而是拓展为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与之相应，合作安全模式逐渐取代了军事同盟和集体安全为主的地区安全合作模式。

合作安全模式为地区安全的实现与维护开辟了一条富于建设性的道路。合作安全模式旨在推广这样的思想：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独处理安全隐患。只有通过一种集体反应，在多边合作的基础上，才能找到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在具体实践中，合作安全倾向于协商而不是对抗，倾向于保证而不是威慑，倾向于透明而不是保密，倾向于预防而不是更正，倾向于相互依存而不是独往独来。[14]合作安全主张以渐进的方式发展多边制度，通过增加和建立信任与安全措施（CBMs）,培养对话与合作的习惯，发展有效的预防性外交机制来渐次实现安全。从现实和长远看，这种方式更适宜于极具多样性的东亚地区。

二、东亚新地区主义的发展对中国的机遇与挑战

（一）东亚新地区主义的发展与中国的机遇

1．冷战后东亚新地区主义的发展，为中国扩大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影响，确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创设了机遇。

中国是一个有着全球性影响的地区大国，不是一个全球意义上的大国。如果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大国，中国必须首先找到自己恰当的定位和立足点，并在国际关系各个领域中确证自己的身份。东亚新地区主义的发展，为中国进一步提升国力，扩大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影响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在东亚新地区主义发展进程中，中国实则充当了经济发展的引擎和地区安全维护者的双重角色。在地区合作中，中国反对任何的地区霸权主义与狭隘的民族主义，反对歧视性政策。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勇于担当风险做出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一方面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经济实力，另一方面也给邻国留下了中国不会趁人之危的印象，从而表明中国对于世界经济体系的稳定具有责任感。[15]东亚金融危机后，中国也为本地区建立防范金融风险机制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为此，中国赢得了地区内众多国家的信赖与支持，也树立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2．东亚新地区主义的发展，有利于中国营造一个稳定的周边安全环境。

中国在地理上处于亚洲中部，开展多层次的区域和次区域合作具有很大的地缘优势。在国家（中国）—地区—世界三者互动进程中，地区（东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环节，是中国由地区大国迈向世界大国进程中最为重要的战略立足点。“进一步稳定周边，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周边国家是中国重要的战略依托。”[16]在空间上，东亚新地区主义所涉及的领域与中国及其周边大体一致。在时间上，东亚新地区主义发展的几个分期实则也与中国参与东亚地区合作的时段相对应。东亚新地区主义谋求地区的安全、稳定与繁荣，从根本上讲也与中国构建“和谐地区”的大战略诉求相一致。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的富有成效的区域合作，有助于中国周边的稳定和边疆的长治久安。

3．东亚新地区主义的发展为中国参与地区合作机制的创设和规则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机遇。

在建国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国一直游离于国际机制之外。担心一旦加入西方主导的国际机制，在主权遭受侵害的同时，还不得不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但在新地区主义的浪潮中，中国在参与多边机制的观念上发生转变，逐渐认识到这些机制本身并不与中国敌对或者是限制中国，而是有利于中国发表意见和发挥影响作用，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助于限制美国在区域内的单边主义行为。“10+3”和“10+1”机制就是中国融入东亚区域合作进程，推进与东亚地区多样性相适应的区域合作框架的两个重要战略支撑。

（二）中国面临的挑战

东亚新地区主义的发展，在给中国带来新的机遇的同时，也使中国面临新的挑战：

1．东亚新地区主义的发展对中国的国家实力构成了全方位的考验。

在新地区主义的发展进程中，安全的议程和领域不断拓展，不仅涉及各国国内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的合作与协调发展，还需要各方能妥善解决地区内众多源于历史和现实的争端。这需要中国既有宏观意义上的地区战略构想，又具备可操作性的、灵活的应对机制，同时，还需要各职能部门的协调与合作。这对中国的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国内治理和参与区域治理的能力都构成了的考验。

2．东亚新地区主义发展进程中，西方的人权观和主权观对东亚地区认同建构进程的负面影响，有可能导致中国与其它东亚国家间的矛盾与分歧。

长期以来，地区认同一直是地区的基本特质和生命力之源。但在东亚地区，各国在语言、文化、政治制度等诸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需要怎样的地区认同，如何构建地区认同等问题上，东亚地区国家尚无共识。冷战结束后，伴随着全球化的深化和拓展，西方的人权观和主权观在世界范围有滥觞之势，东亚也概莫能外。这可能会对中国与众多东亚国家长期坚持的主权原则和不干预内政原则构成强劲的冲击。在东亚新地区主义的发展进程中，中国期望形成一种与本地区特性相适应，并能为地区内绝大多数国家所接受的地区认同。但近年来，部分东亚国家却在人权和主权问题上向西方靠拢。部分东盟国家甚至还提出，当东盟成员国国内出现有可能危及地区安全的紧急情势时，他国可以对其内政进行灵活干预（flexible intervene）。在地区治理的问题上，就建立怎样的区域制度（特别是在这种制度有可能与国内制度相矛盾的情况下）东亚国家存在着不同的见解。在东亚地区认同形成过程中，围绕着人权和主权问题，东亚国家可能会产生尖锐的、甚至是原则性的分歧，这对中国与东亚国家间关系的发展和东亚合作的前景可能产生不利影响。

3．随着东亚合作的进一步拓展，参与国逐渐增加，无形中对中国形成了新的战略牵制。

由于东亚新地区主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导致参与东亚区域合作成员的范围不断扩大。随之也导致新的不确定性因素的产生，主要包括：与中国同样处于崛起进程中的印度在参与东亚合作，分享东亚合作红利后，能否与中国实现战略层面上的互信与和谐？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三个传统意义上不属于东亚的国家的加入是否会冲淡东亚地区性并对区域合作进程产生负面的影响？事实上，在美国、日本和东盟国家的支持下，印度等“民主”国家加入东亚合作，有可能会改变东亚地区既有的力量格局，特别是限制中国在东亚合作中的作用发挥。同时，在区域合作中一旦正式确立一些较少受到主权阈限的地区行为规则，将为霸权国家干预别国内政提供便利并赋予其合法性。其结果是在东亚区域合作进程及其影响进一步拓展，成员不断增加的同时，中国在政治、经济和安全方面可能受到更多的战略牵制。如何对此进行战略反牵制已经成为一项攸关中国国家利益的重要课题。

4.东亚新地区主义的发展进程中，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不仅不会因此得到缓解，在一定条件下反而有可能激化，从而危及中国的国家安全和东亚区域合作的前景。

冷战的结束为美国建立新的东亚秩序创设了条件，然而，美国仍然致力于“追求一种霸权战略——保持美国作为该地区秩序主要保护者的特殊地位。”[17]

冷战结束后，东亚新地区主义的迅速发展使得美国担心东亚区域合作最终会导致一个排他的、由中国主导的东亚共同体的形成，从而抵消美国在亚太事务中的影响力，损害美国在东亚的利益。在美国新保守主义政客和学者看来，东亚区域合作中中国经济总量和对外贸易的持续高速增长，将导致中国的崛起并挑战美国在东亚的地位。中国的快速发展已经触及美国的核心利益。为此，美国逐渐转变了以往对多边主义的怀疑态度，开始支持和鼓励多边主义。在克林顿总统任内，美国即提出在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建立一个由美国主导的亚太共同体的构想，但因遭到普遍的反对而难以实现。于是，美国不得不退而求其次，试图在轮廓初显的东亚合作构架中添加有益于己的部分，安插自己的伙伴和盟友。2005年的首届东亚峰会，美国对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参加峰会予以大力支持即出于此种目的。不过，在任何情况下，美国都将多边行动视为双边安全关系的补充而非替代品。在危机时刻，美国并不是依靠地区制度，而是更喜欢依靠美国主导的外交活动以及美国可以完全控制的制度结构。[18]在此方面，美国的原则和立场是与中国相悖的。

在东亚新地区主义发展进程中，中日之间也出现了一系列摩擦。在东亚区域合作中，中日的结构性矛盾开始成为世人关注的话题。事实上，自从日本以武力为手段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尝试为美国所终结后，双边主义与地区主义就成为日本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核心。[19]在区域合作中获取主导权并进而最大限度的获取利益是日本参与地区合作的最为重要，同时也最为隐晦的战略诉求。早期曾“脱亚入欧”的日本目前正在积极寻求的是再亚洲化(re-Asiantation)和日本主导的区域化。防范和限制区域内潜在和现实的竞争者是实现此种战略诉求的重要途径。2001年5月，日本内阁的《通商白皮书》指出，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经济“雁行发展”时代业已结束，代之而起的是“以东亚为舞台的大竞争时代”。中国的崛起使东亚经济进入“群马奔腾”的新竞争时代，从而削弱了日本的火车头作用。[20]在东亚区域内，首次出现了两强并起的战略态势。为在地区一体化进程中掌握主导权，日本不惜采用将中国排除在优先组合对象之外的FTA战略。日本的战略主要分三步走：一是与韩国和老东盟五国缔结双边FTA；二是在此基础上，吸收其它东盟国家加入；三是以日韩FTA和日本－东盟FTA为轴心，吸收中国加入，最终实现“10+3”的目标。这实质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差别性和排他性。由于担心与中国缔结FTA会使自己失去对FTA的控制力，日本不愿将中国列入优先选择的目标。

    2000年中国与东盟签署《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协议后，日本迅速与东盟签署《东盟－日本全面经济关系框架协议》，确立了“东盟－日本自由贸易区”的时间表。作为一个重商主义的贸易国家，日本地区大战略的实质是试图“在亚太地区建造一个二战时期就已提出的新版的大东亚共荣圈。”[21]在此问题上，中日之间难以形成战略和谐。由于中日之间在东亚合作问题上存在着主导权之争，因而尽管双方都已认识到合作将获益，但东北亚三国却都没有提出签署东北亚自由贸易协议。中日主导权之争出现在“10+3

的范围内，甚至使得东南亚也成为双方的竞技场。[22]

 

缺乏大国深入参与的地区合作是不成熟的，这也正是东亚地区合作面临的一个现实难题。[23]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将在长时期内干扰东亚区域合作进程。中、美、日之间在东亚合作问题上能否实现战略和谐，合作共赢，将直接影响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能否实现，也影响东亚合作的发展前景。

5．东亚新地区主义的发展使得能源安全问题日益凸显，有可能引发中国与东亚国家间的摩擦和冲突。

二战后，东亚经济一度飞速发展，取得过惊人成就，被誉为“东亚奇迹”。虽然80年代兴起的第一波东亚新地区主义因为亚洲金融危机而遭受挫折，但从90年代末开始，第二波东亚新地区主义又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东亚地区的能源消费特别是石油和天然气的需求也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增长趋势。然而，从亚太地区的石油探明储量来看，到2000年底， 整个亚太地区的石油探明储量总计为440亿桶，仅为世界已知储量的4.2%。石油储采比只有15.6年，远低于世界石油储采比为40年左右的平均水平。[24]而且在整个亚太地区，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是石油净进口国。在可见的将来，东亚地区的能源供求矛盾会日益严重。

总体上看，由于东亚地区资源的有限与需求的日益增加之间结构性的矛盾难以在短期内得到缓解，围绕着资源特别是石油等战备资源的争夺有可能成为未来中国与部分东亚国家之间的冲突线。这无疑也将对中国与东亚国家间的关系、东亚地区安全的未来走向以及东亚区域合作的前景产生消极影响。

三、中国的安全战略选择

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第一波东亚新地区主义浪潮中，哈佛大学斯卡拉皮诺教授曾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形势要求日本既不奉行太平洋主义，又不奉行戴高乐主义政策，而是要求它继续同美国协调双方的安全措施，那么中国会不会成为本地区安全领袖的另一个独立候选人呢？斯卡拉皮诺的回答是“中国正在发展着的民族主义和源于大国感的自信，再加上历史上一再遭受凌辱而产生的怨恨，提供了实行戴高乐主义政策的适当气候。”[27]斯卡拉皮诺的疑问及其回答，实则代表了东亚新地区主义发展进程中美国和众多东亚国家的一种普遍的心态：对中国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极不适应，担心中国崛起会破坏东亚地区既有的安全结构和秩序，并将成为新的地区霸权。

正是基于以上判断，在美国、日本和东盟出现了不同版本的中国威胁论（包括经济威胁论和军事威胁论）。在东亚新地区主义发展进程中，实则已经出现了美国、日本、韩国、东盟（甚至还包括澳大利亚、印度）与中国的战略博弈。同时，美国和许多东亚国家还认为，在东亚合作进程中，应诉诸于将中国纳入区域合作网络的方式来限制中国的崛起。在此情势下，中国应该也必须有自己的地区大战略，并应包括以下内容：

1．秉承开放性原则，继续推行开放的地区主义。同时，中国也应当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

在2005年12月召开的首届东亚峰会上，温家宝总理在演讲中指出：中国反对搞封闭的、排他的、针对任何特定一方的东亚合作；中国主张在区域合作进程中，坚持开放的思维，倡导开放的地区主义，在开放中推动各国共同进步、促进各地区共同发展。[28]开放性是东亚新地区主义的重要特征和生命力之源。东亚地区形成封闭、排他的集团之日，也即为东亚新地区主义的终结之时。坚持开放性，实则意味着在没有固定的合作机制和模式的情形下，不同社会制度、文化特征和经济发展水平甚至在地缘上并不相毗邻的国家可以参与地区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及合作共赢。当然，一些传统意义上不属于东亚的国家参与东亚地区合作的进程，必然也会导致新问题的出现。但是，这些新成员的出现，本身就是国际政治和经济领域内多重博弈的结果，实则也是东亚新地区主义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从积极意义上看，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加入东亚峰会，有助于传统意义上的东亚与南亚和南太平洋实现对接，从而在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形成一个更加宽广的区域合作架构。地区的“扩容”，在增加风险的同时，也可能给各国带来更多的机会。如果能够有效消除东亚扩容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东亚新地区主义发展进程中就会出现有利于中国的战略态势。在2007年1月第二届东亚峰会上，温家宝总理发表了题为“合作共赢、携手并进”的演讲。在演讲中，温总理指出：东亚合作应是实现地区共同发展与繁荣的合作。东亚合作应是促进国家之间和谐相处的合作。东亚合作应是尊重社会制度和文化多样性、多元化发展的合作。东亚合作要坚持开放性。同时，中国支持东盟在东亚合作中继续发挥主导作用。温总理的演讲，充分表明了中国对于东亚合作的立场和态度。中国的立场和态度，也将对东亚合作的未来发展方向产生深远的影响。

 

2．努力构建多层次、多领域的区域经济与安全合作机制，尤其是加速推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完善和深化“10+1”机制建设进程。

在推进国际合作的进程中，区域经济集团是基石而不是路障。[29]“10+3”与“10+1”机制是现阶段东亚新地区主义发展进程中最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地区合作机制。但“10+3”机制今后如何发展，能发展到何种程度和水平，不仅取决于中国的态度和主观意愿，还取决于日本的态度。目前，在日韩、日本与东盟、日中韩这三个FTA研究主题中，最有进展的是日韩间的FTA，然后是日本与东盟，进展得最慢的是日、中、韩的FTA，虽然三国政府间已举行过会议，但还根本谈不上具体措施，进程也不明确。在中日关系尚未走出低谷，“10+3”机制建设遇到阻力之时，对中国而言，“10+1”机制无疑成为最具有可操作性，也最能充分发挥中国影响力的机制。加速推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是完善和深化“10+1”机制建设进程中必不可少的关键环节。中国与东盟建设自贸区的主要意义并不在于打开东盟的市场，而在于打通市场信道，实现制度衔接，减少交易障碍，降低成本。如果能够利用自贸区所创造的环境，开展全面的经济合作，建立多层、多样和多向的经济联系，无疑有助于加深我国与东盟经济的深层链接。[30]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设绝对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同样也是政治和安全问题。中国与东盟一旦建立一种富有成效的持续的关系，将有助于消除历史上广泛的猜疑和沉重的记忆。这不仅是一种魅力攻势，而且也代表了中国的承诺：中国为了参与多边安全框架并寻求更多的区域相互依存，选择自我限制国家主权利益。[31]随着东盟国家与中国在经济领域内相互依存的日益加深，中国与东盟关系将提升至一个更高的水平。不仅有利于中国在东亚地区营造一个安全稳定的战略环境，而且也为中国更主动的推进东亚新地区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战略依托。

　　3．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推进“大中华经济圈”建设以及其它次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实现国内区域发展与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同步发展。

“大中华经济圈”以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为核心，生产总额接近２万亿美元，无论从经济、语言还是文化方面观察，“大中华经济圈”都比欧盟更有统合的条件。未来若加入日、韩及东盟，将形成拥有全球三分之一人口（多达２０亿人）的庞大市场，足以与美洲自由贸易区和欧盟竞争。

“大中华经济圈”的建立将对区域经济做出两大贡献。第一，促进经济圈内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成长。大陆经济崛起后，全世界与大陆的贸易、投资皆有明显的成长。若是“大中华经济圈”能够进一步统合，必将更有效地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第二，可以消除区域间不稳定因素，从历史经验观察，不稳定的政治因素及区域关系是导致经济发展落后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两岸关系的紧张势必对双方的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通过“大中华经济圈”的整合，先将彼此的经济联系起来，使得双方在经济上达成共识，将对区域政治、经济的稳定产生正面的意义。[32]

2005年，中国南方9省与香港、澳门签署了《泛珠江三角洲地区合作发展计划及纲要》，提出建设区域内系统结构，搞活产业投资，简化通关程序等10大合作目标。此目标如果顺利实现，将形成包括4.5亿人口、产值超过5万亿人民币的国内区域合作。此外，环北部湾、大湄公河、东盟东部增长区等次区域经济合作也迈出了实质性步伐。

总体而言，在东亚新地区主义的发展进程中，中国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应以大陆、香港、澳门、台湾构成最紧密的核心层，东盟和东北亚国家为紧密联系层。空间上，“大中华经济圈”以及其它次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与东亚合作并存，并行不悖发展。

4．在政治与安全领域，有效利用多边舞台，倡导并力行新安全观。

建国以来，由于西方国家的孤立遏制与封锁，中国曾长期游离于国际和地区合作机制之外。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仍将多边机制和美国在东亚的一系列双边军事同盟同样视为美国遏制中国的潜在工具。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重新评估了多边安全机制，对多边机制的态度由猜疑到不确定直至最后转变为支持。中国开始积极参与了亚太多边安全合作中的第一轨道和第二轨道外交活动。

冷战结束后，在东亚新地区主义发展进程中，各国所面临的安全威胁既涉及高级政治（与军事政治相关），又涉及低级政治（金融、环保、恐怖主义等），因此对应对安全威胁的手段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对于中国而言，倡导并力行新安全观成为缓解并渐次消除地区安全隐患，增进地区安全的有效途径。新安全观主要包括以下五项内容：

第一，中国寻求的是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诸领域的综合安全。冷战结束后，狭义安全已经不再能反映东亚地区安全的基本特征，结盟、均势等冷战时期解决狭义安全问题的基本手段已经不足以有效应对新的安全挑战。

第二，中国寻求共同安全。中国在捍卫自身安全的同时，认为冷战时期的零合游戏已经过时。仅考虑一两个国家安全利益的安全安排不能确保真正的安全，只会导致战略误判与军事对抗。单边的安全行为是脆弱的，冷战后的双边联盟也不符合众多国家的安全利益。

第三，中国寻求可持续的安全。可持续的和平依赖于具有可持续性的安全机制与安全结构。一种建立在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基础上的安全安排能得到广泛的支持和各方的积极参与。同时有着可以预期的乐观前景。这是一种可持续的安全。

第四，中国寻求以合作的方式来实现安全。安全合作的方式可以是双边的、区域的、多边的。中国寻求与他国在核心利益上的合作，将尽最大的努力来避免可能的对抗，对于长期未决的争端则倾向于通过合作与对话解决。

第五，中国寻求通过发展来实现安全。通过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解决中国的国内问题，增强综合国力，为地区的稳定和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如果中国积极倡导并力行的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能为东亚地区国家广泛认可和接受，无疑将有效地促进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推动多边安全合作，维护地区的和平和长期稳定。从而也将进一步推动东亚新地区主义的发展。

5．在文化领域，采取积极措施，推动不同文明与文化间的平等对话与交流，在地区内缔造合作型的战略文化。

现实主义理论认为，无政府状态是国际关系的常态，权力与安全是国家行为体最为基本的价值诉求。因此，合作及合作机制的建立无非是妥协的产物，机制是不稳定的，暂时的有序很快就会因国家对利益的渴求和国家实力的消涨变化而转换为无序。在现实主义语境中，着重关注的是国家（单元）与体系之间的关系，地区是一个被忽略的层次。文化或认同在国际关系中是无关紧要的因素。

建构主义理论则认为文化、观念、认同等非物质性因素在国际关系中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在对“地区”这个重要概念的界定上，建构主义认为，共同的认同构成区域。卡赞斯坦认为：地理分布不是现实的、天然的或根本的决定区域形成的因素。区域是社会构建的，在政治领域内是相互竞争的、开放的。东亚地区主义发展进程中，一个阻碍因素就是东盟国家不愿意加入更大范围的东亚，因其作用可能为中国和日本所抵消。在20世纪，东南亚国家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区域认同，这种认同主要建立在抵御大国支配的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东盟很难接受一个封闭的东亚前景，因为在此种情况下东南亚国家将成为地区强国的附庸。因此，在2005年首次东亚峰会的成员问题上，东盟国家才会积极配合美国，支持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参会以平衡中国。

从历史上看，东亚缺少共同的信仰体系，缺少共同的地区认同，缺少合作型的战略文化。这成为东亚地区至今纷争频仍的重要原因。通过区域合作来缓解安全困境并非不可能，但是只要东亚地区的主要大国依然处于历史问题的纠葛之中，并且政治认同相互冲突，这种合作就难以实现。因此，应当加强民间外交，建立多种渠道的中国与东亚国家人民间的交流机制，加大与东亚国家间的文化界、教育界和体育界的交流力度。特别是让东亚国家了解中国的现代文化，增进互信和相互理解。这样才能为东亚新地区主义的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结语

东亚新地区主义的发展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亚地区最为深刻的变化之一，也是东亚地区政治、经济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中国的兴起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其它原因包括美国在东亚影响的相对衰落，东盟影响的增大，区域多边机制的发展，区域内技术和经济相互依存的增长，以及冷战时代部分敌对的双边关系的改善。

在先后经历了市场驱动、金融危机后加速发展两个阶段后，东亚新地区主义正处在制度化方向发展的进程中。

在这一进程中，传统的东亚国际关系的基础正在经历深刻的转变。作为该进程的结果，东亚地区的安全结构、安全议程与安全合作的模式也正在经历深刻的转变。

东亚新地区主义的发展，既为中国的发展创设了机遇，又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构成了挑战。但恰如斯卡拉皮诺所言，“列宁主义国家参与地区和全球经济的要求，不过是我们时代的一种征候。提供超越国家界线的某种秩序的政策和制度，现在已经是必不可少的了。这种要求不可能仅仅是对当前危机的暂时反应，他们必须成为正规化的程序，成为我们政治生活永久的组成部分。[33]为了充分把握机遇，有效应对挑战，中国必须制订涵盖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的地区大战略，惟其如此，才能更好的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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