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国民要求修改宪法适应时代变化的呼声不断增强、反对修宪的声音日趋弱小的背景下，在修宪问题上一直持积极立场的自民党再度获得执政地位。把修改和平宪法视为历史使命的安倍自2012年12月再度登上首相宝座以来，修改1947年5月3日开始实施的《宪法》中的部分条款就成为其执政的主要议题之一。近一段时间，安倍更是乘参院选举大获全胜的强劲势头，进一步加快修宪脚步，于8月2日任命对修改行使集体自卫权相关宪法解释持积极态度的小松一郎接任内阁法制局长官；于8月9日，指示由其自己设立的专家会议“关于重建安全保障法律基础的恳谈会”加快研究步伐，并将于9月下旬恢复召开自今年2月中断的相关会议。届时，外务、防卫等部门相关阁僚也将到场出席，力争于秋季拿出研究报告，并敲定有关修改宪法解释以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政府答辩。

　　日本缘何频提修宪？政治文化存在严重缺陷（下）

　　李 文

　　在富有自由民主传统的政治文化中，多数国民的政治态度富有理性、理解宽容准则的必要性，不轻易皈依极端主义学说，倾向于支持温和的、民主的政党和组织。近代日本虽然也发生过自由民权运动，但相形之下，受天皇崇拜和武士道精神支配的法西斯军国主义更为强势，且由于战后也一直没有对侵略历史进行彻底清算，因此，足以支撑自由民主制度的理性思维和精神一直未能获得发育和健全。

　　

　　缺乏理性精神

　　

　　日本政治文化至今依旧缺乏对普遍法则的体认和尊重。“日本人生存在相对性的、而不是绝对性的基准之中。”在普通日本人看来，世界上不存在普遍性事物，宇宙间也不存在永恒不变的原理和法则，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千变万化的现实世界。“日本人完全不需要那种包罗一切的伦理戒律”，也不愿意“在一切公共事务上运用理性”。在有些场合，日本人也讲理，但“这种理不但不具备西方古典哲学超验的绝对理念的因素，而且也不具备中国宋明理学那种形而上的普遍之理的性质。它是一种对于个别、具体事态的判断，隐藏于其后的，恰恰是日本人强调瞬间价值的时间感觉和与此相应的思维方式”。

　　

　　任何一个现代化的民族都应该具有自我批判精神。曾国藩曾说：“自古大乱之世，必先变乱是非，而后政治颠倒，灾害从之。”明治维新之后，由于法西斯军国主义者“变乱是非”，日本走上了一条肆意侵略亚洲邻国的不归之路。但战后至今，日本不仅一直未能对其发动的侵略战争进行彻底的反省和道歉，许多右翼学者和政客甚至再次颠倒是非，把承认侵略诬蔑为“自虐史观”；认为以内容正确的教科书教育学生,日本国难免要被腐蚀、毁灭、溶解和解体；主张对侵略战争受害者谢罪“是对日本人的历史认识和历史感觉的总挑战”，是“思想犯罪”。当然，日本社会并非全然没有伸张正义的批判精神。在日本政府将教科书中的“侵略”改成“进出”时，历史学家家永三郎为了教科书这种改动而锲而不舍地控告日本政府；由于担心“日本会再次成为发动战争的国家”，由大江健三郎、三木睦子等人发起成立的“九条之会”，坚决反对日本政府和执政的自民党积极推动的修宪活动，并表示要捍卫和平宪法。但由于日本文化自省精神的匮乏，进步的力量和正义的呼声显得十分微弱。

　　

　　“集团性心理”过剩

　　

　　在日本民族的心理性格中，不鼓励特立独行和批判精神。社会学家间庭充幸指出：日本是非常强调同质者趋同的社会,每个人都很害怕被视为异端。异端的下场就是孤立，什么事都没办法做。对社会上出现的一些极端言行，不是全面审视和深入探究其本质和可能的后果，而是盲目迎合甚至支持，是近年来民意出现全体右转的一个重要原因。

　　

　　作为一个超常重视“团队精神”的国家，重大的和重要的行为都是集体行为，从而导致日本人担当精神和责任意识的严重匮乏，用中村雄二郎的话表述就是：“人们很容易在不知不觉之中被卷进共同犯罪的关系之中，因此会导致责任非常不明确的情况。”在这样的逻辑下，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就成为“日本人团体感情与利益感及命运感最可怕的表现”。加藤周一指出：“在15年战争中，作为个人，日本没有一个战争责任者，即大家都有错。战争责任由全体日本国民承担，不是由领导人承担。所谓‘一亿人总忏悔’，就是说无论是香烟铺的老板娘还是东条首相，都有一亿分之一的责任。一亿分之一的责任，事实上几近于零，即变得没有责任。大家都有责任，几乎等同于谁也没有责任。”

　　

　　日本政治文化的这一缺陷，在民众行为上的体现就是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也容易专注于眼前利益而置长远利益于不顾。战时日本人曾将同盟国骂做“鬼畜美英”，但战争结束后，“敌人”转眼间成为“恩人”。“战败时，日本人坚持抗争到底的疯狂信念立刻消失，转而对原来的敌国，也就是美国文化产生绝对的崇拜与赞叹，这种崇拜与赞叹几乎支配了全日本”。民主党在2009年9月大选中获胜，成为执政党时，几乎举国欢呼“两大政党制”的到来，鸠山内阁的民意支持率一度高达77%。但由于该党执政业绩在短时间内欠佳，日本国民马上弃之如敝屣，在2012年12月和2013年7月的众参两院的选举中重新选择了自民党。上世纪80年代末，在泡沫经济的支撑下，日本民族主义者的自信心恶性膨胀，石原慎太郎等人著书立说，强烈主张日本要向美国说“不”，得到民众的高度认同。但从2005年开始，石原摇身一变，死心塌地地投靠美国，开始对中国说“不”，又得到许多民众的拥护。今日多数日本国民的政治立场倾向于右倾保守，根本原因同样在于日本政治文化中“集团性心理”过剩。

　　

　　在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尤其是少数人的自由和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护的情况下，日本的民主很难成为真正的民主，倒是易于走向“多数人暴政”。在“民族保守主义”占主流地位的情况下，日本右翼政客和保守派政治家的某些乖戾荒诞的主张确也反映了多数人真实的意图，但这种民意却没有经过批判和自我反省节制，掩藏了更大的危险和破坏力。

　　

　　“日本社会中容易形成一种情绪性的共同性，在有些问题上能够非常高效地给社会整体定向”。在这种“极端集体主义”文化中，只管“多与少”，而不问“是与非”、“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以及“进步与反动”——“真理永远掌握在多数人手里”。在任何公理、正义和良知占主导地位的国家里，都不会允许有政客或者学者散布带有严重种族歧视倾向的言论，不会允许社会团体公开组织为侵略罪行翻案，甚至允许为法西斯主义评功卖好。但在日本，由于右倾成为一种大气候，这一切都在经常地发生着，没有来自广大人民正义的声音如潮如涌的呐喊，没有媒体和舆论排山倒海式的声讨和批判，政府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禁止，在多数情况下只有默许和纵容，执政党没有因为为虎作伥、授反对党以口实而下野，当事人很少受到法律的严惩。

　　

　　从而，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强调日本民族的“自主性”，把日本建成一个“正常国家”、“从民族精神上挖掘重新振兴日本的原动力”的思潮和政见日渐兴起；在国政层面上比较开明的民主派、自由派政治家人气不旺，保守的民族主义政治家逐渐占据了政坛的主导地位。例如，以往东京选民比较青睐政治上开明的民主派政治家。20世纪80至90年代先后当选东京行政长官的铃木俊一、青岛幸男等前任知事均是比较温和的“鸽派”政治家，但在1999年，以反美、反华、亲台著称的无党派候选人石原慎太郎竟以远远高于其他对手的选票当选为东京都知事，并在2011年第四次当选。

　　

　　在直面政治问题时，“集体主义”心理常常牵引着日本民众整体性拥护或抨击时政。这无形之中给各政党带来巨大压力，于是不约而同地为了取悦民众、迎合民众而制定方针政策遂成为日本各政党维持政权和夺取政权的“秘籍”。其结果“政党政治远离民主政治的初衷，越来越以维持政权为最高政治目标，更加利用舆论和为舆论所用”。

　　

　　战后初期，日本全力以赴发展经济，而政府又在经济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导致自由平等精神并没有与经济一起增长。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持续处于低迷状态，阻碍了自由平等精神的正常发展，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再次高涨。富永健一曾指出，日本的产业革命于19世纪80年代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就基本上完成，但民主化革命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尚未得到完全实现。民主主义价值观的全面制度化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开始得以进行。因此，日本的近代化是跛行的。现在看来，日本至今还没有很好地补上“民主主义价值观的全面制度化”这一课。

　　

　　（本文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