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当前中国围绕海洋争端出现了两种对立思路，即军事斗争解决与社会经济管理思路。很多人希望通过武力一揽子解决这些争端，但无论是海洋大国的历史经验，还是中国自身的战略需求，都无法让武力成为主导方式。

　　

　　近年来，周边海洋争端的升温迫使人们再度深入思考中国的海洋安全战略问题。青年学者胡波博士近期推出的《中国海权策：外交、海洋经济及海上力量》一书，从战略角度系统分析了中国海权发展的战略目标、环境以及手段，强调关联和总体结构，对于我们理解发展中大国的海权发展很有裨益。

　　中国海洋战略规划有其特殊性

　　与当前几个海洋大国相比，中国的确有其特殊性。第一，从地缘环境看，中国是典型的海陆国家，要比其他海洋大国耗费更多精力平衡陆海关系。第二，中国海洋经济大而不强，还处于一个起步阶段。一方面，可利用的空间相对有限；另一方面，海洋经济依然处于较低的层次。因此，中国要比其他国家多了平衡海上力量和经济利益的难度。

　　在这样一种“被发展”的态势下，明确自身的战略目标是极为重要的。在对周边环境分析的基础上，以及在客观评估自身实力和发展条件的前提下，受国务院2003年出台的《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启发，胡波进一步明确了中国海权发展的三大目标体系，即经济上要成为世界海洋经济强国，军事上要谋求地区性海上优势，外交及政治影响上要能在世界海洋事务中拥有强大的影响力，以成为国际海洋政治大国。这样一种层次上的目标划分，不仅考虑到周边国家的利益诉求，也对美国正在展开的“再平衡”战略有深入关切。

　　美国目前的亚太战略是一种“大亚太”的概念，即不仅包括了传统的东亚地域，也包括了印度次大陆在内的印度洋。胡波呼吁中国要保持“两洋”的合理存在，扩展中国的安全边界。而在追求有限军事及安全目标的同时，应将更多的精力聚焦于海权中的商业和外交利益。

　　现有海洋利益阐述不易为国际社会接受

　　对战略目标的动态性界定，是基于中国快速发展和国际体系的互动特点而展开的。当中国从一个被约束在第一岛链内的大陆型国家走向跨越西太平洋(601099,股吧)、印度洋的两洋国家时，势必要改革旧思维体系中的一些不连贯、不应时的政策。胡波认为，当前中国战略界、外交界讨论热烈的一些口号或者术语“不足以解释中国多样的国家利益和对外行为”，采取让国际社会相对容易接受、理解的方式阐述中国的海洋利益是下一阶段外交工作的重点。

　　中国海外利益的拓展是国家利益扩容的一个重要部分。由于中国是一个相对晚近的海洋国家，中国只有认真学习历史经验才能识别和把握机会，从而进一步造福于国内老百姓。历经10年的“走出去”战略让中国成长为全球第五大资本输出国，而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也早就让中国与海外的能源、矿产以及贸易等紧密连接在一起，海洋安全和利益的关联性正前所未有地覆盖全中国。

　　但是，面对这种大面积的需求，中国在知识、人才以及机制上的准备是不足的。胡波指出，中国的海洋科普以及海洋公益活动十分落后，致使国民感受不到丰富多彩、覆盖面广的海洋科技以及海洋经济带来的生活便利化。在这方面，与外界的沟通交往同样可以助益本国经济利益的拓展。要通过向国际社会学习，特别是相关职能部门及管理者要加快学习海洋大国的开发管理制度，来提升海洋事务从业者的效能。

　　军事威慑与非军事手段的综合应用

　　在海上力量建设部分，胡波提出的总体构想是“跨越式发展、非对称威慑、加强系统整合”，大力提倡在全世界范围内拓宽非军事应用的领域和范围，积极应对海外非传统安全危机。另外一项值得重视的意见是，扩大海上力量建设中的民事部分，比如“无论是出于任务、策略和执法效率的考虑，海军都需要尽快把部分任务交由类似海岸警察这样的准军事力量负责”。针对当前南海局势的升温，加强行政执法力量建设尤其必要。

　　当前中国围绕海洋争端出现了两种对立思路，即军事斗争解决与社会经济管理思路。很多人希望通过武力一揽子解决这些争端，但无论是海洋大国的历史经验，还是中国自身的战略需求，都无法让武力成为主导方式。针对周边国家重视力量建设和实际控制的做法，胡波建议中国必须针锋相对，但反应要相对适度。通过适当合理的威慑拓宽控制海洋安全的空间，建设多种能力及手段，逐步控制危机升级。

　　2012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签署30周年，也是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10周年。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目前的战略手段和能力已得到极大的改善，多数总量指标都位居世界前列。下一个10年的目标，很可能是要转向赢得世界的尊重。胡波的《中国海权策》一书，可以看作是为中国人赢得尊重而进行的理性思考。在战略手段发生极大变革的环境下，我们理应调整战略目标，让目标和手段更加相互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