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对民族文化持基本否定态度的激进的观点，和主张肯定和继承民族文化的温和的观点，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所起到的作用有所不同。二战后东亚社会的发展，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现代化建设须以自己的民族文化为根基，传统在现代性中继存，新的社会形态必然受到历史背景和民族感情的制约。

　　【关键词】东亚现代化民族文化

　　东亚地区激进主义的终结

　　近代以来，在现代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上，东亚学术界存在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激进主义的观点主张彻底摈弃传统以拥抱现代西方文明，保守主义的观点则强调民族文化对民族国家生存的重要意义。

　　日本在明治维新初期否认传统文化的激进观点盛行一时。不但福泽谕吉等学人主张彻底放弃旧文化，全盘西化，“脱亚入欧”，当政者也有心“在亚洲造成一个与泰西文明情同手足的兄弟之邦。” 但不同的声音一直存在。国学派的三宅雄次郎、志贺重昂等人担心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固有民族精神会丧失殆尽，竭力宣扬“日本主义”，提倡保全国粹。甚至当时享有“东方卢梭”美誉的中江兆民，也对“崇外卑内主义”的流行表示忧虑，认为这种“浮躁和轻薄”的结果必然是“没有独创的哲学，在政治方面没有主义”。[1]

　　中国关于现代化与民族文化关系的争论延续了更长的时间。“五四”时期，有“东西方文化论战”；20世纪30年代左右，有“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之争；20世纪80年代，则有“传统与现代”的大讨论——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以《河殇》为代表的文化激进主义如火如荼，其基本主张就是以儒教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乃是导致中国社会数千年裹足不前的元凶。[2]到了90年代，又有了所谓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间的对垒。

　　对于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这两种社会思潮，有的学者给出了相对肯定的评价。[3]王元化说：“我反对对于那些因改革屡遭失败与社会过于黑暗而成为激进主义的革命者加以嘲讽，他们往往是很高尚的，他们为此付出的巨大牺牲也往往能够启迪后人。”[4]陈来则说：“反传统主义希望义无反顾地甩掉历史文化的包袱，大力推进中国走向世界的步伐；反—反传统主义则主张在社会改革和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保持文化认同、承继文化传统，发扬民族精神。而在整体上看，这两方面都是中华民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张扬其生命的不同侧面。”[5]但我的主张是具体的情况应该具体分析，不宜一概而论。在保守的势力过于强大，万马齐喑的情况下，激进主义具有更多的正面意义。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不但激进主义的产生有情可缘，且也只有过激的思想才容易更多地引起人们的注意，具有振聋发聩的效果。“五四”运动时提出的“打倒孔家店”口号，就需要从这个角度加以理解。而在西化思潮占据了主导地位，民族虚无主义甚嚣尘上时，温和、守的观点更具有积极意义。如在20世纪80年代末，几乎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开始朝西方看齐，中国国内对美式的“自由”、“民主”的鼓噪也呈现出排山倒海之势时，就十分需要强硬而稳健的主张做中流砥柱。

　　在东亚，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本身潜伏两种危险倾向。在许多情况下，保守主义与专制主义之间具有内在联系。过分强调民族传统，无异于为专制主义张目。明治维新时期，受保守主义思潮影响，日本政府在大力推行“文明开化”的同时，又把神道教确定为国教。1890年，明治天皇亲颁的《教育敕语》规定：“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其美，此我国体之精华，而教育之渊源亦实存乎此。”正如罗荣渠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日本在推行西方式资本主义海外扩张时，利用了传统的神道教和武士道精神，抑制了自由民权主义的发展，结果导致了比西方扩张更急暴的现代军国主义发展道路。”[6]

　　韩国、印尼、菲律宾、缅甸等东亚国家在二战后获得独立初期都曾尝试实行西式的政治制度，但都相继遭受失败与挫折，表明如果一个国家听从与西方文明具有较多联系的激进主义的主张，置本国历史文化的发展状况于不顾，盲目照搬西方政治模式，其结局必然是陷入混乱与失序。冷战结束前后，激进主义甚至有可能自觉不自觉地扮演了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推广的所谓“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的“全球战略”的排头兵的角色。任何国家、民族的问题最终只能靠自己的人民来解决，把解决一个国家和民族问题的希望寄托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与民族身上都是非常危险的。在冷战结束前后的国际背景下，如果东亚发展中国家听信国内激进主义的鼓惑，在政治经济体制上照搬西方模式，所谓现代化难免成为“美国化”，成为对美国民族文化无条件的依附，其结果只能是重蹈苏联东欧国家的覆辙。

　　在东亚近代以来的思想史上，激进主义大都扮演了主动的、主导的角色，而保守主义则通常表现为对激进主义的回应和抗争。这就使东亚近代以来的思想史更多地带有“启蒙和批判”的色彩：轻视、否定自己的传统，即使对传统有所肯定，也是在西方现代性的意义下寻找。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东亚的现代化道路漫长而曲折。当落后国家的知识分子对自己所处的环境强烈不满时，很容易将在他们看来比较先进的国家与制度理想化，而这种对先进文明无条件认同的态度，往往会使人们失去自我独立判断的能力。[7]激进主义在“五四”时期盛行，其政治原因中国社会环境太黑暗，改革运动一次又一次失败，使人们容易产生一种急躁的情绪。由于封建社会的解体，西学的输入，传统文化面临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和挑战，在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上往往出现了一些趋向极端的偏颇看法。[8]20世纪中国文化中有关“传统与现代”的争论，同样是相伴于中国现代化曲折进程的产物，是以当时社会普遍的“现代化受挫感” 为基础的。[9]

　　迄今为止中国现代化取得的成就，可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激进主义在东亚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经济成功是文化优越的一个证明，并能带来文化在更高层面上的复兴。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导致民族自信心的增强和鄙薄传统文化的浮躁心理日渐消退，因为这一发展本身逐渐证明中华文化养育的中华民族完全有能力实现现代化，证明一个世纪以来的文化自卑感和民族自卑感是完全错误的。目前中国已经进入罗斯托所说的经济起飞阶段：“稳定增长的障碍和阻力得以最终克服，促进经济进步的力量扩大了并且开始支配整个社会。增长成为正常状态。”在这个阶段，“社会和它的经济的先前发展引起一种积极的、持久的和不断自行加强的反应”。[10]这使得中国现代化屡屡受挫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现代化对于中国人来说，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如何快速和稳妥的加以实现的问题。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快速增长，今天很少再有人把现代化受挫的满腔怨气喷向中华民族先贤创造的古代文化。尽管对传统仍然需要有理性的分析和对其中消极成分的批判，但那种把中国文化说得一无是处的论点，对人们已经没有说服力了。人们更为关心的是如何发挥传统的积极性和优秀精华。“与20世纪‘批判与启蒙’的基调相比，我们迎来的是一个‘创造与振兴’的新的时代。”[11]

　　中国是东亚人口最多的国家，它在东亚历史与现实中所占有的地位决定了它的现代化的成功具有更为深远的历史意义。中国现代化的成功，能够成为东亚地区现代化成功的标志；中国的激进主义，基本上也是东亚最后的激进主义。

　　东亚现代化的精神动力源泉

　　罗荣渠先生指出：“就现代化的动力而言，主要应是现代西方的工业文明和科技文明；但在转型期中，东亚的传统文化与外来的西方文明并存，形成二元文化，体现出现代化的民族特征。在这里，传统文化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可能发挥出独特的适应力、内聚力与活力，形成一种东亚式的现代化动力。”[12]

　　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是东亚现代化的重要精神动力源泉。现代化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在西方，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曾是现代化重要的推进力量。东亚地区的现代化从一开始就是和民族国家的存亡关联在一起，“富国强兵”、“救亡图存”、“保国保种”曾是未曾沦陷为殖民地的国家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而殖民地国家则要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在二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新兴民族主义意识和忧患意识产生了巨大的民族适应力与内聚力，在推动东亚国家的经济飞跃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与马来西亚分手后，新加坡政府提出了“生存第一、经济立国”的基本国策，“为了新加坡的生存”高于一切。现代集团的创始人郑周永的回忆录中反映出20世纪60-70年代韩国人民与困境抗争的情景：“真是怀念那全国上下一心一意走出贫困、像搞独立运动的斗士那样废寝忘食地工作的那一段时间。那时候，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下，没有应有的设备，几乎是靠人的双手来工作，工资又那么微薄，但是每个人满怀着发展国家经济的高度使命感和自豪感。”[13]

　　即使在近期，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依旧是许多东亚国家克服困难、度过危机的精神力量源泉。在中国，民族主义在1989年“八九风波”后迅速成长，原因就在于苏联东欧巨变使有识之士深刻认识到盲目照搬西方的自由民主模式有使中国陷入混乱与动荡的危险。加之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制裁，以及美国导弹轰炸我驻南斯拉夫使馆等，使人们对西方世界和美国的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面临在急速发展中涌现出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官方也需要提倡以民族团结和爱国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民族主义来提高社会凝聚力。日本以右翼为代表的民族主义则是在90年代日本经济长期低迷，“日本沉陷”、“日本是第二个大不列颠”等论调甚嚣尘上，社会普遍出现幻灭感和异化感的情况下急速成长的。以右翼为主导的、主张日本成为政治军事大国的民族主义因寄托了日本国民的希望而日渐兴起。[14]韩国的民族主义在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时达到顶峰。危机期间，美国等西方国家对韩国的危难多少有些袖手旁观的态度，激发了韩国人民的爱国热忱。

　　弘扬民族文化传统，发掘民族文化的光荣历史，是弘扬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的重要途径。韩国增强“爱国心”、“爱族心”的重要举措，就是强调“数千年未被同化的伟大的民族特性”，内容包括对各种民俗节、民俗文化节的高度重视，加大对文物古迹的保护力度，建立民族文化博物馆，加大对民族传统的教育等。日本在这方面似乎又再走明治时期妄自尊大的老路。1989年2月10日，日本文部省发布了一个《规定》，重新要求全日本的小学、中学和高等学校每日早晨举行升“日之丸”国旗，唱“君之代”歌的仪式。“日本民族文化运动派”不断强调和鼓吹“日本是在世界上超越所有国家和民族的最独特的、最优秀的存在”。自20世纪90年代经济长期陷入低迷状态后，日本出现的“新国家主义”更是以歪曲历史、美化对外侵略战争、宣扬皇国史观为能事。如由“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辑，西尾干二主编的《国民的历史》，就完全抛弃日本考古学和古代史研究的成果，竟然提出日本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绳文土器文明”，说日本在绳文、弥生时代已形成光辉灿烂的文明，日本文明是与世界“四大文明”有相同地位的一个文明圈。[15]

　　近年来，中国出现的国学热，要旨在于弘扬传统文化、增强爱国意识。1992年1月成立的《国学研究》编委会开始编辑《国学研究》年刊，并于1993年5月首次出刊。南怀瑾在卷首致词，中云：“中国固有文化，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因有别于西洋文明，故有国学之名兴起。实则所谓国学，并非专指写古文辞旧体诗词等文字范畴。”《人民日报》“编者按” 概括了《国学研究》对国学的理解，明确提出“中国传统文化即‘国学”’。张岱年先生在1991年3月为自1990年开始组编的“国学丛书”撰写《总序》中对国学的意义则有如下阐述：“现在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一方面要将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史昭告年轻一代；一方面要将自古以来中国学术的优秀成果昭告国人，藉以启发热爱祖国的崇高感情。”[16]

　　东亚现代化的民族特色

　　东亚的现代化表明，现代化建设须以自己的民族文化为根基，传统在现代性中继存，新的社会形态必然受到历史背景和民族感情的制约。东亚的“现代化进程本身是由扎根在各种特殊传统中的各类文化形式来定形的。”[17]

　　只有肯定自己民族的文化，才能有坚定的民族自信心，谋取在自身文化基础上的现代化。“如果一个民族丧失了自信心，全盘否定自己的文化传统，只知匍匐于外国文化的影响下，甘心接受人家的‘同化’，这势必丧失民族文化的独立性；而丧失了文化的独立性，也将丧失民族的独立性。”[18]

　　日本是东亚最早汲取本土精神资源进行现代化的国家。明治时代，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作为一种报国大义，日本儒学作为行政管理、社会组织、道德教育的方式，都获得了充分发展的土壤。这使日本的现代化从一开始就带有民族特色。战后，日本在建设日本特色的资本主义方面获得巨大成功，其主要标志是虽然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工业化的巨大成就，但却比较成功地避免了西方工业社会常见的某些现代病，都市化程度高而犯罪现象较少，失业率较低，官民关系和劳资关系较为协调。按日本作家堺屋太一的说法，日本工业社会不同于根植于个人主义基础上的西方工业社会的主要之点，就是它具有“比重视物质生活更重视教育的历史传统”，“官民一体的思想”(政府在社会生产中起重要作用)，“勤劳哲学”(既要勤劳又要清贫)，“易于治理的人民”，等等。[19]显而易见，这些特征是日本的历史文化传统因素所孕育的。因此，战后日本的重新崛起也不是单纯模仿西方现代化，而包含有东方式的创新。[20]

　　没有照搬美国模式，而是注重一切从实际出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中国改革开放获得巨大成功的秘诀。中国特色就是民族特色。早在80年代，当中国政府提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时，冯友兰就指出：“中国特色”并不像桌子的油漆颜色一样可以随意涂抹，“中国特色”必然是深深植根于民族的历史发展和精神传统。他强调，为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必须从中国古典哲学中汲取它的精神资源，中国哲学应当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来源。[21]中国现代化的成功所具有的最为深远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它正在成为西方文明以外的一种现代文明模式；一个与西方有所不同的政治制度、理论学说、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全面勃兴，向世人清晰明白地展示了世界现代化进程不是一个单向的、孤立的发展路线。现今，随着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以“一切从实际出发，走符合本国实际的发展道路”主张为核心内容的发展经验与模式、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和在处理国际关系时一贯主张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赞同和赞扬。中华文明中的“中和”、“中正”、“时中”的思维方式，和“达己必先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厚德载物”、“自强不息”、“以德仁行者，王天下”、“以德怀远人”等思想，也在世界范围日益彰显其独特的魅力和强大的感召力。

　　东亚现代化的区域特征

　　不同的国家的现代化有不同的民族特色，不同地区的现代化有不同的区域色彩。西方比东方更早地实现了现代化，但西方的现代化，尤其是现代西方精神文明是建立在西方文化根基之上的，带有浓郁的西方特色，如理性、科学、民主、法治、平等、人权、个人主义等。

　　东亚在地理上一边铺展着一望无际的太平洋，另一边耸立着喜马拉雅山和青藏高原。历史上与人类其它文明相对隔离以及比较温和的气候和风土，使东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体系。“在该地区出现的文字制度，连同其道德观念，政治模式，社会形态，艺术倾向，文字形式及历史记载，这一切使东亚文化形成人类文明的一个特殊而重要的分支。”[22]历史上东亚文化圈内各国以汉字为通用文字，佛教为固定宗教，儒学为共同政治理念，政治体制上高度中央集权。因此，东亚文化圈也称“汉字文化圈”或“儒教文化圈”。以儒教文化为核心的东亚文化根深蒂固，博大精深，延绵不绝，是东亚赖以学习和吸收现代文明的大本大源。“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明其道而不计其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儒教文化的精华，经历数千年的沉淀和积累，已经渗入东亚人的灵魂深处，成为一种永久性的势能和动力，在增强自信、激励勇于接受挑战和奋发向上精神等方面为东亚的现代化提供了源头活水。

　　东亚的现代化建立在自己的文化根基之上，决定了东亚现代化必然会具有自身的特点，形成独有的经验与模式。马哈蒂尔曾指出：“尽管我们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但我们所有九个国家和地区（指日本、中国、韩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本文作者注）的经济都有着大体相同的地方。我们确实只代表着一种经济发展模式。”[23]其实，东亚模式不仅表现在经济发展方面，在政治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等精神文明方面也有所体现。

　　东亚的政府在经济社会生活中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在日本，政府似乎天经地义地就拥有对企业的指导责任。新加坡明确提出了“好政府”的概念，认为“好政府”比民主更重要。这一“现状”明显是“历史”的延续。东亚历史上受儒家文化影响，强调国家和集体利益，重视等级和秩序，主张“德治”和“礼治”，重视政府官员的品德和责任。此外，与随着民权运动的发展而逐步完善的、法律限制国家权力、经济权力支配政治权力的西方现代政治制度有所不同，东亚的政治体制是随着国权运动或民族解放运动发展起来的，东亚在历史上也未曾出现西方那样的民间社会。因此，战后许多东亚国家没有照搬西方民主政治模式，而是相继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权的威权主义体制。[24]

　　东亚也在逐步产生属于自己的现代性。在日本、“四小龙”和中国的现代化经验中，重视群体和权威、强调和谐、重视教育、看重现世、吃苦耐劳等因素，都在现代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此外，网络资本主义、温和极权主义、集体精神、共识政治学在整个东亚经济、政治、社会中也得到广泛渗透。1991年，新加坡在政府白皮书中提出五大原则阐释“亚洲价值”，其内容为：国家先于社会和社会先于个人；国之本在于家；国家、社会要尊重个人；和谐比冲突更能维持社会秩序。总地说来，与西方强调个人主义的价值不同，东亚对集体主义更为重视。而上述无不表明儒学传统在东亚的现代化过程中得到传承和变换。“从儒学立场看，更重要的是平等而非自由、同情而非合理、礼让而非法律、人情而非个人主义，这看起来与启蒙运动的价值取向直接相悖。”[25]

　　当某一原具有民族性和地方性的文化要素为全世界人民所认同、接受时，这一要素就不再是民族的或地区的，而是全球的和人类的。目前，东亚的现代性和价值，包括重视家庭，工作伦理，勤俭节约，重视教育，强调对维持社会协调统一的需要，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厚德载物的凝聚精神，关心社稷的爱国精神，追求崇高的人格精神，“天人合一”、“万物并育而不害”等观念也开始走向世界，打破西方对“独占性知识霸权”的寻求，成为人类共享的“现代性”或普遍性的文化价值的有机组成部分。东亚的“顺应自然”，尽量谋求人际间的调和，进而与自然界的“天道”融合，亦即“天人合一”、“主客合一”的宇宙观及人生观将获得发扬光大，也正在成为21世纪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模式。[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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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日本)中江兆民：《一年有半、续一年有半》，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6页。

　　[2]电视系列片《河殇》的主题是：中国愚昧落后的现状不只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造成的，其远源在中国远古的黄河文明。西方文化自始即是健康的、先进的、活泼的。中国只有彻底放弃原有的文化传统，归宗于蓝色的海洋文明，才能真正得到解救。

　　[3]对激进主义予以否定的代表人物是余英时，主要观点可见其在1988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所做题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激进与保守》的讲演（见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三联书店2004年版）。此外，李泽厚、刘再复等人也有“告别革命”的提法。

　　[4]王元化：《思辨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3页。

　　[5]陈来：《传统与现代：人文主义的视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87页。

　　[6]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19页。

　　[7]钱理群：《追寻生存之根：我的退思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

　　[8]王元化：《清园近作集》，文汇出版社2004年版，第17页。

　　[9]陈来：《传统与现代：人文主义的视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86-287页。

　　[10]（美国）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37页。

　　[11]陈来：《传统与现代：人文主义的视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89页。

　　[12]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篇：东亚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3页。

　　[13]（韩国）郑周永：《我的“现代”生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26页。

　　[14]李文：《东亚的变化与中日关系》，《当代亚太》2006年第3期，第8页。

　　[15]苏智良：《日本历史教科书风波的真相》，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7页。

　　[16]参见陈来：《传统与现代：人文主义的视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3页。

　　[17]杜维明：《对话与创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2页。

　　[18]张岱年：《文化与价值》，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99页。

　　[19]（日本） 堺屋太—：《知识价值革命》，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

　　[20]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18-219页。

　　[21]《冯友兰学术精华录》，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3页。

　　[22]（美国）费正清、赖肖尔、克雷格著：《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绪言第5页。

　　[23]《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演讲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页。

　　[24]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篇：东亚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5页。

　　[25]（美国）杜维明：《对话与创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3页。

　　[26]李文：《亚合作的文化成因》，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2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