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5日至25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第18轮谈判在马来西亚举行，随着日本首次正式参与TPP谈判，TPP扩容到12国。7月30日至8月2日，今年3月启动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协议（Free Trade Agreement，简称FTA）谈判，将在上海举行第二轮谈判。9月23日至27日，今年5月启动的、以东盟为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将在澳大利亚举行第二轮谈判。这3个涵盖范围存在交叉的多边FTA框架，在亚太地区呈现齐头并进的局面。

　　另外，今年7月启动的“跨大西洋(600558,股吧)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TTIP）谈判，引发外界对美国与欧盟将打造“经济北约”的猜想。但对于中国来说，影响更为直接、挑战更为明显的还是亚太地区的多边FTA进程。从外部环境看，中国目前没有在这波亚太FTA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事实上也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从内部环境看，中国能否实现经济结构转型、打造庞大的内需市场，将是中国在FTA竞争中优势能否发挥的关键。

　　亚太FTA“三国演义”

　　过去10多年来，亚洲是FTA发展最为活跃的地区。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统计，截至2013年1月，亚洲地区已经签署并生效的FTA从2002年的36个增加到109个。此外，还有148个FTA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数量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区。在亚洲257个签署生效以及正在谈判的FTA中，“东盟10+6”（6指中日韩澳新印）的FTA多达179个，占整个亚洲FTA总数的70%。以“东盟10+6”为主要经济体的东亚地区，成为区域多边FTA竞逐的舞台。

　　美国携TPP强势介入，淡化了区域多边FTA的“东亚色彩”，将其打上了更浓的“亚太烙印”。日本的加入，让TPP分量更重。在TPP成员国中，日美合占约80%经济份额，而TPP成员国GDP总量占全球40%。虽然TPP近乎苛刻的“白金标准”与成员国内部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让外界一直对其谈判前景存有疑虑，但美国所表现出的巨大决心也是TPP被看好的关键因素。从2010年3月开始第一轮谈判以来，截至今年7月，TPP谈判已经进行了18轮。平均每年5轮，每轮长达10天的高频度、高强度谈判，凸显的不仅仅是决心和意志，更是美国作为TPP主导国的领导和掌控能力。尽管日本的姗姗来迟给TPP在今年10月能否达成协议增添了变数，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只是时间问题。

　　2011年11月的东亚峰会上，东盟首提RCEP构想，希望在“东盟10+6”基础上，通过整合目前多个“东盟10+1”FTA，打造水平更高的区域经济合作安排。2012年11月东亚峰会上，“东盟10+6”的16国领导人发表共同声明，宣布启动RCEP谈判，并计划在2015年完成谈判。RCEP谈判的范围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等，虽与TPP的高标准有距离，却远高于现有的“东盟10+1”FTA水平。RCEP谈判带有明显的“东盟方式”痕迹，比如“平等协商”、“循序渐进”等，故其在前期的谈判中阻力小于TPP。东盟与其他6国分别签订了FTA，但这些FTA水平各异，且其他6国间多数未签FTA，整合的难度不小。

　　早在2002年11月东盟系列领导人峰会期间，中日韩FTA设想即被提出，三国学术界也启动了共同研究。但由于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中日韩峰会在2005年、2006年、2007年连续3年中止，中日韩FTA研讨陷入停滞。2008年起，三国领导人首次在“东盟10+3”框架外单独召开会议，再提中日韩FTA事宜。2012年5月第五次中日韩峰会期间，三国一致同意年内启动自贸区谈判。由于日本与中、韩的岛屿之争加剧，原定于2012年11月举行的中日韩FTA首轮谈判，直到2013年3月才在韩国首尔举行。与TPP和RCEP相比，影响中日韩FTA前景的因素不在经贸，而在政治层面。

　　从目前情况看，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已经形成了TPP、RCEP与中日韩FTA并存的局面，且任何一个谈判的进程都会对其他谈判产生影响。中日韩FTA的启动，既有TPP的外部压力因素，也是对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进展缓慢的反应。虽然TPP表示今后吸收新成员将优先考虑APEC成员，但短期内中国加入的可能性非常小。RCEP也表示将继续奉行“开放的地区主义”，但也明确暂不考虑邀请美国等其他成员加入。无论是RCEP还是TPP，缺少了中日韩这3个东亚主要经济体，都不能构成健康、良性的区域经济合作框架。同样，东亚经济合作中不考虑美国因素也不现实。

　　FTA背后的战略博弈

　　任何区域经济合作模式都涉及规则的制定，而制定规则的内在动机就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其间的战略博弈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在接受《南风窗》采访时说：“在经济学上，‘规则有着巨大的利益’已经成为共识，这也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结论。美国在战后确立的全球贸易、金融、技术等规则使其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这是美国从全球获取财富的重要途经之一。”李向阳分析说，比如，知识产权是国际经济规则中最重要的规则，因为它决定了各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位次”问题，而“位次”又决定了一国在国际分工中所获得的利益。

　　澳大利亚学者彼得·德赖斯代尔（Peter Drysdale）认为，现阶段的TPP谈判，反映的更多的是美国的“意愿清单”，而不是综合性的亚太区域贸易改革议程。从目前TPP谈判透露的信息来看，美国对知识产权保护、服务业开放等意图态度非常坚决。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沈铭辉在接受《南风窗》采访时说：“贸易规则最根本的目的在于保障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而企业竞争力就代表了国家竞争力。”沈铭辉分析称，美国经济的70%都是由服务业创造的，未来美国的竞争力也在服务业领域，美国重视服务业开放的原因就在于此。美国在这些领域制定高标准，再试图通过TPP的扩张，把这些规则逐步向外延伸，让更多的国家接受，最终就成了国际规则。

　　虽然中国并不是RCEP的主导国，但没有美国的RCEP与排除中国的TPP，还是被外界解读为中美之间战略博弈的舞台。不过，在这轮博弈中，中国面临着多重不利局面。一方面，中国体量大、发展快的现实，给周边国家造成心理压力，东亚国家也还没有做好接受“中国领导”的心理准备。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在区域经济合作安排中不得不有所顾忌。另一方面，尽管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国内经济结构转型任务繁重，承受外部冲击的能力有限，这必将限制中国在区域经济整合中的行动能力。更为关键的是，作为新兴的经济体，中国还没有能力提供能媲美美国的区域“公共产品”。

　　如果没有TPP这个“外部因素”的刺激，东亚区域经济整合可能还停留在“东盟10+3”和“东盟10+6”的争议上。不可否认，东盟倡导RCEP，有担心被TPP边缘化，从而使区域经济合作中“东盟中心”地位受到侵蚀的考虑。不过，美国学者亚历山大·武温（Alexander L. Vuving）在接受《南风窗》采访时也指出：“TPP与RCEP，对于不同国家意义并不一样。对于那些同时加入TPP与RCEP的国家，互补性大于冲突性。对于那些没有加入TPP的国家，尤其是东盟国家，他们的主要考虑还是经济因素。对于中国或其他希望在RCEP中发挥领导作用的国家，以及美国这个TPP的领导者但却被排除在RCEP之外的国家来说，TPP与RCEP的竞争性更为明显。”

　　日本是中日韩三国中，唯一同时参与TPP与中日韩FTA谈判的国家，这表明日本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中具有相对较大的回旋空间。但长期处在美国阴影下的日本，事实上也丧失了提供区域“公共产品”的能力，无法在东亚经济整合中发挥领导作用。作为发达经济体，日本本可以在中日韩经济合作中有较大的发挥余地，但中日之间根深蒂固的战略猜忌使这种可能变得渺茫。与中日相比，韩国没有在东亚经济合作中发挥领导作用的意愿，也没有被亚太区域经济整合边缘化的压力。在TPP的12个成员国中，有8个与韩国签订了FTA，而且高质量的韩美FTA还被作为TPP谈判的参照，所以TPP对韩国的影响非常小，这也是韩国不急于加入TPP的重要原因。

　　内外承压下的“突围”

　　面对TPP的强势突进，中国没必要自乱阵脚。虽然东亚FTA发展迅速，但东亚经济一体化本质上还是市场驱动型，而不是制度驱动型。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维克拉姆·尼赫鲁（Vikram Nehru）认为，中国是东南亚最大的贸易伙伴，TPP不可能改变这一事实，过去20年已经表明，市场与地理位置是东南亚经济上与中国整合的主要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有必要大力支持东盟倡导的RCEP，通过整合东亚区域贸易安排，提升东亚区域内贸易在总贸易额中的比重。此外，中国还应该通过加大对东南亚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加强中国与东南亚的互联互通，充分挖掘地理邻近的潜力。

　　中国在短期内不能加入TPP的情况下，最好的选择还是推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用这些合作的收益来弥补不能加入TPP带来的损失。而在东亚经济合作中，中日韩FTA不能缺位。日本没有在做出加入TPP谈判决定的同时，舍弃中日韩FTA谈判，与中国率先启动中韩FTA谈判不无关系。由于日本与韩国在产业结构、企业竞争力上接近，日韩企业在中国市场上竞争性明显。正因为如此，日本选择加入中日韩FTA，以此化解中韩FTA可能给日本企业造成的竞争劣势。东亚经济合作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动态进程，中国应该利用这种现状，使自身损失最小化、利益最大化。

　　“中国的最大优势还是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如果市场足够大，你定的规则最终就可能成为全球的规则，因为市场是统一的，区域外的国家要想进入就得遵守你的规则。”李向阳说。他分析道，韩国与日本都已经或者开始进入老龄化时代，国内消费需求已经开始萎缩，这是中国在跟日韩谈判时最大的筹码。在与美国的谈判中，中国最大的优势仍然是市场。在国际规则的制定中，不是取决于出口额有多大，而是取决于进口额有多大。“不过，这就涉及中国经济能否成功转型，能否培育出像美国那样巨大的终端消费市场，所以国际和国内战略是紧密相连的。”

　　对于TPP本身，中国完全可以持更加开放的态度，积极主动探讨加入的可能性。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学者马修·古德曼认为，美国的最终目标是将中国纳入到TPP这个区域贸易体系中，而不是将其排除在外，TPP倡议事实上与当年美国将中国吸收进WTO的战略是类似的。毫无疑问，如今美国主导TPP的心态，不太可能与当年中国“入世”谈判时完全一样，美国在TPP谈判内容中毫无疑问会考虑“中国因素”，但TPP也不是美国为了遏制中国而“量身打造”的。事实上，TPP条款中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劳工标准等内容，尽管对现阶段的中国来说要求过高，但从长远看这些也正是中国改革的重要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