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国外交观念及其变革，与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转变密切相关。这种观念变革展现社会主义原则，承袭中华文化的理念和话语体系，具有深刻的国内动因和国际背景。这种观念变革，从世界观和自我观两个层面系统反映我国外交行为的内在逻辑。新中国外交的观念变革，确定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本国在国际社会的身份和价值，指明了中国外交行为的主旨、意义和未来方向。

　　【关键词】新中国外交 ；外交观念；身份定位；价值定位

　　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内的社会发展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对外的社会发展实现了从世界体系之外的国家融入国际大家庭的转变。同时，中国对于世界和自身的认知也发生重大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基于自身实践和传统文化所形成的新中国外交，愈显独特风格。关于新中国外交的研究，历来集中于国家利益、攻击格局、政治决策的视角。然而，新中国的外交展现社会主义原则，承袭中华文化的理念和话语体系。因此，深刻理解新中国外交，必须深入探讨新中国的外交观念及其变革。

　　“观念”及其外交作用

　　在外交政策领域，朱迪斯·戈尔茨坦（Judith Goldstein）以及罗伯特·0·基欧汉 (Robert 0. Keohane)将 “观念”定义为个人拥有的信念，包括世界观、原则化信念和因果关系三种表现形态。[1]更多的学者则将观念等同于文化，文化产生身份认同，身份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2]中国学者在使用观念这个概念时，有时指一种世界观，有时是关于自我和他我的界定，有时指一种思维方法等。 

　　作者倾向于这样的界定，即观念指以人为主体的对客观事物的看法和判断。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是什么”，很大程度上与认知相似；二是“应该是什么”，是一种价值判断。与文化传统、意识形态以及历史经验有关。在外交领域，可以将观念分为两大基本类型，一是对世界的认识和判断；二是对自身的定位。具体说来，这些认识和判断既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理念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跟中国的时代观、秩序观以及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基本定位有关。

　　在本质上，观念是固定化的思维模式，对实践起着指导作用。马克思·韦伯曾说，“观念造就的对世界的认识，就像扳道工一样起到确定方向的作用，使被利益驱动的行为沿着这个方向行进。”[3]对决策者而言，观念提供了对战略环境认知与判断的基本图式，使人们对战略环境形成不同的判断。霍尔斯蒂指出：决策者们根据他们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别国的看法行事，而这些看法又取决于他们的信念体系。[4] 基欧汉的研究也强调，观念是“路线图”、“粘合剂”和“制度化导因”。[5]在对外交行为的研究中，发现观念更多的是一种对威胁和目标之间因果关系的理解。在这种方式下，当行为体相信两者之间存在因果联系时，观念就变得很重要。即一旦某种观念被选择的话，就会限制其他选择的可能，因为它从逻辑上排除了对现实进行其他解读的可能性。

　　认识观念的作用，应当避免将观念与外交政策关系进行线性理解的陷阱。在实际外交工作中，并不是观念的变化必然带来外交政策的相应调整。观念通过决策者内化指导着外交行为，而外交行为又通过实践和互动影响观念。观念就如同一个转换器，在国内层次和国际层次进行着信息的输入和输出。国家对威胁来源的判断通过观念这个转换器进行转换，带来外交政策的变化。同时，外交政策的输出经过不断积累又可以修正观念，并形成反馈重新定义观念系统。

　　二、中国的世界观：“天下”与 “关系性”

　　老子曾说：要理解世界，就必须从世界观点去看世界。“与西方霍布斯的无政府状态不同，中国的政治世界观是一个没有可以无限延伸扩大而连续展开的文化生活空间。因此中国政治思想中没有不可兼容的他者，社会可以无限扩大，文化可以无限交融，政治也可以无限延伸。这个世界性社会往往被称作“天下”。”[6]这种基于关系眼界的中国价值观是很独特的，反应在国家与国家关系上则可以称为一种“关系性的结构”。

　　一般而言，西方在描述国家间状态时，习惯使用“国际体系”这个概念，这主要是受系统工程、系统论、系统管理等理论的影响。而中国习惯用国际格局，但是，与西方理解的格局即结构不同，中国思维中的“格局”更是一种变化的、互动的态势，是一种强调“过程性关系本位”[7]的思考方式，是一种由己推去的意象表述。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格局就好像是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被圈子的波纹所推挤的就发生联系。”[8]因而，中国的国际格局观不仅仅指国家间的力量对比，更指一种相互关系和作用所呈现的过程和态势，简称为“关系结构”。

　　单就力量对比而言，一般认为，国际格局经历了从“两极格局”、“一超多强”到“多极化”的转变。而就国家之间的关系结构而言，中国领导人历来关注大格局框架下的各种力量的分化和中心的转移，并以此延伸出一种暗含中国位置、关系和意向的形象描述，如“一条线、一大片”等。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两极格局”下，存在着“中间地带”、“第三种力量”、“两个中间地带”、“三个世界”的理论表述；在“一超多强”格局下，存在着“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的表达。

　　与多极化的国际格局观相对应，尊重文明多样性、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促进经济全球化向均衡、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是中国在21世纪提倡的价值观，也是应对经济全球化负面影响的需要。多年来，中国领导人不断阐述要承认和尊重世界的多样性。[9]这主要是由于在第三波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西方发达国家，通过跨国公司和受他们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加紧向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渗透和扩张，在全世界争夺资源和市场，同时极力推行他们的发展模式、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企图通过经济全球化实现资本主义得一统天下，这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国家安全面临着严峻挑战和威胁。”[10]因而，中国认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正确途径是：“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8222 .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和强弱，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各国的事情要由各国人民作主„8222 .尊重世界的多样性„8222 .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该而且可以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11] 这既是对西方“中国威胁论”的回应，也是在实践中对西方某些 “和平演变”、“颜色革命”伎俩的不满。

　　伴随着国力的增强，中国需要世界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需要对现有关系和秩序提出自己的看法。这种认识集中体现在“和谐世界”的理念中。2005年9月，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和谐世界”理念。针对的具体问题包括“地区动荡不断、局部冲突、强权政治、国际关系非民主化以及世界发展还很不平衡。”[12]等不和谐音符。这种新的国际秩序观承认了不同国家平等和睦相处，尊重相互的地位、权利和特性。虽然目前“在如何落实上还难度很大”[13]，但和谐世界为中国未来的对外政策规划了战略方向[14]，具有对应的政治、经济、安全、文化以及环保上的诉求。[15]

　　在整体多极化或非极化（根据各主要大国综合国力的变化走势以及国际政治重心的整体由西向东走向）[16]的过程中，中国在外交实践中秉承了一种“天下”思维和“合作”思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中国与各国建立 “伙伴关系”的实践。在这种“关系结构”的层次性中，又沿袭了“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总体布局思想。

　　值得注意的是，上世纪90年代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制裁在客观上加速了中国国际贸易亚洲化的趋势。“90 年代以来，中国与亚洲贸易的成长速度开始大大超越同欧美国家的贸易，这是中国政治以及对外政策上注重亚洲和周边的原因和结果。”[17]表现在理念反馈上，则是“周边外交”及“紧邻外交”等理念的生成。将“周边”的概念视为独立的分析层次和政治话语，这与之前的“三个世界划分”是完全不同的。中国与东盟的互动实践强化了中国参与地区机制建设的经验感受，通过实践，在理论上“周边”的概念也不断扩大，美国被视为中国的“特殊周边”加以考虑。而伴随新兴国家的崛起，印度在亚洲的作用也非常值得关注。

　　三、中国的自我观：从“革命者”到“建设者”

　　一般而言，国家身份“是指国家在国际社会的互动中，对自身所属国家类

　　别的一种认同。由于这种社会认同，国家会对不同类别的国家采取不同的战略思维和行为。”[18]中国对自我身份的定位也是一个历史的、多方位的过程。从明确的“社会主义国家”认知到“国际社会一员”的定位，是对中国“革命性”、“例外论”的消融，也是“对意识形态的逐渐弱化”[19]。

　　在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国家”强调的是反侵略、反压迫，在指涉上具有明显的敌友观念；而邓小平时代的社会主义国家定位更强调“初级阶段”，强调发展，强调不以意识形态划线，强调和平共处。1926年《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最核心问题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虽然毛泽东使用了红/白、革命力量/反革命力量[20]、正义/非正义，[21]以及反帝国主义阵营/帝国主义阵营[22] 、东风/西风[23]等多种词汇，但其核心仍将世界划分为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两大类。这种非黑即白、非敌即友的两分法使毛泽东的外交视野更多投射出对立的自我－他者关系，这种身份认知一直贯穿了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乃至建国初期。

　　然而，身份的定位并不是恒久不变的。1956年苏共二十大使原有简单而纯净的“社会主义国家”身份认知受到了挑战。在中苏论战的过程中，中国领导层逐步把苏联从社会主义国家团体中划出去，将之归为“半修正主义”和“修正主义”。同一时期，中苏还在许多涉及国家现实利益的问题上发生了冲突和争端，这进一步加速了中国从内部团体中排斥苏联的过程，构成了身份改变的外因。

　　在中国国内，70年代确立的“实事求是”原则也对身份认知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关于“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表述。1982年6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六中全会，并审议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但是毫无疑问，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任何否认这个基本事实的观点都是错误的。„8222 .当然，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24]这是党历史上首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

　　“初级阶段”的表述隐含了必须对自身所处的历史阶段、自身的实力做准确的评估和判断。在这种背景下，“国家利益原则”在外交工作中被赋予了深层的关注和重视，外交工作的目的被确立为“给国内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创造良好和平的外部环境”。1989年10月，邓小平在同尼克松谈话时就曾非常坦率地表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8222 .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25]十六大后，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有所发展，从原来的“提供和平环境”发展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26] 随着中国的逐步开放和与世界的融合,“国家利益”的边界也不断扩展，国家利益也更从物质性范畴，向制度性、理念性范畴进行扩充。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中国外交在实践上出现典型的多边主义倾向，并中外学界称为“中国新外交”[27]。在身份认知上，“国际社会一员”称为一种主流认知。这主要体现在，第一，对中国和世界关系的官方表述上，认为当今中国自身与世界密不可分，中国是世界的中国。十七大报告指出，“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28]其次，在中国的身份语言中，官方文件含蓄地表述了中国对“国际社会一员”身份的认同。如“逐步与国际接轨”、“融入国际社会”、“维护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等。这些都表明中国在某种程度己将国际社会看成是一个整体，并将自己看成国际社会的一部分。

　　需要注意的是，“接轨”与“融入国际社会”具有很强的美国参照系。在一定程度上，90年代后的20年，中国认同了美国在全球的领导作用和某些积极作用。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增长，以及作为对“中国威胁论”的回击，中国适时接受了“做国际社会中负责任大国”的外交理念。当然，中国的“负责任”[29]并不是对美国负责，而是对自己负责，以及对亚太地区和世界负责。当2010年美国高调重返亚太之时，中美间的战略紧张再次增强。在中国很难出现传统的权力军事或军事均势行为的背景下，“软制衡”[30]是未来很强时间中美将要面临的一种战略态势，中美两国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必须探索如何实现“两种体系的兼容共存”。

　　四、观念内化与政策演进

　　观念本质上是固定化的思维模式，观念的内化指将外部的信息（经验、方法、知识、理论、文化等）通过消化吸收，再结合本单位实际，转化成本单位可用的制度或指导思想等。具体到外交观念，在时代观判断上，中国最大的转变是从“战争与革命”转为“和平、发展、合作”；在国际格局观上，则是从“两大阵营”到“多极化进程中的和谐世界”的转变。这种时代观和格局观反映在自身认识上，则包括两个方面：一、中国是什么？二、中国应该是什么？随着中国对时代主题认知的改变，中国将自身的身份定位从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社会主义国家转变为了国际社会普通、平等的一员，从体系外的改造者转变为了体系内的建设者；在“应该是什么”的价值定位上，中国更关注“负责任的大国”，更关注中国对国际体系的“合作性建设”，更关注发展中国家在整个国际体系中的利益，并在新时期提出了共同致力于“和谐世界”建立的构想。

　　对国家身份的再定义、对战略文化的再建构、对安全利益的再思考，表现出负责任的体系内大国、合作型战略文化、重视相互安全等重要特征。这些调整反映了中国外交战略的新思维。具体而言，1949年10月建国之初，中国对自己的身份认知是社会主义国家，通过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实行完全对苏“一边倒”政策。当时的外交同国家建设是相辅相成的，中国通过这种形式获得了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承认；50至60年代的抗美援朝战争（1950－1953）、日内瓦会议（1954年）和援越抗美战争（1965－1968）三个相互连接的军事和外交行动,树立了中国是地区强国的认同；而1956年的万隆会议则树立了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形象,并由此形成了一套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外交行为“应该”如何的论述；邓小平时代更加强化了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大国的身份认知；并且随着中国自身实力的增长，中国突出了外交中“负责任国家”的价值取向，并视自身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 。

　　在具体政策上，当中国外交被赋予了“革命者和改造者”的气质，实施了一系列创造性举动，如“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抗美援朝、援越抗美”等。国外研究习惯性地将之称为中国“受害者情节”。然而，在这种简单化理解的背后，更深层次的其实是领导人思想层面的正义观、是非观的价值判断。历史上，中国曾以世界的中心自居，并崇尚以恩、德、义来处理中心与外围的关系；殖民与被殖民对中国来说是陌生的，从价值判断上来说更是非道德的、非正义的、错误的。当中国遭到殖民和压迫时，那种民族屈辱感是可想而知的，因而新中国对反霸的决心是真实而坚定的。诚如中国学者分析的那样，“新中国一诞生，外交上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外张力”。这里所谓的“外张力”，是指中国对境外革命运动的关注和支持，它部分地来自中国革命运动的内在冲动，即渴望中国革命的胜利在全世界、至少也要在中国的周边地区产生巨大的影响。

　　当中国将自身视为国际社会一员的时候，首先在行为上要求的融入和参与国际社会。目前，中国已经参与了世界上最主要的政治、经济（特别是WTO）和安全机制，正在联合国的框架内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而努力。此外，中国还积极推动区域裁军和建立信任措施合作，通过与有关邻国达成协定和共识来改善地区安全环境。在军控、裁军、防扩散、反恐、金融危机和气候变暖等多个议题上，中国也积极与国际社会进行多纬度、多领域的合作。

　　然而，观念发挥作用，不仅需要联系特定的时间和背景，也需要一定的干预变量。”[31] 这既包括中国国内的现代化进程，也包括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社会化进程，以及中国对国际制度的接纳和参与。在分析国家的外交行为时，一方面，体系、结构、传统等框定了中国对世界及自身的认知和观念，而另一方面，中国对世界/自身的观念及其在此观念指导下的外交行为也对体系产生反馈。观念通过内化指导外交行为，而外交行为又通过实践和互动影响观念。观念就如同一个转换器，在国内层次和国际层次进行着信息的输入和输出。国家对威胁来源的判断通过观念这个转换器进行转换，带来外交政策的变化。同时，外交政策的输出经过不断积累又可以修正观念，并形成反馈重新定义系统。

　　在多极化趋势日益明显、全球相互依赖不断加深的国际环境下，如果中国的观念和发展方向能够很好地被世界所认识、所理解，那么其他主要大国便更易于对中国崛起和发展采取一种接纳、起码是容忍的姿态，鼓励中国更深地融入国际机制，不对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发起挑战，并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日益加深的相互依赖中，将中国的发展更多地视为自身发展的机遇，即所谓的“冷和平与热和平之间”的状态。那么，中国将更有可能通过自身的和平发展为世界做出贡献，推动全球治理，促进整个国际系统的和谐。

　　[1][美]朱迪斯·戈尔茨坦 罗伯特·0·基欧汉编，刘东国 于军译：《观念与外交政策：信念、制度与政治变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24页。

　　[2][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3] Max Weber,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the World Religions”, in H. 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eds,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p. 280. 转引自朱迪斯·戈尔斯坦、罗伯特·基欧汉编:《观念与外交政策——信念、制度与政治变迁》，刘东国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9页。

　　[4] 李钢：《外交决策中的认知和人格因素》，《科学决策》1998年第2期，第34页。

　　[5] Judith Goldstein and Robert O. Keohane, Ideas and Foreign Policy: Beliefs,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 Change,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3-13.

　　[6] 参见赵汀阳：“天下体系的现代启示”，《文化纵横》，2010年第3期。

　　[7]秦亚青：《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第80页。

　　[8]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6页。

　　[9]楚树龙：《中国的世界观和外交战略》，载《国际展望》，2006年2月（总第534期）。

　　[10]江泽民：“在2000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界领导人峰会午餐会上的演讲”（2000年11月15 日），《人民日报》，2000年11月16日。

　　[11]“共同创造一个和平繁荣的新世纪”（2002年4月10日），《人民日报》2002年4月11日。

　　[12]胡锦涛：《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http://www.china.com.cn/chinese/news/971778.htm [13]参见吴建民等：《和谐世界与中国外交》，《外交评论》，2006年第1期。

　　[14]秦亚青：《和谐世界：中国外交新理念》，《前线》，2006年第12期，第31页。

　　[15]参见张晓彤：《胡锦涛时代观的中国主张》，《瞭望》，2009年第47期。

　　[16]参见刘建飞：《论世界格局中的“非极化”趋势》，载《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4期。

　　[17]参见钟飞腾：““周边”概念与中国的对外战略”，《外交评论》，2011年第4期，第130页。

　　[18]刘智勇：“中国国家身份与外交战略的选择”，外交学院2005年博士论文，第34页。

　　[19]这种观点的提法参见资中筠，“百年思想的冲击和撞击”，《美国研究》，1996年第4期，第26页。然而，自2011始，由于对普世价值等的不同意见，有部分观点觉得意识形态有所强化。但意识形态与文化软实力明显不同，前者具有很强的政治意义。

　　[20]红/白（革命/反革命）力量说参见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5－6页。

　　[21]“历史上得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正义的，一类是非正义的。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毛泽东：《为永久和平而战》（1938年5月）载《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1页。

　　[22]毛泽东：《全世界反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超过了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1947年12月）“全世界反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超过了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优势是在我们方面，不是在敌人方面。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已经形成。„8222 .现在是全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全世界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走向胜利得历史时代。”《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65－67页。

　　[23]毛泽东：《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1957年11月），“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 《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91页。

　　[24]《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38页。

　　[25]《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0页。

　　[26]楚树龙认为：在新的时期，中国的外交战略已从“和平环境”转变成了“和平发展”。见楚树龙、郭宇立：《中国“和平发展”战略及模式》，《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2期，第1页。

　　[27]参见Medeiros, Evan S. and M. Taylor Fravel, “China’s new Diplomacy,” Foreign Affairs,Vol.82, No.6(November/December 2003), pp/22-35；苏长和：《发现中国新外交�� 多边制度与中国外交新思维》，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4期，第11至16页。

　　[28]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15日。

　　[29]袁鹏认为，中国要想做美国的“利益相关者”其实并不容易。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责任论其实是中国威胁论的变种。见http://news.sohu.com/20051222/n241070137.shtml

　　[30] see He Kai and Huiyun Feng, “If Not Soft Balancing, Then What?” Reconsidering Soft Balancing and U.S. Policy toward China”, Security Studies, Vol. 17, No. 2(2008), PP. 363-395.

　　[31]朱立群：《转变观念、领导能力与中国外交的变化》，载《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