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冷战终结后，亚太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构建进程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和进展。亚太地区大国和东盟参与亚太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建设的动机、构想及其实践仍然是影响机制构建的重要变量。目前，亚太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构建的前景尚不明朗。但中国的有效参与有助于加速这一进程。
关键词：亚太 多边安全合作机制 中国
冷战终结以来，亚太地区一直是全球最具有经济活力的地区，和平和发展仍然是亚太地区的主要潮流。亚太地区安全形势保持基本稳定。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前所未有的良好态势，平等、多元、开放、互利的地区合作局面正在形成，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逐步深化。[1]但与此同时，地区内也存在着诸多不确定、不稳定和不安全因素[2]：近年来，美国在亚太地区重组和强化军事存在，强化既有的军事同盟，加速部署导弹防御系统；日本调整军事安全政策，加快向政治大国迈进的步伐；亚太国家面临的国际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威胁依然严峻，走私、海盗、贩毒、洗钱等跨国犯罪日益猖獗。总体上看，在和平与发展的基本态势下，对地区安全形势产生消极影响的复杂因素仍在持续增加。
亚太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对地区内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发展，各方参与多边安全机制建设的态度及多边安全合作和机制建设的走向产生了直接影响。
一、 亚太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发展现状
在亚太多边安全合作发展进程中，机制建设已经初步形成了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
1. 亚太多边安全合作的层次日益丰富，已经出现了一轨、二轨和所谓一轨半等多个安全合作层次空间上并存、互动的局面。
亚太区域内由不同层次的多种安全合作对话机制构成的网络已经初步形成。且在一些领域内，形成了从非正式、非官方的层次，即所谓的第二轨道 （Track II）逐渐向官方层次的第一轨道（Track I）迈进的态势。
目前，在亚太地区形成了三种主要的安全合作对话机制。
首先是以东盟地区论坛（ARF）为主的第一轨道。论坛的核心机制是每年7月召开的年度外交部长会议和每年5月召开的高官会议（SOM），在没有常设机构，如秘书处的情况下，由东盟地区论坛的轮值主席国来组织年度论坛会议，主席国在其一年任内协调所有第一轨道外交活动。而时间上先于外长会议的高官会议则通过先期讨论为外长会议提供主要的议题和议程。自1995年决定在高官会议和外长会议间设立工作组和会间会以来，第一轨道机制建设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鲜明的官方色彩是第一轨道机制的重要特征；
其次是以1993年在吉隆坡正式成立的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 (CSCAP)为主的第二轨道机制。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的主要功能是为亚太国家和地区提供一个建立信任及安全合作的架构。为学者、官员（以私人名义参加）讨论共同关心的政治安全问题创设平台。基于所涉及内容的广泛性，CSCAP坚持包容性原则，鼓励区域内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个人参与，并组织了不同的工作小组[3]来讨论如何应对区域所面临的安全挑战。围绕着广泛的政治和安全议题，向不同的政府间组织提供政策性建议，召开一系列区域性国际性会议以及开展其他合作活动，交流与政治安全合作相关信息，交流经验，发行并分发理事单位的出版物品。此外，东盟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作为该地区另一个主要的第二轨道机制，在讨论地区安全相关事务进程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近年来，第一轨道和第二轨道之间互动日益频繁，两者之间的界限也因为政府官员同时参与两个轨道外交的进程而不再分明。[4]两个轨道之间的交流互动经由ARF主席国的活动而逐渐机制化。[5]
在第一和第二轨道互动进程中，还逐渐形成了一轨半机制。主要包括香格里拉对话和东北亚安全合作对话。这类机制参与者众多，身份复杂。包括来自防务和情治系统的政府高官、官方智库和民间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所讨论的议题内容广泛，涉及地区安全合作中的诸多重大现实问题。为官方和学者开展有效的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平台。一轨半机制的存在，既有助于克服第一轨道不便于涉及敏感性问题的缺陷，又有助于避免流于第二轨道的缺乏实效。[6]
此外，部分过去主要涉及经济合作的亚太多边合作机制，如APEC和“10＋3”等，在继续关注经济问题的同时，也开始关注安全领域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过去仅有安全机制才能发挥的职能。
2．多种安全合作对话机制的并存互动和功能上的相互补充，在丰富亚太多边安全合作形式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亚太安全合作机制化进程。多边安全合作的内容更加深入务实，功能性合作领域大为增加。
近年来，各国已经不再满足于安全对话，而是更为强调具体的可操作的合作。例如在反恐问题上，通过多边合作，增强了既有的10＋3机制打击跨国犯罪的功能，东盟地区论坛还召开了预防性外交会间会，成立了小组，设立了专项基金。ARF 各个工作组已经开始了富有成效的工作。
在ARF框架内，亚太国家间在军事领域的交流合作已经开始推进，已经先后在北京和老挝首都万象举办了军事安全政策对话，在安全合作的机制化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部分东盟国家甚至还提出：在成功召开东盟国防部长会议的基础上，可以扩大规模，召开正式的ARF国防部长会议。
冷战终结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亚太地区的多边安全合作主要是由各国的外交部门来完成。但在近年来，由于各国所面临的非传统安全挑战日益严峻，安全所涉及的领域也日益拓展。各国的国防部门和越来越多的其他职能部门也相继参与到安全合作进程中来。安全合作的内容越来越务实，专业性越来越强。目前，亚太地区最大的安全合作对话机制东盟地区论坛即涉及了包括反恐，禁毒、救灾、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警务和刑侦，防止疾病扩散等诸项议程在内的广泛的合作领域。在2004和2005年的第三次和第四次香格里拉对话中，非传统安全合作中的海上安全合作也成为各方普遍关注的问题。特别是马六甲海峡沿岸国围绕此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并已经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
3．以东盟方式为核心的多边安全合作的指导原则和规范及信任建立措施（CBMs）等概念得到各方初步认可，为进一步推进亚太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构建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历史上和现实中，亚太地区都是一个充满了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地区。各国在对安全的认知和安全利益的界定方面存在着诸多分歧。这些差异和分歧成为导致亚太安全形势中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和脆弱性，同时长期以来一直缺乏有效的机制化合作的重要原因。亚太国际关系实践中，恪守传统现实主义思维，迷信大国均势、结盟和集体安全手段，只会造成国家间广泛的敌意与猜忌。
在博弈理论看来，建立在共同规范和认同基础上的合作，其交易成本远低于固定的制度化的合作。在此进程中，不需要签订代价高昂的正式条约，只需在社会的层面上即可协调合作，简单但却富有实效。因此，能否确立一种为各方所普遍接受的合作原则和规范，开展善意的互动，从深层次上决定了整个亚太区域内安全合作机制能否建立。
东盟的实践为亚太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构建提供了积极的、有益的启示。在《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中,指导各方合作的规范大致可归结为三项原则：不干预内政，禁止使用武力及协商合作。这三项原则在“东盟方式”中得到充分的显现。“东盟方式”的一个突出特征就在于其着眼于未来，将共识建立在长期关系的基础上而不是靠签订暂时性的协定来形成共识。[7]在重大问题上遵循协商和一致同意原则。同时，给予参加多边安全合作的各方足够的舒适度。在东亚地区，注重含蓄交涉的文化特质也有助于此种规范的强化。
1994年，亚太安全合作第一轨道中的ARF第一次会议的主席声明即建立在“东盟方式”的基础之上。《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中的多项内容在1995年第二次东盟地区论坛概念性文件所提到的信任建立措施中得到体现；在ARF第二阶段目标即预防性外交相关问题中，强调非强制性，即任何军事行动或使用武力不属于预防性外交范畴；强调预防性外交必须在中立、公正和无偏见的基础上进行。通过ARF成员国间仔细的广泛的磋商达成共识来付诸实现；在ARF第三步骤即冲突的解决方面，ARF发表官方声明，重申论坛将继续向预防性外交和冲突解决方向迈进，但是并没有就此提出明确的时间表。ARF所致力于的所有机制化的工作都在自愿的基础上进行，并没有制度化的约束机制，对不合作行为也不做出官方制裁。这些都与《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基本原则和“东盟方式”的要旨相吻合。
近年来，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和香格里拉对话等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运做，均没有简单化的袭用欧美的多边安全合作模式。这充分表明，“东盟方式”作为维系东盟存续发展的重要原则，在亚太地区安全合作中逐步得到各方的接受和认可，并初步成为形成中的亚太多边安全合作指导原则和规范的核心，这是冷战终结后亚太多边安全合作进程中取得的一大进展。
二 亚太地区大国和东盟参与亚太多边安全合作和机制建设的动机、构想及其实践
迄今为止，尽管尚没有出现一种能为亚太地区国家所广泛认可和接受的安全合作机制构想，地区内大国和东盟还是围绕着如何建立稳定的地区安全秩序，特别是建立一个稳定的，有效的安全合作机制进行了探索和实践。
1．美国的双边—－多边合作机制构想及其实践
二战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美国对于在亚太地区建立多边安全机制一直采取排斥的态度。冷战终结特别是9.11事件后，美国对其在冷战后的亚太安全战略进行了反思，对参与多边安全对话和安全机制建设的态度有所改变。既保留了对其二战以来亚太安全战略承袭的一面，又在此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
首先，仍然是维持亚太地区既有的以美国为中心的地区安全体系，从安全体系的架构来看，仍然是坚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亚太地区构筑的轮觳模式（ hub and stuke）的安全架构。
具体而言，即在东北亚和东南亚地区进一步巩固和强化美日、美韩、美国与东盟国家的一系列既有的双边军事同盟关系。同时，通过强化美澳新同盟，美日澳同盟以及与印度改善和发展双边关系，分别在南太平洋和亚太地区的侧翼寻求战略支持（参见表一）。通过这一系列安全安排，在亚太地区形成一个由推行民主制度的海洋国家对推行“专制”的欧亚陆权国家的战略包围。
表一 美国与亚太国家（地区）的防务合作法律文件
| 日本 | 美、日安保条约 |
| 韩国 | 美、韩共同防御协定 |
| 台湾 | 1979年与台湾关系法 |
| 菲律宾 | 美、菲共同防御条约 |
| 澳大利亚新西兰 | 美澳新公约（ANZUS） |
| 泰国 | 1951年美国共同安全法 |
| 新加坡 | 1990年美、新后勤设施使用谅解备忘录 |
| 文莱 | 1994年美、文莱防御合作谅解备忘录 |
其次，在此基础上，审慎地，有所选择地参与亚太多边安全合作特别是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建设的的进程。在西方国家未能掌控主导权的地区多边安全合作进程，诸如ARF进程中，美国不愿轻易地作出安全承诺，并承担新的安全义务。当美国清楚地认识到ARF的存在不会影响其与韩国和日本的紧密盟友关系的情况下，美国愿意参加ARF[8]。同时，将美日联盟和美韩联盟这两个于美国而言至关重要的联盟纳入一个共同的安全合作框架也成为美国支持ARF继续运转的主要动机[9]；对一些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可以为宣扬欧美价值观、安全观提供平台的多边安全合作进程（诸如香格里拉对话），美国一直保持积极的参与态度。9.11事件后，非传统安全挑战形势日益严峻��特别是国际恐怖主义日益猖獗，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日益拓展，也成为美国寻求多边安全合作的重要驱动；亚太地区主要的潜在冲突（朝鲜半岛、台湾海峡、以及克什米尔）涉及多个有核国家，也成为美国支持在地区内建立安全框架和寻求以外交途径解决争端的重要原因。
第三，在机制的建立进程中，美国寻求亚太地区大国的合作，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其他大国利益的同时，又力图避免这些国家崛起并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在地区内两大潜在冲突点：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问题上，美国寻求中国的合作，意欲建立一个可以有效控制并避免使危机和对抗升级的安全机制。为此，美国政要甚至还将中国称为利益相关者，希望中国能对地区形势的稳定发挥应有作用。但与此同时，美国又通过强化亚太地区的军事同盟，特别是让日本进一步承担地区安全义务对中国形成战略牵制。
总体上看，美国在现阶段参与亚太多边安全合作，特别是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建设进程，仍然是以不能损害美国在该地区既有的双边军事同盟安排为前提，同时还能够满足美国遏制地区内出现挑战其霸权的新兴强国以及打击恐怖主义，防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震慑“无赖国家”的战略必需。其核心仍然是维持美国霸权。
2．日本关于多边安全合作和机制建设的大战略思维及实践
冷战时代，由于美日同盟的存在，在安全方面，日本更多地是分享美国亚太安全体系所带来的红利。日本外交战略中，高度重视双边主义和美日双边安全合作，漠视多边主义和多边安全合作。但近年来，日本积极尝试多元化外交。在其外交结构的三个“同心圆”中，除内圈的日美关系外，中圈的地区外交和外圈的全球外交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特别是在地区外交层面，日本除注重发展与中、俄、韩、澳、加和东南亚各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外，还对开展地区多边安全对话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日本与中、韩间有定期安保对话。与俄、韩间有定期防务事务级对话和海上搜救演习，与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尼、新加坡、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国均有不同级别的安全协商机制。目前，日本对参与以ARF为代表的亚太多边安全合作对话机制的态度也日益积极。
究其原因，主要为三个方面：首先，积极参与ARF是一种可能加深日本与东盟政治关系，并且有助于强化其相对于中国而言的战略地位的可能方式，这种政策是一种保险政策，在中国成为一个实质意义上对手的情况下，是美日同盟的补充[10]；其次，在日本因其历史问题而活动空间受制的情况下，多边框架为日本在东亚获得更多的政治制衡手段创造了条件。在多边安全对话层面，日本还曾经试图倡导建立“亚洲多边安全保障机构”，以谋求建立一个能反映日本利益诉求的多边安全合作框架。在缺乏他国响应的情况下，日本被迫转而采取更务实的策略，即试图利用和改造东盟现有的机构，逐步使其成为整个东亚地区的安全对话舞台。 而东盟地区论坛的建立，无疑为日本跻身多边安全对话的创设了绝佳的机遇;第三，在地区内建立一个多边机制以应对日本周边的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的潜在冲突是日本的利益所在。[11]
2000年11月，日本首相森喜朗提出“东亚三原则”，其中之一便是将来要把10+3框架从以经济为中心扩展到同时就政治和安全问题展开对话。近年来，日本将朝鲜半岛问题视为攸关其安全的重大外交课题，给予高度关注。2002年7月，小泉首相实现了“破冰之旅”——对朝鲜进行正式访问后，日本成功地加入到“六方会谈”之中，积极参与东北亚安全合作框架的谋划。日本防卫厅长官数次参与香格里拉对话并发表演讲，为日本更进一步参与亚太多边安全合作宣传造势。
作为亚太经济大国，日本对建立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构想暗藏着淡化日美双边安全架构、尝试安全战略多元化的深刻含义。服务于其攫取东亚地区合作主导权和实现政治大国目标的大战略思维。
3．东盟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构想及其实践
在亚太多边安全合作发展特别是机制建设进程中，东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最突出的贡献即在于，积极探索并寻找一种新的具有亚洲特色而非西方特色的维护地区安全的途径。
东盟对建立亚太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看法是：
首先，多边安全机制所涉及的安全范围是大于军事安全范围的综合安全，[12]安全不仅包括了军事方面，还包括了政治、经济、社会和其他问题。保持社会经济的持续反展以及政治稳定成为应对地区安全威胁的最主要手段，同时也可防止共产主义利用经济、民族或是社会问题来挑起纷争。[13]
其次，机制的存在本身是各方信任和共识增加的产物，同时也有助于亚太国家彼此间更好地建立信任；
第三，机制的存在有助于防范大国对地区安全的潜在威胁，同时又可能使大国不得不承担维护地区安全的义务。通过建立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可以将中国这个上升中的力量融入地区和国际秩序，并让美国这个对于维持亚太战略均衡不可缺少的力量继续保持在地区内的存在；
第四，建立一个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便于在亚太这样一个仅有少数机制存在并且在历史和现实中争端频仍的地区，各国为实现区域和平与安全的目标共同努力；
第五，通过建立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可以将东盟方式所代表的东盟原则和规范拓展至整个亚太，从而继续保持现阶段东盟在亚太多边安全合作中的主导权。
近年来，东盟国家积极参与了ARF和CSCAP等第一轨道和第二轨道外交进程。当前，亚太多边安全合作进程中，仍主要采取了东盟所习惯的对话和协商方式，遵循使各方普遍感到舒适的原则(包括主权原则和不干涉内政原则)。充分显示了小国集团政治在地区安全合作中的活力。随着东盟宪章的签署和一体化进程的提速，东盟在亚太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构建进程中的影响力可能进一步提升。
总体上看，近年来，由于亚太地区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权重不断增加，亚太安全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亚太地区大国和东盟等各方均力图利用地区内既有机制作为其对地区安全施加影响的主渠道。与之相应，各方对推进亚太安全合作，特别是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建设的态度日益积极。亚太地区大国和东盟参与亚太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建设的动机、构想及其实践仍然是影响机制构建的重要变量
三 亚太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发展前景与中国的参与
当前，亚太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建设存在着积极因素和有利条件，同时也存在着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使得亚太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发展充满变数。
1.亚太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发展前景
尽管构建一个稳定、成熟的亚太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客观条件仍未具备，亚太各国对于未来的安全合作机制应当具备哪些要件以及如何建立一个泛亚太的安全机制并没有明确、成熟的构想，存在着不同程度和层次的分歧。但总体上看，目前亚太各国政界领袖和学术界精英对亚太安全合作的推进和制度化建设进程仍然抱着乐观的态度，并积极推动此进程。同时，有关互信与安全建立，以及合作安全，预防性外交及军事透明度等重要的概念及其实践，已经在亚太域内获得广泛的回应与支持，并在东盟地区论坛和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中发挥了作用，营造了有利于各方开展善意互动并推进安全合作的氛围。
在亚太地区多边安全机制建设进程中，也存在着三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其一，双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矛盾。亚太地区安全合作中的双边主义由来已久。冷战时代，大多数国家在安全合作中倾向于双边主义，即采用双边军事同盟或准军事同盟的方式。诸如美日、美韩、美菲、美泰、中苏、苏越、苏朝、苏蒙、中朝、中越等双边军事同盟或准军事同盟。[14]这种双边主义的传统不可避免会影响多边安全合作。近年来，美日同盟的强化和功能扩展，即对亚太多边安全机制建设构成了冲击。在2006年2月5日结束的第42届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上，在北约高官表达与亚洲国家开展合作的意愿后，日本副外相盐崎恭久即宣称为了“稳定和繁荣亚洲”，日本将与北约合作。日本此举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与北约这个军事组织强化合作关系，借助北约的力量进一步加强自己在亚太安全事务中影响力。从长远看，日本这一举措实则对亚太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化进程起了消极的作用。双边主义的存在及其实践，会成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建设进程中的离心力。如何解决双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矛盾，将成为长期困扰参与亚太安全合作各方的难题。
第二，保持各方舒适度原则与合作的效率原则之间的矛盾。在亚太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建设进程中，一直遵循着使各方感到舒适的原则，避免触及敏感问题和损害各方的核心利益。这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各方分歧，也降低了冲突的风险，营造了地区内和谐合作的氛围；但这种原则导致的消极后果是合作的效率低下。目前，各方参与亚太安全合作的切入点是联合应对跨国安全挑战和加强能力建设。该地区成功的多边安全合作还主要限于非传统安全领域，诸如金融、反恐及海上安全等。在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则乏善可陈。而在亚太这样一个多样性和差异性都极为明显，存在着诸多不稳定、不安全因素的地区，无法绕开传统安全问题来谈安全合作和安全机制。[15]仅只强调舒适度原则，简单化地回避传统安全问题，寄望于各方相互妥协和达成共识来形成长久、稳定的合作无疑是不现实的。
第三，如何在整个亚太区域培育一种合作型的战略文化。国际关系中，国家对威胁的认知和敌友关系的界定不仅仅取决于物质性因素，往往与一个国家的战略文化相关。长期以来，东盟国家在东盟方式的基础上共同建构了合作而非对抗性的战略文化，这成为将东盟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但在东北亚地区，长期遵循的是权力政治和均势的逻辑，更多体现的是一种霍布斯式的对抗性战略文化的特征。意识形态分歧仍将成为阻碍多边合作的重要因素。尽管东盟已经成功地将“东盟方式”引入了ARF等多边安全合作对话机制中，要在东北亚乃至整个亚太促进国家和解和从根本上消除对抗，仍存在着诸多源自于历史和现实的困难。能否在整个亚太区域内培育一种合作型的战略文化，将从深层次影响亚太多边安全合作及安全合作机制建设的前景。
2 .中国对亚太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参与
中国是维护亚太地区安全和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但在漫长的冷战岁月中，中国对安全多边主义和参与多边安全机制持消极甚至排斥的态度。原因之一，在于部分机制的创立本身就是针对中国的；原因之二，担心参与多边机制特别是安全机制会导致中国承担更多的义务，限制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自主权和灵活性。冷战终结后，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外交进入了转型时期，中国积极主动的参与了亚太多边安全合作进程，通过转变自己，渐次影响地区和世界。近年来，中国与亚太各国的防务和军事交流日益频繁，日趋务实。2007年6月，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长章沁生为代表的中国军方高级代表团参加了在新加坡举行的第6次香格里拉对话。在会上，中方阐述了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和防御性国防政策。指出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是一条与以往大国崛起不同的、新的发展道路，其精髓就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既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通过自己的发展促进世界和平，努力实现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和谐的发展。章沁生指出，坚定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维护和平与安全，促进对话与合作，倡导和谐与共荣，是中国亚太安全政策的基本内涵。中国认真遵循这一精神，积极参与区域安全对话与合作，致力于加强与亚太各国的安全互信。[16]中国军方对香格里拉对话的参与，充分彰显了中国参与亚太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诚意，向外界传递了和解、合作的信息，得到了外界的高度评价。可以预期，中国在亚太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构建进程中将会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结 语
亚太地区是国际安全研究的热点地区之一，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构建是影响亚太多边安全合作的核心内容。尽管亚洲多边主义缺乏坚实的历史基础，但一直以来这并没有制约这一地区在政治领域可能采取的行动。[17]当前，亚太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构建已经取得一定成效，亚太区域内由不同层次的多种安全合作对话机制构成的网络已经初步形成，多边安全合作的内容更加深入务实，功能性合作领域大为增加。以东盟方式为核心的多边安全合作的指导原则和规范及信任建立措施（CBMs）等概念得到各方初步认可。但要建立一个为各方认可的、具有最大程度包容性且具有效力的亚太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尚待时日。
The Multilateral Security Cooperation Regime In Asia-Pacific：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spect
Abstract: After the Cold War , great progress has been achieved during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multilateral security cooperation regime in Asia-Pacific. The motives, plans and practice of both great powers in Asia-Pacific and the ASEAN will deeply affect and shape the security regime building process
in the future. The prospect of the multilateral security cooperation regime building is ambiguous, while China's participation can contribute to accelerating the security regime building process.
Key Words: Asia-Pacific multilateral security cooperation regime China
[1] 《2007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6年12月
[2] 《2004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004年12月。
[3] 四个小组包括信任暨安全建立措施、海上安全合作、北太平洋区域安全合作以及综合安全暨合作安全。
[4] Johnston,Alistair Iain.“The myth of ASEAN way?explaining the evolution of ASEAN Regional Forum”.In imperfect unions:security insititutions over time and space,edited by Helga Haftendorn,Robert O.keohane and Celeste Wallander.Oxford:Oxford press,1999.
[5]关于建立两个轨道间良好关系的倡议在2003年的第十次ARF部长会议上得到强调。
[6] 例如，香格里拉对话中，部分亚太地区国家就在安全领域开展功能性合作方面达成了意向。
[7]Axelrod and Keohane .“Achieving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Strategies and Institutions” .World Politics 38,No.1,1985:226-54.
[8] Wanandi,Jusuf.“boost ARF—and Security”,Asiaweek,31July 1998,p.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