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对外开放战略中，南亚曾长期被忽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里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与我国的经贸关系相对疏远。但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以印度为代表的南亚国家先后进入了经济快速增长轨道，我国与该地区的经济往来日益频繁，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对进口石油的日益依赖，印度洋通道的安全也成为我们重要的战略关注目标，印度洋沿岸国家包括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对我们的战略意义也随之上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和印度都放慢了增长步伐，经济进入一个调整时期。与此同时，国际经济格局和制度框架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在这种新形势下，推动中国与南亚的关系不仅战略上势在必行，而且在实践中也因前期努力更具有了水到渠成之势。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印度经济增长放缓，既有外部因素、也有内部因素，各自面临新的调整。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依赖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中印两国才得以将高增速保持了一段时间，然而到了2010年当财政刺激措施难以为继之后，两国的增速明显下滑。欧美经济不振、导致两国出口减少一个一个重要的原因。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特征一直以来都很明显，“世界工厂”之名本已使得它的出口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众矢之的”，如今在欧美蔓延的经济危机更加剧了它出口的困难。实际上，早在2003年中国出口的增速就已开始放缓，2009年之后这种趋势更加明显。一方面，中国希望尽快实现经济转型，即从制造型社会向服务型社会转变、从出口导向型增长向内需引导型增长转变，但另一方面，为了实现转型期的平稳过渡，中国还是希望出口能够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高速增长。为此，向西、向南拓展新的贸易空间就成为当前我们的一个迫切选择。

　　与中国相比，印度的虽然增速起伏更大，但总体还是保持了一个向上的态势。出口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对经济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在2012年出台的第一份制造业五年规划中，印度就提出到2025年要将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从当前的16%提高至25%，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它必须增加出口，目标是到2017年出口达到6000亿美元，这将比2012年的水平翻了近四倍。通过对印度出口的地区结构分析，可以看出印度的亚洲内贸易特别是与东亚的贸易增长最快。由于欧美经济走势不明，未来东亚特别是中国在印度对外贸易版图上的重要性将更为突出。因此，在印度已经实行了近二十年的东向政策不仅不会过时，而且还将继续深化。

　　整合东亚合作遭遇政治瓶颈，TPP适时出现，东亚合作的主导权向美国人偏移。

　　东亚合作已经走过了无往而不利的阶段，在出现“面碗效应”之后，如何整合东亚合作成为摆在10+3、10+6各成员面前的一道难题。东亚已经形成了一个明显的产业分工链条，而中国也正成为地区的一个重要的最终消费市场，这本来为东亚10+3合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然而，由于东亚国家之间缺乏政治互信，历史遗留问题又一直未得到彻底清算，对于如何进一步深化经济合作，各国开始犹疑不定。中国与菲律宾的南海冲突之后，东盟对中国的态度变得模棱两可：它们既希望与中国合作，又不希望因合作而变得过度依赖中国；中日钓鱼岛之争在各自国内甚嚣尘上，经济合作被搁置一边。未来10+3、10+6何时能有所突破尚不得而知。

　　美国牵头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谈判，目的是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高标准的自贸区，但实际是要构建一个具有前瞻性的全球性贸易制度框架。东盟的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和越南都被邀请加入，日本也在2011年宣布参加协商。而中国、印度作为两个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却没有被收到邀请，因而也无权参与到对未来贸易投资制度的构建过程中来。未来这样一个体系要获得成功，扩大到中印两国是必然的。但当前阶段，中印两国要做的就是努力营造自己的合作空间，通过组织与组织之间竞争，从外部影响美国主导的体系内规则制定。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与南亚的合作、印度与东亚的合作都是它们应对TPP的必要选择。

　　中国与南亚的合作应遵循以双边合作为基础、灵活务实地推进包括中印孟缅经济走廊等在内的次区域合作、适时提升中国与南盟的对话机制的路径。

　　以双边为基础 南盟（SACCA）因为印巴长期不睦而难以推进地区合作，我国进入南亚也应该避免这样的合作拉锯战。有鉴于此，在南亚地区开展双边合作仍是最便捷、也是最有效的。中巴已签署自贸区协定。孟加拉和斯里兰卡也都期待能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的经贸合作。自中巴自贸协定签订以来，一方面中巴经贸确实增长很快，但另一方面贸易不平衡问题也在加剧。2011年中国是巴基斯坦第一大进口来源国，但在巴的前十大出口目的地中却没有中国。贸易不平衡问题也同样困扰着中印、中孟、中斯贸易。当前，考虑到南亚国家工业发展相对落后，短期内很难解决与我方的贸易不平衡问题，我方应更多地将注意力转向投资便利化，鼓励中国企业对南亚的基础设施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进行直接投资。总之，我方应尽早开始与孟加拉、斯里兰卡开始自贸区谈判，自由化、便利化安排不仅惠及贸易领域，还应涉及投资和服务领域。我们只有以这样的积极态势才可能推动印度早日开始与我方进行自贸区的谈判。

　　灵活、务实推进次区域合作——中印孟缅经济走廊 2013年5月李克强总理出访印度，首次提出了建立中印孟缅经济走廊的构想，印度一方也做出了积极的回应。早在1997年印度就组织建立了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组织（BBIMTEC） ，意在成为沟通南亚和东南亚的桥梁，并最终建成自贸区。各方也都签署了互联互通协议，表示要积极发展区内的基础设施。但钱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区内没有建立有效的融资渠道，区外又没有获得世行和亚行的重视从而享受多边资金的援助。因而迄今该组织成效甚微。在吸取印度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我国在设计和参与项目建设时就应对项目的战略意义和经济意义有所区分，如果是出于战略利益，那么就不能盯着经济帐。例如，中缅之间的油气管道建设以及未来可能沿着油气管道修建的公路铁路，对我方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如果是出于经济利益考虑，那么就应协调各方一起努力，以构筑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来保障投资者的投资收益，从而鼓励私人投资参与建设。

　　适时提升中国与南亚的对话机制，探讨南盟+1的可行性 我国目前还只是南盟的观察员，与南盟的合作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都将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主要原因一是在于南盟内部贸易开放程度不高，中方分享南盟自由贸易的动力也不大。虽然早在2004年南盟就签署了自贸协定，从2006年开始分阶段降低关税，但当时定的目标是在5年至10年内将关税从30%左右逐步降到5%以下，且各国还都提出了庞大的例外名单。而且印巴之间仍未实现正常贸易，巴基斯坦还未向印度提供最惠国待遇；二是南盟内部意见纷争，很难形成单一谈判主体。大国小国原本就步调难以统一，而印巴对抗更降低了南盟的行事效率。当下中国的选择更多地是与它的成员国之间进行双边的经贸对话。随着中国与南亚国家贸易投资的不断深化，中方完全有能力成为推动南盟一体化的一支力量。而南盟国家也已经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它们只有团结起来，声音才能在国际舞台上传得更远。因此，未来南盟+1这种合作形式不仅可能、而且还应该是必须的。中国与南亚的各级智库可先行一步进行这方面的可行性论证。

　　中国和南亚之间合作的基础其实早已形成。首先，各自所具有的区位优势、资源禀赋差异都吸引着相关方开展合作。南亚与我国毗邻，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和斯里兰卡还都是印度洋沿岸国家，未来有可能通过这些国家开辟一条或多条不经马六甲海峡的新能源通道。在资源禀赋方面，我国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而南亚国家的人口红利尚未达到峰值，未来我国可向南亚国家之间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其次，中国与南亚之间阶梯发展态势已经形成，便于它们之间进行市场、资金、技术的垂直交流。而印度作为一个经济结构相对均衡、工业体系相对完善的一个发展中大国，还可与中国实现一定程度上的水平分工。最后，地区政治气候也有利于推动经贸合作。现在，随着中国与南亚经贸关系日趋紧密，它们已经发现并开始重视与对方的关系。而国际金融危机、世界经济重心东移，更为它们合作创造了新契机。未来一段时间内实现中国与南亚合作的常态化和机制化将是各方共同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