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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佛教金刚乘主要道场考
作者:薛克翘  来源:南亚研究2012年第4期  时间:2013-01-30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乌仗那、阇烂达罗、迦摩缕波、吉祥山、金刚座、那烂陀、超岩寺和乌丹塔普里寺等密教修行中心的相关资料分析指出,印度佛教金刚乘的前期修行中心基本在边远偏僻地区,后期中心则集中在今比哈尔地区;前期中心为密教修法的发源地,后期中心为密教典籍的加工地。

本文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课题“印度密教与中国神怪小说研究”(项目批号:10JJD750002)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一般认为,在戒日王(590~647)去世以后,印度出现了分裂局面。八九世纪时,印度形成了三股比较大的势力:一是德干高原上的拉施特拉库塔王朝,二是西部地区的普罗蒂诃罗王朝,三是中东部地区的波罗王朝。前二者的统治者信仰印度教,后者的统治者则信仰佛教。三股势力围绕着卡瑙季争霸,但谁都没能统一北印度。[1]尽管当时的印度处于群雄割据和相互征战的状态,但印度密教却在这个时期得到了显著的发展。在印度的东部、西部和南部地区都存在着一些密教的修行中心。尤其在波罗王朝治下的东印度,除了原有的那烂陀寺之外,又陆续建立起几座著名的佛教寺院,成为密教新的修行中心。

这些中心往往被称为金刚乘的“悉陀道场”(siddhapitha,意思是成就师的法坛)。此外,还有一些次等的道场(upapitha),即小型中心。

这些中心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以地区闻名的,另一类是以寺院闻名的。

一、 以地区闻名的密教中心

在一些印度密教金刚乘的典籍中,经常提到一些修行道场。例如,悉陀们的修行诗中就提到过两个道场,一个是乌仗那[2],另一个是迦摩缕波[3]。“《修行法蔓》(Sadhanamala)中则提到了四个道场:即乌仗那、普那吉里(Purnagiri)、迦摩其耶(Kamakhya)和室利诃多(Shrihatta)。”[4]印度学者师觉月也曾在《乔罗智慧决定论》的序言中指出,当时印度有“四大道场”,而这四大道场分别属于两个传承,即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四大道场是阇烂达罗(Jalandhara)、乌仗那、阿尔布达(Arbuda)和普那吉里,另一种说法则认为是阇烂达罗、乌仗那、迦摩缕波和普那吉里。[5]此外,《印度八十四大成就者传》等藏文文献还多次提到一个叫“吉祥山”(Shriparvata,音译室利波罗婆多)的地方,也是当时的重要道场。[6]

在以上八个地方中,有四个比较重要也比较著名,即乌仗那、阇烂达罗、迦摩缕波和吉祥山。另外四个中,迦摩其耶即迦摩缕波,其余三个相对次要。根据印度学者的意见,三个比较次要的地方中,室利诃多,即今阿萨姆邦的西尔哈特(Silhat)。阿尔布达,即今拉贾斯坦西南阿布山的古称。普那吉里有两个比定,一些人认为是今马哈拉施特拉邦的浦那,另一种意见认为是今天阿萨姆的普涅提尔特(Punyatirth)的古称。[7]下面我们就讨论一下其中比较重要的四个地方。

(一)乌仗那

乌仗那,在中国汉文文献中有多种译名。冯承钧先生曾有考证:“Uddiyana,一作Oddiyana,昔人误据《西域记》之对音,还元为Udyana者也。《佛国记》、《魏书》作乌苌,《增一阿含经》作乌仗国,《孔雀王经》僧伽婆罗译本作乌缠国,义净译本、不空译本均作乌长,《伽蓝记》亦作乌苌,又作乌场,《续高僧传·那连提黎耶舍传》作乌场,正音应为邬茶,《西域记》作乌仗那,《求法高僧传》作乌长那,《往五天竺传》亦作乌长国,自云郁地引那,《新唐书》在《康国传》后为乌苌种,在《吐火罗传》中为越地延,《梵语杂名》作乌你也囊,《宋史·天竺传》作乌填囊,《佛祖统记》卷四十四作优填囊,其国在今印度河上游及斯瓦特(SvatSwat)地区。”[8]这段话里提到了多种文献,其中记载最详、信息量最大的,无疑是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玄奘说,乌仗那居民“好学而不功,禁咒为艺业。”又说“夹苏婆伐窣堵河,旧有一千四百伽蓝,多已荒芜。昔僧徒一万八千,今渐减少,并学大乘,寂定为业。善诵其文,未究深义。戒行清洁,特闲禁咒。”[9]从玄奘的记载可知,他去乌仗那的时候,那里僧俗间已经盛行陀罗尼密咒,这是后来密教进一步发展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密教果然在乌仗那得到了大发展。

据藏传佛教文献,乌仗那后来的确发展成为密教的一个修行中心。多罗那他在《印度佛教史》中就多次提到一些金刚乘阿阇梨在乌仗那修行的故事。例如,书中在提到阿阇梨游戏金刚(Lalitavajra)时有“乌仗那地方的法库”[10]的说法,似乎那里藏有许多密教修法的典籍,是密教的发源地之一,而那里又似乎是以文殊菩萨为本尊的道场。游戏金刚在那里得到《黑色降阎摩尊续》、《三律仪》、《七律仪》等。乌仗那地方有一个国王,名字叫因陀罗部底(Indrabhuti,又译因陀罗菩提、自在慧等),也是金刚乘的一位成就者,曾与游戏金刚比赛过神通。 [11]再如,书中提到一个叫梨罗伐折罗(Lilavajra)的阿阇梨就在乌仗那出家,是游戏金刚的弟子,曾在那烂陀寺住学十年,“后半生在乌仗那国广利众生”。[12]又如,书中还提到一位名叫宝金刚(Ratnavajra)的阿阇梨,原是克什米尔的婆罗门,曾到中印度摩揭陀修行和弘法,后半生也去了乌仗那,并在那里同一名精通外道教理的婆罗门辩论,使之皈依佛教。这名婆罗门的法名为“密慧”(Guhyaprajna),曾到西藏弘法,人称“红色阿阇梨”。[13]与上述说法相印证的是,《印度八十四大成就者传》中第四十二位成就者也是一位叫做因陀罗部底的国王。其中写道:“乌仗那国分为两个部分,因陀罗部底王统治着桑拨罗的25万户主;而遮连陀罗(Jalendra)王在楞伽补梨统治着同样数量的户主。”[14]这句话里,英译者将“桑拨罗”还原为Sambala,而印度学者将该地名还原为Shambhala[15]这也许就是传说中的神秘佛国香巴拉。“楞伽补梨”(Lankapuri)又可译作楞伽城,但显然不是斯里兰卡。

多罗那他把乌仗那称为“法库”,暗示出那里是金刚乘发源地的意向。英国学者渥德尔就曾说过:以《爱欲夜摩利经》和《大悲空智金刚王经》为代表的一系列金刚乘经典“出现于公元750850年之间,其中有几部很清楚地表现是起源于乌底衍那(它的国王们都精通这些秘密经),那地方在八世纪是金刚乘的重要中心。”[16]这里所说的乌底衍那即乌仗那的别译。

藏学学者索南才让也曾根据藏文资料和有关传说指出:“邬仗那是集密教法的发源地,由于自在慧王的祈祷之力,佛陀亲临邬仗那国化现集密三十二种坛城,代表三十二位本尊,灌顶宣讲《集密根本续》等,自在慧王及其眷从修行获得持明身。”[17]

关于因陀罗部底,有学者考证认为:先后有三个叫因陀罗部底的国王。因陀罗部底第一为较早的乌仗那国王,并与《秘密集会续》的出现有关,时间大约在7世纪后期或8世纪前期;因陀罗部底第二时常与因陀罗部底混淆,但其统治的地点不在乌仗那,而在扎胡尔(Zahor,康格拉河上游谷地),他也是一位金刚乘修行者,与《无上瑜伽续》的出现有关,时间约在8世纪早期;因陀罗部底第三就是八十四悉陀的第四十二位,也是乌仗那国王,时间约在9世纪晚期。[18]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几点看法:第一,乌仗那在今巴基斯坦境内斯瓦特河谷地区;第二,至少从7世纪中期开始,乌仗那就是印度密教的一个重要中心;第三,乌仗那可能是金刚乘的发源地之一;第四,乌仗那在整个八九世纪都是金刚乘的重要中心。

(二)阇烂达罗

关于阇烂达罗的地理名望,中外学者观点一致,都认为在今印度旁遮普邦的贾兰达尔市一带。中国古籍中多次提到该地,“《慈恩传》卷二作阇烂达那,《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作阇烂陀,《继业行纪》作左栏陀罗。据《莲花往世书》(Padmapurana)记载,此城为代迪亚族(Daitya)王阇烂达罗的国都,因而得名,又称特里迦塔(Trigartta)。”[19]

据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四记载,阇烂达罗国有伽蓝五十余所,僧徒二千余人,而外道仅五百余人。因其国先王皈依佛教,并在五印度享有淳信之名,故曾总监五印度三宝之事。又据《慈恩传》卷二记载,到玄奘访问该地时,那里依然是佛学中心,所以玄奘在那里停留四个月,从大德月胄学习佛典。卷五又记,玄奘回国途中也曾在那里停留一个月,当地国王特地派人迎送。另据《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玄照传》记载,玄照法师也曾在那里留学四年,并受到国王的优待。

从这几条材料可知,在玄奘去那里之前,阇烂达罗早已成为西北印度的一个佛教中心,而玄奘到达的时候,那里的佛教信徒人数仍远远多于“外道”。玄照比玄奘晚到阇烂达罗约三四十年。[20]说明7世纪的阇烂达罗,不仅有国王敬重三宝,还有高僧大德的指导,是学习佛法的殊胜之地。

那么,八九世纪及其以后的情况如何呢?据西藏文献《八十四大成就者传》的传说,八十四悉陀中的第四十七位名叫阇烂达罗巴(Jalandharapa)或叫阇烂达利巴(Jalandgaripa)。[21]有学者指出:“阇烂达罗是母系怛特罗(母续)传承中一位重要的悉陀,一些佛教资料中多次提到他。”“根据西藏资料,他的生平简介如下:他出生于信德一个首陀罗家庭;他在乌仗那和阇烂达罗,二地均在西北印度,接受教诲并完成修行;之后他访问了尼泊尔,在去云游阿槃底时在马尔瓦遇到丹底巴和克里希纳阿阇梨;不久他又去了孟加拉,在那里,他以诃黎巴知名,并显示了很多神通。”“八十四位成就者中,有10位是阇烂达罗巴的弟子”,“他应该是9世纪晚期到10世纪初期人。”[22]这些话中有几个问题需要说明:第一,这里说阇烂达罗巴的出身为首陀罗,而另外的材料则说他是婆罗门。[23]第二,他在乌仗那修行,应当是学习了国王因陀罗部底第三的修行体系。第三,据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阇烂达罗是另两位悉陀丹底巴(Tantipa)和克里希纳阿阇梨(Krsnacarya)的亲教师,丹底巴在几年后修成大手印。[24]第四,由于他在阇烂达罗居住和修行过,他的名字便成了阇烂达罗。第五,他所处的时代为910世纪。

我们还注意到,阇烂达罗巴不仅是佛教金刚乘悉陀,而且也是那特派的创始人之一,因而又称阇烂达罗那特(Jalandharanatha)。印度学者赫贾利普拉萨德·德维威迪指出,在《瑜伽派别发蒙》(Yogisampradayavskrti)一书中,说有九个那罗延化身为九个那特,开创了那特派,其中之一便是阇烂达罗那特;另外一部书《月光》(Sudhakara Candrika)中也说到阇烂达罗为“九那特”之一。[25]可见其影响是深远的。他因阇烂达罗之地而得名,阇烂达罗也因他而扬名。

总之,在13世纪初,当佛教在印度本土消失之后,那特派则以印度教湿婆派信徒的身份继续存在,而且还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这不仅因为他们冠以湿婆派的名义,还因为他们所擅长的瑜伽修炼法得到推广。在阇烂达罗,即今贾兰达尔地区,后来一直盛行那特派的瑜伽修法,那特派的十二个分支里,有三个分支的中心在那一带,以致形成了一个传统,使那一地区至今还是瑜伽修炼的中心。[26]

(三)迦摩缕波

关于迦摩缕波的地理名望,冯承钧综合考证后认为,“《西域记》迦摩缕波国,《求法高僧传》菴摩罗跛国,《新唐书·天竺传》迦没路国,贾耽《四夷路程》迦摩波,又作箇没卢国,今印度阿萨姆(Assam)西部地区,其首府为高哈蒂(Gauhoti)。”[27]

玄奘对于迦摩缕波的记载最为可靠,他说那里“气序和畅,风俗淳质。人形卑小,容貌黧黑,语言少异中印度。性甚犷暴,志存强学,宗事天神,不信佛法。故自佛兴以迄于今,尚未建立伽蓝,召集僧侣。其有净信之徒,但窃念而已。天祠数百,异道数万。”《大唐西域记校注》对此文末句注云:“迦摩缕波地处边区,亚利安人移入较晚,此后婆罗门教虽然居于支配地位,当地各民族固有各种宗教信仰仍然根深蒂固,并逐渐与婆罗门教混合而形成各种密教(Tantrism)宗派,无论佛教、印度教或密教的金刚乘(Vajrayana)、真言宗(Mantrayana)、天生宗(Sahajayana),都以迦摩缕波为其发源之地。密教的有名的‘成就者’如娑罗诃(Saraha)、鲁依巴(Luipa)等人,大都生于迦摩缕波,或是以此地为其活动之所。密教的圣地,如迦摩佉(Kamakhya)、室利诃吒(Srihatta,今孟加拉Sylhet)、普尔纳山(Purnagiri)、乌胝衍那(Uddyana)等都在古代迦摩缕波境内,迦摩缕波国国都迦摩佉附近的天妃庙尤其是这派教徒的朝拜中心。”[28]这段注文的要旨在于说明迦摩缕波为密教的中心,是对的。但文中有几个细节不够准确,如“真言宗”宜为真言乘;“天生宗”宜为天然乘或易行乘(或俱生乘);有名的成就者并非大都生于迦摩缕波,而是仅有个别人生于迦摩缕波;那四个密教圣地也并非都在古代迦摩缕波境内,至少乌胝衍那(乌仗那)不在其内。

从玄奘的记载得知,7世纪,迦摩缕波的人民还普遍不了解佛教。他们敬神,有些须佛教徒,也许因惧怕王权而进行秘密修炼。历史上,迦摩缕波的沙尔斯特毗(Shalastabhi)王朝(710世纪)的国王们不喜欢佛教,他们崇拜天尊迦摩自在(Kameshvara,或译爱欲自在,湿婆的别称)和女神摩诃瞿利(Mahagauri,即性力女神),属于印度教湿婆派。在玄奘去那里弘扬佛法之后,那里依然以湿婆派的影响为主。作为湿婆派的中心,有一些佛教徒秘密地去那里学习了密法。所以,佛教密法大量接受湿婆派的影响,迦摩缕波起到过重要作用。

多罗那他曾讲述过一个名叫古斯利贤(Kusalibhadra)的佛教密法阿阇梨的故事。他是梅瓦尔人,他对婆罗门祭司失望后,到伽耶(Gaya)去学习佛法,又打扮成婆罗门去了迦摩缕波。在那里,他学会所有秘密知识。那里一个叫迦尔纳(Karna)的国王让婆罗门祭司和佛教徒辩论,古斯利贤运用迦摩缕波密法和佛教的陀罗尼,击败了异教徒。之后,迦摩缕波国佛教的影响增大了。金刚乘八十四成就者中,有人在迦摩缕波修行过,据说还有两位是迦摩缕波人。在高哈蒂附近,还有9世纪时的佛教泥塑和石雕像出土。[29]

(四)吉祥山

有的文献还把吉祥山说成是金刚乘的修行中心。这个吉祥山在印度南方。藏文文献对此多有记载。

布顿大师14世纪写的《佛教史》中就在讲述龙树(Nagarjuna)生平故事时提到龙树在吉祥山修炼,以“点金术”维持各地僧徒,寿六百岁,后舍头给一王子而死。接着,又讲了来自僧伽罗洲(今斯里兰卡)的提婆(Deva,即下文的圣天)成为吉祥山龙树座前弟子,龙菩提(NagabodhiNagabuddhi,又译龙智、龙觉、那伽菩提等)成为龙树弟子后常住吉祥山的故事。[30]

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中的说法与布顿的说法大体一致:龙树寿命近六百岁,在吉祥山修行过百余年;其弟子圣天(Aryadeva,音译阿梨耶提婆,通常简称提婆)是僧伽罗岛王子,在吉祥山从龙树修炼过;其另一名弟子龙觉则常住吉祥山,修炼密法二千年。[31]

藏文文献《八十四大成就者传》的第十六位是龙树,故事中说他来到吉祥山,开始在一个山洞中修炼。一些故事与布顿所说大体相似,但细节有所不同。第十八位成就者是圣天,故事中的一些情节也与布顿所说不同,他曾在龙树身边学法。第七十六位成就者是龙菩提,故事中说龙树让他常住吉祥山二千年,直到弥勒降生。[32]

以上三种文献都误将印度历史上多名龙树混为一谈。学者基斯·道曼指出,佛教史上的第一位龙树是公元2世纪时大乘中观派的创立者;第二位是约公元9世纪时的金刚乘阿阇梨,即圣天、龙菩提等五位成就者的上师;第三位是约公元10世纪时那特派的创始人之一,是炼丹师;甚至可能还有第四位。以上三种关于龙树的故事主要是把第一和第二位龙树的传说混在了一起。[33]不过,基斯·道曼的时间判断也有问题。他在文中提到了鸠摩罗什译的《龙树菩萨传》(收在《大正藏》第五十卷),但没有提到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其实只要看一下《大唐西域记》卷十就可以知道,玄奘在说到憍萨罗国时讲述了龙树(玄奘译为龙猛)与提婆的故事,提婆来自执师子国(即今斯里兰卡),拜龙树为师,而且说龙树“善闲药术,飡饵养生,寿年数百,志貌不衰”。同时还讲了龙树以茅叶自刎的故事等。这说明,早在7世纪中叶,龙树长寿的说法就已流行于印度佛教界,当时的人们已经把不同时代的两个甚至更多的龙树合为一人了。其始作俑者既不是玄奘,也不是布顿和多罗那他,而是玄奘以前的印度佛教界。因此,龙树和提婆师徒必是7世纪中叶以前的人,而不可能是9世纪人。那么,最大的可能是,作为金刚乘成就师的龙树和提婆,并不是玄奘提到的龙树和提婆,而是同名的另外两个人,或许可以称之为龙树第三、提婆第二(或圣天)。事实上,基斯·道曼也认为有另外一对龙树、提婆,这一点可能是对的。正因为有龙树和提婆的这层关系,吉祥山被认为是金刚乘的发源地之一。

在印度古代的梵语文学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有关吉祥山的记载。剧作家薄婆菩提(Bhavabhuti)的名作《茉莉与青春》(Malatimadhava)中就把吉祥山说成是迦波梨迦派(Kapalika)的修炼中心。剧中,写到一个叫绍达蜜尼(Saudamini)的佛教比丘尼,她同时又是一位女瑜伽行者(yogini),具有无上法力,不仅救助过剧中的男主人公青春,还从妖巫手中救出过女主人公茉莉。她能呼风唤雨,当茉莉的父亲在山上点火准备自焚时,茉莉昏死过去,是绍达蜜尼召来一阵急雨将火扑灭,也浇醒了茉莉,使这父女俩双双得救。就是这位瑜伽修女,还曾到吉祥山上去学习迦波梨迦修行法。这里,有三个问题需要讨论一下,一是时代问题,二是吉祥山的地点问题,三是迦波梨迦修法问题。

关于时代,金克木先生认为,“薄婆菩提大约是八世纪的人,生于印度西南部。”[34]黄宝生先生通过对中印古代文献的考证,说:“我们可以比较肯定地将薄婆菩提的生平年代定在七世纪下半叶和八世纪上半叶。”[35]也就是说,《茉莉与青春》反映的是那个时代的印度宗教实况。这比9世纪的龙树、圣天和龙菩提还要早上百年左右。然而,印度还有一个著名的梵语小说家波那(Bana,全名波那跋吒,Banabhatta),是《戒日王传》(Harsacarita)和《迦丹波利》(Kadambari)的作者,由于他与戒日王见过面,故其“生平年代可以根据戒日王的在位年代(606~647年)确凿无疑地定在7世纪上半叶。”[36]这两个作品中都说吉祥山是性力怛特罗(tantra,藏传佛教称之为密续)的修行坛场。也就是说,至少到7世纪上半叶,吉祥山已经以其性力怛特罗坛场而闻名印度了。

关于吉祥山的地点,学者们曾经作过考证,有过多种比定,但至今未有定论。中外学者们在考察《西域记》的地名时,试图把玄奘到过的憍萨罗国跋逻末罗耆厘山(Bhramaragiri,黑蜂山)说成是吉祥山,并以《法显传》和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相比对,有一定道理。但问题是,跋逻末罗耆厘山具体在什么地方还在争论当中。[37]在印度,当今最有名的关于龙树的佛教遗址是位于安得拉邦克里希纳河南岸的龙树山(Nagarjunakondakonda为泰卢固语“山”的意思),为多年来的旅游胜地,其西边不远还有一个叫龙树海(Nagarjunasagar)的湖,于是有人就将这个地方与吉祥山联系起来,[38]但这里离玄奘记载的地方似乎太远。

关于迦波梨迦(Kapalika),一般认为是印度教湿婆派的一个分支,其修法属于湿婆派或性力派的左道:修炼时总是男女双修,喝酒吃肉,并以人的颅骨为食器。修炼者则不仅有印度教徒,也有佛教徒。在金刚乘八十四悉陀中,龙树及其弟子们的修行大约尚不属于迦波梨迦道,但前文提到的阇烂达罗巴及其弟子克里希纳阿阇梨就属于此道瑜伽士。克里希纳阿阇梨常被称为克里希纳巴(Krsnapa,又译黑行者、黑足等),又名坎诃巴(Kanhapa)等。在八十四悉陀中处第十七位。坎诃巴被认为是一位具有文学才华的成就者,用俗语写过一些修行诗歌。在诗歌中,他两次自称“坎诃迦波梨瑜伽士”(Kanha Kapali yogi),而在另一首诗歌中,他说自己的上师是遮兰达罗巴。[39]他们师徒又同被称为金刚乘中的那特派,而那特派明显受有湿婆派的影响,甚至把湿婆当作主尊来敬奉。《茉莉与青春》里,薄婆菩提使用了“性力主”(Saktinaatha)一词,表明对湿婆和性力的崇拜。

二、 以寺院闻名的密教中心

讨论过这些道场之后,还应简单说说金刚座(Vajrasana)、那烂陀(Nalanda)、超岩寺(Vikramasila)和乌丹塔普里寺(Uddantapuri),因为这四处学术中心与佛教教育及密教发展关系密切。

(一)金刚座

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八:“菩提树垣正中有金刚座。昔贤劫初成,与大地俱起,据三千大千世界中,下极金轮,上侵地际,金刚所成,周百余步,贤劫千佛坐之而入金刚定,故曰金刚座焉。证圣道所,亦曰道场。大地震动,独无倾摇。是故如来将证正觉也,历此四隅,地皆倾动,后至此处,安静不倾。”这是对金刚座的权威解释。这段话的依据是《智度论》三十四和《俱舍论》十一的有关内容,但其中有两点须格外注意:第一,金刚座是和菩提树紧密相联系的,即菩提与金刚紧密相联系,这使金刚座成为后来金刚乘修菩提心的象征性地标。第二,金刚座是佛入金刚定之所,是道场,而且是佛教的第一道场,原始道场。这是它后来成为金刚乘道场的坚实根据。

我们还注意到,法显当年巡礼佛迹到达那里,只说是“贝多树下”,未提到菩提树,更未提到金刚座。[40]为什么?首先固然因为法显没看到《智度论》和《俱舍论》汉译本,其次则因为当时印度佛教界下层恐尚未对菩提树和金刚座过于神化,当地僧侣也未来得及编制出更多故事。但是,作为佛教四大圣地之一,已经有诸多僧侣在那里修行了。

玄奘时,菩提树金刚座佛事兴盛,其周边建有许多塔和精舍,其中以菩提树东的精舍——摩诃菩提寺(又译大菩提寺或大觉寺)最恢宏。

若以玄奘访问金刚座作为时间坐标,此后,金刚座的名声日隆。尤其是佛教演变到金刚乘时期,金刚座更成为金刚乘的一个重要道场。

多罗那他在他的《印度佛教史》中提到金刚座至少十余次。例如,他说龙树曾在金刚座立两块石碑;世亲(Vasubandhu)的弟子僧使(Sanghdasa)长期住在金刚座,建立法产二十四处;阿阇梨法护(Dharmapala)在金刚座说法三十多年;庵摩罗波罗(Amarapala)王在位时阿阇梨宝生密(Ratnakaragupta)担任金刚座的住持;罗摩波罗(Ramapala)王即位不久即迎请阿阇梨无畏生密(Abhayakaragupta)担任金刚座住持;“金刚座寺”(Vajrasana Vahara),有个净香殿,曾失火;“九层的净香殿有一时期被突厥军毁坏了四层”。[41]不知此净香殿是否即大菩提寺。

总之,玄奘说的金刚座还只是一个“座”,而多罗那他所说的金刚座则是一座寺院,是名副其实的金刚乘修行中心。

(二)那烂陀

中外学者对那烂陀有无量研究。虽说其历史悠久,可上溯至佛陀和大雄时代的公元前6世纪,但到法显访印时,那里并未形成寺院;《法显传》只提到“那罗聚落,是舍利弗本生村”,有塔而已。[42]从近代对那烂陀遗址的发掘可知,其兴建时间当在公元5世纪之后。而到玄奘访问时,那烂陀寺已成相当规模,有六大院落,是印度最大的教育和学术中心。从那以后,中国人一直关注着那烂陀的发展变化。玄奘之后不久,义净到访,那烂陀已具八大院落。《宋高僧传》卷三《寂默传》说:“那烂陀寺,周围四十八里,九寺一门。”至于多罗那他的有关记载就更多了。

如果说,玄奘时期那烂陀还在进行大乘佛学的正统教育的话,那么,在义净到访的时期,那烂陀已经出现了密教坛场。而开元年间来华的密宗大师善无畏(Subhakarasimha)、金刚智(Vajrabodhi)也都曾在那烂陀学习修炼。据多罗那他记载,很多金刚乘阿阇梨都在那烂陀当过法师。如萨罗诃巴(Sarahapada)、龙树、友护(Maitrigupta)、胜天(Jayadeva)、维鲁巴(Virupada)、那洛巴(Naropada)等。从有关记载可证:

第一,那烂陀不仅大师辈出,是教育和学术中心,而且一直是佛教与外道辩论和争夺的主要阵地。玄奘时期即已如此,其后似乎更烈。例如,据多罗那他记载,金刚乘阿阇梨法称(Dharmakirti)与商羯罗阿阇梨(Sankracarya)在那烂陀的辩论,因赌命而令人惊心动魄。[43]

第二,那烂陀见证了密教(持明密教、真言乘和金刚乘)发展的基本历程。玄奘、义净都在那烂陀接触过陀罗尼密教,回国后翻译过密咒经文;善无畏在那烂陀师从达摩鞠多(Dharmagupta)学习密教,来华后译出《大日经》,成为汉地真言乘第一代传人;而萨罗诃巴和维鲁巴等则是金刚乘大师,在那烂陀修炼过密法。到那洛巴时,那烂陀里不仅流传易行乘,而且也流行时轮乘。藏传佛教中著名的修行方法“那若六法”即来自那洛巴。

(三)超岩寺

超岩寺(或译超戒寺、超行寺等)由东印度波罗王朝的国王们建立和供养。密教的修炼在那里盛极一时。据多罗那他记载,超岩寺是达摩波罗王(Dharmapala,约770~810年在位)所建,“该寺建在摩揭陀北部恒河岸边一座小山顶上,中央是与大菩提像相等的佛像的殿堂,周围建有佛教密宗的小佛堂五十三座,一般的佛殿五十四座,总计有一百零八座佛殿,外面墙垣围绕。”[44]自从超岩寺建成以后,那烂陀寺的地位就有所下降,其住持往往兼管那烂陀寺。由于是皇家兴建的寺院,超岩寺僧侣享受皇家的特供,凡是获得班智达(Pandita,大学者)称号的,国王要发给“贝多罗”(patra,证书),相当于皇家科学院院士。因此,超岩寺也是大师辈出,到九、十、十一世纪时达到鼎盛。

10世纪,超岩寺还有所谓“六贤门”,即东门主管大师宝生寂(Ratnakarasanti,即Santipada)、南门主管大师慧生意(Prajnakaramati)、西门主管大师语自在称(Vagisvaratirti)、北门主管大师那洛巴、菩提贤(Bodhibhadra),还有“中央第一大柱”宝金刚(Ratnavajra)和“中央第二大柱”智祥友(Prajnasrimitra[45]。到过西藏的著名大师阿底峡(Atisa982~1045年)曾是超岩寺的学子,后来还担任过该寺住持。那一时期,许多西藏的僧侣都到过超岩寺,并在那里翻译了许多怛特罗典籍。

可惜的是,超岩寺和那烂陀寺都在1202年被穆斯林毁掉,至今人们都不能最后确定超岩寺的确切地址。

(四)乌丹塔普里

乌丹塔普里也是金刚乘的著名中心。据多罗那他说,它兴建于国王瞿波罗(Gopala,约750~770年在位)时代,在离那烂陀寺不远的地方。关于该寺的来历,多罗那他还讲述了一个神奇的故事,说是由一个居士因修炼“起尸法”得到黄金修建的,没有让国王和大臣们出资。还说“乌丹塔”是能飞的意思(因此,也有人将该寺译为“飞行寺”),是模仿“须弥山、四大洲的形状而修建的。” [46]可见该寺的建筑规模不小。

在一个时期,该寺也在超岩寺的管辖之下,例如,阿底峡在做超岩寺的住持时,同时兼管乌丹塔普里寺。尽管乌丹塔普里寺与另外三寺相比地位稍逊,但其常住僧人也在五百人左右,具有相当的影响。后来,它还有一个附属寺院,叫乌鲁婆娑寺(Uruvasa),也供养有五百信徒。最后,乌丹塔普里寺也同超岩寺一样,在战火中被摧毁,许多出家人被杀,“寺的遗址上修筑了大食城堡。”[47]

三、 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几点结论:

第一,所谓以地区闻名的密教修行中心,实际上都在边远地区,要么在西北地区的山谷,要么在南方的山川,要么在东部边陲的山林。这些都是比较早期的密教中心,一方面有修行的实践,另一方面又具有修行法门的发源地性质,是许多密续的最初产地。

第二,所谓以寺院闻名的密教修行中心,实际上都在当时所谓的“中印度”,即今天的比哈尔邦一带。这些地方带有学府的性质,虽然也是修行的实践场所,但更重视理论研究,因而许多密续在这些地方得到最后的编辑整理、理论提升和翻译抄写。

第三,8~12世纪,南印度诸王已无人信仰佛教,而西部地区由于受到穆斯林的占领和扩张,佛教也迅速式微。只有东印度的波罗王朝信奉佛教。正是由于帝王的支持,才出现了印度佛教中心东移的情况,并有新寺院的建立。但此时的佛教已经与印度教相融合,进入了金刚乘阶段。

第四,穆斯林军队征服东印度,完成了对印度本土佛教的致命打击。东部密教中心的摧毁,成为印度本土佛教灭亡的标志。


[1]参见林承节:《印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7页。

[2]乌仗那,阿波布朗舍文Odiana,梵文UddiyanaR.C. Bagchi and Santi Bhiksu Sastri, Caryagiti-Kosa of Buddhist Siddhas (Visvabharti-Santiniketan, 1956), p. 13.

[3]迦摩缕波,阿波布朗舍文Kamaru,梵文KamarupaR.C. Bagchi and Santi Bhiksu Sastri, Caryagiti-Kosa of Buddhist Siddhas, p. 7.

[4] Dr. Binetosh Bhattachary, Sadhanamala (Baroda, 1928), p. 453. 转引自达摩维尔·巴拉迪:《悉陀文学》,新德里,知识出版社,1988年印地文版,第38页。

[5] Dr. Prabodhacandra Bagchi, Kauljnananirnaya (Kalkatta, 1934), p. 57.

[6]无畏施梵文原作、蒙杜谢饶藏译、詹姆士·罗宾逊英译:《佛陀的狮子们——八十四悉陀传》,加利福尼亚,达摩出版社,1979年版(Buddhas Lions: The lives of the Eighty-four Siddhas, Catursiti-siddha-pravrtti by Abhayadatta, Translated into Tibetan by Smon-grub Shes-rab,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James B. Robinson, Dharma Publishing, California, 1979),第79230235等页。基斯·道曼:《大手印大师们——与八十四佛教悉陀的道歌和故事》,纽约,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Keith Dowman: Masters of Mahamudra: Songs and Histories of the Eighty-four Buddhist Siddhas, published by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5), 229347等页。

[7]达摩维尔·巴拉迪:《悉陀文学》,第40页。

[8]冯承钧原编、陆峻岭增订:《西域地名》(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98页。

[9] []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70页。

[10]多罗那他著:《印度佛教史》(张建木译),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184页。

[11]多罗那他著:《印度佛教史》(张建木译),第186页。

[12]多罗那他著:《印度佛教史》(张建木译),第205页。

[13]多罗那他著:《印度佛教史》(张建木译),第229页。

[14]基斯·道曼:《大手印大师们——八十四佛教悉陀的道歌和故事》,第229页。

[15]达摩维尔·巴拉迪:《悉陀文学》,第41页。

[16]渥德尔著:《印度佛教史》(王世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456页。

[17]索南才让:《西藏密教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9页。

[18]基斯·道曼:《大手印大师们——八十四佛教悉陀的道歌和故事》,第232~234页。

[19]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第371页注释(一)。

[20]据杨廷福《玄奘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45页),玄奘初到阇烂达罗的时间是630年,而据王邦维《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133页),玄照于阇烂达罗住学四年后,又“转历南天”,于674年或稍后来到那烂陀寺。

[21]无畏施梵文原作、蒙杜谢饶藏译、詹姆士·B.罗宾逊英译:《佛陀的狮子们——八十四悉陀传》,第161页。

[22]基斯·道曼:《大手印大师们——八十四佛教悉陀的道歌和故事》,第248249页。

[23]同上书,第245页。

[24]多罗那他著:《印度佛教史》(张建木译),第190页。

[25]赫贾利普拉萨德·德维威迪:《赫贾利普拉萨得·德维威迪全集》第六卷,新德里,国莲出版社, 2007年修订版(印地文),第43页。

[26]达摩维尔·巴拉迪:《悉陀文学》,第39页。

[27]冯承钧原编、陆峻岭增订:《西域地名》,第40页。

[28]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第796页。

[29]达摩维尔·巴拉迪:《悉陀文学》,第40页。

[30]布顿·仁钦珠著:《布顿佛教史》(蒲文成译),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 2007年版,第90~91页。

[31]多罗那他著:《印度佛教史》(张建木译),第869799页。

[32]无畏施梵文原作、蒙杜谢饶藏译、詹姆士·B.罗宾逊英译:《佛陀的狮子们——八十四悉陀传》,第7787235页。

[33]基斯·道曼:《大手印的大师们——八十四佛教悉陀的道歌和故事》,第117122页。

[34]金克木:《梵语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29页。

[35]季羡林主编:《印度古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第296页。

[36]季羡林主编:《印度古代文学史》,第333页。

[37]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第832页。

[38]印度考古调查局:《龙树山》,加尔各答,吉祥萨拉斯瓦提出版有限公司, 1980年第三版,第3页。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Nagarjunakonda (Calcutta: Sree Saraswaty Press Limited, 1980), p. 3.

[39]师觉月、圣提·比丘·夏斯特里:《佛教悉陀们的修行诗库》,加尔各答,国际大学出版部, 1956年,第3338118页。Prabodh Chadra Bagchi and Santi Bhiksu Sastri, Caryagiti-Kosa of Buddhist Siddhas (Calcutta: Visvabharati Publishing Department), p.33, p. 38, p. 118.

[40]法显原著,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年版,第122页。

[41]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第83141162210230236238240243245等页。

[42]法显原著,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第111页。

[43]多罗那他著:《印度佛教史》(张建木译),第177页。

[44]多罗那他著:《印度佛教史》(张建木译),第207~208页。

[45]多罗那他著:《印度佛教史》(张建木译),第225230页。

[46]多罗那他著:《印度佛教史》(张建木译),第198~199页。

[47]多罗那他著:《印度佛教史》(张建木译),第220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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