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主办“新型大国关系与中国崛起”学术研讨会，来自内蒙古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首都师范大学、中国社科院全球战略院、南京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复旦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云南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围绕历史上的大国互动模式、现代大国关系的新特性、新型大国关系与东亚秩序调整以及大国在中国周边的竞争与作等议题展开讨论。中国社科院全球战略院院长李向阳研究员致欢迎辞，会议由中国社科院全球战略院副院长李文研究员主持。
本次研讨会涉及的内容，在时间上跨越数千年、在地理上横跨数大洲。各位学者的观点不尽相同，本文拟就研讨会中相对集中的大国与大国关系的类型、大国在周边的竞争、中国崛起的战略等，将各位学者的主要观点简略总结如下。
关于大国与大国关系的类型。
当前世界格局还是“一超多强”，但中国在诸大国中是最接近于美国的大国。在当前国际战略格局中，经济因素占有突出地位。2011年，按市场汇率计算全球经济总量大体上为70万亿美元，经济总量超过1万亿美元的国家共有14个，亚太地区占了9个。前三强美国、中国、日本分别占21.6%、10.4%、8.4%。在亚太地区其他重要经济体中，俄罗斯1.8万亿、印度1.8万亿、加拿大1.7万亿，其次是澳大利亚1.4万亿、墨西哥1.2万亿、韩国1.1万亿。一个国家之所以被称为大国，绝不仅仅是因为经济，还必须包括人口、军事能力以及政治地位。俄罗斯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军事能力突出，而印度是人口超级大国。但也有学者认为，俄罗斯经济结构不合理，严重依赖能源和军工产业，短期来看俄罗斯难以崛起，不能被称为完全意义上的大国。日本由于缺乏独立的政治地位，只能算作依附性大国。有学者甚至认为，在东亚未来的地区格局中，可以暂时把不负责任的日本排除在外。
鉴于构成大国的因素存在多样性，大国关系的类型也有多种。比如，有学者提出至少5种类型：传统大国之间的关系，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的关系，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一定时期内支配性大国与挑战性大国的关系，支配性大国与附属性大国的关系（日本）。这些不同的大国关系类型，不仅涉及到国家规模和国际体系的特性，也与国家性质、国内政治以及特定时期的国际环境有关系。比如，以跨度80年的中苏关系为例，首先，前苏联和新中国都是革命性国家，这种国家特性不同于传统的大国，在革命中诞生的新国家的关系，国家性质复杂；其次，两个国家的关系，深受党的关系影响，前苏联通过掌控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解释权，不断干涉中国内政。双边关系的波动与国内政治斗争存在着极为紧密的联系；再次，冷战国际结构以及中美苏大三角对中苏两国关系也产生重要的影响。目前的中俄关系，就属于两个新兴市场特征的新型国家间关系。中美关系属于挑战性国家与支配性大国的关系，既有传统军事关系的难题，也有大量新的领域推动双方合作。中美还具有大陆型国家与海洋型国家的分野，如何建立新型关系，更需要战略视野。
关于大国在周边地带的竞争
历史的看，周边地带往往是大国争夺的焦点。比如对罗马而言，夺取迦太基就能控制来自埃及、西西里的战略资源粮食。前苏联的全球战略目标，使其试图控制边缘区，特别是在与中国交界的边疆地带进行渗透，严重影响中国边疆地区的稳定。
当前，中美围绕周边国家的竞争非常激烈。中国是蒙古国的邻国，双方有非常紧密的经贸往来。冷战结束后，蒙古国确立和平、开放的对外政策，将美国、韩国、日本、印度等列为第三邻国，美日在蒙古国的对外关系中占据重要地位。特别是近些年美国高层频访蒙古，双方加强了军事合作，美已在蒙装配监视设备。美方将加强与蒙古的合作看作是重返亚太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俄之间打入了一个楔子。由于俄罗斯的人口、经济重心都在欧洲，显然美方深度介入蒙古事务，主要的防范对象是中国。
朝鲜半岛历来使中国安全环境中的最大挑战之一。冷战时期，朝鲜半岛形成了以中、苏、朝为一方，美、日、韩为另一方的对立阵营。冷战结束后，韩国与俄罗斯、中国的关系相继改善，但朝鲜与美日关系却恶化，很大的原因在于半岛的战略失衡。未来朝鲜半岛的稳定，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中俄提倡的安全体系能否与美国主导的双边同盟体系平衡。
在中国的西南方，湄公河流域已经成为各大国竞争的主要地域。美国通过倡议湄公河下游组织，以及改善与缅甸的关系，试图从战略角度提升在这个地区的主导权。日本湄公河首脑会议已经召开了三届，政治合作上取得了突破。印度与东南亚相邻，也提出了印、缅、泰合作计划，以及恒河、湄公河合作计划，试图平衡中国对该地区的影响。澳大利亚则热衷围绕湄公河于建立战略三角关系，俄罗斯则成为了东南亚逆裁军的最大外部因素之一，是最大的军火供应商。就连欧盟，也通过对话、合作，改善了与湄公河流域国家的关系。
大国因素在南亚次大陆也十分明显。南亚既是单一的地缘政治区，也与西南亚、东南亚紧密相连。从历史来看，南亚的现状并非自身单一因素造就，而是深受大国相互竞争的影响。印度的战略视野远远超出南亚，对印度洋有特别的兴趣，而另一个主要国家巴基斯坦兼具南亚、中亚以及伊斯兰的身份属性，两国很难做到战略聚焦、战略集中。
关于中国崛起的战略
与会学者认为，历史案例具有相当重要的参考、启蒙价值，特别是对当代决策者而言，决不能忘记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第一，国家关系的非连续性发展，很大程度上具有偶然性。决策者对形势能否准确判断，将极大改变国家的发展进程。中国历史上的汉朝，西方历史上的罗马帝国，都出现过因战略决策者判断失误，而导致重大灾难的例子。即便是当代，也不乏大国因领导人的个性差异，对国际环境评估不同，对国内政治复杂性的理解不够，而误用对外关系的事例。就中美日三边的紧密性而言，美日关系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比中美、中日来的深入，中国尽管量大，但质不够坚硬，在产业结构、产业分工还落后很多。尽管就未来趋势而言，中美关系具有压倒性意义，但对决策者而言，努力把握当前的现状，稳妥、稳健的推进国家间关系更重要。
第二，国际格局和形势的发展有一种潮流，挑战性大国能否成长为被国际社会接受的大国，要看其提出的新秩序主张是否顺应潮流。就20世纪而言，很重要的一个潮流就是开放。美日在20世纪的发展是最好的证明，从19世纪末海约翰提出的“门户开放”，到1914年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及至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主张脱离原来的封闭性的殖民体系，走向更加开放的国际秩序。而日本因无法准确判断国际形势，尽管采用了新的形式开展对外关系，但骨子里还是旧的一套封闭秩序，因此成了依附性大国。
第三，新秩序是在旧秩序中脱胎而来的，两者要处理好兼容性。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第三世界国家提出要创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但从中国的经验来看，极大地获益于以美国权力为支撑的全球化秩序。因此，要先融入既有的秩序，通过学习获得提高生活水平的手段，促进社会发展，才能创造出更具有适应性的新秩序。未来稳定的亚太新安全架构，必须在中国崛起与美国重返两者兼容时才能出现。
第四，中国能否在亚太取得主导地位，最终要看中国能否为地区内国家提供终端消费品市场和安全公共品。随着中美实力对比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变化，东亚成员对安全公共产品的需求加强。美国通过巩固和加强东亚同盟体系，来防止中国成为新霸权，尽管仍有提供公共产品的意愿，但能力却在下降。从90年代中后期起，中国实际上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公共品，即终端消费品市场，但中国很少有提供与经济能力相比配的安全公共品的意愿，在地区安全架构上缺乏深度介入。由于中美在东亚提供公共物品的匹配性差，加剧了周边国家两面下注的可能性。目前来看，东亚区域主义受到外部干扰，中国应帮助东亚国家一起应对，加强内部的利益交换，凝聚身份认同。
（钟飞腾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