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赴泰国出席中国-东盟高层论坛，并对马来西亚、老挝和越南进行正式访问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刚刚结束了风尘仆仆的东南亚之行。王毅出任外长正值中国与周边国家政治关系陷入低谷之时，其履新后多次访问东盟国家，也正是意在通过增信释疑来“解冻”。与此同时，在经济上被中国赶超、业已丧失东亚“经济引擎”地位的日本，近期在中国周边异常活跃地展开外交活动，正风风火火地推进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一对比似乎印证了如下现实：中国在周边“以经促政”的战略效果正在明显下降。

　　近十几年来，中国在周边拓展影响力主打的是经济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采取“以经促政”的战略，在东亚地区公共经济领域持续投入成本。这一战略主要表现方式是，运用自身经济实力及与周边国家日趋紧密的经济关系，努力推动和构建东亚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并在经济危机或萧条时期为周边国家提供开放的市场，以抵御区域外汇率波动的冲击，同时加大对周边国家的经济援助力度。“以经促政”的战略思路一度取得了良好成效，它不但明显改善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政治关系，而且一度成为东亚经济合作的重要推动力。

　　中国于2009年超过美国成为日本、韩国、澳新等亚太主要经济体最大的贸易伙伴或出口市场。然而，与经济关系紧密度不断提高形成鲜明对比的“反常”现象是，近年来中国通过经济手段换取良好周边政治环境的效果越来越不理想，出现经济高投入与政治低收益的不对称局面。

　　从双边关系层次看，在搁置争议多年的岛屿和相关海域，周边部分声索国（声明索取某地区领土主权的国家）接二连三进行挑衅，试图改变现状。其中日本、菲律宾和越南，都是从中国身上获得不少经济红利的国家，但经济让利似乎无法缓解他们与中国的政治对立关系，其中日本与中国的经贸往来尤为密切。除了和中国具有海上领土争端的声索国之外，其他多数东亚国家和中国的双边政治关系热度也在下降，对中国经济崛起的疑虑多于期待。今年6月底在中国召开的“世界和平论坛”，聚集世界各大洲的政治名流，却唯独不见东南亚国家身影。

　　在多边层次上，中国倡议的东亚合作开始陷入逆境。近年来，中国在东亚地区推进多边合作的进程明显遭受阻碍，多年努力构建的东亚合作机制逐渐流于形式，这也表明，中国越来越难以通过合作互利共赢来缓解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疑虑或敌意。无论在经济还是安全领域，学者们纷纷开始对中国倡议的东亚合作前景持悲观态度。从当前情况看，正在谈判或酝酿中的中日韩自贸区和RCEP区域经济合作一时都难以取得实质进展。

　　中国在周边“以经促政”战略效果的下降，主要是中美邻战略互动的结果。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何中国近年来在周边遭遇的困难主要集中在东面，而在美国影响力较弱的中亚和南亚地区，相关国家对于中国崛起的反应较为温和。美国的亚太战略改变了中美邻三方的策略互动关系，它对于中国在周边“以经促政”战略的影响主要通过以下途径。

　　第一，周边国家利用中美两国的相互制约关系，采取“对冲”策略，在美国提供的安全保护和中国经济增长创造的红利中两面渔利。它们一方面争取从中国实力上升的过程中获取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又试图利用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平衡中国在地区政治领域的影响力。周边国家的“对冲”策略实际上压缩了中国“以经促政”的政策空间和功效。

　　第二，中美之间实力对比发生变化，加上美国对华战略从接触逐渐转向遏制，东亚地区的安全威胁也随之增加。在美国力量的影响下，朝鲜半岛问题和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海上争端都被视为地区安全隐患。这些因素都导致东亚成员对于安全的需求不断加强。安全上的依赖关系与经济领域相比，在性质和程度上都更为牢固。因此，周边国家对美国安全依赖关系的加深势必降低中国“以经促政”的战略效力。

　　第三，面对中国的强劲崛起，周边国家对于中国“以经促政”的手段开始酝酿应对之策，这将影响中国未来“以经促政”政策效力的发挥。它们积极争取与美欧签署自贸区协议，试图通过贸易转移的方式减轻对中国市场的不对称依赖，压缩中国未来经济施压手段获取政治收益的空间。

　　最后，在多边层次上，中美邻上述互动，使地区合作议题渐渐成为服务于大国权力竞争和小国从中渔利的战略工具。美国力推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对于中国主推的东亚合作具有明显的消解作用。在中日两国权力竞争和钓鱼岛争端长期化的背景下，中日韩合作的谈判更多是为了降低政治对抗性而保留的经济谈判渠道，同时也是日本在TPP谈判中向美国施压的筹码。在大国竞争胶着的局势下，东盟国家试图通过推动RCEP（东盟主导的10+6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重新获得东亚合作的驾驶员地位。

　　但是不是就可以下结论说中国在周边“以经促政”的战略彻底过时了呢？答案并不尽然。中国目前需要的是有层次的经济外交，要区分与周边国家政治趋冷是源于难以逆转的长期结构性矛盾，还是中短期可以调整和改进的情绪性问题。对于那些不希望美国分化东亚合作框架，或更看重中国经济增长带给地区的福利，对待中国崛起态度相对温和的周边国家，“以经促政”战略仍具有空间。

　　目前中国要做的是，转变“粗放型”的经济外交模式，重点规范企业在周边的行为、树立良好的商业道德形象，让周边国家的企业和民众从中国发展中分享到更多切实利益，降低中国崛起带给周边中立国家的“生理”不适感。对于那些与中国存在领土等传统安全领域矛盾、且心理上能够依仗美国安全保护向中国发难的国家，中国通过经济让利改善双边政治关系的空间很小。

　　针对不同类型的国家和利益诉求，中国则应采取不同的政治、经济战略组合灵活应对。而推行差异化经济外交的原则应是，对中国的友好程度应与该国从中国获得的利益大小相一致，损害中国利益的大小应与双边政治和经济关系的疏离程度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