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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时期巴基斯坦的主要战略困境
作者：宋德星 夏夜 来源：南亚研究 时间：2012-09-13
【内容提要】在南亚地区，作为一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中等强国，巴基斯坦面临着新旧战略困境交织的局面，严重危及国家安全和利益追求。究其根本，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印巴安全困境的延续、阿富汗反恐战争导致的国家西北边境地区的“塔利班化”趋势、巴美反恐同盟困境的历史再现，以及弱国家特性的显现。由此也决定了巴基斯坦需要放眼地缘政治和国际政治格局的新现实而适时调整自己的战略目标与手段。
南亚作为一个独特的战略实体，衍生出了印度和巴基斯坦各自不同的战略文化与战略追求。民族成长的经历、地缘政治方面的强制性和地区力量对比的结构性失衡，决定了巴基斯坦基本战略思考的核心是致力于实现没有霸权的和平。冷战后，多极化发展趋势和印度世纪性崛起的现实，在国际和地区两个层面同时塑造着21世纪印巴两国关系的未来走向，也使得南亚地缘政治出现一些新的景象。而“九一一”事件的发生和随后美国阿富汗反恐战争的展开，一方面使得巴基斯坦作为反恐前线国家的地缘战略价值凸显，另一方面也深受“塔利班化”的困扰，其弱国家特性暴露无遗。新旧战略困境交织，决定了21世纪巴基斯坦既需要有基于历史经验之上的高明治国谋略，又需要放眼地缘政治和国际政治格局新现实而适时调整自己的基本战略目标和手段，以维护自身的利益。
一、印巴安全困境在冷战后的延续
在世界政治版图中，还没有一个地区像南亚那样具有如此明显的二元特征，即不仅南亚地区国际关系呈现出长时期的二元对立（印巴对立），而且次大陆地缘政治属性也具有鲜明的二元色彩：尽管因有险阻屏障而相对封闭的恒河流域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南亚是一个独特的战略实体，但印度河流域因其西部洞开的门户使它得以经由阿富汗而在中亚舞台上发挥影响力，同时也使得其自身的安全与中亚特别是阿富汗密不可分。换言之，在印度眼中，以印度为核心的南亚次大陆具有战略一体性，即南亚属性。也就是说，印度的国家安全有赖于作为整体的南亚区域安全；而在巴基斯坦看来，地缘上的中亚属性带来的战略收益远远超越其作为南亚国家本身应有的价值，巴基斯坦可以籍此提升自己在区外大国全球战略中的地缘战略价值。正是这种地缘上的分野，造就了印度和巴基斯坦各自的战略文化，也从根本上造就了相互对立的战略选择，即印度致力于不结盟战略，而巴基斯坦则选择了联盟战略。
在不结盟的旗号下，“印度强烈反对对任何南亚国家内部事务的外来干涉，特别是那些被认为抱有损害印度利益的外部大国的干涉。因此，南亚国家不应寻求区外国家的援助，如果真正需要外部援助，则应向印度求助。否则就会被认为是反对印度。”（注文：[印]巴巴尼·古普塔：《印度的理由》，《今日印度》，1983年8月31日。转引自孙士海主编：《南亚的政治、国际关系及安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6页。）在印度眼里，次大陆内任何国家的“联盟”战略都是对印度安全的挑战和威胁。当然，南亚国家与印度结盟则另当别论。实际上，独立后不久，印度就通过与尼泊尔和不丹等南亚小国签订条约，将其置于自己的控制或保护之下。
巴基斯坦与区外大国结盟主要是为了重塑有利于自己的地区力量对比，以应对过于强大的印度的威胁。但由于巴基斯坦缺乏抗衡印度所需的基本物质条件，其实施联盟战略所必需的大战略环境又极为复杂，所以，印巴之间只是在冷战时期维系着极其脆弱的相对战略均势。更为关键的是，这种战略均势不仅极不稳定，甚至不能有效遏止战争和冲突的发生。所以，尽管冷战时期国际战略格局为印巴实施各自的外交战略提供了某种条件或便利，但也直接导致了克什米尔问题和包括核竞赛在内的军备竞赛。结果，在冷战时期，南亚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印巴彼此间的疑惧也随之步步攀升。
冷战结束后，国际战略形势的首要特征就是多极化趋势不可逆转，而多极化趋势意味着主要大国或力量中心将占据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大国关系将最终决定未来新的国际格局的基本态势。此外，世界多极化趋势还意味着安全威胁的多元化和不确定性。为了在未来的多极世界格局中占据较为有利的地位，获取较大的战略回旋余地和争取外交主动权，主要大国无不从战略的高度重视发展大国间新型伙伴关系，彼此相互借重、相互制约。显然，多极化趋势的发展有利于抬升南亚大国印度的国际地位，增强其国际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上其他大国几乎不可能满足巴基斯坦借助联盟对抗印度的意愿。例如，美国驻印度大使威斯纳就曾表示：“鉴于印巴两国大小、国防地位有着明显的差别，美国的政策不会是等距离的或绝对平衡的。” （注文：转引自孙士海主编：《南亚的政治、国际关系及安全》，第197页。所以，在后冷战时代，南亚地区事态最大的变化莫过于印度作为新兴大国的世纪性崛起，有关这方面的论述见宋德星、时殷弘：《世界政治中印度和平崛起的现实与前景》，《南亚研究》，2010年第1期。）以及主要由此导致的大国南亚政策的重大调整和印巴双方新的战略定位与战略追求。应当说，在这场新的较量中，致力于世界一流大国地位的印度具有更加明显的优势。
在新世纪，巴基斯坦面临的最大挑战莫过于在联盟战略效用不大甚至无效的情况下，面对具有压倒性优势和推行进攻性地区政策的印度，不得不主要凭借自助战略来保障自己的国家利益和战略追求。尽管印度在国土面积、人口、资源、军事、经济等方面都比巴基斯坦强大得多，但巴基斯坦仍然从根本上否定南亚霸权体制，致力于寻求与印度之间的“平起平坐”，以确保自己的独立、主权和尊严。为此，巴基斯坦在价值体系、经济合作和共同防务政策三个主要功能领域与印度的南亚霸权体制分道扬镳，并顽强地致力于联盟战略，有关巴基斯坦联盟外交的成效，（注文：见宋德星：《论巴基斯坦的联盟外交及其困境》，《南亚研究》，2001年第1期。）以对抗印度。
由于历史、地缘政治、国家利益、心理等因素的共同影响，印巴关系结构在两个目标之间发生变向：其一是强烈的竞争安全思想，即一国所得即为另一国之所失，并由此推导出一国应努力争取获得超过对手的持久的战略和战术优势的权势政治思想；其二是认为印巴关系应是可控的，能够实现两国间紧张局面的缓和。在目前态势下，印巴关系具有如下特征：第一，两国持续冷战；第二，鉴于两国都拥有核武器，以及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相互敌对，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印巴武装冲突将导致核战争的风险升级。换言之，印巴问题已经国际化，这就决定了即使在今天，大国卷入南亚事务仍不可避免；第三，由于上述原因，印度和巴基斯坦都同时面临着国际社会要求其克制并致力于和解的巨大压力。
二、阿富汗反恐困境的区域后果——
巴基斯坦西北边境地区“塔利班化”
在巴基斯坦的邻国中，印度虽然最为关键，但阿富汗尤其具有战略重要性。因为历史经验表明，只有与阿富汗进行实质性的合作，巴基斯坦才能防止来自中亚的入侵危险。所以，独立伊始，巴基斯坦就强调构建强有力的伊斯兰世界东方战线的重要性，（注文：Donald N. Wilbur et al. eds., Afghanistan: Its People, Its Society, Its Culture (New Haven: HRAF Press, 1962), p.157.）并明确提出阿富汗、伊朗和巴基斯坦应组建成一个联邦。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注文：1959年12月20日访问伊朗时的讲话，See Dawn, November 21, 1959; Donald Eugene Smith, South Asian Politics and Religion(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 p.445.）巴基斯坦第一任总理里阿夸特·阿里·汗曾经说过：“如果西方国家为了保护他们的行为方式而去组成条约，如果社会主义国家在拥有同样的思想意识形态基础上形成一个保护网，为什么穆斯林不能团结起来保护他们自己，并向世界表明，他们所拥有的意识形态和行为方式能够确保世界的和平与和谐呢？” （注文：Latif Ahmed Sherwani, India, China and Pakistan(Karachi: Council for Pakistan Studies, 1967), p.19.）可以说，巴基斯坦致力于穆斯林一体化的政策，特别是巴阿联盟的设想，首先是出于安全和战略考虑。如此，巴基斯坦在与南亚强邻印度的对抗中便有了战略纵深和后方支援，同时还消除了来自苏联的威胁。但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之间的边界争端使双边合作一直困难重重。
苏联解体以及阿富汗问题政治解决的前景，意味着巴基斯坦在冷战时期所扮演的 “前线国家”的角色终结。为保障国家安全，巴基斯坦需要有效地控制阿富汗局势走向。可以说，在对阿富汗的争夺战中，巴基斯坦已无退路。1994年巴基斯坦全力支持塔利班在阿富汗执掌政权并于1996年获得成功，似乎是巴基斯坦一项重大的外交胜利。但塔利班政权极端保守的原教旨主义色彩及其对恐怖组织的支持，严重损害了与之保持紧密关系的巴基斯坦的国际形象。“九一一”事件则彻底葬送了巴基斯坦在阿富汗多年艰苦经营所取得的成果。为了防止自己被美国、俄罗斯和印度等主要大国孤立，特别是为了不被排挤出阿富汗未来政府筹组的政治决策进程，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于2001年9月19日宣布决定支持美国对阿富汗的反恐怖军事行动，宣布向美国提供“一切可能的支持”。国家安全利益终究战胜了伊斯兰意识形态。“九一一”事件表明，巴基斯坦虽然与阿富汗地缘上自成一体，文化上同出一宗，但它远不具备对阿富汗事务的有效控制力。（注文：有关这方面的论述见宋德星：《论巴基斯坦的安全战略——地缘政治方面的强制性因素》，《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6期。）不仅如此，巴基斯坦还面临着反恐战争爆发后自身西北边境部落地区严重“塔利班化”的危险。
众所周知，作为伊斯兰国家，巴基斯坦与阿富汗不仅地理上接壤，而且两国边境部落地区都居住着跨境民族——普什图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阿富汗局势持续动荡，从苏联入侵到军阀混战再到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阿富汗民不聊生，大量难民外逃，而巴基斯坦则成为阿富汗难民的主要涌入方向。截至2007年2月，巴基斯坦境内的阿富汗难民高达215.31万人。（注文：时宏远：《浅议巴基斯坦境内的阿富汗难民问题》，《世界民族》，2010年第2期，第49页。）在这些难民中，普什图族人占绝大多数。
在美国于2001年发动阿富汗反恐战争后，阿富汗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残余势力开始向周边国家转移，特别是向与巴基斯坦交界的阿巴边境地区转移。巴基斯坦西北边境部落地区土地贫瘠，基础设施落后，生活条件极差，是巴基斯坦最不发达的地区之一。贫困的生活环境，加之对美国与巴基斯坦两国反恐战争行动的仇视，以及对同属普什图族的塔利班成员的同情，使得塔利班和“基地”组织不仅有机会在这里找到庇护所，而且还能够招募和吸纳新成员，致使巴基斯坦西北边境地区出现了“塔利班化”的趋势。结果，巴基斯坦成为继伊拉克和阿富汗之后又一个恐怖活动频发的地区。2007年，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组织成立，并依部落区域划分为南北瓦济里斯坦、巴焦尔、斯贝特等单独的“基地”组织，俨然成为一个“国中之国”。（注文：正涛：《巴基斯坦恐怖主义的新特点及其影响》，《当代世界》，2010年第7期，第46页。）对此，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哈德利表示，如果不解决巴基斯坦西部边境地区问题，美国在阿富汗的反恐行动将永远无法取得成功。（注文：朱永彪：《“9·11”之后的阿富汗》，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第257页。）2009年5月，负责指挥伊拉克和阿富汗反恐战争的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彼得雷乌斯也指出,“基地”组织的高级领导人正盘踞在巴基斯坦不受法律约束的偏远地区的巢穴中策划新的恐怖袭击，并且认为巴基斯坦已经成为“基地”组织指挥全球行动的“神经中枢”。（注文：《美国断言“基地”总部在巴基斯坦 已建立新巢穴》，新华网，2009年5月13日。http://news.xinhuanet.com）
巴基斯坦西北边境地区“塔利班化”的最直接后果就是恐怖袭击的日渐增多，不仅给巴基斯坦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持续的社会动荡和巨大的财产损失，也给巴基斯坦带来了沉重的国际压力，特别是来自印度和美国的指责。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看来，巴基斯坦西北边境地区的“塔利班化”趋势还包藏着更大的危险。由于巴基斯坦是事实上的核武器国家，且其首席核科学家卡迪尔·汗还一度建立起了一个国际核走私网络，这不能不使人担心核恐怖主义的巨大危险。所以，美国政府反复强调，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手段，恐怖主义组织极有可能会威胁到作为有核国家的巴基斯坦的核安全。（注文：See Michèle Flournoy, “U.S.Strategy in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April 21, 2009. http://www.humansecuritygateway.info/documents/CSIS_Transcript_USStrategy_Afghanistan_Pakistan.pdf）因而对美国来说，防止核恐怖主义的出现，关键就在于阻止巴基斯坦这个核国家的“塔利班化”。
三、巴美联盟困境的历史再现
如前所述，为对付来自印度的威胁，巴基斯坦力图通过与区外大国建立联盟关系，借助其力量弥补自己实力上的劣势，以维护自身安全。由于地处南亚、中亚和西亚交汇处，巴基斯坦因而享有独特的地缘政治地位，使得它在大国全球战略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价值，这为巴基斯坦推行联盟外交提供了有利条件。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巴基斯坦在双边和多边条约的基础上，与超级大国美国成功地实现了军事结盟。整个冷战时期，虽然巴美联盟并没有如巴基斯坦所期望的那样，规定类似于北约那种相互提供军事援助以反击军事入侵的义务，但美国提供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有助于巴基斯坦增强自身的实力特别是防卫能力，而且巴美联盟本身就足以对印度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
在回顾冷战时期巴美联盟这段历史时，巴基斯坦前外长阿齐兹指出：“我们的动机是获得武器以便同印度势均力敌。当然美国为的是抑制苏联。因此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同印度有了麻烦，双方的动机就发生冲突。” （注文：Robert Karniol, “Interview with Senator Sartaj Aziz, Pakistani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Jane’s Defence Weekly, November 25, 1998, p.32.）随着阿富汗问题的政治解决和美苏冷战的结束，巴基斯坦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急剧下降，过去那种与美结盟对抗印度的战略已经行不通了。实际上，美国冷战后重新调整其南亚战略，其显著特点就是重印轻巴，这一态势一直延续到2001年。
“九一一”事件发生后，巴基斯坦在美国反恐战争中的重要性急剧上扬。巴基斯坦不仅是美国对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展开军事行动的“桥头堡”，而且巴基斯坦政府和巴三军情报局在与塔利班政权长期的特殊交往中掌握了有关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大量情况，这使得其地位和作用更加不可替代。“九一一”事件后的第二天，美国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就向巴基斯坦提出了支持美国反恐军事行动的七项要求，对此巴基斯坦全盘接受。（注文：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rrorist Attacks upon the United States, “The 9/11 Commission Report,” p.331. http://govinfo.library.unt.edu/911/report/911Report.pdf）
对于巴基斯坦的大力支持，美国也给予了丰厚的回报。2001年9月22日，布什签署决议，撤销针对印度和巴基斯坦1998年核试验的经济制裁。2001年10月27日，布什总统再次签署法律，正式取消针对巴基斯坦的各种制裁。在停止制裁后，巴基斯坦获得了美国提供的发展援助与经济援助资金共计6.245亿美元。同时印度也得到包括发展援助资金、经济援助资金和粮食补贴在内的1.643亿美元。2004年3月18日，在巴基斯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宣布，巴基斯坦已成为美国“主要的非北约盟友”，可以从美国获得更多的武器装备及防务合作、军事培训等项目。巴基斯坦是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色列、日本、韩国、菲律宾、埃及和阿根廷之后第九个获此地位的国家。（注文：王鸣野：《美国的欧亚战略与中南亚五国》，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4页。）
然而，21世纪的巴美反恐同盟关系也同样面临着诸多困扰。就其核心问题而言，主要有两点。
一是巴基斯坦与美国的反恐战略并不完全合拍。在阿富汗反恐战争中，由于巴基斯坦西北边境地区的“塔利班化”，阿富汗与巴基斯坦已经成为了一个难以分割的整体。2008年9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伦指出，由于阿富汗、巴基斯坦安全形势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美国正在寻求一种可以覆盖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境两侧地区的军事战略。（注文：Ann Scott Tyson, “Top Military Officer Urges Major Change in Afghanistan Strategy,” The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11, 2008.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据此，美国明显加强了针对巴基斯坦的反恐力度，而伴随着美军越境军事打击行动而来的是巴基斯坦无辜平民的大量死伤。结果，巴基斯坦国内反美情绪上升，严重干扰了巴基斯坦政府在反恐问题上的对美协调，进而导致巴美之间在反恐问题上的外交龌龊，这在“基地”组织领导人本·拉登被美国击毙于巴基斯坦境内后体现得尤为明显。
二是印度利用一切机会试图在巴美反恐同盟中打入楔子，以反制巴基斯坦。像巴基斯坦一样，在“九一一”事件发生后，印度在第一时间作出了积极的响应，以全力配合美国政府的反恐战争。例如，允许美国使用其军事基地，（注文：Ashley J. Tellis, “The U.S.-India ‘Global Partnership’: How Significant for American Interests?” Testimony before the House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ov. 16, 2005. http://www.carnegieendowment.org）为美军向阿富汗战场运送战略物资的舰船进行护航等。（注文：Ian Storey, “Indo-U.S. Strategic Ties on the Upswing,” Jane’s Intelligence Review, March 1, 2003, pp.40-43.）与此同时，印度还不忘了提示美国政府印度所遭受的来自巴基斯坦的越境恐怖袭击，并重申反对在反恐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其隐含的意思是巴基斯坦也是一个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当2008年11月孟买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巴基斯坦立即遭到印度政府的严厉指责。2009年1月6日，印度总理辛格声称，“一个政府越软弱，就越容易表现出不负责任的样子。巴基斯坦对我们就恐怖袭击提出的各项方针作出的反应就是一个例子”，“印度所发生的恐怖活动大多得到外部支持，主要是来自巴基斯坦”，“孟买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是一个总部设在巴基斯坦境内的组织所为”。（注文：《印总理指责巴与恐怖袭击有牵连 巴外交部声明称印做法不负责任》，新华网，2009年1月7日。http://news.xinhuanet.com）孟买恐怖袭击事件不仅使本已紧张的印巴关系进一步恶化，而且给地区稳定带来巨大冲击。毫无疑问，这在相当程度上强化了美国政府在反恐问题上的这样一种立场：在战略上，有必要将中亚与南亚整合在一起，特别是将巴基斯坦纳入反恐主战场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印度不仅成功地化解了巴美反恐军事同盟带来的压力，而且还强化了自己在地区事务中的地位，结果是巴基斯坦的战略被动局面并没有得到有力的缓解。
四、国内政治困境的有限舒缓——巴基斯坦国内政治生态
在南亚地区，巴基斯坦是一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中等强国。然而，这个年轻的穆斯林国家自独立以来不仅国家生存的安全环境十分险恶，而且国内政治生态也错综复杂。在其60多年的历史中，军政治理的时间甚至比文官治理的时间还要长。2007年，这个年轻的穆斯林国家刚好迎来它的60年庆典。然而这一年特有的不寻常并不在于它的喜庆，恰恰相反，却是源于其混乱、血腥和悲情。这一年的12月27日，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布托遇袭身亡。这一事件不仅极大地震撼了巴基斯坦政坛，也极大地震撼了国际社会。2008年2月至9月，巴基斯坦国内政治生态发生急剧变化。在军人出身的穆沙拉夫宣布辞去总统职务后，巴基斯坦人民党联合主席之一、前总理贝·布托的丈夫扎尔达里当选为巴基斯坦总统。
扎尔达里当选总统对巴基斯坦来说意义非同寻常，因为在巴基斯坦的权力架构中，总统和总理均出自巴基斯坦人民党。结果，原有的“总统、总理、陆军参谋长”三驾马车架构，实际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巴基斯坦人民党的全面掌权（据有总统和总理职位），意味着它不得不去直面和应对国家面临着的巨大困难，以及去承担主要的政治风险，即在阿富汗反恐战争的冲击下，如何应对地缘安全方面的巨大挑战，如何化解国内严重的不安全感，以及如何解决日益加剧的经济困难。
安全的内向化趋势成为了影响巴基斯坦对外政策走向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因：
第一，巴基斯坦极端宗教势力与政府对抗并演变成流血冲突，这本身就深刻地揭示了巴基斯坦这个反恐“前线国家”面临着的政治困扰：反恐是巴基斯坦的一项庄严的国际承诺，也是国家利益之所在和巴基斯坦政治稳定之必需。但反恐又必将激活国内仇美势力和极端宗教势力对当局的严重不满，进而导致国内政治生态的恶化。其中最大的危险莫过于这一态势：“基地”组织一直力图通过加强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宗教组织、慈善团体、犯罪团伙乃至政府安全部队成员的关系，来扩大在巴基斯坦全国的影响。结果，巴基斯坦政府将不得不在反恐战争中两线作战，即在国际上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配合进行反恐作战；在国内则打击从事或支持恐怖主义的极端势力。
第二，由于安全的内向化趋势，决定了巴基斯坦在很长时期内将不得不强化国内权力基础，以确保国内政治稳定，其中包括对强力部门的有效掌控，继续寻求国际支持、特别是美国的支持，打击极端宗教势力和恐怖分子，加强对巴阿边境部族地区的控制能力等。
第三，适时推进民主进程。对巴基斯坦而言，民主化进程至少意味着两个重要方面，即短期内通过公开、公正与透明的政策举措，展现对反对党的善意包容；长远则是要在具有浓厚军方背景的穆沙拉夫政权顺利过渡到民选政权后，切实推进各界普遍预期的政治民主进程，从而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
毫无疑问，巴基斯坦目前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弱国家的基本特征：（注文：有关弱国家特征的分析，参见Robert Jackson and George Sorense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and Approach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267-268.）首先，经济残缺不全，国民经济缺乏延续性，无法维持人民基本的福利水平，也不能为国民经济的有效运转提供资源。这种存在缺陷的经济常常主要依赖世界市场，而且不管城市还是农村，绝大部分人口政府无法管辖，属于极端低下的自给经济。其次，人们之间并没有组成一个具有很强内在凝聚力的民族共同体，结果在前述原因的影响之下，人们就会转向他处想方设法寻求物质和非物质的需要，包括向种族部落甚至是塔利班、“基地”组织这样的极端势力寻求帮助。最后，共同体的缺失意味着缺乏有效且反应迅速的国家机构，这一点在巴基斯坦体现得尤为明显。
这种弱国家特性使得巴基斯坦的安全问题明显地内向化，并且或多或少地显得十分紧迫，因为无论是巴基斯坦政府还是人民，都正在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这方面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巴基斯坦境内的恐怖袭击活动频发。自“九一一”事件以来，“基地”组织及其他暴力极端主义分子杀害了数以千计的巴基斯坦平民、警察和士兵，还暗杀了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布托。他们还炸毁建筑物，破坏外国投资，对巴基斯坦的稳定造成威胁。美国总统奥巴马就宣称，“基地”组织及其极端主义同伙是一个有可能从内部毁灭巴基斯坦的毒瘤。（注文：《奥巴马总统“阿富汗与巴基斯坦新战略”讲话》， 载中国国际战略学会军控与裁军研究中心主编：《美国奥巴马政府内外政策言论汇编》，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 2009年版，第133页。）可见，尽管在巴基斯坦人民党全面执掌政权后巴基斯坦国内政治困境有所舒缓，但其作为弱国家所面临的困难正日益显现。
结 语
新时期，印巴安全困境的延续，阿富汗反恐战争导致的国家西北边境地区的“塔利班化”趋势，巴美反恐同盟困境的历史再现，以及弱国家特性的显现，无不说明当今巴基斯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这在很大程度上考验着全面执掌政权的巴基斯坦人民党及其领导人的治国智慧与外交才能。而上述四个方面的主要困难，将在相当长时期内决定着巴基斯坦的外交政策走向和战略选择。尽管如此，对巴基斯坦来说，国家战略缔造的一条不变的主线仍然是：立足于印巴力量失衡且敌对的现实，以巴基斯坦在大国全球战略中的地缘战略价值为主要筹码，以国家安全和获取外部发展援助为首要目标，围绕着没有霸权的和平这一中心任务，来筹划自己的战略。
南亚作为一个独特的战略实体，衍生出了印度和巴基斯坦各自不同的战略文化与战略追求。民族成长的经历、地缘政治方面的强制性和地区力量对比的结构性失衡，决定了巴基斯坦基本战略思考的核心是致力于实现没有霸权的和平。冷战后，多极化发展趋势和印度世纪性崛起的现实，在国际和地区两个层面同时塑造着21世纪印巴两国关系的未来走向，也使得南亚地缘政治出现一些新的景象。而“九一一”事件的发生和随后美国阿富汗反恐战争的展开，一方面使得巴基斯坦作为反恐前线国家的地缘战略价值凸显，另一方面也深受“塔利班化”的困扰，其弱国家特性暴露无遗。新旧战略困境交织，决定了21世纪巴基斯坦既需要有基于历史经验之上的高明治国谋略，又需要放眼地缘政治和国际政治格局新现实而适时调整自己的基本战略目标和手段，以维护自身的利益。
一、印巴安全困境在冷战后的延续
在世界政治版图中，还没有一个地区像南亚那样具有如此明显的二元特征，即不仅南亚地区国际关系呈现出长时期的二元对立（印巴对立），而且次大陆地缘政治属性也具有鲜明的二元色彩：尽管因有险阻屏障而相对封闭的恒河流域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南亚是一个独特的战略实体，但印度河流域因其西部洞开的门户使它得以经由阿富汗而在中亚舞台上发挥影响力，同时也使得其自身的安全与中亚特别是阿富汗密不可分。换言之，在印度眼中，以印度为核心的南亚次大陆具有战略一体性，即南亚属性。也就是说，印度的国家安全有赖于作为整体的南亚区域安全；而在巴基斯坦看来，地缘上的中亚属性带来的战略收益远远超越其作为南亚国家本身应有的价值，巴基斯坦可以籍此提升自己在区外大国全球战略中的地缘战略价值。正是这种地缘上的分野，造就了印度和巴基斯坦各自的战略文化，也从根本上造就了相互对立的战略选择，即印度致力于不结盟战略，而巴基斯坦则选择了联盟战略。
在不结盟的旗号下，“印度强烈反对对任何南亚国家内部事务的外来干涉，特别是那些被认为抱有损害印度利益的外部大国的干涉。因此，南亚国家不应寻求区外国家的援助，如果真正需要外部援助，则应向印度求助。否则就会被认为是反对印度。”（注文：[印]巴巴尼·古普塔：《印度的理由》，《今日印度》，1983年8月31日。转引自孙士海主编：《南亚的政治、国际关系及安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6页。）在印度眼里，次大陆内任何国家的“联盟”战略都是对印度安全的挑战和威胁。当然，南亚国家与印度结盟则另当别论。实际上，独立后不久，印度就通过与尼泊尔和不丹等南亚小国签订条约，将其置于自己的控制或保护之下。
巴基斯坦与区外大国结盟主要是为了重塑有利于自己的地区力量对比，以应对过于强大的印度的威胁。但由于巴基斯坦缺乏抗衡印度所需的基本物质条件，其实施联盟战略所必需的大战略环境又极为复杂，所以，印巴之间只是在冷战时期维系着极其脆弱的相对战略均势。更为关键的是，这种战略均势不仅极不稳定，甚至不能有效遏止战争和冲突的发生。所以，尽管冷战时期国际战略格局为印巴实施各自的外交战略提供了某种条件或便利，但也直接导致了克什米尔问题和包括核竞赛在内的军备竞赛。结果，在冷战时期，南亚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印巴彼此间的疑惧也随之步步攀升。
冷战结束后，国际战略形势的首要特征就是多极化趋势不可逆转，而多极化趋势意味着主要大国或力量中心将占据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大国关系将最终决定未来新的国际格局的基本态势。此外，世界多极化趋势还意味着安全威胁的多元化和不确定性。为了在未来的多极世界格局中占据较为有利的地位，获取较大的战略回旋余地和争取外交主动权，主要大国无不从战略的高度重视发展大国间新型伙伴关系，彼此相互借重、相互制约。显然，多极化趋势的发展有利于抬升南亚大国印度的国际地位，增强其国际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上其他大国几乎不可能满足巴基斯坦借助联盟对抗印度的意愿。例如，美国驻印度大使威斯纳就曾表示：“鉴于印巴两国大小、国防地位有着明显的差别，美国的政策不会是等距离的或绝对平衡的。” （注文：转引自孙士海主编：《南亚的政治、国际关系及安全》，第197页。所以，在后冷战时代，南亚地区事态最大的变化莫过于印度作为新兴大国的世纪性崛起，有关这方面的论述见宋德星、时殷弘：《世界政治中印度和平崛起的现实与前景》，《南亚研究》，2010年第1期。）以及主要由此导致的大国南亚政策的重大调整和印巴双方新的战略定位与战略追求。应当说，在这场新的较量中，致力于世界一流大国地位的印度具有更加明显的优势。
在新世纪，巴基斯坦面临的最大挑战莫过于在联盟战略效用不大甚至无效的情况下，面对具有压倒性优势和推行进攻性地区政策的印度，不得不主要凭借自助战略来保障自己的国家利益和战略追求。尽管印度在国土面积、人口、资源、军事、经济等方面都比巴基斯坦强大得多，但巴基斯坦仍然从根本上否定南亚霸权体制，致力于寻求与印度之间的“平起平坐”，以确保自己的独立、主权和尊严。为此，巴基斯坦在价值体系、经济合作和共同防务政策三个主要功能领域与印度的南亚霸权体制分道扬镳，并顽强地致力于联盟战略，有关巴基斯坦联盟外交的成效，（注文：见宋德星：《论巴基斯坦的联盟外交及其困境》，《南亚研究》，2001年第1期。）以对抗印度。
由于历史、地缘政治、国家利益、心理等因素的共同影响，印巴关系结构在两个目标之间发生变向：其一是强烈的竞争安全思想，即一国所得即为另一国之所失，并由此推导出一国应努力争取获得超过对手的持久的战略和战术优势的权势政治思想；其二是认为印巴关系应是可控的，能够实现两国间紧张局面的缓和。在目前态势下，印巴关系具有如下特征：第一，两国持续冷战；第二，鉴于两国都拥有核武器，以及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相互敌对，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印巴武装冲突将导致核战争的风险升级。换言之，印巴问题已经国际化，这就决定了即使在今天，大国卷入南亚事务仍不可避免；第三，由于上述原因，印度和巴基斯坦都同时面临着国际社会要求其克制并致力于和解的巨大压力。
二、阿富汗反恐困境的区域后果——
巴基斯坦西北边境地区“塔利班化”
在巴基斯坦的邻国中，印度虽然最为关键，但阿富汗尤其具有战略重要性。因为历史经验表明，只有与阿富汗进行实质性的合作，巴基斯坦才能防止来自中亚的入侵危险。所以，独立伊始，巴基斯坦就强调构建强有力的伊斯兰世界东方战线的重要性，（注文：Donald N. Wilbur et al. eds., Afghanistan: Its People, Its Society, Its Culture (New Haven: HRAF Press, 1962), p.157.）并明确提出阿富汗、伊朗和巴基斯坦应组建成一个联邦。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注文：1959年12月20日访问伊朗时的讲话，See Dawn, November 21, 1959; Donald Eugene Smith, South Asian Politics and Religion(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 p.445.）巴基斯坦第一任总理里阿夸特·阿里·汗曾经说过：“如果西方国家为了保护他们的行为方式而去组成条约，如果社会主义国家在拥有同样的思想意识形态基础上形成一个保护网，为什么穆斯林不能团结起来保护他们自己，并向世界表明，他们所拥有的意识形态和行为方式能够确保世界的和平与和谐呢？” （注文：Latif Ahmed Sherwani, India, China and Pakistan(Karachi: Council for Pakistan Studies, 1967), p.19.）可以说，巴基斯坦致力于穆斯林一体化的政策，特别是巴阿联盟的设想，首先是出于安全和战略考虑。如此，巴基斯坦在与南亚强邻印度的对抗中便有了战略纵深和后方支援，同时还消除了来自苏联的威胁。但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之间的边界争端使双边合作一直困难重重。
苏联解体以及阿富汗问题政治解决的前景，意味着巴基斯坦在冷战时期所扮演的 “前线国家”的角色终结。为保障国家安全，巴基斯坦需要有效地控制阿富汗局势走向。可以说，在对阿富汗的争夺战中，巴基斯坦已无退路。1994年巴基斯坦全力支持塔利班在阿富汗执掌政权并于1996年获得成功，似乎是巴基斯坦一项重大的外交胜利。但塔利班政权极端保守的原教旨主义色彩及其对恐怖组织的支持，严重损害了与之保持紧密关系的巴基斯坦的国际形象。“九一一”事件则彻底葬送了巴基斯坦在阿富汗多年艰苦经营所取得的成果。为了防止自己被美国、俄罗斯和印度等主要大国孤立，特别是为了不被排挤出阿富汗未来政府筹组的政治决策进程，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于2001年9月19日宣布决定支持美国对阿富汗的反恐怖军事行动，宣布向美国提供“一切可能的支持”。国家安全利益终究战胜了伊斯兰意识形态。“九一一”事件表明，巴基斯坦虽然与阿富汗地缘上自成一体，文化上同出一宗，但它远不具备对阿富汗事务的有效控制力。（注文：有关这方面的论述见宋德星：《论巴基斯坦的安全战略——地缘政治方面的强制性因素》，《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6期。）不仅如此，巴基斯坦还面临着反恐战争爆发后自身西北边境部落地区严重“塔利班化”的危险。
众所周知，作为伊斯兰国家，巴基斯坦与阿富汗不仅地理上接壤，而且两国边境部落地区都居住着跨境民族——普什图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阿富汗局势持续动荡，从苏联入侵到军阀混战再到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阿富汗民不聊生，大量难民外逃，而巴基斯坦则成为阿富汗难民的主要涌入方向。截至2007年2月，巴基斯坦境内的阿富汗难民高达215.31万人。（注文：时宏远：《浅议巴基斯坦境内的阿富汗难民问题》，《世界民族》，2010年第2期，第49页。）在这些难民中，普什图族人占绝大多数。
在美国于2001年发动阿富汗反恐战争后，阿富汗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残余势力开始向周边国家转移，特别是向与巴基斯坦交界的阿巴边境地区转移。巴基斯坦西北边境部落地区土地贫瘠，基础设施落后，生活条件极差，是巴基斯坦最不发达的地区之一。贫困的生活环境，加之对美国与巴基斯坦两国反恐战争行动的仇视，以及对同属普什图族的塔利班成员的同情，使得塔利班和“基地”组织不仅有机会在这里找到庇护所，而且还能够招募和吸纳新成员，致使巴基斯坦西北边境地区出现了“塔利班化”的趋势。结果，巴基斯坦成为继伊拉克和阿富汗之后又一个恐怖活动频发的地区。2007年，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组织成立，并依部落区域划分为南北瓦济里斯坦、巴焦尔、斯贝特等单独的“基地”组织，俨然成为一个“国中之国”。（注文：正涛：《巴基斯坦恐怖主义的新特点及其影响》，《当代世界》，2010年第7期，第46页。）对此，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哈德利表示，如果不解决巴基斯坦西部边境地区问题，美国在阿富汗的反恐行动将永远无法取得成功。（注文：朱永彪：《“9·11”之后的阿富汗》，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第257页。）2009年5月，负责指挥伊拉克和阿富汗反恐战争的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彼得雷乌斯也指出,“基地”组织的高级领导人正盘踞在巴基斯坦不受法律约束的偏远地区的巢穴中策划新的恐怖袭击，并且认为巴基斯坦已经成为“基地”组织指挥全球行动的“神经中枢”。（注文：《美国断言“基地”总部在巴基斯坦 已建立新巢穴》，新华网，2009年5月13日。http://news.xinhuanet.com）
巴基斯坦西北边境地区“塔利班化”的最直接后果就是恐怖袭击的日渐增多，不仅给巴基斯坦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持续的社会动荡和巨大的财产损失，也给巴基斯坦带来了沉重的国际压力，特别是来自印度和美国的指责。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看来，巴基斯坦西北边境地区的“塔利班化”趋势还包藏着更大的危险。由于巴基斯坦是事实上的核武器国家，且其首席核科学家卡迪尔·汗还一度建立起了一个国际核走私网络，这不能不使人担心核恐怖主义的巨大危险。所以，美国政府反复强调，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手段，恐怖主义组织极有可能会威胁到作为有核国家的巴基斯坦的核安全。（注文：See Michèle Flournoy, “U.S.Strategy in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April 21, 2009. http://www.humansecuritygateway.info/documents/CSIS_Transcript_USStrategy_Afghanistan_Pakistan.pdf）因而对美国来说，防止核恐怖主义的出现，关键就在于阻止巴基斯坦这个核国家的“塔利班化”。
三、巴美联盟困境的历史再现
如前所述，为对付来自印度的威胁，巴基斯坦力图通过与区外大国建立联盟关系，借助其力量弥补自己实力上的劣势，以维护自身安全。由于地处南亚、中亚和西亚交汇处，巴基斯坦因而享有独特的地缘政治地位，使得它在大国全球战略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价值，这为巴基斯坦推行联盟外交提供了有利条件。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巴基斯坦在双边和多边条约的基础上，与超级大国美国成功地实现了军事结盟。整个冷战时期，虽然巴美联盟并没有如巴基斯坦所期望的那样，规定类似于北约那种相互提供军事援助以反击军事入侵的义务，但美国提供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有助于巴基斯坦增强自身的实力特别是防卫能力，而且巴美联盟本身就足以对印度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
在回顾冷战时期巴美联盟这段历史时，巴基斯坦前外长阿齐兹指出：“我们的动机是获得武器以便同印度势均力敌。当然美国为的是抑制苏联。因此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同印度有了麻烦，双方的动机就发生冲突。” （注文：Robert Karniol, “Interview with Senator Sartaj Aziz, Pakistani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Jane’s Defence Weekly, November 25, 1998, p.32.）随着阿富汗问题的政治解决和美苏冷战的结束，巴基斯坦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急剧下降，过去那种与美结盟对抗印度的战略已经行不通了。实际上，美国冷战后重新调整其南亚战略，其显著特点就是重印轻巴，这一态势一直延续到2001年。
“九一一”事件发生后，巴基斯坦在美国反恐战争中的重要性急剧上扬。巴基斯坦不仅是美国对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展开军事行动的“桥头堡”，而且巴基斯坦政府和巴三军情报局在与塔利班政权长期的特殊交往中掌握了有关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大量情况，这使得其地位和作用更加不可替代。“九一一”事件后的第二天，美国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就向巴基斯坦提出了支持美国反恐军事行动的七项要求，对此巴基斯坦全盘接受。（注文：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rrorist Attacks upon the United States, “The 9/11 Commission Report,” p.331. http://govinfo.library.unt.edu/911/report/911Report.pdf）
对于巴基斯坦的大力支持，美国也给予了丰厚的回报。2001年9月22日，布什签署决议，撤销针对印度和巴基斯坦1998年核试验的经济制裁。2001年10月27日，布什总统再次签署法律，正式取消针对巴基斯坦的各种制裁。在停止制裁后，巴基斯坦获得了美国提供的发展援助与经济援助资金共计6.245亿美元。同时印度也得到包括发展援助资金、经济援助资金和粮食补贴在内的1.643亿美元。2004年3月18日，在巴基斯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宣布，巴基斯坦已成为美国“主要的非北约盟友”，可以从美国获得更多的武器装备及防务合作、军事培训等项目。巴基斯坦是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色列、日本、韩国、菲律宾、埃及和阿根廷之后第九个获此地位的国家。（注文：王鸣野：《美国的欧亚战略与中南亚五国》，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4页。）
然而，21世纪的巴美反恐同盟关系也同样面临着诸多困扰。就其核心问题而言，主要有两点。
一是巴基斯坦与美国的反恐战略并不完全合拍。在阿富汗反恐战争中，由于巴基斯坦西北边境地区的“塔利班化”，阿富汗与巴基斯坦已经成为了一个难以分割的整体。2008年9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伦指出，由于阿富汗、巴基斯坦安全形势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美国正在寻求一种可以覆盖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境两侧地区的军事战略。（注文：Ann Scott Tyson, “Top Military Officer Urges Major Change in Afghanistan Strategy,” The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11, 2008.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据此，美国明显加强了针对巴基斯坦的反恐力度，而伴随着美军越境军事打击行动而来的是巴基斯坦无辜平民的大量死伤。结果，巴基斯坦国内反美情绪上升，严重干扰了巴基斯坦政府在反恐问题上的对美协调，进而导致巴美之间在反恐问题上的外交龌龊，这在“基地”组织领导人本·拉登被美国击毙于巴基斯坦境内后体现得尤为明显。
二是印度利用一切机会试图在巴美反恐同盟中打入楔子，以反制巴基斯坦。像巴基斯坦一样，在“九一一”事件发生后，印度在第一时间作出了积极的响应，以全力配合美国政府的反恐战争。例如，允许美国使用其军事基地，（注文：Ashley J. Tellis, “The U.S.-India ‘Global Partnership’: How Significant for American Interests?” Testimony before the House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ov. 16, 2005. http://www.carnegieendowment.org）为美军向阿富汗战场运送战略物资的舰船进行护航等。（注文：Ian Storey, “Indo-U.S. Strategic Ties on the Upswing,” Jane’s Intelligence Review, March 1, 2003, pp.40-43.）与此同时，印度还不忘了提示美国政府印度所遭受的来自巴基斯坦的越境恐怖袭击，并重申反对在反恐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其隐含的意思是巴基斯坦也是一个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当2008年11月孟买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巴基斯坦立即遭到印度政府的严厉指责。2009年1月6日，印度总理辛格声称，“一个政府越软弱，就越容易表现出不负责任的样子。巴基斯坦对我们就恐怖袭击提出的各项方针作出的反应就是一个例子”，“印度所发生的恐怖活动大多得到外部支持，主要是来自巴基斯坦”，“孟买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是一个总部设在巴基斯坦境内的组织所为”。（注文：《印总理指责巴与恐怖袭击有牵连 巴外交部声明称印做法不负责任》，新华网，2009年1月7日。http://news.xinhuanet.com）孟买恐怖袭击事件不仅使本已紧张的印巴关系进一步恶化，而且给地区稳定带来巨大冲击。毫无疑问，这在相当程度上强化了美国政府在反恐问题上的这样一种立场：在战略上，有必要将中亚与南亚整合在一起，特别是将巴基斯坦纳入反恐主战场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印度不仅成功地化解了巴美反恐军事同盟带来的压力，而且还强化了自己在地区事务中的地位，结果是巴基斯坦的战略被动局面并没有得到有力的缓解。
四、国内政治困境的有限舒缓——巴基斯坦国内政治生态
在南亚地区，巴基斯坦是一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中等强国。然而，这个年轻的穆斯林国家自独立以来不仅国家生存的安全环境十分险恶，而且国内政治生态也错综复杂。在其60多年的历史中，军政治理的时间甚至比文官治理的时间还要长。2007年，这个年轻的穆斯林国家刚好迎来它的60年庆典。然而这一年特有的不寻常并不在于它的喜庆，恰恰相反，却是源于其混乱、血腥和悲情。这一年的12月27日，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布托遇袭身亡。这一事件不仅极大地震撼了巴基斯坦政坛，也极大地震撼了国际社会。2008年2月至9月，巴基斯坦国内政治生态发生急剧变化。在军人出身的穆沙拉夫宣布辞去总统职务后，巴基斯坦人民党联合主席之一、前总理贝·布托的丈夫扎尔达里当选为巴基斯坦总统。
扎尔达里当选总统对巴基斯坦来说意义非同寻常，因为在巴基斯坦的权力架构中，总统和总理均出自巴基斯坦人民党。结果，原有的“总统、总理、陆军参谋长”三驾马车架构，实际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巴基斯坦人民党的全面掌权（据有总统和总理职位），意味着它不得不去直面和应对国家面临着的巨大困难，以及去承担主要的政治风险，即在阿富汗反恐战争的冲击下，如何应对地缘安全方面的巨大挑战，如何化解国内严重的不安全感，以及如何解决日益加剧的经济困难。
安全的内向化趋势成为了影响巴基斯坦对外政策走向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因：
第一，巴基斯坦极端宗教势力与政府对抗并演变成流血冲突，这本身就深刻地揭示了巴基斯坦这个反恐“前线国家”面临着的政治困扰：反恐是巴基斯坦的一项庄严的国际承诺，也是国家利益之所在和巴基斯坦政治稳定之必需。但反恐又必将激活国内仇美势力和极端宗教势力对当局的严重不满，进而导致国内政治生态的恶化。其中最大的危险莫过于这一态势：“基地”组织一直力图通过加强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宗教组织、慈善团体、犯罪团伙乃至政府安全部队成员的关系，来扩大在巴基斯坦全国的影响。结果，巴基斯坦政府将不得不在反恐战争中两线作战，即在国际上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配合进行反恐作战；在国内则打击从事或支持恐怖主义的极端势力。
第二，由于安全的内向化趋势，决定了巴基斯坦在很长时期内将不得不强化国内权力基础，以确保国内政治稳定，其中包括对强力部门的有效掌控，继续寻求国际支持、特别是美国的支持，打击极端宗教势力和恐怖分子，加强对巴阿边境部族地区的控制能力等。
第三，适时推进民主进程。对巴基斯坦而言，民主化进程至少意味着两个重要方面，即短期内通过公开、公正与透明的政策举措，展现对反对党的善意包容；长远则是要在具有浓厚军方背景的穆沙拉夫政权顺利过渡到民选政权后，切实推进各界普遍预期的政治民主进程，从而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
毫无疑问，巴基斯坦目前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弱国家的基本特征：（注文：有关弱国家特征的分析，参见Robert Jackson and George Sorense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and Approach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267-268.）首先，经济残缺不全，国民经济缺乏延续性，无法维持人民基本的福利水平，也不能为国民经济的有效运转提供资源。这种存在缺陷的经济常常主要依赖世界市场，而且不管城市还是农村，绝大部分人口政府无法管辖，属于极端低下的自给经济。其次，人们之间并没有组成一个具有很强内在凝聚力的民族共同体，结果在前述原因的影响之下，人们就会转向他处想方设法寻求物质和非物质的需要，包括向种族部落甚至是塔利班、“基地”组织这样的极端势力寻求帮助。最后，共同体的缺失意味着缺乏有效且反应迅速的国家机构，这一点在巴基斯坦体现得尤为明显。
这种弱国家特性使得巴基斯坦的安全问题明显地内向化，并且或多或少地显得十分紧迫，因为无论是巴基斯坦政府还是人民，都正在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这方面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巴基斯坦境内的恐怖袭击活动频发。自“九一一”事件以来，“基地”组织及其他暴力极端主义分子杀害了数以千计的巴基斯坦平民、警察和士兵，还暗杀了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布托。他们还炸毁建筑物，破坏外国投资，对巴基斯坦的稳定造成威胁。美国总统奥巴马就宣称，“基地”组织及其极端主义同伙是一个有可能从内部毁灭巴基斯坦的毒瘤。（注文：《奥巴马总统“阿富汗与巴基斯坦新战略”讲话》， 载中国国际战略学会军控与裁军研究中心主编：《美国奥巴马政府内外政策言论汇编》，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 2009年版，第133页。）可见，尽管在巴基斯坦人民党全面执掌政权后巴基斯坦国内政治困境有所舒缓，但其作为弱国家所面临的困难正日益显现。
结 语
新时期，印巴安全困境的延续，阿富汗反恐战争导致的国家西北边境地区的“塔利班化”趋势，巴美反恐同盟困境的历史再现，以及弱国家特性的显现，无不说明当今巴基斯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这在很大程度上考验着全面执掌政权的巴基斯坦人民党及其领导人的治国智慧与外交才能。而上述四个方面的主要困难，将在相当长时期内决定着巴基斯坦的外交政策走向和战略选择。尽管如此，对巴基斯坦来说，国家战略缔造的一条不变的主线仍然是：立足于印巴力量失衡且敌对的现实，以巴基斯坦在大国全球战略中的地缘战略价值为主要筹码，以国家安全和获取外部发展援助为首要目标，围绕着没有霸权的和平这一中心任务，来筹划自己的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