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十国现有穆斯林人口约2亿，占东南亚地区总人口的40%，约占整个穆斯林世界人口的20%。他们主要集中在东南亚的海岛地区，如印尼、马来西亚、汶莱、新加坡、泰国的南部和菲律宾的南部，其中印尼和马来西亚的穆斯林人口又占整个东南亚地区穆斯林人口80%，成为东南亚地区穆斯林最集中、伊斯兰文化最具有代表性的国家。伊斯兰教作为东南亚地区的一种外来宗教，它的传入和发展基本上是通过和平的方式进行的，有个别地区伴有武力征服的烙印，其教派主要是逊尼派中的沙斐仪教派。东南亚伊斯兰文化经历了一个本土化和现代化的过程，因此一般认为东南亚的穆斯林相对于中东的穆斯林比较温和宽容。但是两次巴厘岛爆炸案等事件似乎改变人们的看法，而这些举世瞩目的爆炸事件又大都与东南亚穆斯林极端派有密切的关系。那么这些穆斯林极端派到底是哪些人？他们又是如何产生的呢？本文将针对上述两个问题做一探讨。

　　

一

　　东南亚“穆斯林极端派”是指东南亚“伊斯兰主义的极端派”，也有人把他们称为“原教旨主义的极端派”或“新原教旨主义极端派”。他们把伊斯兰教义极化和泛化，用《古兰经》诠释一切，圣战和建立伊斯兰教国是其主要思想基础，其实质是绝对排拒理性，煽动宗教狂热。东南亚穆斯林极端派分为三股势力，即极端穆斯林分离主义分子、极端穆斯林宗教狂热分子和伊斯兰极端主义政党。这三股势力有的与恐怖爆炸活动有一定的联系，有的甚至是恐怖爆炸案件的主要策划者和实施者，而有的只是恐怖活动的同情者，与恐怖活动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

　　极端穆斯林分离主义分子，在东南亚主要是指那些从事地区分离主义活动，打着伊斯兰旗号，旨在建立独立的“伊斯兰教国”的穆斯林游击队。比如泰国的北大年解放阵线，菲律宾的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印尼的亚齐独立运动等。极端穆斯林宗教狂热分子，在东南亚人数极少，但是能量极大。他们打着“圣战”的旗号，反对美国及西方的文化、生活方式以及发展模式，袭击西方目标是其策略，建立跨地区、跨国家、跨民族的“伊斯兰教国”是其终极目标。比如东南亚伊斯兰团就是典型。伊斯兰极端主义政党，是指那些信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中极端派思想的穆斯林政客组成的政党。他们反对西方的发展模式，反对西方的道德文化，主张回归中世纪的伊斯兰社会，并通过议会斗争建立“伊斯兰教国”。比如马来西亚的伊斯兰党就是典型的代表。

　　

二

　　东南亚穆斯林极端派的产生与当地的国内局势和国际环境有着密切关系，可以说他们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首先表现为其产生的政治基础。

　　（一）西方殖民主义时代的阴影

　　在东南亚，绝大部分国家都遭受过西方国家的殖民侵略。西方国家对东南亚国家的殖民历史，也是东南亚国家奋起反抗西方国家殖民侵略的历史。穆斯林反抗西方殖民主义的斗争是东南亚国家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东南亚地区，反抗西方殖民侵略最激烈的地区，也是当地伊斯兰教传入最早的地区，并且在历史上一度成为传播伊斯兰教的中心。比如印尼的亚齐，被称为“麦加的走廊”，是东南亚地区伊斯兰教传入最早的地方。泰国南部的北大年，15世纪成为东南亚伊斯兰教传播的中心，菲律宾南部则成为当地伊斯兰教的传播地。荷兰殖民主义者统治印尼350年，而亚齐则是最后被征服的地区，荷兰人同亚齐穆斯林游击队的战斗持续近40年。亚齐穆斯林游击队利用“圣战”口号，持续战斗，使得荷兰人损失惨重。从另一方面来讲，这些反殖民主义斗争把“正义”“自由”等字眼同“圣战”很自然地联系在一起，这些“精神”一直延伸到现在这些地区。而就在这些地方，现在诞生了大大小小的分离主义运动。这些运动与宗教极端主义搅和在一起，利用宗教旗帜进行暴力活动从而达到独立的目标。在印尼有亚齐独立运动和南苏拉威西伊斯兰教国运动；在泰国有北大年民族解放阵线和北大年共和国革命阵线；在菲律宾有摩洛民族解放阵线、阿布沙耶夫组织和五星组织。这些组织在9·11事件之前，大都从事武装暴动，目标是针对军事目标。9·11事件之后，其目标主要是针对普通民众聚集的公共场所，以此来引起公众的注意，产生“轰动效益”。

　　（二）东南亚国内政府错误政策的结果

　　在东南亚地区，多种宗教和文化并存是其一大特色，但是往往由

　　于当地政府政策的失误造成了各宗教派别之间隔阂加深，从而爆发宗教徒之间的冲突，其结果就诞生了一批极端穆斯林分离主义分子。

　　在印尼的亚齐，前任政府在对待亚齐的自治问题上犯了许多错误。首先是1951年，中央政府把亚齐并入北苏门答腊省。其次，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印尼中央政府取消亚齐地方政府的自治权，恢复中央集权。第三，20世纪70年代初，在亚齐推行同化政策，用爪哇文化代替亚齐地方文化。第四，在亚齐强行推行世俗法律。以上政策的错误深深地伤害了亚齐人的思想感情，结果诞生了一批极端的穆斯林分离主义份子。

　　在泰国，政府1915年的教育法规定穆斯林儿童也要男女同校，这一不符合伊斯兰教传统的规定就激怒了泰南穆斯林。1921年以后，初级教育法的实施意味着当地伊斯兰教学校要被关闭，原来的宗教教师也将失去旧日的崇高地位。銮·披汶1938年颁布的强制同化政策更是引起了当地马来人的不满和敌视，教育署成为分离组织的第二大攻击目标（第一是警察署）。20世纪60年代，泰国政府继续在南部推行民族同化政策，规定马来族伊斯兰教学校—“波罗”必须在教育部注册备案，而允许注册的必要条件是“波罗”必须增加泰语和其他世俗课程。而公立学校不教马来语，甚至不把马来语作为第二语言。于是许多马来穆斯林将其子女送往马来西亚或中东留学，这些留学生中有不少人后来都成了分离组织的领导人。也有一些穆斯林干脆就不让孩子上学，以此拒绝同化政策。总之，泰国政府在语言、宗教和教育方面的同化政策成效不大，反而加深了民族隔阂，激化了民族矛盾。

　　在菲律宾，1946年，从美国的殖民统治下获得独立之后，政府为了解决北部地区土地和资源缺乏的问题，继续鼓励天主教徒向棉兰老岛地区移民，广大的穆斯林对政府的政策非常不满。50年代中期，在菲律宾南部的拉瑙、苏禄等地爆发了穆斯林上层人物领导的反政府武装起义。政府在调查了起义发生的原因之后，与1957年颁布了1888号法令，正式制定了对穆斯林的“整合政策”。“这一法令旨在以更快、更全面的方法实现非基督徒菲律宾人或者国家的少数文化集团在经济、社会、意识、政治上的进步；来把所有这些国家的少数文化集团真正、全面、永远地整合进政治实体。”“整合政策”的实质是企图采取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手段削弱，乃至抹煞穆斯林的民族文化，把穆斯林整合进菲律宾主流文化──基督教文化。^[1]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菲律宾南部的穆斯林认为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都受到中央政府的不公正的对待，穆斯林缺乏对菲律宾社会的认同感。

　　（三）国际上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影响

　　东南亚穆斯林极端派别深受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影响。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它是以穆斯林为主体，以反对西方的物质与精神文化冲击，重建穆斯林的文化认同，走“伊斯兰发展模式”为目标的一场社会运动。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各个穆斯林国家在经历了独立之后，开始摸索现代化的道路，但是这些伊斯兰国家在盲目的工业化和西化的过程中，陷入了政治的腐败与专制，产生了新的社会贫困，在世俗利益的驱使下，伊斯兰文化受到了西方文化强有力的挑战。其次，多次的中东战争，伊斯兰世界屡战屡败，使它们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创伤。20世纪70年代在以色列占领下的阿克沙清真寺，是世界穆斯林的第三圣地，但竟然遭到被焚的命运，这极大地触动了全世界穆斯林的敏感神经，引起他们极大的愤怒，因此，恢复伊斯兰往日的辉煌成为一种必然,一场席卷全世界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就这样开始展开了。

　　随着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发展，在国内处于主体民族的穆斯林，有时会在穆斯林的极端派的宣传和煽动下，在纯洁伊斯兰教和净化社会秩序诱人的口号下，进行排除异己甚至进行极端的恐怖活动，20世纪70年代，东南亚伊斯兰团就是在上述背景中产生的。

　　（四）阿富汗战争的组织作用

　　20世纪70年代末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后，东南亚国家的一些穆

　　斯林在“圣战”的感召下，奔赴阿富汗前线，加入到反抗前苏联的“圣战军”队伍中去。首先他们在巴基斯坦的伊斯兰经文学校学习极端的伊斯兰教义；然后学习使用各种先进的武器；再次学习如何安装炸弹。这些阿富汗圣战者在战争结束后，陆续回到自己的国家，成为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的骨干力量。

　　根据不完全统计，印尼大约有800名穆斯林去阿富汗参战。同时，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也有一些穆斯林极端派积极投入到“反苏”的阿富汗战争中去。战争结束后，他们大都参加了当地的伊斯兰极端组织，比如“圣战民兵组织”，“伊斯兰捍卫组织”，“阿布沙耶夫组织”，“东南亚伊斯兰团”等，从而成为穆斯林极端派别的一支重要力量。这些组织的特点是准军事化、隐蔽性强、行动暴力化，是对非传统安全的严重威胁。

　　（五）现政府的腐败

　　东南亚国家一些现政府腐败现象比较严重，造成社会不公正、政

　　府工作效率低下，这给一些具有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的政党以可乘之机。比如印尼被国际组织评为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之一，“合谋贪污”十分猖獗。马来西亚政府虽然积极反对腐败，但是由于推行“马来人优先”的新经济政策，腐败现象大肆泛滥。这样一来，在印尼和马来西亚就诞生了一批以反腐败、树立社会公正为名的极端伊斯兰政党，比如印尼的公正繁荣党和马来西亚的伊斯兰党。现在印尼新政府中，公正繁荣党不仅进入了苏西洛政府“团结内阁”，而且在国会中占有15%的议席。在马来西亚，伊斯兰党曾在丁加奴州和吉兰丹州获得选举胜利而单独执政，并一度成为马来西亚国会中最大的在野党。

　　

三

　　东南亚穆斯林的极端派的产生还有其社会基础，这些社会基础是其产生的深厚的土壤。

　　（一）社会道德败坏的冲击

　　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东南亚的政治、经济等方面造成了严重

　　的危机，贫富悬殊加大，社会道德风气遭到严重破坏。成立于1998年8月17日的印尼伊斯兰教捍卫阵线（FPI：FrontPembelaIslam）的创始人里齐克·哈利普认为：“现在国家危机的根源是道德的危机。”[2]它们的宗旨是“道德变革”，原则是“坚忍不拔，永不妥协。”他们经常以“道德卫士”自居，身穿长袍，手持大刀，出现在雅加达和一些大城市的娱乐场所，干扰娱乐场所的经营，甚至烧毁娱乐设施。

　　（二）伊斯兰教经文学校往往成为伊斯兰极端派别的活动中心

　　东南亚穆斯林的极端派别往往以某一伊斯兰经文学校为活动中心，向许多年轻的穆斯林宣讲极端的教义。由巴希尔领导的印尼圣战协会就是在阿尔·穆克明伊斯兰经文学校成立的。而印尼伊斯兰教捍卫阵线，则于1998年8月17日在南雅加达的阿尔·乌幕伊斯兰教经文学校成立。

　　在殖民时期，伊斯兰经文学校曾是灌输反抗殖民主义思想的阵地，但是现在穆斯林极端派别把宗教学校当成培训极端分子的基地。在马哈德· 阿尔再顿伊斯兰教经文学校，许多学生的家长都表示，他们的孩子在学校不学习经文，也不祈祷。“印尼的马哈德·阿尔再顿伊斯兰教经文学校是东南亚地区最大的伊斯兰教经文学校。这个由印尼伊斯兰教经文学校基金会管理的学校,被怀疑是传播邪教，并和印尼伊斯兰教国运动有牵连。”[3]

　　印尼伊斯兰圣战者组织解散后，其领导人表示：“所有的圣战者民兵在回到各自的家乡之前，必须到伊郝亚·乌苏那伊斯兰教经文学校报到。”[4]因为日后该组织将在该经文学校从事社会民事活动，然后在社会上进行宣教活动。在马来西亚的新山地区,有许多宗教学校,其中有一些是一些极端分子开办的。“过去几年来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出没的印尼巴厘岛爆炸案数名嫌犯，利用马国一所宗教学校作为基地，并向学生募捐，以展开杀死美国人的恐怖袭击活动。” [5]这所学校名叫鲁玛努尔哈金宗教学校，每年招收200名学生，现在每年增加到300人。其中一个极端分子名叫穆卡拉斯，是以为“杰出”的激励型的讲师，装置炸弹的经验很丰富，1999年，曾开办一所宗教学校，收容来自破裂家庭的儿童成为伊斯兰团的成员。

　　这些伊斯兰经文学校的校长或长老往往是极端派别的精神领袖。在伊斯兰团里，巴希尔是其精神领袖，他的言论对其信徒有极大的影响，可以说是一呼百应。在伊斯兰教里，“精神领袖”不是抽象的权威的象征，而是实实在在的现世权威。他们往往就是实践真主意志和宗教使命的、领导现实社会革命的政治权威。

　　（三）贫富悬殊成为其产生的温床

　　“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在东南亚的滋生是各国具体情况的产物，但贯穿于其中的主线是共同的，即丧失经济地位的感觉。”[6]在金融危机重灾区的印尼，其贫困人口曾一度占整个人口的30%，而当地政府又对这些贫困穆斯林缺乏应有的社会保障，因此许多贫困的穆斯林开始对政府绝望。他们往往在伊斯兰经文学校或清真寺找到精神上的“慰藉”，接受一些极端派领袖的“洗脑”，接受一些极端的教义，把贫困的原因归咎于西方或倾向于西方的当地政府，因此反政府、反西方成为这些极端派争取年轻穆斯林的精神号角。在东南亚爆发的多次恐怖爆炸案件中，一些贫困的穆斯林参与其中，他们成为“背包自杀袭击者”。他们这些“勇敢的行为”来自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他们接受了极端教义，相信死后可以上“天堂”，另一方面他们“牺牲”后，他们的亲属可以得到数量相当可观的“抚恤金”。

　　比如在印尼巴厘岛两次大爆炸中，根据现有的线索的，参与者大都是来自那些贫困的家庭。他们有的是街上的小商小贩，有的是偏远地区的农民，没有固定的职业和收入，生活没有任何保障。他们很容易受到极端分子的诱导和鼓惑。

　　

　　自美国9·11事件以后，东南亚穆斯林极端派别出现了分化瓦解、重新组合的趋势。

　　其一是从事武装暴力的穆斯林极端派，出现了分化的趋势。一部分穆斯林极端派开始放弃武装暴力活动，转向与政府合作，走向和平发展的道路。比如印尼亚齐的分离主义分子在2004年12月底印度洋海啸中损失惨重，开始放弃武装斗争，选择了与政府合作。2005年8月15日，印尼司法与人权部长哈米德·阿瓦勒丁与流亡瑞典的“自由亚齐运动”组织“总理”马利克·马哈茂德在赫尔辛基签署了和平协议。根据该和平协议，印尼政府和“自由亚齐运动”组织将相互结束敌意，该组织放弃长期以来要求的独立主张，并同意在3个半月的时间内解除3000人的武装组织，遣散军队。作为回应，印尼政府承诺在协议签订两周后对分离组织成员和政治犯实施特赦，并帮助亚齐地区在一年之内建立地方政党，实施选举。此外，印尼政府将于2005年底从亚齐撤出非地方性的军事人员和警察。从2006年5月31日开始，亚齐地区将在新法律的指导下实施治理。对于亚齐地区丰富的天然气资源问题，和平协议规定，亚齐地方将获得70%的天然气收益。“2005年12月27日，自由亚齐运动的发言人素夫颜·达乌德宣布，从今天开始，正式解散‘亚齐国军’（自由亚齐运动的军事组织）”。[7]这标志着“自由亚齐运动”彻底放下了武器，选择议会斗争，开始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而另一部分穆斯林极端派则继续朝着极端的道路走下去，与政府对抗到底，甚至选择了“爆炸、绑架”等恐怖手段。比如泰国南部的穆斯林分离主义分子和菲律宾南部的穆斯林分离主义分子与政府的冲突越来越激烈，实施的爆炸案不断。自2004年1月以来，泰国南部那拉提瓦、北大年和也拉3个府持续发生暴力事件，迄今已造成593人死亡。2003年3月4日下午，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连续发生3起爆炸事件。首先是当地时间下午5：20左右，棉兰老岛达沃国际机场发生炸弹爆炸，造成至少19人死亡，100多人受伤。数分钟之后，达沃市的一座公共汽车站也发生爆炸事件，所幸无人受伤。随后达沃附近的塔古姆市一座政府卫生部大楼又遭炸弹袭击，3人受轻伤。

　　一些极端穆斯林宗教狂热分子也出现了分化的趋势，他们当中出现了一些更加极端的狂热分子，其手段更加残忍、目标更加具体、行动更加隐蔽。比如从东南亚伊斯兰团分离出来的“康伯克集团”，经常参加印尼波索地区的“圣战”，他们杀害当地基督教徒的手段更加血腥，令人发指。他们的目标不仅是针对在东南亚地区的外国人，同时也包括本地区的“异教徒”。

　　其二是从事议会斗争的一些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政党，其在议会中的影响力也发生了分化。马来西亚的伊斯兰党自9·11以来，不仅丢掉了丁加奴州的政权，而且在国会的议席大幅度减少。虽然现在他们在吉兰丹单独执政，但是在州议会的议席与国民阵线只差一席，随时有可能丧失在吉兰丹的执政权。而印尼的情况刚好与此相反，一些伊斯兰政党在国会的议席则稳步增加，并且也加入到了苏西洛政府的执政团队之中。

　　

　　综上所述，东南亚穆斯林极端派别所赖以生存的政治与社会基础是长期历史积累的结果，也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如何清除这些消极的因素，是东南亚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所面临的一个共同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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