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崛起战略会议综述

　　2011年5月21日，“中国的崛起战略：理论与历史”学术研讨会在中国社科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近百人出席了会议。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所长李向阳出席会议并致开幕词。与会人员围绕大国崛起进程中崛起国与霸权国的战略互动、历史上崛起国的大战略、大国崛起战略的经济维度、中国的崛起战略四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

　　与会者首先从理论层面对国际格局对崛起战略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教授通过对中国古代国际关系思想以及中国古代历史经验的分析，对多极格局与两极格局下崛起策略的差异进行了探讨，认为在多极格局下，崛起国应与体系中的强国结盟，并采取韬光养晦、坐山观虎斗的策略，而不宜轻易出头，此时软实力的意义不是很大。在两极格局下，可以采取“合小以攻大”的策略，通过提升自身的软实力吸引更多盟友，如果实行“霸道”政策，则容易失去盟友，导致实力的衰落。他认为在多极格局下，采取先发制人策略容易失败，后发制人是更为可取的策略；而在两极格局下，则是先发制人的策略更容易取得成功。通过对大国崛起成败的历史经验的分析，他认为不存在唯一正确的、适应不同环境的崛起战略，面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崛起战略需要明智地加以调整。当前中国在崛起过程中，需要注意综合国力的平衡发展，对外战略应转向建立更多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承担更多国际责任。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刘丰博士对单极结构下大国崛起的特性进行了分析，认为单极格局扩大了主导大国的行动自由，强化了主导大国国内政治因素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大大降低了主导大国提供国际公益的意愿。单极格局下的力量差距减弱了次等大国对主导大国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加强了主导大国对其他国家发动预防性战争和先发制人战争的可能性。在这一格局下，霸主国可能会更倾向于采取“以武力铲除异己”的做法，其他国家则会更多地采用不对称手段来抗衡霸主，维护自身的权益。从总体上说，单极格局更不利于新兴大国的崛起。由于结盟空间被大大压缩，崛起国应更多地注重内部的发展，同时应适当地减少对霸主国的依赖。

　　当前国际体系的很多性质都在发生变化，尤其是二战后国际社会进入“大国无战争时代”，即体系中的主要大国之间并不发生直接战争，在这样一种新的形势下，霸权国与崛起国之间的权力竞争将采取什么新的形式，具有什么新的特点？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杨原博士对此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这一新变化意味着大国提升自身影响力的主要方式发生了改变。武力胁迫作为大国获取影响力的途径的作用下降，利益交换在大国获取影响力中的作用显著上升。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崛起的真正压力不是安全压力，而是如何同美国竞争“市场份额”的问题。

　　在国际格局理论讨论的基础上，与会学者通过对大国崛起战略的历史回顾，进一步丰富了主题的内容。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韦宗友副教授的发言围绕殖民体系和后殖民体系下的大国对外战略展开。他认为，在殖民体系下，体系内大国（欧洲列强）实行了两套完全不同性质的对外战略。在欧洲本土，国际体系的性质是认同并遵守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蕴含的彼此尊重主权的原则；而在欧洲之外地区列强所建立的殖民体系，各种侵犯主权的行为被视为证明并彰显本国主权权威性的组成部分。相比较而言，在后殖民体系下，相互尊重主权已经成为整个国际社会的共识。在这一背景下，殖民体系下的大国崛起战略对于后殖民体系中的新兴大国而言不可复制。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孙学峰副教授将国际体系区分为自助型和非自助型。在他看来，自助型国际体系以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订后欧洲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诸王国之间的关系为典型。由于这些国家（或王国）在安全防御方面能够实现自助，因此它们可以相对独立、灵活地根据自身利益诉求与体系内其他大国建立或调整同盟关系（类似春秋战果时期的纵横捭阖）。而如今，美国霸权主导下的国际体系属于非自助型的国际体系。许多国家在安全领域或主动或被迫放弃了军事自助，依赖于美国的安全保护。这一特点在中国所属的东亚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一方面，周边非自助型国家依据自身利益需求选择盟友和调整同盟关系的空间相对较小；另一方面，美国也会努力借助现有优势，将有竞争力的大国纳入到非自助国际体系中。因此在非自助型国际体系下，大国的崛起难度相对更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高程副研究员认为传统的“霸主国－崛起国”关系框架不足以充分解释工业大国对崛起战略的选择，并进而讨论了崛起环境的差异如何导致大国不同的崛起方式。工业化时代的历史案例显示，获得广义市场是崛起中大国对外战略选择背后的经济根源，大国的崛起战略主要建立在最大化实现其广义市场目标所进行的“成本－收益”计算之上。由于初始经济条件的差异，对于一国而言是有效的战略选择，对于另一国可能不符合其经济理性。因此，与霸主国争夺权力或取得霸主地位不是所有崛起大国的压倒性目标，崛起国的对外战略不一定要放在“霸主国－崛起国”争霸的框架下讨论。当崛起的方向和路径受阻时，崛起大国更倾向于扩张性战略或挑战现有秩序；否则更可能选择非扩张性战略，即通过市场交易行为实现崛起目标更符合大国的经济逻辑。

　　由于大国崛起战略是一个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命题，而其中经济因素正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因此与会学者专门在经济学视角下讨论了大国的崛起战略，并与传统国际关系视角之间形成富有价值的争论及共鸣。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所长李向阳教授从区域经济合作的角度对大国崛起的战略选择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当前通过争霸战争获取霸权的做法已不再能行得通，崛起更多地要通过和平竞争的方式。通过对二战后欧洲、日本、巴西崛起过程中成功与失败的经验分析，他指出大国要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下成功地实现崛起，要成功地分享全球规则的制定权，需要以成功的区域经济合作为平台，这又有以下几方面的共性：第一，在二战后大国无战争的国际环境下，大国的崛起必须走合作的道路。第二，政治上的独立是大国崛起的必要条件之一。第三，经济上，大国崛起的最重要条件是市场规模足够大，并且是以内需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第四，大国在区域合作中、崛起过程中要树立大国意识，需要以适当的经济让步获得小国在政治上的支持。第五，要寻求合适的合作伙伴。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研究员主要从货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讨论了大国崛起的金融战略。他从经济学范畴将大国“崛起”定义为实现本国长期经济增长，并认为长期增长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市场在器物（市场规模）和制度（对产权和契约的保护）层面的扩展。这其中，货币市场的扩展尤为重要。在大国政治经济权力的角逐历史中，特别在国际霸权更替的过程中，货币权力竞争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以至大国的金融霸权和政治霸权之间在因果逻辑上存在高度的相关性。国际货币体系并非一个中性的体系。拥有主导货币地位不仅能为大国带来广义“铸币税”收入，还使其通过主导国际货币价格和大宗商品的定价权来长期影响别国的经济发展，并且有利于维护和巩固货币发行国的国际金融体系。因此从长期看，稳定、有序地逐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周子衡副研究员也从金融角度解读了大国的崛起战略。他首先对大国“崛起”不同历史语境进行了追溯，并在此基础上引出了大国崛起的金融视角。他认为，19、20世纪，在对欧美亚大国关系变化的传统经济学解释中，国际贸易被视为根本，而大国的金融战略往往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而事实上，这些大国的金融战略并非国家当局的随意或被动的选择，而是其金融的价值原则、制度模式和金融体系力量的综合体现和国际竞争手段。这些不同的金融战略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大国的兴衰进程。

　　最后，与会学者将对于大国崛起的理论、历史和不同视角的讨论重新回归到对中国本位的思考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周方银副研究员集中探讨了中美策略互动下中国的崛起问题。他指出，中国的“韬光养晦”政策和美国“接触加遏制”的两面下注政策内在的困境为这一战略组合的长期持续设置了障碍。两面下注政策的意图存在内在冲突，其手段相互不匹配，且安全关系与经济关系的分裂破坏了中美关系的稳定性。韬光养晦政策的内在问题则在于，政策的成功实施（即中国实力得到有效的壮大）会使下一阶段韬光养晦的成功更为困难；而且，外界对该政策形成稳定预期后，也会影响中国在国际社会中讨价还价的能力。从策略互动角度看，“韬光养晦”和“接触加遏制”是中美双方都对对方的意图不放心、但并不认为双边关系将走向敌对情况下执行的一种“低水平合作加低水平敌对”政策。这一策略组合难以实现体系的转型。随着中美实力差距的缩小，美国会增大遏制、牵制中国的力度，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压制韬光养晦的政策空间。

　　此外，中国人民大学时殷弘教授对商周时期周族如何积累实力、如何在适当的时机实现权力转换、以及如何在顺利实现权力转换后巩固和守住所获得的成果，运用史料进行了精彩的分析。同济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院执行院长王义桅教授从“包容性崛起”这一创新性概念范畴，重新审视了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徐进博士则从具体政策层面谈了崛起中的中国如何参与东亚安全合作方面的新设想。

　　与会者一致认为，此次会议从理论与历史两个层面对大国崛起战略的解析具有重要而清晰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也为中国崛起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奠定了学术基础。此次会议上出现的热烈讨论说明，学界有必要就这一议题继续开展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