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东亚经济合作已经成为一个引人瞩目的议题，由东盟10国和中、日、韩3国组成的东亚10+3合作框架正在向制度化方向发展，这是一种南南型与南北型合作模式相结合的混合型合作模式，对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将起到重要的作用。本文对东亚经济合作的发展进程进行了回顾，对合作各方,特别是中国与日本这两个大国的作用和动机进行了详细分析，并且对10＋3框架下的南南型和南北型合作的内容及其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探讨。

　　

　　一、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历史与现状

　　东亚作为一个地理概念，一般是指东北亚5国（中国、日本、韩国、蒙古、朝鲜）和东南亚10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越南、老挝、缅甸及柬埔寨），而在区域经济合作概念上则特指中、日、韩三国加上东盟十国。[1]东亚已经被公认为世界的制造业中心，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美国与东亚的贸易额开始超过美国与欧洲的贸易额。到1992年，欧共体与东亚的贸易额也超过了欧共体与北美的贸易额。东亚的外汇储备在2000年已经超过1万亿美元，到2004年则接近2万亿美元，占全球整个外汇储备的一半以上。东亚地区主要指标见下表：

　　

　　

　　10+3合作，也即东亚地区的合作，最早是由东盟倡议的。早在1992年底，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就提出建立“东亚经济集团”（EAEG）的倡议，其成员就是今天的东亚13国。此倡议一出台便遭到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强烈不满，他们似乎不愿意看到东亚出现一个全部由黄种人组成的经济集团。一年后，东盟经协商后将其更名为“东亚经济核心论坛”（EAEC）再度推出。但在美国的反对和日本迟疑不决的情况下，此倡议最终被束之高阁。1995年底，在东盟首脑会议上，东盟提出与中、日、韩3国首脑举行会晤的建议。这是继EAEC遭冷落后东盟再度推动东亚区域合作的一次尝试。但此倡议没有得到日本的响应，因为日本另有图谋，想单独与东盟举行双边首脑会晤。[2]而东盟出于“平衡外交”的考虑，仍坚持与中、日、韩3国首脑同时会晤。1997年7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使东亚各国痛切感受到没有区域合作机制之苦。在此背景下，同年12月15日，在马来西亚首次实现东盟9国（当时柬埔寨尚未正式加入东盟）与中、日、韩3国首脑的会晤，迈开了东亚区域合作制度化建设的第一步。

　　10+3框架的合作最初也是非制度化的功能性合作，一开始就进行金融领域的合作以缓解金融危机造成的燃眉之急。其第一项实质性的成果就是2000年5月10+3财长会议达成的《清迈倡议》，这是一项货币交换协议。不过，10+3合作很快便进入制度化建设时期。在1991年11月第三次10+3领导人会议就推动东亚地区合作的原则、方向、重点领域达成了共识，发表了《东亚合作联合声明》，这可以视为10+3进程的一个转折点。之后，10+3合作框架的执行机制逐渐明朗化，它包括三个层次，即：（1）领导人会议（已由非正式改为正式），包括10+3会议、三个10+1会议（中、日、韩分别与东盟举行双边会晤）和中、日、韩3国首脑会议；（2）部长级会议，目前已有财长、外长和经济部长会议以及财政、央行副部长级会议；（3）高官（司局一级官员）会议。

　　10+3框架不仅有执行机制，而且有长远目标，这就是由2002年10+3领导人会议通过的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和“东亚共同体”的长远目标。“东亚共同体”不仅仅包括经济领域，还包括安全和社会文化方面。

　　2003年10月，在印尼巴厘岛召开的第七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中国正式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TAC），并与东盟签署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前者使双边关系正式化，法律化，后者则大大地提升了双边关系的性质。这两项举措，进一步促进了双方的经济合作，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创造更有利的环境。同时，东盟与日本的合作也出现了突破。双方在会上签署了《东盟与日本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议》，确定2017年前建成“东盟—日本自由贸易区”。此前，东盟部分老成员与日本订立双边经济伙伴协议的谈判业已开始。除了自由贸易区外，东盟与日本还开展了技术援助、人员交流等其方面的合作。

　　在2004年11月于老挝举行的第八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韩国同东盟签署了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文件。东盟同中国的关系也明显得到加强。会议期间，双方签署了《中国－东盟交通合作备忘录》、《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争端解决机制协议》等文件。这些文件的签署标志着中国同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进程全面启动。会上还讨论了建立“东亚峰会”机制和建设“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可能性。日本表示愿意在2005年主办有关国家外长会议，讨论“东亚峰会”的概念和形态。会议决定首次“东亚峰会”由马来西亚于2005年主办。

　　东亚合作蓬勃展开的原因主要有内因和外因两方面，其中外因主要是：通过WTO多边贸易体制在全球范围内推动贸易自由化困难重重，而地区贸易自由化则相对容易；欧洲和北美的经济整合使东亚在心理上产生被排斥的感觉。内因则主要有：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深刻；日益增强的区域内经济联系；中国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促进了区域内经济的横向联系。

　　

　　二、参与合作各方的动机和作用分析

　　1.东盟

　　作为东亚合作的首倡者，东盟把中、日、韩3个东北亚国家拉入合作框架，充分显示出它深谋远虑的战略眼光。首先，东盟成员之间的合作基本上是一种南南型的合作1，它具有一系列天生的缺陷（参见本文第三部分第一点），效果有限。因此东盟非常希望有发达国家加入合作，进而可以形成对其有利的南北型合作。

　　其次，因为东亚的经济重心不在东南亚，而是在东北亚。中、日、韩3国的GDP总和约占东亚13国的90%多，东盟10国GDP总和尚不足东亚的10%，显然，东盟自身的份量是很有限的，必须借助中、日、韩3国的合作，东盟才能更好地发展自己。

　　东盟的经济份量虽轻，但却是推动东亚合作的最积极的力量。10+3框架形成后，东盟一直以主人的身份召集会议，而中、日、韩则是以客人的身份与会的。这样就出现了所谓的“小国领导大国”的现象,究其产生原因,有如下三点:第一,东盟是东亚合作的发起者,他们认识到,必须牢牢把握住在地区合作中已经确立起来的发言权,才能防止“东盟认同感”(ASEAN’s Identity)不被中、日、韩等东北亚国家所冲淡；第二，东盟是经济力量相对薄弱的中小国家联盟，它们担心中、日等大国主导地区合作会对其不利；第三，东盟非常了解日、中两个大国间的纠葛和不愿对方成为东亚合作主导者的心态，而韩国又无力主导东亚合作。这样，东亚合作的主导地位自然便落到了东盟身上。由于东盟不会对大国产生威胁，大国也就默认了东盟在合作中的“主人公”地位。

　　2.韩国

　　作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受害者，韩国一直积极寻求参与地区性的合作。首先，韩国政府意识到本国国土狭小、人口较少，国内市场有限，因此其经济发展的构思源于以下两点:第一,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以世界市场为舞台的国际经济活动;第二,国家的竞争力以地区竞争力为基础。为此,韩国政府对于东亚合作一直抱着非常积极的态度。其次，韩国位于世界经济第二大国日本和正逐渐成为经济强国的中国之间,是一个连接大陆和海洋的桥梁，而韩国由于是一个小国，无法在东亚合作中起主导作用，因此它可以发挥其在区位上和地缘政治上的优势，对两个大国参与东亚合作的进程起到一种积极的协调和推动作用。

　　3.中国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中国无疑可以从东亚区域合作这种南北型的合作中获取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作为正在迅速崛起的大国,中国不可避免地会对东亚区域合作产生强大的推动作用。中国之所以参与东亚经济合作，并不是为了控制东亚，称王称霸，而是为了东亚的兴旺发展。中国深刻体会到，由于自己与东亚地区各国有着密切的经贸联系，因此只有整个东亚地区强大了，中国才能发展得更快。中国与东亚相互依赖，只有通过合作，才能实现共赢。

　　中国经济持续高速的发展所带来的经济实力的扩大，凸现了中国在东亚经济合作中的地位。中国在东亚合作中首先起到了稳定大局和凝聚人心的作用。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从而避免了东亚第二次货币危机的爆发。在历次东亚领导人的有关会议上，中国提出了数十项关于加强东亚合作的建议。中国支持将“东亚共同体”作为10+3合作的长远目标，赞成举行东亚峰会的倡议，支持东盟在10＋3与东亚合作进程中继续发挥主导作用。中国领导人建议，稳步推进东亚自贸区建设，深化金融和投资合作，进一步加强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等。1

　　中国不断扩大的市场为参与东亚合作的各方提供了巨大的商机。经过20 多年持续快速的经济发展,中国的总体经济规模已超过1 万亿美元。2004年，中国外贸总额估计超过1.2万亿美元，将超过日本而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消费能力的提高使中国对东亚各国的产品产生了巨大的需求，目前，对东亚地区的贸易已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量的51%。而中国加入WTO后，认真履行开放市场的承诺，这就为东亚各经济体增加对华出口铺平了道路。从2004年起，中国每年的进口需求已经超过5000亿美元，因此，在未来，中国将进一步发挥作为东亚经济合作助推器的作用。2

　　4.日本

　　日本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前对于包括东亚合作在内的地区性合作一直持比较消极的态度，而是强调WTO框架下的多边合作。在危机以后，日本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对地区性合作，特别是东亚合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在所谓的“雁行模式”的经济发展模式中，日本经济作为领头雁，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初期经历了东亚经济增长的奇迹，而且促进了所谓的“没有协议的一体化”[4]，这使日本感到若去追求经济一体化的法律框架，如FTA（自由贸易区），反而有害。然而，亚洲金融危机使日本改变了态度,面对迅速扩散的危机,日本意识到自身和东亚在经济上是相互依存的，只有从没有协议的经济一体化转向有一定框架的经济一体化,才能保障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从而才能保障日本的利益。

　　其次，日本尽量避免将FTA作为其贸易政策的选择是因为其消极的战时遗产—这可能使其亚洲邻国想起当时日本在亚洲建立帝国主义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这也是日本在整个亚洲外交政策上的阴影。但是,亚洲金融危机却让日本得到了一次发挥领导作用的机会.日本启动名为“新宫泽构想”的货币援助计划,对损失惨重的东亚国家进行救助，这多少有利于消除东亚国家对日本的不信任感。另一方面,美国对这场危机的冷漠态度也使东亚国家进一步向日本靠近,而日本也将东亚国家这种观念的转变视为自己可以倡导地区性框架的信号。除了以上因素，日本在危机前开始的经济衰退也减轻了东亚国家对日本占主导地位的疑虑。

　　第三、WTO框架下的多边体制的接连挫折，尤其是其主要推动者美国转而寻求地区协定[5]，使得日本也开始寻求地区性的合作。当1999年9月在西雅图举行的，以达成新的多边协议为目标的WTO第三届部长会议遭受失败时，日本更加坚定了参与地区合作的决心。

　　日本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和以后，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参与东亚合作：

　　首先，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日本向遭受危机的东亚国家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有人称之为日本的“亚洲马歇尔计划”。日本试图通过此举逐渐在东亚争得领导者的地位。

　　其次，1999年11月,日本与东盟国家签订有关协议,同意向危机国家提供优惠贷款。这表明在日本的推动下,“亚洲货币基金”在某种意义上正在悄悄成为现实,显示了日本政府要在地区经济合作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意愿。

　　第三,加强对东南亚的经济渗透与扩张。日本试图通过巩固其在东南亚的影响力,确立在东亚经济合作中的领导国地位,主要方式是资金输入和经济援助。金融危机后的4年中,日本流入东盟五国(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的年均海外投资额约为40亿美元。日本还通过加大对东盟国家提供官方援助,扩大在东南亚的经济影响。2003年12月在东京举行的日本—东盟首脑特别会议上,日本宣布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为东盟国家提供30亿美元援助，并签署了《东京宣言》和《东盟—日本行动计划》两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这一行动表明日本开始全面提升其与东盟在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方面的合作，并通过与东盟发展双边关系来加强自己在东亚区域合作中的领导地位。1

　　上述三点表明，日本试图通过参与东南亚经济的复苏与发展,与东盟在贸易、投资和产业合作等领域建立多层次合作,来巩固其在东南亚的影响力,并为其日后主导东亚经济合作奠定基础。

　　

　　三、东亚经济合作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

　　1.经济合作的类型

　　在地区性合作中，通常包括以下两种类型的合作:

　　1．南南型合作，是指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区域合作。一般来说，南南型合作基本上不具备成功的条件，其主要表现在：（1）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市场狭小，难以吸纳其他成员国的商品；（2）发展中国家难以形成紧密的分工关系；（3）南南型合作的一体化政策难以协调；（4）南南型合作中存在严重的贸易转向效应。[6]

　　2．南北合作，是指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区域合作。发展中国家在加入区域合作之后，可以通过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垂直分工的方式而完成其工业化过程。因此，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与富裕的邻国形成区域合作似乎要远远优于南南之间的一体化，其具体表现为：（1）扩大本国产品出口；（2）吸引发达国家的投资；（3）可以大量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制度。而对发达国家来说，则能够以降低自己的关税和扩大市场准入为交换条件来换取发展中国家在各种非贸易领域的合作，包括劳工标准、知识产权、移民和安全等方面。[7]

　　东亚10+3经济合作中既包括了南南型的合作又包括了南北型的合作。其中南南型的合作主要是指东盟与中国之间的合作。[8]南北型的合作则是指日、韩与东盟的合作，以及日、韩与中国的合作。这两种类型的合作交织在整个东亚合作的进程之中，对整个地区的经济增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韩国国内市场较小，在整个东亚合作中只起到一种协调的作用，因此以下只讨论东盟、日本和中国三者之间的合作对东亚地区增长的影响。

　　2.东盟与中国之间的合作

　　按照上述理论上的分析，南南型合作由于其自身的缺陷而成功的机会不多。但在中国与东盟10+1合作案例中，中国是一个经济规模迅速提升的发展中大国，其国内市场极为庞大，并且中国经济呈现出明显的层次结构。中国的局部产业和局部地区处在相对发达的水平，这使得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形态呈现出二元结构的特征，即总体上是南南合作，而在局部上在是南北合作，这就为中国与东盟合作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由于中国和东盟在经济发展水平和贸易结构上具有相似性，在国际市场上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因此双方之间的经济关系不太容易得到深化。但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给东盟成员国提供了一个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并且自那以后，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关系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2004年1到10月，双方贸易额已达到846.1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从东盟的进口达到510.4亿美元，而对东盟的出口则只有335.7亿美元。中方逆差为174.7亿美元,数量是相当大的。中国从东盟国家进口的不仅是农产品，矿产品等初级产品，而且还有大量的电子元件，零部件等中间产品，进口结构有所提升。[9]中国对东盟贸易逆差的迅速增长表明，中国正在成为东盟产品的主要吸纳者。目前，扩大对中国的出口已经成为东盟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今后几年，中国作为亚洲和世界工业制造品的主要生产基地，对原料、燃料和工业半成品的进口会越来越多，而东盟国家是重要的进口来源地。另外，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的加快，东盟对中国的出口将出现更快的增长。中方的贸易逆差也会进一步扩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将抵消亚洲金融危机后部分外资从东盟国家转向中国而造成的对东盟国家经济的不利影响。

　　中国有着13亿人口的潜在市场，而东盟则有着5亿人口的潜在市场，其总体市场潜力是非常巨大的，因此中国东盟的合作将对整个东亚经济未来的成长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3.东盟与日本之间的合作

　　日本和东盟之间的合作是一种典型的南北型合作，东盟各国从垂直分工中获得了资金和技术方面的利益，而日本则从东盟巨大的市场中获得了好处。

　　二战结束以来，日本一直与东盟保持着密切的经济联系，确立了其在本地区仅次于美国的发言权和影响力。日本投入东盟的大量资金，其中包括直接投资和政府开放援助（ODA），奠定了东盟各国经济起飞的物质基础。日本还曾提出建立“日元经济区”的设想，企图主导这个地区的经济。然而，近年来日本的影响力却日益下降。一方面，日本一直把东盟视为其后院，初期仅从东盟输入原料，后期则只将其当作商品的输出市场，并且从来就没有向东盟开放自己的市场。这种政策使得东盟国家不得不疏离日本，转而与美国和中国等其他大国发展经济关系。另一方面，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自身经济的持续低迷和“雁行模式”解体，使得日本对东盟的影响力有所下降。

　　然而，日本同东盟在经济上存在很强的互补性，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有利于其经济发展。首先与东盟全体成员国建立自由贸易区以后，日本将获得拥有5亿人口的潜在的巨大市场。其次,东南亚是连接太平洋与印度洋的交通要道，这种独特地理位置,对日本有很大的吸引力，日本力图在该地区发挥更大的影响，以保证其能源运输通道的安全。再次,日本希望在争当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和打击恐怖主义等政治和安全问题上得到东盟更多的支持。2002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对日本更是起到了激励作用。为了保持自己在东亚地区的主导权，日本随即于2003年与东盟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而据日本经济产业省的估算，与东盟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将使日本的GDP增加1万亿到2万亿日元。[10]

　　日本与东盟的这些合作，无疑将对地区经济的增长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其效果将在今后10至15年中逐渐体现出来。

　　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合作

　　东北亚是东亚经济的重心。中、日、韩三国GDP总量占东亚13个经济体总量的91.2%，其中，中、日两国占了东亚的84.5%。[11]很显然，东亚合作应当以中、日为核心，正如欧盟以德法为核心那样。如果中日能够加强合作，将对整个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中日之间的合作充分体现了南北型合作的特点。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而非竞争性，日本的优势主要在资金和技术方面。而中国的优势则在于它拥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和廉价的劳动力。两种优势相加，对于区域内贸易和投资的扩大、产业的升级和防范金融风险将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两家联手才能支撑东亚的区域合作，因此需要中日两国作为“双引擎”。中日两国如果能在各自具有优势的领域为东亚合作做出最大的贡献，那么，东亚区域合作的步伐将大大加快。

　　然而近年来中日两国在东亚合作主导权问题以及政治问题上摩擦不断，从而影响了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12]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和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不前,中国和日本之间经济实力的差距逐渐缩小，这使主导权问题变得更为微妙。日本对中国的疑虑日益加重，认为中国刻意排斥日本，要独自主导东亚合作进程。这其实是不必要的。事实上，日本的GDP总量是中国的4倍，人均GDP更是中国的37倍，发展等级比中国高得多，在东亚和世界的经济影响和联系更远胜于中国，所以仅从经济角度看，日本在东亚经济合作中享有主导权应该说是毋庸置疑的。虽然，日本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长期衰退，东亚地区原有的“雁行模式”已经瓦解，这使得日本在东亚区域合作中的主导地位有所削弱。但是，另一方面，日本依然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大国，它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债权国、东亚资金主要供应者之一。日本在一些高新技术领域仍保持着一定的优势，日本的一些著名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实力仍跻身于全球的前列。因此，日本依然可以在今后的东亚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

　　反观中国，从总体上看中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在世界最后列，仍有数千万贫困人口，中西部地区经济落后，这种情况的彻底改变仍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因此，从经济能力来看，中国尚难担当起东亚经济合作的主导者角色。虽然中国在全力推动东亚区域合作，但无意排斥日本在地区合作中发挥应有的主导作用。

　　当前，有识之士都认识到，东亚区域合作能否以更快的速度、更大的规模加以推进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中日两国的政治关系是否能良性发展。但当前中日之间的政治关系仍处于寒流的冲击当中，不仅旧的问题如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修改教科书、钓鱼岛争端等历史问题一个也未解决,而且又出现了不少新的问题如东海划界、中俄日油气管道走向纠纷、日本取消对华援助以及在新防卫大纲中公然将中国列为“目标国家”等等1。这些问题日积月累，越来越难解决。两国由于历史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以及现实利益等原因，相互之间的猜疑依然很深，两国的国民也缺乏作为近邻的亲近感。

　　中日之间政治关系的冷淡影响了双方合作的深化，同时也拖累了东亚合作的进程。显然，这是一个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双方应以区域利益为重，改善关系，共同推动东亚地区的合作。

　　小结

　　综上所述，东亚合作作为一种制度性的安排从1997年至今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合作过程中，各国的作用和动机不尽相同。当今多边主义遭受严重挫折，而地区合作已经成为多边合作的一种重要补充，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南南型和南北型合作混合体的东亚经济合作将对东亚经济的增长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当然，也只有在10＋3框架的各方共同积极参与下，才能出现东亚合作更为美好的局面，从而促进整个东亚地区的繁荣和发展。

　　

　　参考文献

　　1、陆建人：“东亚经济合作中的亮点与难点”，载《世界知识》（北京），2003年第21期。

　　2、陆建人：“日本与东盟构筑新的伙伴关系—评东京峰会”，载《亚太评论》（广州），2004年第1期。

　　3、《亚太区域合作的发展》，张蕴岭、赵江林主编，世界知识出版社（北京），2003年。

　　4、《发展中国家经济一体化新论》，刘力、宋少华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北京），2002年。

　　5、Kathie Krumm and Homi Kharas. 2004,East Asia Integrations：A Trade Policy Agenda for Shared Growth, 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The World Bank.

　　6、Shahid Yusuf.2003, Innovative East Asia – The Future of Growth，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The World Bank.

　　7、2004,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Trade, Regionalism & Development，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The World Bank.

　　

　　(发表于《《当代亚太》》，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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