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南亚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还远远满足不了现实需求。”中国南亚学会会长孙士海认为，随着中国与南亚关系快速发展、南亚战略重要性日益凸显，我国的南亚研究亟须尽快壮大力量，为中国周边战略的制定与实施提供智力支持。正如孙士海所言，在传统印度学深厚积累基础上发展壮大的南亚研究，当前迎来了重要的新契机。

　　南亚是中国经略周边不可或缺的一环

　　对中国人而言，巍峨的喜马拉雅山以南是一片熟悉而又陌生的土地。回溯历史的长河，中国与南亚共享悠久的佛教文化；然而，在波诡云谲的世界风云中，中国与南亚国家的区域合作进程一度略显滞后。

　　“南亚是中国周边互动中的‘洼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东南亚及大洋洲研究所所长胡仕胜表示，以经贸往来为例，2013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突破4万亿美元，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额超过4400亿美元，而与拥有16亿人口的南亚次大陆之间的贸易额却不到1000亿美元。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积极进取的姿态进行外交调整，空前加大对周边外交的工作力度。南亚的战略重要性进一步得到清晰确认，南亚成为中国经略周边不可或缺的一环。中国周边战略新突破最具代表意义的是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大设想。胡仕胜表示，中国在2013年提出的“中印缅孟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正处于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中间的链接部分，是“一带一路”构想的重要构件，这愈发凸显了南亚在中国周边战略中的重要地位。

　　南亚研究重要性日益凸显

　　有关南亚研究的学术兴趣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传承。“我国的南亚研究在历史上长期占据世界领先地位。”北京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姜景奎说，法显、玄奘等中国僧人不畏艰险赴印求法，翻译和编写了大量佛经和文化典籍，为中国的南亚基础研究积累了珍贵资料。到了近代，为避免中国重蹈印度完全沦为英国殖民地的覆辙，章太炎、梁启超等有识之士开始重视对南亚的应用研究。

　　纵观整个中印关系史，起伏跌宕、阴晴变幻，但中国的南亚研究始终学脉不断、传承至今。对南亚文化、宗教、历史、民族的研究是滋养我国南亚研究繁荣发展的潜流，前有季羡林、金克木、徐梵澄等老一辈学者的卓越贡献，今有刘安武、黄宝生、薛克翘等学者几十年如一日的辛勤耕耘。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从战略高度对中国与南亚国家关系，以及南亚国家发展状况进行政策性研究的需求不断增加。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南亚研究》编辑部主任叶海林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南亚地区研究的“问题意识”，我国南亚学界用学术服务国家对外战略和政策制定的主动意识大大提高。

　　应用研究与基础研究并重

　　在当今世界，国际政治活动重心正逐渐从欧美向亚洲转移。中国、印度这两个人口大国共同崛起的现象更是吸引了全球学者的目光。南亚是中印进行互动的主要地区，南亚研究越来越受到国际学界的关注。

　　“一些西方学者在强烈的意识形态偏见下，对南亚问题特别是南亚地区涉华问题做出了错误的分析和判断。”姜景奎说，美国学者杜撰的“珍珠链战略”就是一个典型案例。美国学者鼓噪称，中国在印度洋上不断打造“围堵”印度的“珍珠链战略”，而斯里兰卡是整个链条上的“明珠”。这个本不存在、无中生有的概念被西方学者、媒体恶意鼓噪，影响不断扩大，使印度洋地区安全合作环境变得更加复杂。

　　在此背景下，中国学界应尽快提高南亚研究水平，努力提升在国际上的学术话语权。就如何达成这一目标，受访学者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胡仕胜表示，进入新世纪后，中印对比、中印同兴等话题成了国际政治领域的一门显学。在这一大潮中，很多中国学者开始关注南亚问题，但大多数属于“半路出家”。由于缺乏对南亚地区的基础性研究，一哄而上的跟风式研究缺乏深度与根基，易受西方南亚研究学者的影响。

　　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李涛说，过去由于受经费、签证等条件的限制，不少南亚研究学者终生未到过南亚国家，缺乏实地调研、缺少第一手资料，往往依赖公开的英文资料从事研究，难免被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所误导、影响。

　　“目前我国南亚学界能直接用南亚国家语言从事研究的学者屈指可数。”姜景奎不无遗憾地表示，只用英语研究南亚，成不了“大气候”。以对印度的研究为例，人们通常认为印度是一个英语国家，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英语只是印度的辅助官方语言，印度熟练掌握英语的人只占总人口的5%左右，印地语才是印度的主要官方语言。然而，我国能使用印地语从事研究的学者“用一个手掌也数得过来”，这与印度学者重视中文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

　　“没有对南亚语言、历史、文化的把握，就不会把外交、安全问题研究得太透。”孙士海认为，我国的南亚研究学者应加强对南亚的基础研究，在综合研究的大视野下进行具体领域的研究，将应用研究、对策研究与基础研究更好地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