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第3期（总第1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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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冲突与印度分治
作者：唐仁虎 来源：南亚研究 时间：2012-11-06
【内容提要】印度分治前后南亚次大陆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教族仇杀事件。事件刚刚发生时，便有进步作家进行抨击，后来又有不少作家反思这场灾难的危害。本文选择了前后相隔二十多年的三部作品，简要介绍其内容，分析几部作品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及造成教族冲突的原因，认为印度分治并非英国殖民者蓄意所为，而是分治之前印度本身的宗教政治因素造成的，因此印度分治造成的教族仇杀是教派冲突之灾。
20世纪上半叶末期发生在南亚次大陆的教派冲突造成的震惊世界的、骇人听闻的教族仇杀、抢劫、纵火、凌辱事件，仅在当时的旁遮普省就至少夺去了五十万人的生命，使一千多万人流离失所或蒙受财产损失，而且暴徒们的手段之残忍和卑鄙有的是战争远不能企及的。因此，印度分治不仅是一场悲剧，而且是一场卑鄙无耻之剧。对于这样一场人类历史上极其罕见的悲剧，是不应当忘却的。正因为如此，有不少作家以此为题材写了许多作品，如印度印地语作家乌本德尔纳特·阿谢格、莫亨·拉格希、耶谢巴尔、阿格叶耶、毗湿摩·萨赫里，乌尔都语作家明都和卡斯米等，在不同的时期都以这方面的题材写了戏剧、短篇小说或长篇小说。在他们的这些作品中，我以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乌本德尔纳特·阿谢格的独幕剧《暴风雨来临之前》（1946）、耶谢巴尔的《虚假的事实》上卷《故乡与祖国》（1960）和毗湿摩·萨赫里的《黑暗》（1973）。这几部作品可以说是在不同的时间段发表的代表性作品。因此，本文以这三部作品为例，分析分治文学产生的文化历史原因以及不同时期作家在创作这类作品时的思考。
一、 三部作品的内容概略
上述三部作品中的《暴风雨来临之前》和《黑暗》都没有译成汉语，所以有必要简略地介绍一下它们的内容。
《暴风雨来临之前》的背景是1946年初，英国政府派出印度使团到印度，做移交政权的准备工作。穆斯林联盟提出以旁遮普和孟加拉等五省建立巴基斯坦国。鉴于这样的巴基斯坦国将分为东西两个部分，相隔上千英里，联系极不方便，因此“英政府不能把在印度的权力移交给两个单独的主权国家”。[ 转引自林承节著：《印度近现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13页。]这引起穆斯林的极大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圣雄甘地号召印度教徒不要刺激穆斯林。但是，有些印度教激进分子不听甘地的号召，为庆祝胜利悬挂了三色旗。[ 三色旗当时为印度国民大会党的党旗，分橙、白、绿三色。国大党中虽有穆斯林，但大多数成员是印度教徒，因此当时绝大多数穆斯林认为这是印度教徒的象征，予以强烈反对。] 三色旗是国大党的党旗，而绝大多数穆斯林认为国大党是印度教徒的政党，因此悬挂三色旗对绝大多数穆斯林有刺激作用。所以，悬挂三色旗激起了穆斯林的教派情绪，致使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发生宗教冲突，造成教族仇杀。在《暴风雨来临之前》中，小手艺人吉苏是个印度教徒，对当时的教族仇杀非常担忧，认为印度教徒应响应甘地的号召，不要刺激穆斯林，不应该不照顾穆斯林的感情而随便悬挂三色旗。他觉得“这场灾难是兄弟相残”。[ [印]乌本德勒那特·阿谢格：《戏剧集》，1946年，第17页。]他是清醒的下层人民的代表，明白党派领导以及宗教头目们的险恶用心，知道在这场冲突中真正受难的是如同兄弟的下层人民，所以他不听当地印度教激进分子格尔塔利的煽动，坚决不在自己的房子上悬挂三色旗。不仅如此，他还挺身保护穆斯林尼亚杰米昂，结果不仅尼亚吉米昂没有逃脱灾难，吉苏也成了格尔塔利设定的屠杀对象。不过，吉苏并不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他为自己的行为感到高兴，在离开人世之前，他还要求妻子保护好尼亚吉米昂的儿子伯赫书，把他抚养成人。
从历史的发展看，《暴风雨来临之前》所描写的的确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序幕，而耶谢巴尔《虚假的事实》的上卷《故乡与祖国》从1943年写到1947年印巴分治之后大迁徙为止，内容主要是写印巴分治给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带来的灾难；下卷《国家的未来》主要是写分治后的印度最初几年的状况，因此这里对下卷不作介绍和分析。《故乡与祖国》的男主人公布里是拉合尔一位中学教师的儿子，硕士研究生。他于1943年因参加反对英国的殖民统治、反对印度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运动而被捕入狱，在狱中写了一部短篇小说集。1945年5月，英国殖民政府为了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释放了包括他在内的所有政治犯。他出狱后受穷困生活的折磨，无法继续完成学业。不过，他在狱中写的小说发表后受到好评，成为名噪一时的作家。后来他在一家带有印度教倾向的报社从事编辑工作。但是，由于他注重真实，注重宗教团结，实事求是地写新闻稿件，揭示了印度教激进分子的所作所为，而被加以莫须有的罪名解职。别无他法，他只好翻译小说，以替人代笔写教科书为业，但又受到出版商和学阀的剥削，收入微薄。不过，幸运之神向他伸出了援手——出版商的女儿甘娜格垂青于他，两人坠入爱河。甘娜格的父亲和做律师的姐夫觉得布里家太穷，门不当，户不对，决心拆散他们，但甘娜格无论如何不同意。她姐夫想出的最后办法是给她一个月时间冷静思考。在这一个月中她不与布里见面，一个月后由她自己决定。达成协议后，姐夫、姐姐带着她离开拉合尔到奈尼塔尔避暑。他们没想到的是，甘娜格给布里寄去路费让他到奈尼塔尔见面。布里8月初到奈尼塔尔，然后去勒克瑙寻职。他在勒克瑙碰壁后回到奈尼塔尔，赶上了8月15日零点举行的独立庆祝活动。印巴分治，拉合尔划归巴基斯坦。布里离开奈尼塔尔，欲回拉合尔接家人到分治后的印度。他一路上目睹了印度教徒屠杀穆斯林和凌辱穆斯林妇女的悲惨情景。但是，他不仅未能回到拉合尔，反而被同教信徒洗劫一空，险些丧命。
布里的妹妹达拉是本书的两位女主人公之一。她在1943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大学。此后，她与穆斯林青年、共产党人阿瑟德互相爱慕，但家里人却把她许配给一个资本家的浪荡公子。她本希望哥哥能帮她摆脱婚姻的困境，但后者没有去说服父母。此时，拉合尔的教派冲突已经开始，于是她很快被嫁了出去。新婚之夜刚进洞房，她便被丈夫毒打一顿。然后，她丈夫离去，她独自呆在洞房。少顷，她婆家的别墅被穆斯林放火烧了起来。她从窗户跳到别人家的屋顶上逃出，但不幸落入穆斯林歹徒之手，惨遭奸污。一位好心的穆斯林老人救了她，劝她改信伊斯兰教，她没同意，只得离开。最后，她被印度政府派去的有军队保护的收容队接到印度。一路上，她看到了迁往巴基斯坦的一无所有的穆斯林、被杀害的不同教派的信徒的尸体和被凌辱的妇女的惨状。在这部作品中，作者试图从经济、社会、宗教、政治等方面揭示造成悲剧的原因，抨击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狂热分子在印巴分治时的残暴与卑鄙，给后人以警示。
《黑暗》所写的内容是分治前夕，即1947年3月发生在拉瓦尔品第及周围的一百多个村庄的暴乱。小说开篇，穆斯林老爷穆拉德·阿里拿出五个卢比给皮匠纳图，让他弄一头猪来关在一个黑暗的小房间里并杀死，但没有告诉他为何这样做。纳图使出浑身解数才将猪杀死。第二天早上，那头死猪被放到清真寺门外。后来，愤怒的穆斯林杀死一头母牛扔到印度教神庙外。于是，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冲突发生了，且很快蔓延开来。共产党人和国大党领导人去找当地的英国副专员理查德，要求他采取措施，实行戒严，避免事态扩大，但他以自己无权调动军队为由而不予理睬。[ 理查德是当地的副专员，无权调动军队，这是事实。但是，他可以设法让上级有关部门调动军警实行戒严，阻止事态的发展。] 冲突蔓延到周围的村庄后，锡克教徒也遭了殃。有的村庄的锡克教妇女为了避免被穆斯林凌辱，带着孩子集体投井自尽；幸存的也背井离乡，沦为难民。一些年轻的共产党人，为了唤醒人们的理智和平息骚乱而东奔西走。但他们毕竟人少力单，狂热的教徒们不听他们的劝解，甚至把他们当成敌人，以致有的人成了骚乱的牺牲品。几天后，英国人意识到骚乱持续下去有可能殃及自身，于是开始干预，实施宵禁，派军警维持秩序，调查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
二、 三部作品的相同点与不同点
这三部作品发表的时间相隔二十多年，第一部作品创作于英国宣布准备接受印度的独立要求之后，后两部作品的创作和出版的时间相隔十多年。或许正是由于此种原因，这三部作品所表现的对于分治和分治所引起的冲突的认识并不完全一样：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相同点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点，也是最为明显的一点，是对英国殖民统治者没有积极采取措施避免当时的教派冲突不满。这一点在发表得越早的作品中表现得越明显，说得更明白。例如，在《暴风雨来临之前》，作者认为当时爆发的印穆冲突是英国殖民政府耍花招造成的。他通过作品中人物之口说：“这正是政府[指英国殖民政府。]所希望发生的”。[ [印] 乌本德勒那特·阿谢格：《戏剧集》，第15页。]他还认为，印度国大党和印度穆斯林联盟都被耍了，“两个组织[ 指印度国民大会党和穆斯林联盟。]都是政府手中的玩偶。”[ [印]乌本德勒那特·阿谢格：《戏剧集》，第20页。]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这一点后文再予探讨。
耶谢巴尔的《虚假的事实》是印度独立后才写的，于1960年出版。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依然认为英国殖民统治者是挑起冲突的罪魁祸首。他借男主人公布里之口说：“总督的目的是要挑起冲突。他不会同意成立巴基斯坦。他颁布过反对穆斯林联盟游行的法令。”[ [印]耶谢巴尔：《虚假的事实》上卷（金鼎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117页。]
耶谢巴尔在这里还是明确指出英国统治者“是要挑起冲突”。这与独立前阿谢格的看法没有不同。他只不过把理由说成是殖民当局不会同意“成立巴基斯坦”。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黑暗》中，小说的作者不再这样说，而只是表现了英国统治者不愿让印度的教派冲突殃及自身。下面我们来看看小说中出现的英国在当地的最高官员和妻子的对话：
“理查德，有你在还发生冲突？”
“丽莎，你知道的，我们不插足他们的教族冲突。”
“你为什么不设法阻止呢……他们打起来，也会危及到你的安全的！……难道他们相互厮杀是好事吗？”
“难道这些人团结起来反对我……是好事吗？……如果现在这样的声音出现在我们家外面，这些人举着上了刺刀的枪站在外面，试图要我的命。你会觉得怎么样？……城里发生了骚乱，我得去了解情况。你睡吧。”[ [印]毗湿摩·萨赫里：《黑暗》，德里，国莲私营有限出版社，1977年第二版，第111页。]
从理查德的话可以明显地看出，英国殖民统治者没有挑动宗教冲突的意思，但也不愿引火烧身。当时的冲突主要是教族冲突。关于这一点，在这部小说的开篇，作者就明明白白地告诉读者：一个穆斯林头人找一个印度教皮匠种姓的人纳图杀猪，而且告诉他是供医学之用。但是，第二天清早，伊斯兰信徒便在清真寺门口看见了一只死猪。这只死猪是从哪儿来的，书中没有交代，但读者必然心领神会。穆斯林视猪为污秽之物，他们岂能容忍。于是，不久后在印度教神庙前出现了被杀死的母牛。牛，特别是母牛，被印度教徒视为神圣的动物。母牛被杀死了，而且还放在印度教神庙附近，这还了得。这两种动物被杀死，被分别放在两个近千年来冲突不断的宗教的寺庙附近，将导致什么事件发生？这是不言自明的事。果然，冲突发生了，而且愈演愈烈，由城市发展到周围的村庄。这次冲突中受害的不仅是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而且在当地为数很少的锡克教徒也遭到伊斯兰信徒的祸害，财产被洗劫，男人被追杀，妇女和儿童得不到保护。下面是锡克教妇女不堪受辱而出现的惨不忍睹的场面：
一群妇女朝着深井走去……杰斯比尔·高尔首先跳入。她没有喊任何口号，只叫了一声 “啊，古鲁”就跳了下去。随后，不少妇女登上井台。赫利·辛哈的妻子先登上井台，接着把四岁的儿子拉了上去，然后拉着他一起跳了下去。德瓦·辛哈的老婆抱着吃奶的孩子跳了下去。普列姆·辛哈的妻子跳了下去，可是她的孩子站着没动。戈扬·辛哈的妻子一把将他推下。转眼之间，村里的数十个妇女就带着孩子跳下井里。[ [印]毗湿摩·萨赫尼：《黑暗》，第214页。]
这是多么悲壮的一幕！说它悲惨，是因为这些妇女是万般无奈而为之，她们不这样结束自己的生命，就会遭到无法忍受的凌辱；说它悲壮，是因为这些妇女为了自己的尊严，面对死亡毫无畏惧，勇敢地带着孩子与死神拥抱。
但是，一个问题出现了：为什么前两部作品明确说是英国人挑动教族冲突，而这一部作品不那样说了呢？我以为，后者虽然还是属于反思印巴分治引起的教族冲突所造成的伤害文学一类，但是经过二十余年的沉淀，作者写作时已不再受反对英国殖民统治、进行独立斗争的那种政治氛围的束缚，在看待当时的教族冲突时，能够比较客观公正。这也说明，作者更加清醒地看到了当时教族冲突的真正原因，因而不再说是英国人挑动教族冲突，而是能够实事求是地描绘出当时教族冲突是如何发生的，同时表现了英国人在解决当时的教族冲突时的消极态度。事实上，英国人当时也非常清楚地看到了印度的教族冲突会在获得独立允诺后突然迸发。至于冲突会发展到多么严重的后果，他们也预料不到，因此在他们抽身之前，不愿卷入印度的教族冲突中去。这是英国人当时不愿立即出兵压制教族冲突的真实原因。这一点，小说中出现的英国最高行政长官已经说得很明白。客观地说，英国政府当时恐怕也不愿看到发生如此大规模的、悲惨的教族冲突。时任英国首相艾德礼在1946年初就曾在下院说：“如果印度选择独立——在我们看来，它有权这样做，我们将帮助他们尽可能顺利地实现这个转变。”[ 转引自林承节著：《印度近现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11页。]这表明，英国方面没有挑动教族冲突的用心；教族冲突是印度长期的宗教矛盾在获得独立允诺后部分宗教、政治领袖煽动起来的。
另一方面，这三部作品的作者都看到了教族冲突的悲惨，看到了教族冲突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的巨大损失，因而感到痛心。正是基于这种原因，他们才通过文学作品把那些本不该发生的事写出来，给后人以警示。作家们都看到了教族冲突是上层宗教、政治领袖们挑动起来的。例如，在1946年发表的《暴风雨来临之前》中的普通印度教徒吉苏不仅自己坚持不挂三色旗，而且劝别人也不要挂三色旗，不要刺激穆斯林。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英国殖民当局已经着手移交权力，国大党接手的权力已经占了优势，尼赫鲁已经成了印度人中身居最重要地位的国家领导人，而穆斯林联盟的领袖们又坚决要建立巴基斯坦国。如果刺激穆斯林，势必发生冲突，结果正是吉苏所预料的那样。在《虚假的事实》的上卷《故乡与祖国》结尾处，作者让读者看到了委实惨不忍睹的情景：
一个人像耍杂技似的，高高的举起一根长竹竿。另外一个人像敲鼓似的敲着洋铁桶。旁边一些人把手放在嘴唇上，像公羊见到发情的母羊似的，发出“吧！吧！”的声音。竹竿上挂着一个裸体女人。女人的两腿张开悬在竹竿上。腿上的鲜血在晚霞中显得特别刺眼。她的脖子和胳臂却无力地垂着。举竹竿的人前面还有四五个裸体女人。她们用手捂着脸，被别人推来推去。前面是往西走的穆斯林。这伙暴徒对他们嚷道：“把她们带走吧！把她们带走吧！把你们的母亲和女儿都带走吧！”[ [印]耶谢巴尔：《虚假的事实》上卷（金鼎汉译），第553页。]
这是印度政府派到巴基斯坦接印度难民的收容队过了巴基斯坦检查站后看见的情景。这是哪个教族的人所为，已经非常清楚。这显示出，耶谢巴尔作为一个进步作家在写这部小说时没有偏袒任何一方，而是鞭挞了印度教的暴徒们。
总之，这三部作品对英国殖民统治者均有揭露，不过有的比较公允，有的失于偏颇。挑起宗教冲突的，既有印度教上层人士，也有伊斯兰教上层人士。作者对他们都进行了抨击。
三、 印度分治及教族冲突的原因
印度和巴基斯坦作家都写了不少以分治为题材的文学作品，表现分治时宗教冲突给人民带来的灾难，给难民们带来生活的艰辛。不仅如此，分治还给印度和巴基斯坦带来了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克什米尔问题。这些都使我们不能不思考，分治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分治造成的教族仇杀的原因是什么？
印巴分治既有宗教原因，也有政治原因，还有宗教政治上层人士为了一己私利的原因。总之，原因是多方面的。
不错，分治的方案是英国殖民当局提出来的，但是必须看到他们为何提出分治方案。我们知道，英国殖民当局曾先后提出两个移交政权的方案：第一个方案并非分治方案，但由于独立前印度的政党、宗教等多种原因，该方案未能得到决意建立巴基斯坦的穆斯林联盟的接受。这是政治宗教领袖利用宗教，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从而成为一国的最高统治者或者统治者集团而采用的策略。早在1930年，著名诗人、宗教哲学家、政治思想家伊克巴尔在主持穆斯林联盟年会时就提出建立穆斯林国家的思想。他说：“我愿意看到旁遮普、西北边省、信德和俾路支斯坦构成一个单一的国家。无论在英帝国内自治或是在帝国外自治，建立一个巩固的西北穆斯林国家，我认为，至少是西北印度穆斯林的必然归属。”[ 转引自林承节著：《印度近现代史》，第631页。]1940年3月，全印穆斯林联盟在拉合尔年会上通过决议，正式决定建立穆斯林国家。该决议说：“任何制宪方案只有建立在下述原则基础上，在这个国家才是切实可行的并能为穆斯林接受，即把地理上连接的单位划分为一些区域，其构成及必要的领土调整，应使穆斯林占人口多数的地区即印度的西北地区和东部地区合并为独立的国家，其中各构成单位有自治权和主权。”[ 转引自林承节著：《印度近现代史》，第633页。]正是因为穆斯林联盟的方针已定，其领导人和上层宗教人士坚决抵制英国政府提出的印度制宪会议构成的方案，并制定了组织穆斯林开展斗争的计划，宣布1946年8月16日为“直接行动日”。于是，大规模的教族冲突很快发生，仅在加尔各答，三天之内就有五百人失去生命，伤者达两万人之众，无家可归者数以十万计。比哈尔至少有七百人死亡。旁遮普也不会例外，冲突中死伤者想必更多。[ 旁遮普是印度教徒、伊斯兰教徒和锡克教徒混居集中的地区，但我们没有该地区在“直接行动日”造成的死伤者的具体统计数字。]在这种情况下，英国首相才不得不于1947年2月20日决定最迟不晚于1948年6月把政权移交给印度人。但是，英国人并没有等那么久，仅仅在5个多月之后便于1947年8月14~15日就将政权分别移交给了巴基斯坦和印度两个自治领。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英国人认识到印度对它来说已经成为一个即将爆炸的火药库：英国驻印度的最后一任总督蒙巴顿的助手后来曾说：“1947年3月的印度”，已经“是一艘满载火药在大海中航行而突然着火的船。当时的问题是在大火燃烧到弹药之前把火扑灭。”[ 转引自林承节著：《印度近现代史》，第720~721页。]事实上，这火已经无法扑灭。英国人不想掉进火药库，于是不得不提出分治方案并尽快实施。
那么，穆斯林联盟又为什么一定要求分治，而且其主张还得到广大教徒的赞同呢？我认为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自1206年德里苏丹国建立到19世纪中叶英国在印度实行彻底的殖民统治前的600多年时间里，穆斯林一直是印度的统治者。在1858年英王接管印度的统治权以前的七八十年里，穆斯林作为印度统治者的权力虽然部分乃至基本失去了，但穆斯林的最高统治者还是一直存在的，还有一个象征性的皇帝。在穆斯林的这些最高统治者中，除阿克巴及其子贾汉吉尔在位的几十年里实行宽容的宗教政策外，其他统治者对印度教徒基本上采取了不同程度的打压政策，使印度教徒长期受到压迫，因而积怨甚深。英国人来了以后，为了有利于自己的统治，采取了利用印度教徒和打压穆斯林的政策，并逐步夺取了他们的一切权力。这样一来，两大宗教之间长期形成的矛盾难以调解，且难以建立互信。第二，在长达600多年的穆斯林统治时期，改信伊斯兰教的印度教徒大多是低等种姓和贱民。他们本身很穷，改信伊斯兰教以后虽然在宗教上享有平等的权利，但是在经济上并没有翻身，依然很穷。实际上，他们在经济上依然受到富有的印度教徒的剥削，正如耶谢巴尔在小说中所说的：“这一切都是印度教徒自己造成的。”[ [印]耶谢巴尔：《虚假的事实》，上卷（金鼎汉译），第552页。]“穆斯林现在掠夺了印度教徒。但是印度教徒几百年来一直掠夺和剥削他们。否则，同住在一个地方的人为什么贫富间有这么大的差别？为什么旁遮普的财产全都在印度教徒手上？这些穷人一怒之下都加入了伊斯兰教，成为穆斯林。现在是第二次愤怒。”“这样的狂怒既是宗教造成的，也是贫穷造成的。”[ [印]耶谢巴尔：《虚假的事实》，上卷（金鼎汉译），第552页。]“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带来的是皮箱、现金、首饰和债券。而这些穆斯林带走的是陶制烟袋、破床、炉子、磨子和母鸡。这些就是他们的财产……‘有钱的是印度教徒，受穷的是穆斯林。’这话一点也不假。”[ [印]耶谢巴尔：《虚假的事实》，上卷（金鼎汉译），第551页。]耶谢巴尔在小说中说的的确是事实。不过，这还有一些客观原因，即在穆斯林集中的地区，或者说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富有一些的大多是印度教徒或锡克教徒，穷困的多为穆斯林。《黑暗》在提到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区别时也曾说道：“卖衣服的店一般都是印度教徒的，鞋店是穆斯林的，修理汽车、摩托车的店都是印度教徒的，卖粮食的商店都是印度教徒的。一些零散的杂活印度教徒也干，穆斯林也干。”[ [印]毗湿摩·萨赫尼：《黑暗》，第89页。]这里虽然没有说到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但是从这种简单的区别中我们可以看出，印度教徒所开设的店比穆斯林的好，可以多赚一些钱。而干杂活的虽然有印度教徒，也有穆斯林，说明在穆斯林占多数的地方印度教徒虽然比较少，但也还是有穷的，只是数量上可能比较少。与此相反，穆斯林中穷困的可能更多一些。耶谢巴尔小说中描写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教徒的不同状况完全符合实际。所以形成这种状况，是因为穆斯林即使在印度建政后依然属于少数；而印度教徒，特别是上层三个种姓的印度教徒，基本上是不会改信伊斯兰教的，甚至很多首陀罗和不可接触者都没有改信伊斯兰教。在这种情况下，穆斯林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就不能不利用印度教上层人士或者有权势的人士，因此不能不向他们妥协。再说，穆斯林统治者也不可能把富有的印度教徒的财富、房地产夺过来分给改信了伊斯兰教的极贫穷的原印度教徒。第三，改信了伊斯兰教的印度教徒绝大多数原本很穷，成为穆斯林后依然无法改变命运。到印度独立前后，他们的后裔们已经不知道他们的多少代祖辈原来是印度教徒，而只知道他们是穆斯林了，所以他们很容易受到伊斯兰教的宗教领袖、政治家的煽动，积极参加到教族冲突中去。实现分治后，他们前往巴基斯坦时，自然没有什么现钱或贵重物品可以带走。当然，他们之所以如此，说到底还是印度教造成的——如果没有印度教的种姓歧视，那些低等种姓的印度教徒和不可接触者或许就不会大量改信伊斯兰教，也就不会发生后来这一幕幕惨剧。
但是，这种状况并不是导致分治的深层原因，而只是表层原因。深层原因在于：穆斯林的领袖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获得独立之后他们不可能在统一的印度重新获得最高的宝座，不可能重新掌握印度最大的权力。而在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以前，穆斯林一直占统治地位，靠强权统治着印度。印度教徒虽然占多数，也进行了无数次的反抗斗争，特别是还出现了西瓦吉[ 西瓦吉（1627~1680），印度马拉塔国家的建立者。19岁领兵征战，曾于1657年和1665年先后两次率领马拉塔人民进行反对莫卧儿帝国统治的战争，被视为伟大的民族英雄。]那样的与莫卧儿王朝进行斗争、抗衡的杰出人物，但都未能推翻穆斯林在印度的统治。英国人来到印度以后，为了在印度建立自己的殖民统治，巧妙地利用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矛盾，拉拢印度教徒，特别是印度教徒的上层人士。英国人这样做的结果，加深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矛盾。但是，伊斯兰教信徒和印度教信徒毕竟同在印度这片土地上生活了约一千年的时间，他们之间虽然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有难以化解的仇恨，但却都是这里的居民；英国人虽然拉拢印度教徒，打压穆斯林，但并不是不榨取印度教徒的血汗，因此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他们又能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然而，随着独立斗争的深入发展，随着独立曙光的出现，穆斯林的领袖们就不得不考虑获得独立以后怎么办。伊克巴尔是有先见之明的，他在1930年提出建立巴基斯坦的想法时，其他人并没有在意。随着获得独立的日子越来越近，穆斯林领袖们也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在印度的总人口中，穆斯林占绝对的少数，如实行民主制，以选票说话，他们绝对不可能获得多数选票，也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掌权者。这在1946年年初的省议会选举中已经得到证实。当时，穆斯林联盟在穆斯林占多数的旁遮普省都没有获得独立组成政府的议席，组织联合政府的努力亦未能成功，结果成立了由印度国民大会党、民族统一党等组成的联合政府。[ 参见林承节著：《印度近现代史》，第702~705页。]因此，他们不可能同意英国人提出的任何建立统一的由印度人掌权的单一国家。在英国人没有“表示支持建立巴基斯坦”的情况下，他们“强调未来制宪必须以赞成巴基斯坦为前提，否则穆盟决不接受”。[ 林承节：《印度近现代史》，第701页。]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在没有得到支持的情况下就开始为建立巴基斯坦国而进行斗争，煽动教族冲突。这样一来，在伊斯兰教宗教和政治领袖们发动的直接行动日，大规模的教族冲突便不可避免，以致造成了极其悲惨的结局。“《国务活动家》报记者安·斯提芬现场采访加尔各答冲突后报道当时的惨状说：‘街头布满尸体，至少有三千具，受伤者数以万计。至于商店和私宅遭到的破坏更是无法统计。这不是骚乱，而是中世纪史上所说的大屠杀。不过，疯狂的大屠杀听起来像是自发的，而这次事件却带有预谋和组织的性质。’”[ 林承节：《印度近现代史》，第718页。]因为那些预谋者和组织者都想在独立后得到政治利益，甚至使自身的经济利益最大化。这才是印度分治和宗教冲突的根本原因。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印巴分治并不是英国人分而治之的结果，而主要是穆斯林联盟的宗教政治领袖们为了政治目的而迫使英国人和国大党接受分治要求的结果。他们的分治要求一被接受，紧接着的便是边界线的划定问题、居住于印度境内的穆斯林迁往巴基斯坦的问题和居住于巴基斯坦境内的印度教徒迁往印度的问题、不动产不能带走又引来新来者争夺的问题，等等。众多的问题在一夜之间突然出现，引发了不同宗教的教徒之间的冲突和仇杀，然后便是因争夺不动产而发生的暴力和伤害，甚至同教教徒之间为争夺不动产而发生的厮杀。结果就是众所周知的极大灾难，而这种灾难正是宗教矛盾造成的，也就是说教派冲突难辞其咎。
20世纪上半叶末期发生在南亚次大陆的教派冲突造成的震惊世界的、骇人听闻的教族仇杀、抢劫、纵火、凌辱事件，仅在当时的旁遮普省就至少夺去了五十万人的生命，使一千多万人流离失所或蒙受财产损失，而且暴徒们的手段之残忍和卑鄙有的是战争远不能企及的。因此，印度分治不仅是一场悲剧，而且是一场卑鄙无耻之剧。对于这样一场人类历史上极其罕见的悲剧，是不应当忘却的。正因为如此，有不少作家以此为题材写了许多作品，如印度印地语作家乌本德尔纳特·阿谢格、莫亨·拉格希、耶谢巴尔、阿格叶耶、毗湿摩·萨赫里，乌尔都语作家明都和卡斯米等，在不同的时期都以这方面的题材写了戏剧、短篇小说或长篇小说。在他们的这些作品中，我以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乌本德尔纳特·阿谢格的独幕剧《暴风雨来临之前》（1946）、耶谢巴尔的《虚假的事实》上卷《故乡与祖国》（1960）和毗湿摩·萨赫里的《黑暗》（1973）。这几部作品可以说是在不同的时间段发表的代表性作品。因此，本文以这三部作品为例，分析分治文学产生的文化历史原因以及不同时期作家在创作这类作品时的思考。
一、 三部作品的内容概略
上述三部作品中的《暴风雨来临之前》和《黑暗》都没有译成汉语，所以有必要简略地介绍一下它们的内容。
《暴风雨来临之前》的背景是1946年初，英国政府派出印度使团到印度，做移交政权的准备工作。穆斯林联盟提出以旁遮普和孟加拉等五省建立巴基斯坦国。鉴于这样的巴基斯坦国将分为东西两个部分，相隔上千英里，联系极不方便，因此“英政府不能把在印度的权力移交给两个单独的主权国家”。[ 转引自林承节著：《印度近现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13页。]这引起穆斯林的极大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圣雄甘地号召印度教徒不要刺激穆斯林。但是，有些印度教激进分子不听甘地的号召，为庆祝胜利悬挂了三色旗。[ 三色旗当时为印度国民大会党的党旗，分橙、白、绿三色。国大党中虽有穆斯林，但大多数成员是印度教徒，因此当时绝大多数穆斯林认为这是印度教徒的象征，予以强烈反对。] 三色旗是国大党的党旗，而绝大多数穆斯林认为国大党是印度教徒的政党，因此悬挂三色旗对绝大多数穆斯林有刺激作用。所以，悬挂三色旗激起了穆斯林的教派情绪，致使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发生宗教冲突，造成教族仇杀。在《暴风雨来临之前》中，小手艺人吉苏是个印度教徒，对当时的教族仇杀非常担忧，认为印度教徒应响应甘地的号召，不要刺激穆斯林，不应该不照顾穆斯林的感情而随便悬挂三色旗。他觉得“这场灾难是兄弟相残”。[ [印]乌本德勒那特·阿谢格：《戏剧集》，1946年，第17页。]他是清醒的下层人民的代表，明白党派领导以及宗教头目们的险恶用心，知道在这场冲突中真正受难的是如同兄弟的下层人民，所以他不听当地印度教激进分子格尔塔利的煽动，坚决不在自己的房子上悬挂三色旗。不仅如此，他还挺身保护穆斯林尼亚杰米昂，结果不仅尼亚吉米昂没有逃脱灾难，吉苏也成了格尔塔利设定的屠杀对象。不过，吉苏并不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他为自己的行为感到高兴，在离开人世之前，他还要求妻子保护好尼亚吉米昂的儿子伯赫书，把他抚养成人。
从历史的发展看，《暴风雨来临之前》所描写的的确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序幕，而耶谢巴尔《虚假的事实》的上卷《故乡与祖国》从1943年写到1947年印巴分治之后大迁徙为止，内容主要是写印巴分治给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带来的灾难；下卷《国家的未来》主要是写分治后的印度最初几年的状况，因此这里对下卷不作介绍和分析。《故乡与祖国》的男主人公布里是拉合尔一位中学教师的儿子，硕士研究生。他于1943年因参加反对英国的殖民统治、反对印度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运动而被捕入狱，在狱中写了一部短篇小说集。1945年5月，英国殖民政府为了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释放了包括他在内的所有政治犯。他出狱后受穷困生活的折磨，无法继续完成学业。不过，他在狱中写的小说发表后受到好评，成为名噪一时的作家。后来他在一家带有印度教倾向的报社从事编辑工作。但是，由于他注重真实，注重宗教团结，实事求是地写新闻稿件，揭示了印度教激进分子的所作所为，而被加以莫须有的罪名解职。别无他法，他只好翻译小说，以替人代笔写教科书为业，但又受到出版商和学阀的剥削，收入微薄。不过，幸运之神向他伸出了援手——出版商的女儿甘娜格垂青于他，两人坠入爱河。甘娜格的父亲和做律师的姐夫觉得布里家太穷，门不当，户不对，决心拆散他们，但甘娜格无论如何不同意。她姐夫想出的最后办法是给她一个月时间冷静思考。在这一个月中她不与布里见面，一个月后由她自己决定。达成协议后，姐夫、姐姐带着她离开拉合尔到奈尼塔尔避暑。他们没想到的是，甘娜格给布里寄去路费让他到奈尼塔尔见面。布里8月初到奈尼塔尔，然后去勒克瑙寻职。他在勒克瑙碰壁后回到奈尼塔尔，赶上了8月15日零点举行的独立庆祝活动。印巴分治，拉合尔划归巴基斯坦。布里离开奈尼塔尔，欲回拉合尔接家人到分治后的印度。他一路上目睹了印度教徒屠杀穆斯林和凌辱穆斯林妇女的悲惨情景。但是，他不仅未能回到拉合尔，反而被同教信徒洗劫一空，险些丧命。
布里的妹妹达拉是本书的两位女主人公之一。她在1943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大学。此后，她与穆斯林青年、共产党人阿瑟德互相爱慕，但家里人却把她许配给一个资本家的浪荡公子。她本希望哥哥能帮她摆脱婚姻的困境，但后者没有去说服父母。此时，拉合尔的教派冲突已经开始，于是她很快被嫁了出去。新婚之夜刚进洞房，她便被丈夫毒打一顿。然后，她丈夫离去，她独自呆在洞房。少顷，她婆家的别墅被穆斯林放火烧了起来。她从窗户跳到别人家的屋顶上逃出，但不幸落入穆斯林歹徒之手，惨遭奸污。一位好心的穆斯林老人救了她，劝她改信伊斯兰教，她没同意，只得离开。最后，她被印度政府派去的有军队保护的收容队接到印度。一路上，她看到了迁往巴基斯坦的一无所有的穆斯林、被杀害的不同教派的信徒的尸体和被凌辱的妇女的惨状。在这部作品中，作者试图从经济、社会、宗教、政治等方面揭示造成悲剧的原因，抨击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狂热分子在印巴分治时的残暴与卑鄙，给后人以警示。
《黑暗》所写的内容是分治前夕，即1947年3月发生在拉瓦尔品第及周围的一百多个村庄的暴乱。小说开篇，穆斯林老爷穆拉德·阿里拿出五个卢比给皮匠纳图，让他弄一头猪来关在一个黑暗的小房间里并杀死，但没有告诉他为何这样做。纳图使出浑身解数才将猪杀死。第二天早上，那头死猪被放到清真寺门外。后来，愤怒的穆斯林杀死一头母牛扔到印度教神庙外。于是，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冲突发生了，且很快蔓延开来。共产党人和国大党领导人去找当地的英国副专员理查德，要求他采取措施，实行戒严，避免事态扩大，但他以自己无权调动军队为由而不予理睬。[ 理查德是当地的副专员，无权调动军队，这是事实。但是，他可以设法让上级有关部门调动军警实行戒严，阻止事态的发展。] 冲突蔓延到周围的村庄后，锡克教徒也遭了殃。有的村庄的锡克教妇女为了避免被穆斯林凌辱，带着孩子集体投井自尽；幸存的也背井离乡，沦为难民。一些年轻的共产党人，为了唤醒人们的理智和平息骚乱而东奔西走。但他们毕竟人少力单，狂热的教徒们不听他们的劝解，甚至把他们当成敌人，以致有的人成了骚乱的牺牲品。几天后，英国人意识到骚乱持续下去有可能殃及自身，于是开始干预，实施宵禁，派军警维持秩序，调查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
二、 三部作品的相同点与不同点
这三部作品发表的时间相隔二十多年，第一部作品创作于英国宣布准备接受印度的独立要求之后，后两部作品的创作和出版的时间相隔十多年。或许正是由于此种原因，这三部作品所表现的对于分治和分治所引起的冲突的认识并不完全一样：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相同点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点，也是最为明显的一点，是对英国殖民统治者没有积极采取措施避免当时的教派冲突不满。这一点在发表得越早的作品中表现得越明显，说得更明白。例如，在《暴风雨来临之前》，作者认为当时爆发的印穆冲突是英国殖民政府耍花招造成的。他通过作品中人物之口说：“这正是政府[指英国殖民政府。]所希望发生的”。[ [印] 乌本德勒那特·阿谢格：《戏剧集》，第15页。]他还认为，印度国大党和印度穆斯林联盟都被耍了，“两个组织[ 指印度国民大会党和穆斯林联盟。]都是政府手中的玩偶。”[ [印]乌本德勒那特·阿谢格：《戏剧集》，第20页。]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这一点后文再予探讨。
耶谢巴尔的《虚假的事实》是印度独立后才写的，于1960年出版。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依然认为英国殖民统治者是挑起冲突的罪魁祸首。他借男主人公布里之口说：“总督的目的是要挑起冲突。他不会同意成立巴基斯坦。他颁布过反对穆斯林联盟游行的法令。”[ [印]耶谢巴尔：《虚假的事实》上卷（金鼎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117页。]
耶谢巴尔在这里还是明确指出英国统治者“是要挑起冲突”。这与独立前阿谢格的看法没有不同。他只不过把理由说成是殖民当局不会同意“成立巴基斯坦”。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黑暗》中，小说的作者不再这样说，而只是表现了英国统治者不愿让印度的教派冲突殃及自身。下面我们来看看小说中出现的英国在当地的最高官员和妻子的对话：
“理查德，有你在还发生冲突？”
“丽莎，你知道的，我们不插足他们的教族冲突。”
“你为什么不设法阻止呢……他们打起来，也会危及到你的安全的！……难道他们相互厮杀是好事吗？”
“难道这些人团结起来反对我……是好事吗？……如果现在这样的声音出现在我们家外面，这些人举着上了刺刀的枪站在外面，试图要我的命。你会觉得怎么样？……城里发生了骚乱，我得去了解情况。你睡吧。”[ [印]毗湿摩·萨赫里：《黑暗》，德里，国莲私营有限出版社，1977年第二版，第111页。]
从理查德的话可以明显地看出，英国殖民统治者没有挑动宗教冲突的意思，但也不愿引火烧身。当时的冲突主要是教族冲突。关于这一点，在这部小说的开篇，作者就明明白白地告诉读者：一个穆斯林头人找一个印度教皮匠种姓的人纳图杀猪，而且告诉他是供医学之用。但是，第二天清早，伊斯兰信徒便在清真寺门口看见了一只死猪。这只死猪是从哪儿来的，书中没有交代，但读者必然心领神会。穆斯林视猪为污秽之物，他们岂能容忍。于是，不久后在印度教神庙前出现了被杀死的母牛。牛，特别是母牛，被印度教徒视为神圣的动物。母牛被杀死了，而且还放在印度教神庙附近，这还了得。这两种动物被杀死，被分别放在两个近千年来冲突不断的宗教的寺庙附近，将导致什么事件发生？这是不言自明的事。果然，冲突发生了，而且愈演愈烈，由城市发展到周围的村庄。这次冲突中受害的不仅是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而且在当地为数很少的锡克教徒也遭到伊斯兰信徒的祸害，财产被洗劫，男人被追杀，妇女和儿童得不到保护。下面是锡克教妇女不堪受辱而出现的惨不忍睹的场面：
一群妇女朝着深井走去……杰斯比尔·高尔首先跳入。她没有喊任何口号，只叫了一声 “啊，古鲁”就跳了下去。随后，不少妇女登上井台。赫利·辛哈的妻子先登上井台，接着把四岁的儿子拉了上去，然后拉着他一起跳了下去。德瓦·辛哈的老婆抱着吃奶的孩子跳了下去。普列姆·辛哈的妻子跳了下去，可是她的孩子站着没动。戈扬·辛哈的妻子一把将他推下。转眼之间，村里的数十个妇女就带着孩子跳下井里。[ [印]毗湿摩·萨赫尼：《黑暗》，第214页。]
这是多么悲壮的一幕！说它悲惨，是因为这些妇女是万般无奈而为之，她们不这样结束自己的生命，就会遭到无法忍受的凌辱；说它悲壮，是因为这些妇女为了自己的尊严，面对死亡毫无畏惧，勇敢地带着孩子与死神拥抱。
但是，一个问题出现了：为什么前两部作品明确说是英国人挑动教族冲突，而这一部作品不那样说了呢？我以为，后者虽然还是属于反思印巴分治引起的教族冲突所造成的伤害文学一类，但是经过二十余年的沉淀，作者写作时已不再受反对英国殖民统治、进行独立斗争的那种政治氛围的束缚，在看待当时的教族冲突时，能够比较客观公正。这也说明，作者更加清醒地看到了当时教族冲突的真正原因，因而不再说是英国人挑动教族冲突，而是能够实事求是地描绘出当时教族冲突是如何发生的，同时表现了英国人在解决当时的教族冲突时的消极态度。事实上，英国人当时也非常清楚地看到了印度的教族冲突会在获得独立允诺后突然迸发。至于冲突会发展到多么严重的后果，他们也预料不到，因此在他们抽身之前，不愿卷入印度的教族冲突中去。这是英国人当时不愿立即出兵压制教族冲突的真实原因。这一点，小说中出现的英国最高行政长官已经说得很明白。客观地说，英国政府当时恐怕也不愿看到发生如此大规模的、悲惨的教族冲突。时任英国首相艾德礼在1946年初就曾在下院说：“如果印度选择独立——在我们看来，它有权这样做，我们将帮助他们尽可能顺利地实现这个转变。”[ 转引自林承节著：《印度近现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11页。]这表明，英国方面没有挑动教族冲突的用心；教族冲突是印度长期的宗教矛盾在获得独立允诺后部分宗教、政治领袖煽动起来的。
另一方面，这三部作品的作者都看到了教族冲突的悲惨，看到了教族冲突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的巨大损失，因而感到痛心。正是基于这种原因，他们才通过文学作品把那些本不该发生的事写出来，给后人以警示。作家们都看到了教族冲突是上层宗教、政治领袖们挑动起来的。例如，在1946年发表的《暴风雨来临之前》中的普通印度教徒吉苏不仅自己坚持不挂三色旗，而且劝别人也不要挂三色旗，不要刺激穆斯林。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英国殖民当局已经着手移交权力，国大党接手的权力已经占了优势，尼赫鲁已经成了印度人中身居最重要地位的国家领导人，而穆斯林联盟的领袖们又坚决要建立巴基斯坦国。如果刺激穆斯林，势必发生冲突，结果正是吉苏所预料的那样。在《虚假的事实》的上卷《故乡与祖国》结尾处，作者让读者看到了委实惨不忍睹的情景：
一个人像耍杂技似的，高高的举起一根长竹竿。另外一个人像敲鼓似的敲着洋铁桶。旁边一些人把手放在嘴唇上，像公羊见到发情的母羊似的，发出“吧！吧！”的声音。竹竿上挂着一个裸体女人。女人的两腿张开悬在竹竿上。腿上的鲜血在晚霞中显得特别刺眼。她的脖子和胳臂却无力地垂着。举竹竿的人前面还有四五个裸体女人。她们用手捂着脸，被别人推来推去。前面是往西走的穆斯林。这伙暴徒对他们嚷道：“把她们带走吧！把她们带走吧！把你们的母亲和女儿都带走吧！”[ [印]耶谢巴尔：《虚假的事实》上卷（金鼎汉译），第553页。]
这是印度政府派到巴基斯坦接印度难民的收容队过了巴基斯坦检查站后看见的情景。这是哪个教族的人所为，已经非常清楚。这显示出，耶谢巴尔作为一个进步作家在写这部小说时没有偏袒任何一方，而是鞭挞了印度教的暴徒们。
总之，这三部作品对英国殖民统治者均有揭露，不过有的比较公允，有的失于偏颇。挑起宗教冲突的，既有印度教上层人士，也有伊斯兰教上层人士。作者对他们都进行了抨击。
三、 印度分治及教族冲突的原因
印度和巴基斯坦作家都写了不少以分治为题材的文学作品，表现分治时宗教冲突给人民带来的灾难，给难民们带来生活的艰辛。不仅如此，分治还给印度和巴基斯坦带来了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克什米尔问题。这些都使我们不能不思考，分治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分治造成的教族仇杀的原因是什么？
印巴分治既有宗教原因，也有政治原因，还有宗教政治上层人士为了一己私利的原因。总之，原因是多方面的。
不错，分治的方案是英国殖民当局提出来的，但是必须看到他们为何提出分治方案。我们知道，英国殖民当局曾先后提出两个移交政权的方案：第一个方案并非分治方案，但由于独立前印度的政党、宗教等多种原因，该方案未能得到决意建立巴基斯坦的穆斯林联盟的接受。这是政治宗教领袖利用宗教，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从而成为一国的最高统治者或者统治者集团而采用的策略。早在1930年，著名诗人、宗教哲学家、政治思想家伊克巴尔在主持穆斯林联盟年会时就提出建立穆斯林国家的思想。他说：“我愿意看到旁遮普、西北边省、信德和俾路支斯坦构成一个单一的国家。无论在英帝国内自治或是在帝国外自治，建立一个巩固的西北穆斯林国家，我认为，至少是西北印度穆斯林的必然归属。”[ 转引自林承节著：《印度近现代史》，第631页。]1940年3月，全印穆斯林联盟在拉合尔年会上通过决议，正式决定建立穆斯林国家。该决议说：“任何制宪方案只有建立在下述原则基础上，在这个国家才是切实可行的并能为穆斯林接受，即把地理上连接的单位划分为一些区域，其构成及必要的领土调整，应使穆斯林占人口多数的地区即印度的西北地区和东部地区合并为独立的国家，其中各构成单位有自治权和主权。”[ 转引自林承节著：《印度近现代史》，第633页。]正是因为穆斯林联盟的方针已定，其领导人和上层宗教人士坚决抵制英国政府提出的印度制宪会议构成的方案，并制定了组织穆斯林开展斗争的计划，宣布1946年8月16日为“直接行动日”。于是，大规模的教族冲突很快发生，仅在加尔各答，三天之内就有五百人失去生命，伤者达两万人之众，无家可归者数以十万计。比哈尔至少有七百人死亡。旁遮普也不会例外，冲突中死伤者想必更多。[ 旁遮普是印度教徒、伊斯兰教徒和锡克教徒混居集中的地区，但我们没有该地区在“直接行动日”造成的死伤者的具体统计数字。]在这种情况下，英国首相才不得不于1947年2月20日决定最迟不晚于1948年6月把政权移交给印度人。但是，英国人并没有等那么久，仅仅在5个多月之后便于1947年8月14~15日就将政权分别移交给了巴基斯坦和印度两个自治领。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英国人认识到印度对它来说已经成为一个即将爆炸的火药库：英国驻印度的最后一任总督蒙巴顿的助手后来曾说：“1947年3月的印度”，已经“是一艘满载火药在大海中航行而突然着火的船。当时的问题是在大火燃烧到弹药之前把火扑灭。”[ 转引自林承节著：《印度近现代史》，第720~721页。]事实上，这火已经无法扑灭。英国人不想掉进火药库，于是不得不提出分治方案并尽快实施。
那么，穆斯林联盟又为什么一定要求分治，而且其主张还得到广大教徒的赞同呢？我认为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自1206年德里苏丹国建立到19世纪中叶英国在印度实行彻底的殖民统治前的600多年时间里，穆斯林一直是印度的统治者。在1858年英王接管印度的统治权以前的七八十年里，穆斯林作为印度统治者的权力虽然部分乃至基本失去了，但穆斯林的最高统治者还是一直存在的，还有一个象征性的皇帝。在穆斯林的这些最高统治者中，除阿克巴及其子贾汉吉尔在位的几十年里实行宽容的宗教政策外，其他统治者对印度教徒基本上采取了不同程度的打压政策，使印度教徒长期受到压迫，因而积怨甚深。英国人来了以后，为了有利于自己的统治，采取了利用印度教徒和打压穆斯林的政策，并逐步夺取了他们的一切权力。这样一来，两大宗教之间长期形成的矛盾难以调解，且难以建立互信。第二，在长达600多年的穆斯林统治时期，改信伊斯兰教的印度教徒大多是低等种姓和贱民。他们本身很穷，改信伊斯兰教以后虽然在宗教上享有平等的权利，但是在经济上并没有翻身，依然很穷。实际上，他们在经济上依然受到富有的印度教徒的剥削，正如耶谢巴尔在小说中所说的：“这一切都是印度教徒自己造成的。”[ [印]耶谢巴尔：《虚假的事实》，上卷（金鼎汉译），第552页。]“穆斯林现在掠夺了印度教徒。但是印度教徒几百年来一直掠夺和剥削他们。否则，同住在一个地方的人为什么贫富间有这么大的差别？为什么旁遮普的财产全都在印度教徒手上？这些穷人一怒之下都加入了伊斯兰教，成为穆斯林。现在是第二次愤怒。”“这样的狂怒既是宗教造成的，也是贫穷造成的。”[ [印]耶谢巴尔：《虚假的事实》，上卷（金鼎汉译），第552页。]“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带来的是皮箱、现金、首饰和债券。而这些穆斯林带走的是陶制烟袋、破床、炉子、磨子和母鸡。这些就是他们的财产……‘有钱的是印度教徒，受穷的是穆斯林。’这话一点也不假。”[ [印]耶谢巴尔：《虚假的事实》，上卷（金鼎汉译），第551页。]耶谢巴尔在小说中说的的确是事实。不过，这还有一些客观原因，即在穆斯林集中的地区，或者说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富有一些的大多是印度教徒或锡克教徒，穷困的多为穆斯林。《黑暗》在提到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区别时也曾说道：“卖衣服的店一般都是印度教徒的，鞋店是穆斯林的，修理汽车、摩托车的店都是印度教徒的，卖粮食的商店都是印度教徒的。一些零散的杂活印度教徒也干，穆斯林也干。”[ [印]毗湿摩·萨赫尼：《黑暗》，第89页。]这里虽然没有说到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但是从这种简单的区别中我们可以看出，印度教徒所开设的店比穆斯林的好，可以多赚一些钱。而干杂活的虽然有印度教徒，也有穆斯林，说明在穆斯林占多数的地方印度教徒虽然比较少，但也还是有穷的，只是数量上可能比较少。与此相反，穆斯林中穷困的可能更多一些。耶谢巴尔小说中描写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教徒的不同状况完全符合实际。所以形成这种状况，是因为穆斯林即使在印度建政后依然属于少数；而印度教徒，特别是上层三个种姓的印度教徒，基本上是不会改信伊斯兰教的，甚至很多首陀罗和不可接触者都没有改信伊斯兰教。在这种情况下，穆斯林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就不能不利用印度教上层人士或者有权势的人士，因此不能不向他们妥协。再说，穆斯林统治者也不可能把富有的印度教徒的财富、房地产夺过来分给改信了伊斯兰教的极贫穷的原印度教徒。第三，改信了伊斯兰教的印度教徒绝大多数原本很穷，成为穆斯林后依然无法改变命运。到印度独立前后，他们的后裔们已经不知道他们的多少代祖辈原来是印度教徒，而只知道他们是穆斯林了，所以他们很容易受到伊斯兰教的宗教领袖、政治家的煽动，积极参加到教族冲突中去。实现分治后，他们前往巴基斯坦时，自然没有什么现钱或贵重物品可以带走。当然，他们之所以如此，说到底还是印度教造成的——如果没有印度教的种姓歧视，那些低等种姓的印度教徒和不可接触者或许就不会大量改信伊斯兰教，也就不会发生后来这一幕幕惨剧。
但是，这种状况并不是导致分治的深层原因，而只是表层原因。深层原因在于：穆斯林的领袖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获得独立之后他们不可能在统一的印度重新获得最高的宝座，不可能重新掌握印度最大的权力。而在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以前，穆斯林一直占统治地位，靠强权统治着印度。印度教徒虽然占多数，也进行了无数次的反抗斗争，特别是还出现了西瓦吉[ 西瓦吉（1627~1680），印度马拉塔国家的建立者。19岁领兵征战，曾于1657年和1665年先后两次率领马拉塔人民进行反对莫卧儿帝国统治的战争，被视为伟大的民族英雄。]那样的与莫卧儿王朝进行斗争、抗衡的杰出人物，但都未能推翻穆斯林在印度的统治。英国人来到印度以后，为了在印度建立自己的殖民统治，巧妙地利用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矛盾，拉拢印度教徒，特别是印度教徒的上层人士。英国人这样做的结果，加深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矛盾。但是，伊斯兰教信徒和印度教信徒毕竟同在印度这片土地上生活了约一千年的时间，他们之间虽然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有难以化解的仇恨，但却都是这里的居民；英国人虽然拉拢印度教徒，打压穆斯林，但并不是不榨取印度教徒的血汗，因此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他们又能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然而，随着独立斗争的深入发展，随着独立曙光的出现，穆斯林的领袖们就不得不考虑获得独立以后怎么办。伊克巴尔是有先见之明的，他在1930年提出建立巴基斯坦的想法时，其他人并没有在意。随着获得独立的日子越来越近，穆斯林领袖们也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在印度的总人口中，穆斯林占绝对的少数，如实行民主制，以选票说话，他们绝对不可能获得多数选票，也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掌权者。这在1946年年初的省议会选举中已经得到证实。当时，穆斯林联盟在穆斯林占多数的旁遮普省都没有获得独立组成政府的议席，组织联合政府的努力亦未能成功，结果成立了由印度国民大会党、民族统一党等组成的联合政府。[ 参见林承节著：《印度近现代史》，第702~705页。]因此，他们不可能同意英国人提出的任何建立统一的由印度人掌权的单一国家。在英国人没有“表示支持建立巴基斯坦”的情况下，他们“强调未来制宪必须以赞成巴基斯坦为前提，否则穆盟决不接受”。[ 林承节：《印度近现代史》，第701页。]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在没有得到支持的情况下就开始为建立巴基斯坦国而进行斗争，煽动教族冲突。这样一来，在伊斯兰教宗教和政治领袖们发动的直接行动日，大规模的教族冲突便不可避免，以致造成了极其悲惨的结局。“《国务活动家》报记者安·斯提芬现场采访加尔各答冲突后报道当时的惨状说：‘街头布满尸体，至少有三千具，受伤者数以万计。至于商店和私宅遭到的破坏更是无法统计。这不是骚乱，而是中世纪史上所说的大屠杀。不过，疯狂的大屠杀听起来像是自发的，而这次事件却带有预谋和组织的性质。’”[ 林承节：《印度近现代史》，第718页。]因为那些预谋者和组织者都想在独立后得到政治利益，甚至使自身的经济利益最大化。这才是印度分治和宗教冲突的根本原因。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印巴分治并不是英国人分而治之的结果，而主要是穆斯林联盟的宗教政治领袖们为了政治目的而迫使英国人和国大党接受分治要求的结果。他们的分治要求一被接受，紧接着的便是边界线的划定问题、居住于印度境内的穆斯林迁往巴基斯坦的问题和居住于巴基斯坦境内的印度教徒迁往印度的问题、不动产不能带走又引来新来者争夺的问题，等等。众多的问题在一夜之间突然出现，引发了不同宗教的教徒之间的冲突和仇杀，然后便是因争夺不动产而发生的暴力和伤害，甚至同教教徒之间为争夺不动产而发生的厮杀。结果就是众所周知的极大灾难，而这种灾难正是宗教矛盾造成的，也就是说教派冲突难辞其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