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网北京12月26日电（记者李瑞英）在由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联合社科文献出版社于2013年12月26日下午在中国社科院举行的“2014年《亚太蓝皮书》发布暨中国周边环境与战略学术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研究员提出，鉴于美国量化宽松政策日趋临近，亚洲新兴经济体要警惕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走势之间的跷跷板效应，为此需要加快经济结构调整。

　　李向阳院长指出，2013年亚洲新兴经济体延续了过去两年经济增速放慢的趋势，验证了我们早先的一个基本判断：新兴经济体的高速增长出现了结构性拐点，潜在增长率开始下调，国际金融危机前20年的高速增长阶段已经终结。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亚洲新兴经济体多年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大规模信贷投放与外资流入，这一模式正在变得难以为继。一方面，亚洲新兴经济体目前的信贷密集度（credit intensity，即创造单位GDP所需要的信贷数量）比金融危机前都有了大幅提高；另一方面，未来亚洲新兴经济体将会面临一个廉价资本时代的终结，经济增长极易受到国际资本流动与融资成本改变的冲击。2013年上半年关于美联储推出量化宽松政策的预期引发新兴经济体金融市场动荡就是明证。第二，亚洲新兴经济体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没有对其国内的资产泡沫与经济结构进行有效的调整，如房地产泡沫、产能过剩、杠杆化等。大规模的财政货币刺激政策与率先复苏掩盖了结构调整的必要性。因而，从2011年开始，这些国家经济面临外冷内热的尴尬局面：外部需求在引发经济增长率放慢的同时，国内资产价格与通货膨胀压力不减。在这种意义上，新兴经济体在此轮经济周期中最坏的时期可能还没有到来。第三，亚洲新兴经济体仍然缺乏自主增长的动力机制，难以实现与发达国家经济的脱钩。更为糟糕的是，发达国家目前的经济复苏没有带动亚洲新兴经济体出口的同步增长。原因之一，是美欧经济回升的驱动力不再是简单的消费需求增长，而可能是“再工业化”开始取得成效。同时，日本经济复苏伴随的是日元汇率的大幅贬值，客观上阻碍了新兴经济体出口的同步增长。在这种意义上，亚洲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经济正在出现“无奈的脱钩”。

　　李向阳院长认为，如果说亚洲新兴经济体长期将面临的是潜在增长率下降趋势的话，那么短期内需要高度关注美国量化宽松政策退出所带来的冲击。2013年中期受美联储退出预期的影响，亚洲新兴经济体中的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出现了大规模的资本外逃，致使这些国家股市暴跌、汇率贬值。近期这些国家金融环境呈现好转现象，如资本回流、股市回升、对美元汇率升值等，但这并非源于它们自身经济状况的改善，而是因为美联储决定推迟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同时美国债务上限之争损害了人们对美元的信心。从目前美国经济的走势来看，2014年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应该是一个大概率事件。考虑到亚洲新兴经济体增速放慢，资产价格失去上升空间，货币政策灵活调整的余地很小，一旦退出成为现实，亚洲金融危机是否会重演，这是亚洲新兴经济体面对的一个巨大挑战。换言之，当发达国家经济复苏进程确立之际，亚洲新兴经济体有可能陷入经济衰退的境地。

　　李向阳院长强调，如何避免这种跷跷板效应发生是亚洲新兴经济体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从理论上来说，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与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出路所在。当然，各国经济需要调整与改革的重点也不相同，比如印度最迫切的任务是改革庞大的财政补贴机制，而印度尼西亚则需要提高开放的范围与程度。目前，美国量化宽松政策退出时间的推迟为新兴经济体的改革提供了“时间窗口”，但同时我们看到，包括印度、印度尼西亚在内的一批亚洲新兴经济体在2014年都面临大选，经济调整与改革本身受制于国内政治的影响。

　　李向阳院长说，综合经济增长所面临的长期与短期制约，2014年亚洲新兴经济体预计还将维持在目前的较低增速水平上。这里所说的较低增速，是相对于以往的高速增长而言的，与发达国家相比，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增长率仍然是较高的。

　　关于中国周边的战略发展方向，李向阳院长指出，以美国实施重返亚太或亚太再平衡战略、中日发生钓鱼岛争端为标志，中国周边环境进入一个复杂的转型期。如何应对转型期内各种挑战已成为中国周边战略乃至整个对外战略的优先任务。2013年11月召开的中央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对新时期中国周边环境做出了全面评估，确定了周边战略的目标与途径。以此为前提，构建一个科学的周边战略需要协调不断变化的多重关系。李院长特别强调，近年来，世界大国都在调整其亚洲战略，这种调整的背后实际上都是对华战略的调整。中国的周边战略要取得预期的成效不能局限在周边。协调周边战略与全球战略是中国特有的一项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