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国际力量此消彼长，国家之间基于新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互动也在不断衍生出新的国际惯例、国际规则乃至新的国际制度。与此同时，中国正在更加积极参与国际体系建设。这一切构成了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前提与基础。

　　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外交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就。但世界局势和地区环境的深刻变化，也给中国外交带来了诸多新的课题和挑战。6月20—21日，由外交学院《外交评论》编辑部、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中国国际关系学会联合举办的“中国外交的新起点”高端论坛在河南郑州大学举行。来自国内高校及研究机构的3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中国外交的战略调整”、“中国外交的新政策议程”和“中国外交的新行为方式”三个议题展开研讨。

　　形成中国外交“义利观”

　　针对目前中国所处的外交环境，外交学院副院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秘书长朱立群教授指出，全球化和信息化导致外交运作的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内外事务纠缠、外交事权分散及外交过程透明构成了外交环境变化的三大特点。外交环境的新变化迫切需要中国外交从战略上做出回应。但外交战略调整仍需深入思考三方面的问题，即如何继续坚持全方位外交，保持中国外交的总体平衡；如何发展中国外交的底线思维，让其他国家特别是主要的国际对手了解中国的外交底线；以及如何形成中国外交的“义利观”，认真解答中国与西方的关系问题。此外，中国迫切需要通过提高外交的策略能力、协调能力和观念能力，提升中国外交的质量。

　　天津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全球问题研究所所长王存刚也指出，由于时代主题、中国的基本社会制度以及各国之间相互依赖的大趋势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外交环境保持着相对稳定的一面。但“不变”之中蕴含着变化、发展的因素。世界经济的深度调整在引发国家内部政府、市场和社会关系重构的同时，也在全球层面引发了一系列变化。国际力量此消彼长，国家之间基于新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互动也在不断衍生出新的国际惯例、国际规则乃至新的国际制度。与此同时，中国正在更加积极参与国际体系建设。这一切构成了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前提与基础。

　　大国关系亟待顶层设计

　　谈到外交战略调整，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中国周边与全球战略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周方银指出，保持外部安全环境稳定，妥善处理与霸权国家和周边中小国家的关系，不断增强在地区规则、制度和秩序塑造中的能力，避免遭受霸权国家的强力打压和陷入地区孤立，将成为未来中国的外交目标。而如何更好地处理中美关系无疑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

　　围绕着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副院长韦宗友指出，中美两国存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和诉求，可以从以下路径推动这一新型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增加各层次接触，培育战略互信；管控分歧，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与重大关切；关注亚太地区，防止热点或第三方问题影响两国关系大局；拓展共同利益，培育新的合作点等。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王鸿刚则提出，“新型大国关系”的顶层设计尚未完成，理论基础仍有待夯实，这一策略是否专用于对美关系还有待确认。

　　外交学院中国外交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外交学系副教授高飞提出，中俄美从不同的方向将中亚与周边相连，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殊途同归、促成中亚区域的互联互通。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依托上海合作组织的既有平台，即可能在中亚地区的大国博弈中获益。

　　中国的国际角色仍有不确定性

　　围绕着未来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角色及参与国际事务的深度和广度，与会学者提出，中国在现有国际秩序中的角色仍然不确定，中国外交需要新的行为方式。

　　针对近年来发生的与中国有关的海洋争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清敏力图从陆地边界解决的历史经验中寻找争议处理的路径。他指出，海洋边界需要放到国家和外交的大框架内考虑，解决的唯一有效途径就是和平谈判。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副主任、教授陈琪则以中国参与国际调停为例，分析了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必要性。他指出，由于国际结构的变化，中国已丧失不承担国际调停责任的能力，而试图在国际冲突的调停中采取中立立场也变得越来越不可能。对此，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中国外交研究室主任、副教授罗建波依据中国在非洲的冲突管理经验提出，在中非关系全面发展的态势下，中国应建设性地参与非洲和平与安全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