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对未来10年的中美关系及中国对美战略“范式”选择进行前瞻性研究，认为未来10年是中国崛起进程中一个相对独立的历史阶段，中国将替代美国，由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长为世界头号经济体，因而对这10年的中国对美战略以至对外战略应有相对独立的阶段性思考和哲学思考。未来10年，中美关系总体上存在两种不同“范式”，一种是“冲突范式”，另一种是“合作范式”。文章主张中国应积极“塑造”中美关系，推动中美关系沿“合作范式”发展，力阻中美关系滑向“冲突范式”。

　　

　　[关键词] 中美关系 2020年 冲突范式 合作范式 塑造

　　

　　[作者介绍] 林利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现代国际关系》主编，主要从事地缘政治、国际政治与安全、中国外交、中美关系等问题研究。

　　

　　今年2月，适逢美国前总统尼克松首途访华40周年纪念，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应邀访问美国，受到美方高规格接待。美方政要，包括总统奥巴马、副总统拜登、国务卿希拉里、防长贝内塔以及财长、农业部长、国会与军方及商界领袖、甚至一些地方大员等，几乎扫数出动，迎接习副主席到访。[①]由此可见，中美关系不但对于中国而言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对美国以及对全世界也是如此。[②]未来10年，中美关系如何演进，中国应选择什么样的对美战略“范式”，不但事关中美两国的生存与福祉，也事关亚太及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一、未来10年中美关系存在两种对立“范式”

　　

　　从学理上分析，未来10年中美关系的演变、发展存在多种范式可供选择，如“冲突范式”、“合作范式”、竞争与合作并存的“竞合范式”、以冲突为主的竞合范式、以合作为主的竞合范式，等等。不过，处于各种范式两端的只能是冲突范式、合作范式。从根本上说，未来10年中美关系的发展只能在两种对立的战略范式之间做选择，要么是“冲突范式”，要么是“合作范式”，其他范式只不过是这两种范式的变种。与此相对应，中国对美战略也只能在两种战略范式之间进行选择，要么选择“冲突范式”，要么选择“合作范式”，任何其他战略选择都只能是这两种选择的变种。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多年间，中国对美战略一直在“冲突范式”与“合作范式”之间摇摆。从新中国成立到基辛格秘密访华前的第一个20年，中国对美战略是一种“冲突范式”。在此期间，中美分别在朝鲜、越南进行过两场较大规模的军事较量，美国并对中国长期奉行全面遏制政策，中美都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例如，仅在朝战期间，中美对抗就导致中国军队伤亡42.62万人，战费开支达62亿元人民币，各种作战物资消耗达560余万吨。[③]美军在朝鲜战争中也战死54246人，另有8000人失踪，受伤人数为103，284人，伤亡总数超过16万人。[④]而在历时10多年的越战中，美军伤亡数更达30余万。[⑤]

　　

　　从基辛格秘密访华到冷战结束的第二个20年间，中国对美战略是以合作为主的“竞合范式”，以此为契机，中国摆脱了与美国及西方的长期冷战对抗关系，国际战略环境大大改善，为改革开放取得成功及初步实现和平崛起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1974年的西沙反击战和1979年的对越自卫战争也是在中美搞战略合作的大背景下取得成功的。

　　

　　冷战结束以来的第三个20年间，中国对美战略实际上是一种冲突不断的“竞合”关系。在此期间，中美关系虽然没有完全走向冲突范式，但各种冲突连绵不断，如美国阻止中国申办奥运会、“银河号”事件、老布什政府突然大幅增加对台军售、中国驻南联盟使馆遭美机空袭、2001年发生中美“撞机事件”、2009年又发生南海“无瑕”号事件，等等。面对这一系列严重冲突，中国一方面坚持对美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另一方面又“就事论事”，把每一冲突事件都锁定在事务层面，使之尽量不干扰坚持中美合作的对美外交路线，尽力维护中美关系的总体稳定。在此过程中，中国的崛起进程不断加快。

　　

　　为什么冷战后20年间，一方面是中美冲突不断，另一方面是中国崛起进程不断加快？其中原因固然复杂，但可以肯定的是，冷战后20年间中国崛起进程加快不是由于中国国际战略环境有多好，更不是中美之间“冲突范式”或者冲突性“竞合范式”有多大贡献，而是由于中国面对中美之间连绵不断的冲突，坚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坚持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⑥]同时，也是由于美国人不走运，依次陷入海湾战争、“9·11”袭击及由此导致美与伊斯兰世界的长期、全面对抗，以至美国国势明显走向衰颓。[⑦]中国则相对比较有“运气”，也抓住了“好运气”。然而，我们不能指望在中国崛起已十分扎眼的未来10年，中国还会有类似的“好运气”。

　　

　　综合新中国成立以来三个20年间中美关系史、中国对美战略及对美外交经验、教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合作范式”符合中美两国的根本利益，“冲突范式”则使两国都付出巨大代价，即所谓“合则两利，斗则俱伤”。

　　

　　未来10年，是中国替代美国，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跃升为世界头号经济体的10年，因而也是国际权势的经济基础构成急剧转换的10年。国际上虽然有不同声音，但主流观点普遍认为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20年前后超过美国；中国贸易总量将在2015年前后超过美国。即是说，今后10年间，中国最少在经济及贸易总量两个主要领域替代美国，从世界“老二”上升为“老大”。[⑧]有人甚至拉长时段预测今后20年，假定中国经济保持7%的增速（低于过去20年），美国经济保持2.5%的增速（高于过去20年），则到2030年，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份额将增至20%，大大高于美国所占15%的全球份额；中国对外贸易全球占比为15%，是美国占比的两倍。届时世界格局将演变为“差不多是由中国支配的‘单极’结构”，而中美关系也会像1870年的美英关系换位那样，转化为“中主美从”。[⑨]总之，今后10年间的中国崛起进程是一场世界“老二”赶超世界“老大”的“权力游戏”，带有战略“决赛”性质。由此，今后10年间中美之间经济、贸易总量世界排名的换位游戏，较之过去几年中国赶超德国、日本的世界排名换位游戏更容易引起战略紧张和误判，中美双方及世界各国都不能不以更严峻、更复杂的眼光看待这一权力转换游戏，从而也就规定了今后10年的中美关系将变数更大，[⑩]中美关系的性质与“范式”对中美两国以及对世界也将更加命运攸关。

　　

　　事实上，无论是中美两国内部还是国际社会、尤其是与中美关系牵涉最深的亚太各国，都在加紧评估、推测未来10年中美关系的趋向及性质，包括中美关系的“范式”选择，并存在莫衷一是、甚至相互对立的多种复杂看法、判断，其中既有“悲观论”、“中美冲突论”，也有“乐观论”、“中美合作论”。[11]换言之，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未来中美关系的两种对立“范式”，甚至广而言之的任何一种“范式”，都有各自生成的政策基础，这尤其增大了对中美关系进行“范式”选择的复杂程度和紧迫性。

　　

　　需要提及的是，目前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媒体、普通民众及部分知识精英较多地对中美关系持“悲观论”、“冲突论”观点，而两国决策层以及对中美关系的历史与现状有较深理解的精英层，在承认中美关系存在冲突因素的同时，对中美关系常持谨慎乐观态度，主张中美合作。如在美国，布热津斯基、基辛格等对美国对华政策保持一定影响力的“中国通”以及奥巴马等决策人物，其对华立场目前普遍以谨慎乐观为主，并以积极推进中美合作、互信为基调。[12]

　　

　　二、为什么中国必须坚持中美关系“合作范式”？

　　

　　无论从历史经验观察，还是从现实战略利益分析，未来10年，中国对美战略都应尽最大努力选择“合作范式”，并尽最大可能排除“冲突范式”。

　　

　　首先，从中美经济关系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磨合，尤其是尼克松访华以来40多年的磨合，中美在经济领域已经形成深度相互依存关系。2011年，按美方统计，中美贸易额已超过5000亿美元。[13]即使按中方统计口径，2011年中美双边进出口贸易总额也达4466亿多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比重约达13%。其中，中国对美出口值约为3245亿美元，占中国出口总额比重超过18%。[14]美国已成为中国确定无疑的第一大贸易对象国和第一大出口对象国。不仅如此，美国又是中国仅次于日本与韩国的第三大进口对象国，2011年中国从美国的进口额已超过1200亿美元。[15]此外，美国还是中国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国。2011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按美方统计为2950亿美元，按中方统计则为2023亿美元。而在同一年，中国全年对外贸易顺差仅为1351亿美元。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对美巨额贸易顺差为补偿，2011年中国对外贸易将出现700亿美元以上的巨额逆差。[16]正是对美巨额贸易顺差的积累，才使中国有可能购买1万多亿美元收益较高的美国国债，使中国一举超过日本成为美国第一大海外债务持有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中国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也主要源于对美长期贸易顺差。今后10年，中国必须维持不低于6%-8%的GDP增速，才有可能在2020年前后超过美国成长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并在此过程中以积极方式解决中国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及其他各种发展瓶颈。而要达此目标，保持积极、健康的中美经贸、投资关系以及中美间稳定的安全关系是一个基本条件。

　　

　　其次，从中美双边关系的政治与安全层面看，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有过对中国搞冷战、搞遏制的历史纪录，中美在朝鲜、越南、台海进行过军事较量；冷战后美国也有过阻止中国申办奥运会、拦截“银河号”、“误炸”中国驻南使馆、干涉台海事务、插手南海问题以及长期抵近中国海岸搞近岸海空“侦察”的可恶纪录。今后10年，尽管美国对华政策主流是谋求合作路线，但美国不会完全改变霸权习性，立地成佛。美国在力争对华合作的同时，也会在经济、政治、安全及其他层面不断制造麻烦。对此，有不少人主张按“冲突范式”应对，“以硬碰硬”，其结果必然是中美矛盾不断放大，甚至如“悲观论”者所言，最终不免走向“中美一战”。然而，今后10-20年、甚至更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中美力量对比并不支持这种主张。未来10-20年，美国虽然会相对衰落，中国虽然将替代美国成长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美国依其人口、资源、国土面积、地理区位以及其政治、文化、科技潜力，仍将能保持世界超强国家地位，其经济科技实力、国际影响力、尤其是其强大的军事实力是中国短期内难以企及的。[17]即使2020年前后中国经济、贸易总量超过美国后，中国仍将处在战略崛起的“长征”途中，中国的综合实力、尤其是人均富裕程度和综合军事能力仍然会大大落后于美国。如，届时中国人均GDP仍然不到美国的1/4，中国在军事领域的对美差距会更大。有人统计，1986年美国及其盟友占有全球军费支出的49%，其对手（主要是苏联集团）占有全球军费支出的42%。而目前，美国及其盟友占有全球军费开支的份额已高达70%，其所有“对手”的军费开支加在一起还不到全球份额的15%。[18]就是说，美国的军事优势较之冷战时期有了新的加强，这种情况10年或20年内很难有根本性改变。中国对美战略如果选择“冲突范式”，将导致中国站在第一线与一个实力超过中国的强敌正面对抗、全面对抗，这是不明智的。况且，中美都是核大国，中美之战结局即使有一方“惨败”，另一方也只能得个“惨胜”，甚至可能根本就没有胜利方。换言之，中美如陷入战争中，中国不论是“惨胜”还是“惨败”，中国的崛起进程都会被打断。

　　由于以“冲突范式”应对中美分歧风险最大，收益最小，“合作范式”就成为较合理的选择。前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美关系“三个20年”的正反经验及中国和平崛起最大需求告诉我们，选择“合作范式”虽然不尽如人意，却风险较小，收益较大。当前美国国势衰颓，面对崛起中的中国，其霸气已开始有所收敛，其历史上特有的对华颐指气使、盛气凌人尤其已经大为收敛，美并开始学习如何以平等方式与中国交往。例如，美国每年几乎出动其主要阁员与中国进行规模宏大、议题广泛的战略与经济对话，表明其已经开始把中国视为国际舞台上对等的战略伙伴。在此情势下，如中国按“合作范式”解决中美之间的分歧与麻烦，就有可能引导美国也对中美关系采取“合作范式”而不是相反。这不但对美国有利，也是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目标的另一个基本条件。

　　

　　第三，从“中美邻”或者说“中美亚”三边关系看，未来10年中美关系的“范式”选择也将深刻影响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及周边战略环境。历史上，1962年中国在对印自卫反击战中取得压倒性军事优势后，却由于当时的中美关系是一种“冲突范式”，美国为遏制中国而公开支持印度，中国不得不主动收兵。相反，在1974年的西沙反击战和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由于当时中美搞战略合作，中国就打得比较放手。今后10年，随着中国崛起加快，周边一些与中国有领土、领海主权纠纷和其它纷争的国家以及台独分子也将视美国对华战略及中美关系的“范式”而决定其对中国的策略。如果中美关系出现“冲突范式”或向冲突范式演变，这些相关国家就会不时选择对华僵硬路线，最少会不时在领土、领海主权问题及其他一些与中国的双边摩擦中投机，增大与中国讨价还价的“本钱”与力度，南海问题、东海黄海问题、中印边界问题等就可能发酵，台独分子也会更活跃。目前西方战略界不少人断言未来10年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尤其是围绕东海、南海争端与一些相关国家之间，将出现“最大程度的地缘政治紧张”。[19]如果中美关系恶化，美国全力介入，这些问题不但很难合理解决，还可能成为中美走向全面冲突的助推力量。但在中美“合作范式”下，这些相关国家就很难搞小动作，更难以恣意妄为。这就是说，中美稳则周边稳，中美斗则周边乱。据此可以认为，未来10年中国以何种方式解决南海问题、东海黄海问题及其他领土、领海问题，以及如何解决台湾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关系的性质与“范式”。在中美“冲突范式”下，中国很难以最小的代价解决前述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问题。

　　

　　第四，从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变革的视角看，现有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仍然由美国及西方主导，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国贯彻其霸权的重要权力基础。作为现有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重要构件的联合国及其一些附属组织，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贸组织、联合国维和组织，国际反恐、反扩散机制，以及北约等美国的同盟体系和一些地区组织等，不少打上了美国及西方操控的印记。因此，现有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有诸多不尽人意之处，需要进行重大改革、甚至是根本性改革。目前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改革进程已经悄然启动，有关安理会改革、G20对G8的替代、世行及IMF投票权的重新分配，以及最近有关世行行长与IMF总裁职位不能由美欧垄断的讨论，都是这一改革进程的组成部分。然而，“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变革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构建符合中国及大多数非西方国家利益的、公平理想的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需要一个漫长的过渡期。在此过渡期内，原有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在一定范围内还会继续发挥作用。实际上，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正是在参与、融入并改造美国及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背景下，初步实现了战略崛起与巨大进步。简言之，现有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虽然主要由美国及西方构建，虽然差强人意，但它是目前国际社会较为有效的“公共产品”。今后10年，中国要实现成长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目标，就要在此过渡期内继续利用这一“公共产品”，继续对现有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采取以参与、融入为主的立场，而不是急于改造之。这同时也要求中国在有关中美关系的“范式”选择中选择合作路线。

　　

　　三、如何积极“塑造”、推动中美关系朝“合作范式”演进？

　　

　　如果说中国对美战略是选择“合作范式”还是“冲突范式”属于方向、路线和大战略问题，是一种哲学思考，则如何推动中美关系朝“合作范式”发展就是具体的行动方针、方案、路径选择问题。

　　

　　为推动中美关系朝“合作范式”前进，中国首先要调整观念，真正从有利于中国和平崛起和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战略高度理性认识打造未来10年中美关系“合作范式”的重要性，避免用情感支配战略、替代战略，尤其要超越历史观念，主动调整中把美国视为“必然敌国”、“不可变更的敌国”、“中美必有一战”等潜意识。

　　

　　中美两国政治制度、价值理念、意识形态不同，历史上有过战争与冲突，美国还对中国实行过长期遏制政策，两国都一度把对方视为主要敌国，反美（或反华）在中国（或在美国均）有一定的情感基础、民众基础及政策基础。中美两国国内迄今仍有影响颇大的所谓“鹰派”、“极端派”、“悲观派”主张把对方视为敌国，采取强硬的、对抗式的对美或对华政策，甚至认为中美必有一战，不惜准备中美一战。在现实中，中美两国在台湾、西藏、人权、经贸、亚太、军备、知识产权、人民币汇率等诸多领域也确实存在摩擦、冲突。但是，更要看到，中美两国经济已经形成深度相互依赖，美国是中国最大贸易伙伴、最大的出口目的地（以单个国家计算），中国则是美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和第三大出口目的地。[20]不用过多久，中美将互为最大贸易伙伴。中国还是美国最大的海外债务持有者。不仅如此，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地区稳定、全球变暖、核不扩散、反恐及其他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两国也互有所求。美国国内虽然有一些势力强大的利益集团、媒体、舆论及国会议员主张按“冲突范式”处理中美关系，但美国社会的主流及决策层总体上主张中美搞合作，“六四”后的老布什政府、“炸馆”时期的克林顿政府、“撞机”后的小布什政府都是如此。

　　

　　奥巴马政府及其团体也越来越趋向于积极推进中美合作。例如，一向对华僵硬的希拉里国务卿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中，表示“一个欣欣向荣的中国也对美国有利”，中美合作而不是对抗能使两国都“受益”。[21]美国民主党政府最近一方面高规格接待习近平副主席，一方面又为尼克松总统40年前打开中美关系大门一事举行隆重庆典，甚至不在意尼克松是共和党人，有过“水门事件”污点。这些很能说明美国政府确实重视中美关系，希望中美关系沿“合作范式”推进。在2012年3月7日美国官方举行的庆祝尼克松访华40周年纪念会上，希拉里国务卿发表长篇讲话，其中提及其国务卿任内已六度访华，奥巴马总统上任三年更与胡锦涛主席会晤10次（未算2012年3月26日首尔会晤），并称“中美联手虽然不可能解决全球所有问题，但若没有中美参与，世界上任何问题都不可能得到解决”。她并表示希望中国成为美国“完全的利益攸关方”，积极扮演“全球主要玩家”的角色。[22]较之上年《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希拉里的对华姿态显然又有新的积极变化。

　　

　　总之，今后10-20年，中美关系走合作路线不但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中国一定要采取切实措施努力推动中美关系朝合作，并以“合作范式”指导中国对美外交，包括从“合作范式”大局应对中美之间的摩擦与分歧。

　　

　　其次，中国要充分运用正在成长的国力和影响力，加强对中美关系“合作范式”的积极“塑造”，而不是被动等待天上掉馅饼。建国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中国作为一个弱国，一直是被动地适应国际环境，很少主动去塑造战略环境。在中国向美国及西方开放的30多年间，中国尤其一直被动地适应美国及西方的对华战略，是一种反应式战略。现在，中国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贸易体、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增长速度最快的大国，也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中美经济已形成深度相互依赖，美国在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也寻求中国帮助。简言之，中国已非昔日吴下阿蒙，已具备影响美国对华战略及中美关系的能力。中国应主动塑造，积极推动中美关系朝“合作范式”发展。在这方面，中国可做、要做的事情很多，如，进一步“绑定”中美经贸关系的深度相互依存；加深战略互信，解决“信任赤字”问题；[23]积极开展公共外交、文化交流、人员交流，等等。不一而足。此次习副主席访美就在积极“塑造”中美关系“合作范式”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第三，在调整观念、积极“塑造”中美关系“合作范式”的同时，中国更要注意解决好中美关系的主要分歧点，力阻中美双方在此权力急剧转换的10年之间出现“战略误判”，防止“小事件升级为大冲突”，进而发展成为牵动中美关系滑向“冲突范式”的引爆点。[24]

　　

　　一般认为，中美关系中的传统分歧点很多，如台湾、西藏问题，人权、价值观，经贸、知识产权、人民币汇率问题，反扩散问题，地区安全问题，等等。但这些问题或者在淡化，或者有希望按“非零和”方式解决，或者不会直接影响中美关系的范式选择。例如，台湾问题，曾是中美关系的焦点问题。但因中国加速崛起，中美在全球的相关利益增多，台湾对美国的战略重要性不断下降，台湾问题将越来越由“国际问题”还原为内政问题。此次台大选美国驻台代表包道格有关“九二共识”及所谓“台湾共识”的表态及其对选举结果的影响，表明美国利用台湾问题牵制中国的传统战略思维在弱化。[25]又如人权、民主、价值观问题，在冷战后初期，尤其是美国国势如日中天之时，一直是美国对中国施压的“王牌”。但近年随着美国国势下滑、美国国内外难题缠身，也随着中国国势上扬及美国需借重中国的领域增多，美国越来越虚化中美关系中的人仅、民主、价值观分歧。不少情况下，美方提人权、民主、价值观问题主要是为了应付国内政治需要，已开始失去对华“打牌”、施压的原意。再如经贸、知识产权、人民币汇率问题，在中美经济深度捆绑的现实条件下，已蜕变为双方均努力争取较大利益份额的讨价还价议题，双方如要追求利益最大化，就只能以“非零和”方式解决这些问题。

　　

　　未来10年，真正能深刻影响中美关系范式选择的中美分歧点主要有两大因素，一是中美在亚太的战略竞争；二是中国军力发展引起的中美军备竞争。

　　

　　关于亚太。中国在亚太占有地利，是亚太的“天然大国”；美国是亚太的“外来户”，但在亚太苦心经营一个多世纪，各种同盟关系、利益关系盘根错节。习副主席访美时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采访，强调太平洋很大，足以容纳中美两个大国，可以说为中美两国在亚太搞“合作范式”提出了期待。[26]不过，在具体实践中，美国在亚太享有传统优势，而中国崛起首先是在亚太崛起、在亚太扩大影响，其结果不能不挤压美国因历史原因而在亚太享有的过多“份额”，并有可能引起美国的战略反弹。最近美国大张旗鼓地重返亚太，一个重要背景就是担心因中国崛起而把美国从亚太“挤出去”，因而其战略本质是“以攻为守”。[27]

　　

　　未来10年，中国在亚太扩大影响、中美在亚太的影响力出现消长变化是必然的。中国如何徐图缓进、既挤压美国的“地盘”又不致于引起美国过度战略反弹，是一种战略艺术，需要仔细筹谋。

　　

　　关于军备竞争。从长远看，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面临的战略环境也比美国复杂，在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后，中国的军费开支和军备建设不可免会朝超过美国军费开支和世界第一的方向演变，并同样可能引起美国的战略反弹。不过这一过程可能很漫长。大国经济增长与军备增长向来存在不同步关系。19世纪末，美国就已超过英法德俄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直到二战后期，美国才成为世界头号军费开支大国和头号军事强国，其间的时间差为40多年。同样，英法虽然在19世纪末均失去世界一二号经济体地位，但直到二战开局，仍分别保持世界头号海军强国和头号陆军强国的地位，时间差也近40年。因此，到2020年中国成长为世界头号经济体后、甚至在2030年中国经济总量已明显超过美国后，中国仍然不应该、也不能争当世界头号军事大国和头号军费开支大国。按照时间差规则，中国如果顺其自然，成为世界头号军费开支大国的时间点应在2049年以后甚至更晚。在此之前，中国应认同甚至鼓励美国继续保持世界头号军事强国和军费开支大国的地位。中国的战略传统、战略利益、战略原则不允许中国主动与美国争夺世界头号军费开支大国的桂冠。高明的大战略不鼓励中国在这一领域主动挑战美国。

　　

　　余论：几个相关问题

　　

　　鉴于以上分析，未来10年中美关系沿“合作范式”发展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符合中美两国的根本战略利益。但要把必要性、可能性转变成现实性，落实于中美关系，不但需要中国进行积极的战略“塑造”，也需要美国方面的积极响应。中国不但自己要努力推动中美关系朝“合作范式”前进，力避中美关系走向“冲突范式”，也要推动美国方面朝同一方向努力。

　　在美国，确实存在对中美关系持悲观态度、主张按“冲突范式”设计美对华政策的强大势力和习惯思维，其在一定条件下可能深刻影响、甚至决定美对华决策走向。例如，波士顿大学教授罗伯特·罗斯（Robert S. Ross）就以中美近年在“无瑕号”事件、2009年联合国气候大会的冲突、谷歌事件、南海问题及美国在亚太的“前沿部署外交”为例，认定中美关系存在“走向长期战略冲突的长期趋势”。[28]然而，美国战略界盛行现实主义，美国决策人物大多为现实主义者，罗斯教授同样也是现实主义者。现实主义的核心法则是追求“权力”及“以权力界定的利益”[29]。根据“权力界定利益”、而利益又决定政策的现实主义逻辑，在美国国势衰颓，中国加速崛起、中美利益深度捆绑及中国真诚地谋求中美合作的大势面前，美国最终选择对华“合作范式”的可能性远远大于选择“冲突范式”的可能性。

　　

　　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合作范式”下的中美关系，仍不可免会存在各种冲突，因而表现为合作与冲突并存形态，但这是合理冲突，是成熟国家间的正常冲突，不应从根本上破坏以合作为前进方向和指导原则的中美关系“合作范式”。因此，在积极推进中美关系“合作范式”的过程中，要弄清中美各自的利益底线、红线，并在中美之间出现“合理冲突”时尽可能确保中国的利益底线、尽可能不冲撞美国利益底线。中国对美关系既要准备长期合作，又不放弃斗争，斗争是为了推进合作，不能为了斗争而斗争，因而要把握斗争尺度，该妥协时就要准备妥协。

　　

　　中国的利益底线一是确保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二是国家的统一和领土领海主权完整，三是国家的军事与战略安全。这些利益底线不应受挑战，没有谈判余地，对此应时时刻刻向美国挑明。在其他非核心利益方面，中国则要进退有度，可以灵活一些。好的战略不能只进不退，好的外交不能只讲斗争不讲妥协。

　　

　　对美方而言，目前其最关心的核心利益底线是中国崛起是否挑战美国现有的世界“领导者”地位，美国尤其谋求确保其在亚太的现有“基本盘”以及确保其在亚太及全球的军事优势。实际情况是，无论是“以和为贵”的战略传统，还是“和平崛起”的战略诉求以及实际利益得失的损益计算，都不允许中国争当世界“领导者”。邓小平同志30年前提出的不扛旗、不当头、不称霸原则[30]是一份宝贵的战略遗产，中国战略界不论经过多少反复、曲折，最终都会领会其实质，并长期继承下去。中国即使2020年经济总量超过美国后，也不应谋求军费开支超过美国，不能像美国那样动辄每年开销上万亿美元用于军事安全。因此，中国应以某种方式使美国方面确信，中国无意挑战美国的世界“老大”地位（经济“老大”地位除外），也无意在军备建设方面谋求对美优势，更无意谋求把美国从亚太“挤出去”。

　　

　　与此同时，中国也有权要求美方弄清并尊重中国的利益关切，如要求美国方面逐步停止对台军售及插手台湾、西藏事务；停止始于冷战时期并一直延续至今、抵近中国海岸线、威胁性的海空侦察活动；不插手中国与相关国家的领土领海分歧等。鉴于美国战略界在这些方面已在进行检讨，中国在这些问题上争取美国理解并妥协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时机也会越来越成熟。[31]

　　

　　还要指出，中国在积极塑造中美关系“合作范式”的同时，也要给中国战略安全加装战略保险，这也符合现实主义的基本逻辑、原则。但是，要注意不把追求“合作范式”与加装战略保险教条式地理解为“两手对两手”。追求中美关系的合作范式不仅是手段，也是目标。如何加装战略保险又不影响推进中美关系“合作范式”需要艺术，考验我们的智慧。这些年战略界盛行“非传统安全优先论”、“经济相互依赖和平论”、“核威慑保障和平论”等。对这些理论要适当汲取其精华，但不能迷信、不能全盘照搬。如在中国，虽然非传统安全问题的重要性在上升，但由于台湾未回归，诸多领土、领海问题未解决，周边战略环境复杂，因而传统军事安全仍然居于首要位置。又如“核威慑保障和平论”，是讲核战争没有胜利者的逻辑使任何国家都不敢对有核国发动战争。但战争辩证法告诉我们，有矛就有盾，核武器也一定有其能被克制的“命门”。如今核武器问世已60多年，克制核武器的办法随时可能问世，美国实际上一直在研究克制核武器、打赢核战争的办法。我们要警惕核威慑“失灵”的可能性，在继续坚持核威慑的同时，要注意追赶世界潮流，加紧研发高新军事技术，对太空、网络、环球运行的超高速武器的新发展尤其要多加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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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Merle Davia Kellerhals Jr., “Biden and China’s Xi Jinping to Hold Crucial Talks”, Washington File, February 13, 2012, pp.9-11;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White House Briefing on Visit of Chinese Vice President Xi”, Washington File, February 13, 2012, pp.11-15.

　　[②] Philip Stephens, “The danger in Xi’s Rebuff to Obama”, Financial Times, March 2, 2012.

　　[③] 沈志华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3月，第358-359页。

　　[④] [美]莫里斯·艾泽曼著，陈昱澍译：《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2月，第129页；第131页。

　　[⑤] [美]莫里斯·艾泽曼著，孙宝寅译：《美国人眼中的越南战争》，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2月，第178页。

　　[⑥] 参见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分别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21页、第351页。

　　[⑦] Edward Luce, “The reality of American decline”,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6, 2012.

　　[⑧] Edward Luce, “The reality of American Decline”,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6, 2012; Lionel Barber, “In search of a new Metterich for the Pacific century”, Financial Times, November 19/November 20, 2011; F/A Response, “The Great China Debate: will Beijing Rule the World?”,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urary, 2012, p.173, p.176.

　　[⑨] Arvind Subramanian, “The Inevitable Superpower: Why Chins’s Dominance Is a Sure Thing”, Foreign Affairs, Setember/October, 2011, pp.68-69.

　　[⑩] Geoff Dyer, “A Less Pacifc Ocean”,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13, 2012.

　　[11] 参见：习近平：“共创中美合作伙伴关系的美好明天”，《人民日报》，2012年2月17日； Yan Xuetong, “How China Can Defeat America”,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November 21, 2011; Aaron L.Friedberg, “Hegemon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National Interest, July/August, 2011, pp.18-27; Robert Ross,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Its Discontents”,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vember/December, 2011, pp.45-51; Stephen M.Walt,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 The National Interest, July/August, 2011, November/December, 2011, pp.6-16.etc.

　　[12] Zbigniew Brzezinski, “Balancing the East, Upgrading the West”,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12, pp.97-104; Henry A. Kissinger, “The Future of U.S.-Chinese Relations:Conflict Is a Choice, Not a Necessity”,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12, pp.44-55; Hillary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November, 2011, pp.58-61.

　　[13] U.S.Department of Commerce Francisco S?nchez, “U.S.-China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Washington File, February 7, 2012, p.24.

　　[14] 中国海关统计：“2011年1-12月进出口主要国别（地区）统计”，载《国际贸易》，2012年，第2期，第70页。

　　[15]《国际贸易》，2012年，第2期，第70页。

　　[16] U.S.Department of Commerce Francisco S?nchez, “U.S.-China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Washington File, February 7, 2012, p.24; 《国际贸易》，2012年，第2期，第70页。

　　[17] Gideon Rachman, “America must manage its decline”, Financial Times, October 18, 2011.

　　[18] Stephen M. Walt,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vember/December, 2011,pp.15-16.

　　[19] Philip Stephens, “The danger in Xi’s Rebuff to Obama”, Financial Times, March 2, 2012.

　　[20] Merle David Kellerhals Jr., “U.S.-China Trade Talks Make ‘Meaningful Progress’”, Washington File, November 23, 2011, p.4.

　　[21] Hillary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November, 2011, pp.58-60.

　　[22] WPD313, “Secretary Clinton on 40 Years of U.S.-China Relations”, Washington File, March 8, 2012, p.16.

　　[23] Geoff Dyer, “A Less Pacifc Ocean”,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13, 2012.

　　[24] Philip Stephens, “The danger in Xi’s Rebuff to Obama”, Financial Times, March 2, 2012.

　　[25] 魏艾：“总统大选后的两岸关系展望”，载《亚太和平月刊》，2012年2月，第4页。

　　[26] Economist, “Lexington: Buttering-up and scolding”, Economist, February 18, 2012,p.33.

　　[27] Joseph s. Nye, Jr, “TheFuture of American Power”,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2010,p.3.

　　[28] Robert S. Ross,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Its Discontents”,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vember/December, 2011, pp.45-51.

　　[29] [美]汉斯·摩根索著，徐昕等译：《国家间政治》，第七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8-35页。

　　[30] 邓小平：“中国的对外政策”，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15-417页。

　　[31] Zbigniew Brzezinski, “Balancing the East, Upgrading the West”,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12, pp.10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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