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东亚峰会即将在菲律宾宿务举行。由于2005年12月印度、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参与首届东亚峰会，实现成员的扩容，东亚区域合作进程显现出某些新特征和发展态势。

　　第二届东亚峰会能否取得实质性的成果，能否在扩容之后进一步推进东亚合作进程，如何推进东亚合作进程，东亚合作应向什么方向推进，这一系列因东亚区域合作而引发的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毕竟，东亚合作不仅与东亚峰会的16个参与者的切身利益紧密相关。同时，对目前尚游离于峰会之外的美国、俄罗斯、欧盟国家，甚至世界范围内更多的国家也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东亚区域合作是一项历史性的课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区域化与与全球化并行不悖发展，深刻地改变着国际关系的基本面貌。在世界范围内，区域合作的实践主要集中在欧洲、北美和东亚三大版块。与欧洲和北美相较，东亚是最具有多样性的地区，同时也是区域合作进程最缺乏制度化特征的地区。由于东亚地区文化、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以及安全利益的多样性，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一度认为：东亚地区不具备开展有效的区域合作的现实基础。这种关于东亚区域合作的悲观主义论调因东亚经济奇迹的出现而逐渐削弱。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亚太新地区主义的浪潮中，东亚合作开始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截止到现在，东亚区域合作进程大致已经经过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1997年这一市场驱动阶段，雁行模式一度是区域内最主要的经济发展模式。在此模式中，日本居于东亚经济发展与合作的头雁地位。这种按照静态的比较优势理论制定的发展模式，因袭了旧有的垂直分工的不合理性。从严格意义上讲，这种模式更多强调的是分工，而不是合作，对中国等后发国家也易形成制度性歧视。

　　1997年至2001年东亚合作进入金融危机后的快速发展时期。亚洲金融危机导致了泛太平洋地区主义的衰退。东盟和中、日、韩三国在金融危机后加强了金融合作，制定了防范金融危机的一系列区域性措施，这些措施成为东亚区域合作的重要助推力量。“10+3机制”也应运而生。在这一时期，东亚经济合作以区域性金融市场的发展作为基础。东亚合作显现出金融合作先行的势头。与此同时，东盟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东亚国家进一步开展合作的多个“10+1”机制也先后建立起来。

　　从2002年至今，东亚合作进入正式的制度化安排发展阶段。在此进程中，几乎所有的东亚国家都已被纳入一个拓展中的相互依存网络之中。

　　在此时期，还出现了“10+3+3”模式，即以2005年首次东亚峰会为表征的东亚合作新模式。在这届峰会上，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三个在地缘上不属于东亚的国家获得参会资格，预示着传统意义上的东亚合作在范围上已经大为扩展。

　　纵观十余年的发展进程，东亚合作显现出几个方面的特征：开放性、灵活性、行为主体的多元性、弱机制性、目标和领域多重性。目前，在东亚地区，已经初步形成了10（东盟）、10+3、10+1、10+3+3四个主要的区域合作机制并存的局面。

　　如何进一步推进东亚合作向前发展，将是本届峰会的重要议题。当前，中国已经成为了东亚合作进程的重要推动力。中国参与东亚合作进程，体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原则性，即中国认为现有的东亚合作机制“10+1”、“10+3”和东亚峰会都是本地区有关国家加强对话与交流，探讨合作，共同促进本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的机制。在东亚合作进程中，应特别尊重东盟国家的共识，以“10+3”合作为主渠道，以东盟为主导推动东亚合作。同时，中国也认为，东亚合作是一个长期的目标，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逐步积累的过程；灵活性，则主要体现在中国希望东亚合作是开放、包容的，兼顾本地区及在本地区有利益国家的关切。

　　对中国而言，东亚合作既是机遇，也是挑战。首先是机遇。冷战后东亚合作进程的推进，有利于中国扩大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影响，确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有利于中国营造一个稳定的周边安全环境。中国在地理上处于亚洲中部，开展多层次的区域和次区域合作具有很大的地缘优势。东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环节，也是中国由地区大国迈向世界大国进程中最为重要的战略立足点。东亚合作的推进也为中国参与地区合作机制的创设和规则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机遇。

　　与此同时，中国也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西方的人权观和主权观对东亚地区认同建构进程的负面影响，有可能导致中国与其他东亚国家间的矛盾与分歧。随着东亚合作的进一步拓展，参与国逐渐增加，无形中对中国形成了新的战略牵制。同时，在东亚合作进程中，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不仅不会因此得到缓解，在一定条件下反而有可能激化，从而有可能危及中国的国家安全和东亚区域合作的前景。

　　未来的东亚合作，仍然取决于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多重博弈。特别是取决于有关各方能否付出艰苦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