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由于东南亚是一个多种族、多宗教和多元文化的社会，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种族、地区和宗教等种种社会冲突。这些冲突都是在现代化陷入困境时爆发的，其规模和持续时间前所未有。这些冲突的背景扑朔迷离，错综复杂，但是宗教的因素，特别是伊斯兰因素无疑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在20世纪60年代末，马来西亚的现代化进入到一个转折关头。种族矛盾、阶级矛盾逐渐显现出来，社会呈现出不稳定状态，但是以马来人政党巫统为核心的马华印联盟执政霸主地位并没有受到任何挑战和动摇。1969年，在马来西亚第三次选举中，联盟党遭受了沉重打击，尽管它在国会上占据优势，但其议席却从1964年的89席下降为66席，选民的票数从总数的58.4%下降为48.%.。反对党民主行动党和人民进步党联合获得了25个席位，而马来人反对党伊斯兰教党获得了12个议席。这就使得执政的联盟党失去了三分之二的国会多数，而这种多数在过去使它可以随时对宪法进行修改，从而使它在马来西亚政坛上具有绝对的优势。很显然联盟党这种优势的丧失对反对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胜利。

　　1969年5月11日和12日，民主行动党和民政党的支持者（大部分为华人，少部分为印度人）在吉隆坡街头举行胜利大游行。他们在吉隆坡市区组成摩托车队、汽车队和卡车队浩浩荡荡到处示威。“在他们充满激情的庆祝中，一些人喊出了带侮辱性的口号，‘吉隆坡是我们的，马来人去死，马来人滚回乡村去。’据报道，一些示威者在马路上扔出几块猪肉，以示对马来穆斯林宗教文化的蔑视。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一支反示威的马来人队伍很快组成了。这支马来人队伍认为非马来人的挑衅就是对他们的宣战。正如同马来人所参加的历次战争一样，现在伊斯兰和穆斯林与非穆斯林正处在危险的口水战之中，因此有必要对这些‘狂热的异教徒’展开圣战。”[1]

　　这些马来人在雪兰莪州州长哈伦的官邸商讨应对计划，决定在5月13日下午7时携带刀矛等武器前往吉隆坡市区示威，如遇反对党的游行队伍的干扰就以武力对付。13日下午5时，民主行动党和民政党的支持者行至州长官邸开始叫骂时，官邸内聚集的马来人立即冲出去与游行者展开了搏斗，于是一场空前的血腥大冲突就这样爆发了，史称“5·13事件”。

　　下午7时45分，政府宣布实施24小时戒严令，并派军警进行平息事态。但因军警基本上是马来人，从5月13日到21日，吉隆坡地区许多华人的房屋和商店遭洗劫和纵火，华人死伤惨重，物质损失无法估计。

　　5月15日，最高元首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设立一个“国家行动理事会”，由副总理拉扎克任主任委员，总揽军政大权，接管政府，冻结议会，一切命令听从于“行动理事会”。

　　即便如此，蔓延在全国其他地区的骚乱仍然持续了2—3个月，并在全国各地出现不少马来人准军事组织。最后，“政府威胁要动用军队来对付马来人军事武装，因为这些极端的力量甚至反对巫统对其他民族采取温和态度。所以，尽管政府经过努力控制了局势，它却不能不为能够控制局势而担心。同时，巫统的领导人谴责反对党的领导人要求取消马来人的特权的呼声激怒了马来人从而激化了矛盾，因此，他们认为议会民主已不利于政治稳定，所以应该暂时终止。”[2]

　　“5·13事件” 暴露出各种族之间互不信任的情绪是如此强烈，而种族之间的裂痕是如此之深，以致可以随时演化成暴力冲突。根据国内外学术界的观点，这次冲突的本质“却是马来人并不满意他们在现代化中的地位，甚至也不满意这样的看法，即他们的主要作用是在政治领域而不能获得相应的经济和社会利益。而非马来人也对现代化进程中马来人的特权感到不满，他们并不认为少数民族在这个国家中只应该把自己的事务局限在经济和商业领域，而认为自己应该获得应有的与马来族平等的政治权力。”[3]在独立之初，在马来西亚政坛就定下了这样游戏规则，即马来人在政治上享有特权，而非马来人在经济和商业领域内享有平等发展的权力。但是“5·13事件”表明，这样的游戏规则要变，因此在1970年马来西亚政府就制定了推行至今的新经济政策，旨在提高马来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地位，缩小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的经济差距。

　　在这次冲突中，冲突双方主体都是年轻人，他们对现实不满，渴望变革。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次冲突可以说是马来西亚现代化进程未能满足各种族集团的不同阶级的人们对现代化期望的一种错位现象。但是年轻人由于思想大都不成熟，往往沉醉在狂热的气氛中，容易受极端思想的左右。“由于种族问题的各个侧面都受到激进分子的攻击，执政的温和派进行调节的活动余地相应受到限制。而更糟糕的是，在使追随者相信和解的必要性方面，温和派的能力受到削弱。每一次妥协都受到极端分子的嘲弄，其结果是高层领导人士的权威性受到破坏。”[4]在这种情况下，宗教的极端主义和行为在这场冲突中便起了粘连作用。

　　民主行动党和民政党的支持者在开始游行庆祝中，使用一些过激的含有种族歧视的言论，当然这里面包含着一些敏感的宗教成分，势必会引起对方的强烈反应。而在冲突中的马来青年使用伊斯兰教“圣战”的概念，把这场的冲突的残酷性、破坏性和持久性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因此，伊斯兰因素决不是这场冲突中的决定性因素，但是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冲突中的激情、投入和持久是伊斯兰因素在这场冲突中的外在表现。而在全国各地蔓延的冲突中，地方极端组织军事武装则是伊斯兰因素中极端主义的物质化。

　　

　　

　　马鲁古面积7万多平方公里，首府安汶。它北向太平洋，西靠北苏拉威西省，南向东帝汶，东依伊里安查亚，由1000多个岛屿组成。根据1995年的人口统计，它的人口为208.6万。居民中55%为穆斯林，41%为新教徒，4%为天主教徒。

　　马鲁古冲突始于1999年1月9日。当时在首府安汶市，一名基督徒和一名穆斯林发生纠纷，导致两个教徒械斗，造成一些人员的伤亡。从此，两种宗教信徒之间的冲突不断扩大和升级。据不完全统计，到2000年9月，这场冲突使得4000—10000人丧生。据估计这些死亡者40％在北马鲁古，40％在中马鲁古，20％在西南马鲁古，特别是在班达群岛、阿卢群岛和克伊群岛。”[5]此外，“86万人逃离家园，其中有28万人住在南马鲁古的难民营，7.8万人住在北马鲁古难民营。”[6]其余的难民只能逃到附近的苏拉威西省、西巴布亚和努山登加拉省。清真寺和基督教堂等建筑物大量被毁坏，财产损失巨大。

　　在大规模的冲突中，许多男人丧生，因此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也拿起武器参加战斗。据当地媒体报道，“有2000到4000名7岁到12岁的儿童参加了进攻‘敌人’村庄和保卫自己村庄的战斗。他们这支部队被誉为‘敏捷部队’”。[7]

　　这场冲突对马鲁古地区的破坏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其损失无法用准确的数字来计算。首先高等教育学校受到了严重的破坏。来自农村的穆斯林在圣战民兵的支持下，毁坏了马鲁古天主教大学校园、帕蒂穆拉国立大学校园和帕蒂穆拉工艺大学校园。“专家们估计冲突将使一代伊斯兰教徒失去受教育的机会。”[8]

　　其次，许多交通设施和生活设施遭到了严重破坏。“穆斯林正常生活需要2 年到3年，或许更长的时间才能得到恢复，然而在经济和教育领域由于遭受的损失更大，恢复需要更长的时间。”[9]

　　马鲁古的冲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99年1月到2000年4月底，基督教徒和穆斯林用自制武器和土制炸弹相互进攻，势力旗鼓相当。第二阶段从2000年5月至今，从苏门答腊、爪哇、苏拉威西等地来的圣战民兵参加战斗。他们带着现代化化的武器，和马鲁古的穆斯林军人结盟进攻马鲁古的基督徒。

　　印尼当地的一些媒体认为，引起这次冲突的原因是建立在传统习惯法基础之上的村社行政体制的崩溃；由于城市化，土地日益减少，一些缺乏教育的安汶流氓团伙的出现。他们还认为，武力文化是安汶文化的一大特色，它在这场冲突中扮演着重要大角色。“用武力来解决争端已在安汶人文化中扎下根。”[10]这件事情从安汶人抗荷战士把帕蒂穆拉供奉为反荷的英雄可以看出来，并且在荷兰统治时期，许多的雇佣军都是从安汶人中招募的。

　　笔者认为，发生这场冲突有各种原因和背景，其中主要有：

　　1.殖民主义时代的后遗症。今天的社会冲突与殖民主义者对马鲁古实施的分而治之的政策有密切的关系。16世纪初，葡萄牙人占领了马鲁古群岛，其目的是为了垄断那里的香料贸易。为了维护其殖民统治地位，他们还强制当地的居民信奉基督教，阻止伊斯兰教的传播。他们的殖民主义政策造成了马鲁古居民的宗教冲突。1565年，德那地苏丹海龙大肆屠杀基督徒，捣毁天主教会，直到葡萄牙人从果阿派来舰队镇压，那里的局势才恢复。

　　17世纪荷兰人占领了马鲁古群岛，他们沿袭了葡萄牙人的宗教政策，利用土著居民宗教信仰的不同，有目的地在各个地区和民族之间挑起纠纷，制造宗教对立。比如荷兰殖民者利用信奉罗马天主教和新教的米那哈沙族和安汶族，来反对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首先，他们在米那哈沙族和安汶族中实施奴化教育，培植亲荷势力，让他们在殖民主义官僚机构中担任公务员，为殖民者效劳。其次，他们还在这两个民族中，招募大量的雇佣军来镇压当地的老百姓，使信奉基督教的民族成了殖民主义统治的附属工具，这为基督徒与伊斯兰教徒的埋下了冲突的火药桶。

　　荷兰殖民统治者在大力传播基督教同时，极力贬低和压制伊斯兰教。荷兰殖民者当局鼓吹基督教是“优等民族的宗教”，把伊斯兰贬低为“低等民族的宗教”。美国学者史金纳指出：“与伊斯兰教不同，基督教会在荷兰人的统治下享有很高的威望。基督教同维新、进步和上等社会地位结合在一起。”[11]历史恩怨的积淀，世纪仇恨的种子在他们身上播种，一旦气候适宜，就会发出毒芽，直至危害生命。

　　2.苏哈托政府的错误政策。在苏哈托统治时代，政府制定了一些不利于当地民族和睦的政策。

　　首先是苏哈托的移民政策使大量的非安汶穆斯林移民来到马鲁古群岛，岛上人口的急剧增长，造成对农业用地和工业用地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这样各村之间关于土地界限的争端不断出现。荷兰统治时期，沙帕鲁阿岛有一个穆斯林村叫伊哈村，村的土地被邻近的基督徒村分割。现在伊哈村的村长要求举行会议来解决这个历史遗留的问题。另一方面，马鲁古的居民主要是信奉基督教的土著居民和信奉伊斯兰教的外省移民。这些外省移民都是在20年前移入的，他们人数众多，致使土著民在一些地方如安汶市成为了少数民族。这样一来就削弱了当地基督徒在传统的省一级政权的影响力。在苏加诺时代，马省省长和军区司令都是当地的基督徒。但是到了苏哈托时代，这两个重要的职位再没有由当地的基督徒担任。因此土著民在人口和宗教上受到了威胁。这是目前宗教冲突的客观因素。

　　其次是歧视性的经济政策造成的。在苏加诺时期，马鲁古兴建了一些国家级的建设工程，比如造船厂、海洋学院、制糖厂等。此外，在内阁里还有几位安汶的基督教徒，其中有一位从事印尼第一代核研究。然而在苏哈托时代，情况完全变了。一个又一个国家级的建设工程，要么被撤消，要么被迁移。造船厂迁移到泗水，变成海军造船厂。制糖厂被撤消，后在东爪哇重新兴建。海洋学院变成了雅加达国家海洋学院的分院，所有的实验都被停止。马鲁古的许多资源却被外岛人大肆掠夺。起初班达海的捕鱼权被政府租给日本公司25年，后来遭到许多渔民和大学生抗议，才在1987年收回。苏哈托家族的许多公司在马鲁古都有经济利益。“外省移民由于受惠于政府的特殊待遇，逐步在经济上占据了主导地位，土著民感到自己被排斥在经济发展的主流之外，心里总感到不平衡。经济上的差距，加上政府官员贪污成风，肆意搜刮当地的土地资源，致使土著民的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导致宗教、种族冲突不断发生。”[12]

　　3.极端穆斯林分子和少数政治家推波助澜。2000年1月7日，在雅加达的国家纪念碑广场上，亚齐的“新伊斯兰教国运动”的积极份子阿尔•凯达尔组织宣讲运动，有4万到10万人参加。宣讲运动呼吁所有穆斯林到安汶进行圣战。出席的有人协主席阿敏·赖斯、现任副总统哈姆扎·哈兹和富瓦德·巴瓦兹尔，以及22个穆斯林军事组织。[13]

　　“圣战民兵组织的支持，不仅有维兰托派在陆军和空军的支持，而且有警察和海军在暗地里支持。尽管瓦希德总统向所有的陆军和警察下命令，阻止圣战民兵离开爪哇，但是那时东爪哇的司令巴荷蒂亚尔少将却放任这些圣战民兵从泗水乘伯尔尼船和林加尼船到安汶参加圣战。”[14]参加马鲁古圣战的穆斯林都是瓦哈比派，圣战军司令贾法尔·乌马尔·塔立普，也是也门沙拉菲运动在印尼的传教士。印尼的一些媒体报道，“马鲁古的主体穆斯林，同圣战者民兵组织和正义党有密切的关系。”[15]

　　印尼的圣战民兵参加战斗也有国际伊斯兰的背景。“圣战民兵组织参加反抗基督教徒的战争，源于2000年一则伊斯兰教令。这项教令的起草人之一是来自也门沙拉菲运动的宗教教师沙·穆克比·瓦迪。这项教令特别号召穆斯林到马鲁古参加圣战，而不是在印尼的全境。”[16]

　　总之，马鲁古宗教冲突的历史根源是殖民主义分而治之的政策，它使得穆斯林与基督教徒一直存在心理隔阂。独立后，苏哈托政府采取的移民政策，穆斯林人口和基督教徒人口不相上下，加剧了那里的紧张局势。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为这场冲突提供了合适的气候环境。伊斯兰极端思想为那些圣战者起到了精神召唤的作用，而某些政治家和投机分子又以伊斯兰为幌子把这场冲突复杂化。其实上述冲突是马鲁古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矛盾激化的结果，宗教冲突只是其外在的表现形式，伊斯兰在其中扮演着催化剂的作用。

　　

　　冷战后，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在全世界各地浩浩荡荡、此起彼伏，对各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造成了巨大影响。分离主义运动的特点之一就是附着于一定的宗教，甚至以宗教为旗帜，以宗教教义为思想武器进行一定的斗争。印尼亚齐的分离主义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方面的特点。

　　在印尼，亚齐被称为“麦加的走廊”。因为亚齐是伊斯兰教传入最早的地区，其伊斯兰教传教活动频繁。亚齐位于苏门答腊的北部，是马六甲海峡的出口处，其经济和军事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亚齐现在成为印尼的一个特区，人口为410万，面积为5．5万平方公里。首府是班达亚齐，民族是马来族中的亚齐部族。他们98％信奉伊斯兰教。

　　亚齐的自然资源丰富，土地肥沃，森林覆盖率为75％。盛产石油、天然气、橡胶、金矿、白银和木材，是印尼天然气资源蕴藏最为丰富的省份之一。

　　但是，就是这个富饶的自治省，现在却是满目疮痍，哀魂遍野。1999年一位参与绝食的亚齐大学生说，“亚齐现在是一个没爹没娘的孩子，不知道向谁求助。”[17]这场灾难的始作俑者就是亚齐分离主义分子。

　　亚齐分离主义运动由来已久，这场运动的核心是穆斯林游击队和伊斯兰独立运动的积极分子。在印尼共和国独立后不久，亚齐就成立了伊斯兰军，他们同政府军进行了长达8年的战斗，直到1962年，通过与政府的谈判和妥协，才基本上放下了武器。1976年，以迪罗为首一批亚齐分离主义分子建立了独立运动组织�亚齐苏门答腊民族解放阵线，并宣布亚齐独立，组建了临时政府。在苏哈托政府的铁碗政策下，这些独立运动的领导人流亡海外组成流亡政府，继续领导国内的独立斗争。他们还招募一批人去国外接受军事训练。90年代，这些独立的领导人重返印尼，并同政府军发生大规模的对抗，迫使政府实施军管。1998年，哈比比政府取消军管，并向亚齐人民道歉。这使得亚齐的分离主义运动势力重新抬头，亚齐也因此进入了一个更加动乱的时期。据不完全统计，至1999年底，已有500多人在动乱中丧生，100多所学校被烧，亚齐这个时期的损失比军管时期的更为严重。

　　那么，“亚齐独立运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亚齐独立运动”成立于1976年12月4日，其领导人是哈山·迪罗，与此同时成立武装组织亚齐—苏门答腊民族解放阵线。它的理由是：1873年3月26日，荷兰人向亚齐人宣战，亚齐人从来没有低头成为荷兰的殖民地，亚齐从来没有把主权交给荷兰人，亚齐是独立的并拥有主权，和印尼是分开的一个国家。他们的逻辑是荷兰人在1873年向亚齐国宣战，而不是向印尼宣战，因为那时根本不存在印尼这个国家，荷兰人被打败后，从亚齐国撤出。对此，印尼乌里玛协会亚齐分会的主席阿里·哈沙米驳斥道：“为什么你们宣布亚齐独立是在1976年，而不是在1873年呢？”显然他们的逻辑是站不住脚的。“亚齐独立运动”的口号是“为爪哇的外国人而战斗”。他们视自己是印尼权力中心——爪哇岛的外国人，受到了中央政府的冷落，因此要求独立。1989年该运动开始发展壮大。哈山·迪罗拥有美国国籍，他和一位瑞典人结婚并定居在那里。他担任许多跨国公司的顾问，寻找各种资金来支持独立运动。他招募逃到马来西亚的亚齐人进行培训，然后把他们带到利比亚进行军事训练。“他们在那里被洗脑，如果是亚齐人，就去掉亚齐人的所有性格，剩下的只是恐怖主义的头脑。”[18]

　　1994年，“亚齐分离主义运动”分裂成两派。一派以哈山·迪罗为首，其斗争纲领从伊斯兰转向世俗化，目的是消除外界的顾虑，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另一派以是胡翟尼为首，其奋斗纲领是在亚齐建立伊斯兰教国。后者的追随者比前者少。现在他们至少有15000名会熟练使用各种武器的自由独立游击队战士。

　　“亚齐独立运动”发展到今天，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具有国际背景。一些独立运动的战士把印度的锡克教分离主义分子和菲律宾摩洛穆斯林解放阵线使用的俄罗斯产的AK-47武器，通过柬埔寨，经泰国的南部和马来西亚偷运到亚齐。“泰国北大年解放运动、阿富汗的塔里班和本·拉登都参与了培训亚齐独立运动的游击队战士的活动。”[19]

　　此外，当地不少大学生的大力支持也是“亚齐分离主义运动”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亚齐的不少大学生，不仅在道义上对亚齐独立运动进行支持，而且不断进出伊斯兰经文学校，帮助分离主义分子招募宗教学生并进行军事训练。其结果是使数千亚齐居民，特别是宗教学校的学生参加到亚齐分离主义运动的队伍中来。“仅在皮蒂县，1998年年中，就有2000名当地正式居民加入到亚齐分离主义运动中。”[20]

　　“亚齐分离主义运动”还有一个如意算盘，就是不断地扩大难民的人数。如果难民的人数达到一定的规模，那么国际社会将会出面干预，这样一来，亚齐问题就国际化了。因此不断地破坏当地基础设施成为他们战略的一部分。“有人故意给亚齐人的生活制造困难。在近三年内，亚齐人民不仅受到肉体的折磨，而且受到精神的折磨，寻找生计十分困难。电力和电话通讯中断。几乎一半的亚齐人过着六个月的漆黑的生活。”[21]根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亚齐的难民人数达到了11万人。”[22]

　　让亚齐人心有余悸的是，亚齐三次成为军事管制区。第一次是从1953年至1959年，为期6年；第二次是从1976年至1986年。在这两次行动中，中央政府军对亚齐的分离主义分子进行了大规模的镇压和围剿，一些分离主义的领导人纷纷逃往瑞典或其他邻国避难。中央政府军的第三次行动是从1989年至1998年，重点在皮迪、北亚齐和东亚齐进行大规模清剿。1997年初，印尼军方查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并击毙了北亚齐分离主义运动的头目，从此“亚齐的分离主义运动”开始进入低潮。 “根据亚齐社会自立委员会的统计，在亚齐的军事管制时期，在亚齐的寡妇达到1480人，而孤儿则达到了6000人。”[23]

　　苏哈托政府下台后，印尼政府军的一些违反人权的事件被媒体暴光。据报道，到哈比比政府1998年8月7日取消这个“军事管制区”为止，共有8817名亚齐人被杀害，3430人受迫害导致终身残疾，209名妇女被奸污，680间房屋被焚烧。人权组织调查显示，在这期间，共发生7000件侵犯人权的事件。[24]在军事统治时期，军队滥用职权，从恐吓到绑架，从强奸到屠杀，严重践踏人权，据不完全统计，死亡、失踪和受拷打的人数至少在2000人以上。在“改革时期”，三位总统都承认军队在这期间所犯的罪行，并向亚齐人民道歉。

　　亚齐的分离主义运动有其经济方面的原因。过去在苏哈托政府时期，中央政府只顾从亚齐的丰富的自然资源上获得利益，而不认真地采取措施改善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亚齐每年天然气出口占整个印尼天然气出口的1/3，仅1998年就达13亿美元。1997—1998财政年度，亚齐的天然气资源给中央财政的贡献为45亿美元，而亚齐的地方财政只有2140万美元的收益。由于资源的收益严重失衡，使得亚齐地区的交通、教育、医疗等基本建设十分匮乏，地方经济难以得到发展。根据统计，亚齐有5560 个乡村，其中2200个乡村是贫困村。[25]根据印尼《罗盘报》报道，“1999年亚齐的贫困人口比例低于全国平均值，即21.72%(88万人)。但是到了2001年，其贫困人口占总人口（420万）比例达到了33.24%(即130万人)。”[26]

　　为了平息亚齐分离主义运动，印尼中央新政府对亚齐采取了一些妥协的和平解决办法。1999年12月6日，政府决定加快实施10月份印尼人民协商会议通过的给予亚齐广泛自治和特别地区待遇的法律，根据这项法律，除国防、外交等由中央政府负责外，亚齐享有其他方面的自治权，比如可以自行选举省长和县长，可以有限地实施伊斯兰沙里亚法律等；25%的资源上交国家，其余由亚齐自由支配；政府在2000年财政年度预算中，决定给亚齐增加项目拨款50.8%。

　　2002年，印尼中央政府与亚齐独立运动的领导人达成和平协议，由印尼国民军、亚齐独立运动军、东盟维和部队三方组成和平监督组，对亚齐的局势进行共同监督，以维护亚齐的和平。2002年12月24日，有18名泰国的维和军官抵达亚齐，在此之前，已经有7名来自菲律宾和泰国的维和军官抵达亚齐。“2002年12月3日，欧盟答应给东盟维和部队230万欧元的第一批援助，第二批援助款项将在三个月后筹集。”[27]2005年7月17日，印度尼西亚政府与亚齐分离主义组织“亚齐独立运动”已在芬兰的赫尔辛基达成和平协议，以结束双方长达29年的对峙，8月15日双方正式签署和平协议。

　　从亚齐分离主义运动来看，运动的起始阶段，伊斯兰因素扮演着主要角色，建立独立的“伊斯兰教国”是该运动的最高目标，而广大的青年穆斯林则是运动的主体。但是，在该运动发展的后续阶段，伊斯兰因素就逐渐被淡化了，取而代之是独立或自治的政治目标。

　　

　　

　　2002年10月12日星期六夜晚，在印尼巴厘岛的萨里夜总会（Sari Club）

　　和帕蒂酒吧（Paddy’s Bar ）发生爆炸案，造成216人死亡，309人受伤。这次爆炸案是亚洲规模最大、死伤最多的一次恐怖活动，许多传媒称之为亚洲版的“9·11事件”。

　　印尼的巴厘岛素有“人间天堂”的美誉，这里的古老的印度神庙、优雅的艺术、细洁的海滩、葱绿的花草和清新的空气令人目不暇接、流连忘返。它是遐尔闻名的国际旅游胜地。许多国际会议都在这里召开。巴厘岛每年接待300万游客，为当地赚取大笔外汇。但就在这个安宁、祥和之岛，竟然发生了惊天恐怖大爆炸。毫无疑问，这是恐怖分子精心选择的，就像选择纽约的世贸双塔一样，恐怖分子要在人们以为最安全、最繁荣的地方给文明世界以沉重打击。

　　巴厘岛爆炸案，直接影响了印尼经济乃至东南亚经济，对现代化进程的破坏作用是十分明显的。这种破坏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毁灭性的。

　　首先，使区域的货币跌势惨重。印尼盾、新加坡元、菲律宾比索、泰铢等区域货币在爆炸发生后的几天里是跌幅最惨重的货币。在巴厘岛爆炸案前，美元对印尼盾的汇率为1:8500，爆炸案后下降为1:9260盾。新加坡元、菲律宾比索、泰铢汇率的跌幅在3—5%。

　　其次，沉重打击了航空业。印尼鹰记航空公司损失较大。在巴厘岛爆炸案之前，该航空公司60%的国际航线是来往于巴厘岛与国外。其中，巴厘岛飞欧洲每周9班，飞日本每周20班，而飞澳大利亚最多，每周20班以上。在巴厘岛爆炸案后一周内，乘客减少了40%，飞欧洲和日本的乘客各自减少了25%。[28]

　　再次，对旅游业打击很大。 根据瑞银华宝的调查，“2001年印尼的旅游外汇收入达58亿美元，相当于印尼国内生产总值的4%，开始接近亚洲金融危机前的水平，即1996年的63亿美元。” [29]巴厘岛事件后，该岛的游客剧减，宾馆的空置率为70—90%。2002年10月13日，巴厘岛入境游客为4423人，第二天降为2922人，第三天减为1486人。而离开巴厘岛的人数每天在5000人左右。[30]这样，旅游从业人员大都失业了。在印尼，旅游业为1200万印尼人提供就业机会。太平洋亚洲旅游协会印尼分会主席阿利斯泰尔·斯皮尔斯说：“旅游人数下降100万可能意味着将有100万人失业。”印尼现在经济处境艰难，失业率为8%，每年有200万新生劳动大军。[31]旅游业的打击将使印尼的就业市场雪上加霜。

　　最后，影响了经济增长速度。印尼财长布迪诺表示，“巴厘岛爆炸案将带来压力，使印尼的经济增长低于较早时的预测。” [32]较早前预测，印尼今年的经济增长率为3.4—3.8%，但现在已被调低为3.1%至3.3%。印尼现在还没有完全摆脱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衰退而达到经济全面复苏。

　　巴厘岛爆炸案的受害者涉及到多国国民，因此成立了多国联合调查小组。

　　根据调查小组的调查，警方已经锁定了12个嫌疑犯，目前有7人被逮捕。根据现有的线索，巴厘岛爆炸案是伊斯兰极端组织— 伊斯兰祈祷团所为。那么伊斯兰祈祷团是一个怎样的组织呢？

　　伊斯兰教祈祷团（Jamaah Islamiah ），成立于20世纪40年代，宗旨是在跨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菲律宾建立“伊斯兰教国”。现在印尼政府没有公开承认该组织的存在。不过最近新加坡政府发表了有关该组织的白皮书，视该组织为本地区安全最大的威胁。印尼刚刚独立，该组织就与政府军多次激战，实力大为削弱，60年代初期开始衰落。70年代初，为了对付日益强大的军方势力，该组织得到苏哈托政府的扶植，由于势力发展很快，受到政府的打压。

　　该组织的精神领袖是现年64岁阿布·巴卡尔·巴希尔。他出身在东爪哇的佐邦格镇的摩佐恭村，其妻名叫艾莎，有三个儿子，大儿子现在沙特麦加留学。在80年代中期，由于他极力反对建国五基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坐了7年的牢。1985年逃到马来西亚的森美兰州的瓜拉蒂拉，成为永久居民。1999年他回到印尼，在日惹创办了印尼伊斯兰教圣战理事会，自任主席。该理事会在印尼的东爪哇、西爪哇等19个省份有分会。他同时也是他1970年创办的阿尔·穆克明伊斯兰经文学校的校长。“他承认，他对代表穆斯林的拉登反抗美国傲慢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表示赞赏。”[33]2002年马尼拉火车爆炸案，马来西亚政治人物谋杀案，以色列驻新加坡使馆爆炸案和菲律宾驻印尼使馆的爆炸案等恐怖活动都与该组织有关。2002年10月19日，巴希尔因涉嫌策划上述恐怖活动而被警方逮捕。该组织的行动首领是汉巴里，1966年出身于西爪哇，80年代遭到苏哈托政府的通缉，逃到马来西亚，定居在雪兰莪州一个海边小镇。现在该组织被联合国和西方国家列为恐怖组织。

　　伊斯兰教祈祷团组织严密、军事化程度高。他们一般4人一组为一个细胞组织，并分成恐怖行动筹划班、预先检查班、筹措班和执行班等。他们同东南亚其他地区的伊斯兰极端组织联系紧密。“菲律宾的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从伊斯兰教祈祷团获得资金和情报，同时帮助伊斯兰教祈祷团在棉兰老岛进行军事训练，泰国的穆斯林分离主义组织则向伊斯兰教祈祷团提供武器。”[34]

　　伊斯兰教祈祷团是伊斯兰极端主义的组织化。伊斯兰教极端主义产生于伊斯兰复兴运动的背景之下，它有明确的政治主张。首先，驱逐穆斯林国家里的美国人。他们认为，美国人掠夺他们的石油并败坏了他们的社会风气；其次，要对他们采取“圣战”，杀死所有的美国人；再次，建立一个严格实施伊斯兰教法的跨地域、跨民族的伊斯兰教国家。随着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发展，在国内处于主体民族的穆斯林，有时会在极端组织的宣传和煽动下，在纯洁伊斯兰教和净化社会的诱人口号下，排除异己甚至进行极端的恐怖活动。这些组织往往在宗教的旗帜下，干着非宗教的勾当，实际上是政治上的需要。

　　伊斯兰极端组织是这些极端思想的组织化,由一群具有伊斯兰极端思想的人，通过恐怖手段进行地下军事活动，以达到建立由苏里亚法律管理和统治的伊斯兰国家。但是“恐怖主义活动并不是伊斯兰世界的产物，也不是伊斯兰世界的特有现象。”[35]“恐怖主义以暴力为特征，它主张采用暗杀、爆破、绑架、劫持、纵火等非常手段，从事对个人或社会有目的的恐怖活动。它危及人身安全、破坏社会财富，使人们产生恐惧心理。给社会造成不安定因素。”[36]

　　但是伊斯兰极端主义并不完全等同于恐怖主义，它们只是在一些特定的事件、特定的地点中重叠了。在这次巴厘岛爆炸案中，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在精神上起到了推动作用，而伊斯兰祈祷团则起了执行者的作用。

　　

　　

　　在东南亚，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是最具有影响的伊斯兰国家，伊斯兰因

　　素在政治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马来西亚，马来人和非马来人经济地位的差距与非马来人二等公民的政治地位是“5•13事件”爆发的根本性原因。但马来穆斯林是这场冲突的主体和强势力量，而伊斯兰教在一定程度上在这场冲突中扮演着催化剂的角色。

　　印尼教会联合会危机与分析中心的协调员迪基麦鲁哇分析马鲁古紧张局势

　　的原因时指出：“主要原因是有垂直的（全国性的）方面利用宗教情绪引发冲突。有人说这是由于经济差距和社会阶级造成的，但是如果没有背后的作政治操纵，不管经济和社会差距如何大，都不可能引发暴乱。显然有个中心在幕后操作，这个中心可能是政府、军警或政党。”[37]那么，宗教因素如何影响社会冲突呢？

　　在印尼，伊斯兰、军队和世俗的民族主义者是左右印尼政治局势的三股政治势力。在社会的冲突中，这三股势力历来都表现出其实力。

　　在马鲁古冲突中，背后的伊斯兰势力充当主要的角色。首先，参加这场社会冲突的主体是穆斯林。虽然这场冲突是马鲁古的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的冲突，但是在冲突的第二阶段，穆斯林完全占据了冲突的主体。其次，冲突的精神武器是伊斯兰。由于“圣战”的号召力，来自外岛参加圣战的穆斯林不断增加。在驱逐“异教徒” 和参加“圣战”可以升天的精神感召下，于是伊斯兰教便成为这场冲突中穆斯林战斗的精神武器。而军队在这场冲突中，虽然扮演中间者的角色，但是它是穆斯林的坚强后盾。穆斯林作战的武器、线路的掩护和人员的培训等都与军队有密切的关系。军队势力在一定程度上讲，大都是苏哈托时代的既得利益者。随着印尼民主化不断深入，军队“双重职能”将会大大降低，因此对他们来讲，地区冲突的加剧将给他们在政治上增加“东山再起”的机会。以瓦希德和梅加瓦蒂为首的世俗民族主义者扮演着真正的中间者的角色。他们反对任何形式的武力，包括所谓的“圣战”，主张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冲突。但是由于世俗民族主义者在国会中并没有占据绝对的多数，因此他们在冲突中充当制约角色的影响毕竟有限。总之，在马鲁古的冲突中，伊斯兰势力与军队势力结合在一起，成为冲突中具有决定性的力量。

　　在亚齐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中，伊斯兰分离主义势力是冲突中的弱势力量，它是冲突中的主动者，同时又是被动者。世俗的民族主义者与军队结合在一起，在冲突中是强势力量。在这场冲突中，伊斯兰分离主义势力要建立独立的达鲁伊斯兰国家，这显然与世俗民族主义者的利益是背道而驰的，而军队充当了世俗民族主义者的执行者。因此在这场冲突中，伊斯兰分离主义势力遭到了重创，而由于存在许多违反人权的记录，军队的势力也下降了，世俗民族主义的影响得到了提升。

　　但是，印尼世俗民族主义政府的政策失误是导致亚齐局势被动的主要原因。当印尼共和国刚刚独立的时候，亚齐的伊斯兰教领袖最先表示拥护。当时亚齐人民还捐献了50公斤黄金，并买了两架飞机送给印尼中央政府。

　　印尼中央政府犯了几项错误：第一个错误是，1951年，中央政府把亚齐并入北苏门答腊省。亚齐人民要求脱离北苏门答腊省，建立亚齐自治省，但遭中央政府的拒绝。于是亚齐分离主义运动就应运而生。第二个错误是，60年代的上半期，中央政府取消亚齐的地方自治权，恢复中央集权。第三个错误是，在70年代末，苏哈托政府在亚齐推行同化政策。根据1979年第5号总统法令，带有浓厚的爪哇文化气息的制度开始在亚齐推行，亚齐本身的风俗和教育文化特色逐渐受到排斥。第四个错误是，苏哈托政府在推行民事法的过程中，未能适当地处理亚齐当地的伊斯兰教法规问题。在旧秩序时代，中央政府容许亚齐人民在自己的地区按伊斯兰教法规办事，主要在结婚、离婚、和解和遗产四项问题上按照伊斯兰教法规行事，其余按照国家法律来处理。而苏哈托时代在亚齐地区推行世俗的民事法。比如，在遗产方面，伊斯兰教法规定“家长”的兄弟有权继承遗产，而民事法规定只有“直系子女”才有权继承遗产。在社会道德方面，伊斯兰教法规定禁止娼妓、赌博和饮酒，但世俗的民事法就没有此规定。因此，世俗的民事法在亚齐的推行造成了一些社会冲突。[38]

　　印尼总统梅加瓦蒂是世俗民族主义的代表，她极力主张在亚齐维护和平并保持印尼的领土完整。2002年9月25日，梅加瓦蒂在出席亚齐第四届风俗习惯大会上表示：“为了在一个完整的印尼大家庭中，为了在亚齐建设安全、和平的生活，我愿意同亚齐人民一道做任何事情。”[39]印尼国民军军区司令尤素夫少将表示，“印尼国民军支持通过研究习俗来解决武装冲突的亚齐问题。”[40]亚齐的风俗就是当地浓厚的伊斯兰教习俗。因此，尊重当地的伊斯兰教风俗是解决当地社会冲突的一个重要途径。

　　现在不少大学生组织要求政府召集一些有社会影响的乌里玛，帮助政府解决亚齐问题。从2002年开始，中央政府容许亚齐实施伊斯兰教法。在亚齐，穆斯林人口占特区总人口的97%，亚齐又是印尼伊斯兰教传入最早的地区之一，保守的伊斯兰势力有很雄厚的群众基础，看来通过一些伊斯兰力量，解决亚齐的独立问题不失为一个良策。

　　但是解决亚齐问题单靠伊斯兰教，是远远不够的，其问题关键是如何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减少贪污腐化，使地方政府与当地人民建立起一种信任感。其次，减少外国极端主义势力的渗透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而在巴厘岛爆炸案中，伊斯兰极端主义和组织的作用不可小视。正如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所认为，“东南亚极端组织的目的是要造成种族和国内冲突，在混乱的局势中夺取政权。所以他们的目标，不管采取什么手段，就是要造成国内的冲突，造成种族和国家之间的冲突。在这场权力斗争中，精神的力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41]因此，毁灭极端主义产生的土壤将是今后一项艰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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