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初以来，泰国政局持续动荡。从他信到素拉育，再从沙玛到颂猜，泰国在不到三年时间里已先后更迭了四位总理。针对前总理他信·西那瓦的“反他信”派与“挺他信”派之争，已将泰国的各派政治力量卷入了政争漩涡。那么，究竟如何看待此次泰国政治危机的性质及其影响？笔者以为，可从三方面来看：首先，此次危机是泰国政治格局转型过程中各派利益冲突的直观体现；其次，“他信－泰爱泰党”集团的崛起与扩张是引发危机的直接原因；再次，城乡发展失衡所引发的政治分化是此次危机难以平息的关键因素。本文将从政治格局转型的视角，对此次泰国政治危机加以探讨和分析。

　　一、泰爱泰党崛起前的“多党并立”格局

　　军人威权统治时期，泰国的政党发展受到压制，难以形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大型政党。从表1可见，90年代以前的泰国众议院中，仅有最老牌的民主党曾短暂地拥有过四成席位，此外再无政党的议席能够超过三成。长期依附于威权政府，使得泰国政党一直难以摆脱“掮客政党”的特性——缺乏明确的施政纲领，缺乏有效的党内凝聚力，缺乏坚实的群众基础。特别是政客“跳槽”问题，更是制约着中小型政党的稳定与发展。这在90年代的民主政治时期，情况也未有改善。据统计，仅在1995年7月的众议院选举中，临时转党的议员候选人就多达262人，而在1996年11月的众议院选举中，这一数字更增至353人[①]。

　　表1  泰国众议院的议席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2001年以前数据来自Michael H. Nelson, “Thailand”, in Election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A Data Handbook, Volume 2: South East Asia, East Asia, and the South Pacifi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2001年、2005年、2007年数据来自国际在线网站。http://gb.chinabroadcast.cn

　　注：*此外还有69席为无党派人士，占22.9%；**此外还有24席为无党派人士，占7.4%。

　　 

　　随着1992年威权统治的结束，“多党并立”格局所引发的联合政府脆弱性问题日益严峻。从1992年至2001年，泰国先后更迭了四任总理，但都未能完成四年任期。联合政府的频繁重组，不仅影响到泰国政局的稳定，而且影响到社会和经济的发展。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泰国联合政府的举措迟缓和应对乏策，更是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不满。

　　基于强化联合政府执政能力的需要，泰国在1997年颁布的第16部宪法中，针对选举、政党及国会制度进行了多项修订，旨在推动大型政党的发展，增强政党对党员及议席的掌控力，提高联合政府的稳定性。相关制度主要包括：第一，将众议院选举从原先的大选区制，改为小选区制；第二，引入政党名单制，将众议院全部500议席中的100议席依照各政党赢得选票的比例分配，同时规定全国得票率低于5%的政党无权参与分配；第三，增补规定众议员候选人必须在选举前90日内隶属于同一政党；第四，将众议院提起内阁总理不信任案所需的众议员联名人数从原先的1/5增至2/5。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1997年宪法》虽是有意推动大型政党的发展，从而减少众议院的政党数量，但却无意从根本上改变众议院的“多党并立”格局。这在不少宪法条文中都有体现。比如，第297条规定，“国家反贪委员的遴选委员会委员共15名，其中包括最高法院院长，宪法法院院长，最高行政法院院长，国家各高等教育机构法学院的院长们自行推选的7名委员，以及拥有众议院席位的政党各推选1名代表后由代表们自行推选的5名委员。”可见，众议院的政党数量至少应在5家以上。第185条规定，“现任众议员2/5以上有权联名提起对内阁部长的不信任案。”可见，任何政党所拥有的众议院议席都不应超过3/5。笔者以为，依据90年代中后期的泰国政治格局（见表1），构建以民主党和新希望党（或泰国党）为首的“两党对峙”格局，或许才是最切合《1997年宪法》初衷的格局转型规划。

　　二、泰爱泰党的崛起与“一党优势”格局

　　从1998年他信·西那瓦组建泰爱泰党之时起，泰国的政治格局迅速从“多党林立”转向“一党优势”。2001年的众议院选举，泰爱泰党首次参选就成功跃居泰国第一大党，拥有了近半数的议席。此后，通过吞并其他中小型政党，泰爱泰党在他信的总理第一任期（2001～2004年）逐渐占据众议院压倒性优势。2005年的众议院选举，泰爱泰党毫无悬念地再次胜出，并且史无前例地赢得多达3/4的议席（见表1），从而不仅使得他信成为泰国首位连任的民选总理，而且也实现了泰国政府的首次“一党执政”。

　　泰爱泰党的成功崛起，主要归因于以下三方面因素：

　　其一是制度因素。《1997年宪法》的相关制度设置，为大型政党的发展铺平了道路，特别是第三项规定，更是有效地增强了执政党主席对党内派系的约束力，抑制了以往各派动辄“跳槽”或以“跳槽”相威胁要求重新分配政治利益的现象。如果党内派系领袖试图裹挟旗下议员集体“跳槽”，他信就可动用总理职权提前解散众议院，并在90日内再次举行选举，从而使“跳槽”者因隶属新政党不满90日而失去参选资格。得益于此，尽管泰爱泰党因为吞并扩张而导致内部“山头林立”，但却并未走向分裂。不过，他信为平衡内部矛盾，依然在总理第一任期中进行了多达10次的内阁改组。

　　其二是资金因素。选举政治是“金钱政治”，即使不考虑贿选，仅是政党的组织建设和选举的宣传举措，就需要大量的经费支持。因此，泰国各政党的背后都不乏商界财团的身影。泰国首富他信·西那瓦创立的泰爱泰党，在政党经费方面拥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不仅得到了他信家族财团的倾力资助，更是赢得了包括高新技术产业、信息产业、金融产业以及跨国集团在内的新兴产业集团的支持[②]。2001年众议院选举前，仅他信夫人坤仁朴乍曼·西那瓦的个人一次性公开捐赠就高达1亿泰铢（约合250万美元）[③]。得益于此，泰爱泰党一方面能够有效地推动基层组织建设和发展党员。据统计，2007年泰爱泰党被强制解散前，其党员人数已达1430万，占到泰国总人口的近1/4。[④]另一方面能够通过“银弹攻势”，鲸吞蚕食其他中小型政党。自由正义党（2001年2月）、新希望党（2002年2月）、国家发展党（2004年9月）的相继瓦解，以及民主党和泰国党的议员“跳槽”，使得泰爱泰党的政治版图迅速扩展。

　　其三是群众因素。通过“草根政策”赢得占泰国总人口70%的广大农村民众的拥护，是泰爱泰党能够迅速崛起并最终实现“一党执政”的关键所在。作为泰爱泰党的主要施政纲领，“草根政策”涵盖他信所倡导的各项扶贫发展政策，其宗旨在于通过政府的财政扶持和综合规划，切实提高中下层民众特别是农村地区民众的生活水平和生产能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构建农村地区的特色产业和规模经济，逐步弥合城乡发展的差距。相比于其他政党的空洞口号，泰爱泰党“亲民务实”的施政纲领显然更能得到农村选民的认同，而他信执政后的“言出必行”，更是赢得了农村选民的信任。他信在第一任期中，先后落实多项“草根政策”，其中包括：“负债农民三年缓债计划”——允许全国200多万农村债务人延迟三年偿还总值500多亿泰铢的国有银行贷款，并免除三年内的利息；“一乡一特产”计划——鼓励各乡镇开发特色产品，并由政府在宣传和销售方面给予扶持；“乡村基金”计划——由政府划拨种子基金，为全国每个村庄和城市社区提供100万泰铢的资金，以信贷方式支持农村产业建设；“三十铢治百病”计划——建立覆盖全国的医疗保障网络，确保农民仅需支付30泰铢就能够得到医疗服务和药品；“仁爱”系列计划——由政府出资，为农民和城市贫民提供廉价的住宅、水电、生产资料，以及人寿保险项目；“资产化资本”计划[⑤]——允许农民以土地所有权、承租权、国有土地使用权、知识产权、机器为抵押，向国有指定银行贷款，用于生产性投资。据统计，到2005年5月，“乡村基金”作为“草根政策”的核心计划，已在全国的7.4万个乡村和4500个城市社区设立基金项目，占全部乡村和城市社区总数的99.1%，并通过政府储蓄银行 (GSB，负责城市地区)和农业与农业合作银行 ( BAAC，负责农村及城市边缘地区)向1780万借款人支付了2590亿泰铢。有学者在对2044个城市社区和1596个乡村的34843个家庭进行了先后两次（2002年和2004年）调研后指出，尽管存在部分贷款家庭无力偿债的现象，但是七成以上贷款家庭的生活水平和生产能力得到了相应的提高[⑥]。福利改善的切身感受，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村选民成为他信及其领导的泰爱泰党的坚定支持者。

　　三、利益冲突与“一党优势”格局瓦解

　　依靠新兴产业集团政治献金与农村地区选票的组合，泰爱泰党的政治影响力迅速扩张，成为他信执政期间泰国最为强势的政治力量。随着“一党优势”格局的逐渐成型，泰国原有“多党林立”格局之下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政治版图，相继受到泰爱泰党的冲击与影响。而他信本人“大权独揽”的CEO作风，更是使现实的和潜在的利益矛盾迅速激化。

　　其一是他信与军人集团的利益冲突。从1932年通过军事政变推翻封建专制并确立君主立宪之日起，军人集团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始终把持着泰国政治的主导权。1932～1991年间，泰国先后发生过19次军事政变，其中13次成功；先后组建过48届政府，其中24届是军人政府，8届是以军人为主的政府。虽然在1992年之后，军人集团退出了政坛，但依然保持着相对独立的政治地位，特别是财权和人事权的独立。2001年他信上台后，却在泰爱泰党的强势之下，有意推动“军队国有化”进程：一方面持续缩减军费开支，限制军方发展。到2006财年，泰国军费开支占GDP的比重已降至1.12%，而在1992财年、1997财年和2001财年，分别为2.85%、1.96%和1.43%[⑦]。另一方面强行干预军方人事调动，提拔任用亲信，不仅支持自己的堂兄出任陆军司令，而且将自己在预备军官学校第十期的同窗安插进各关键部门。

　　其二是他信与官僚集团的利益冲突。军人威权统治时期，长期奉行“专家治国”方略，使得行政官僚和司法官僚逐渐成为相对独立的政治力量。90年代民选联合政府频繁更迭，更为官僚集团提供了发展契机。但是，他信上台后重点推进的行政体制改革，却使得官僚集团的政治利益受到沉重冲击，曾被称为“小内阁”的内政部在机构重组后，职权范围与自主性明显下降，再难成为常务官对抗政务官的堡垒。他信执政期间，内阁部长的职权扩张曾多次触及官僚集团的传统势力范围，从而引发政务官与常务官之争。

　　其三是他信与地方政客的利益冲突。“倒阁”与“跳槽”曾是地方政客参与政治利益分配的重要手段。尽管90年代的泰国联合政府因此而频繁更迭，各中小政党也在连续的众议院选举中所费不菲——据估算，1995年众议院选举花费约170亿泰铢，而1996年大选则花费250～300亿泰铢[⑧]——以至于收受政治献金的问题尤为突出，但地方政客之间却也因此保持了政治利益均沾的平衡局面。但在泰爱泰党崛起之后，地方政客的生存空间却在他信的强势之下迅速瓦解。固守独立阵营的民主党和泰国党，面临在“银弹攻势”之下日益边缘化的威胁。2005年众议院选举后，除泰爱泰党之外的所有政党仅得127席（25.4%），其中民主党96席（19.2%），泰国党25席（5%），大众党2席（0.4%），不仅难以凑齐提起总理不信任案所需的40%议席，而且连提起内阁部长不信任案所需的20%议席都有困难，“倒阁”已是有心无力。而追随泰爱泰党阵营的中小政党，则面临党内派系的倾轧，特别是他信胞妹瑶瓦帕领导的“汪磨挽”派嫡系的压制，“跳槽”也已如前文所言，再难奏效。

　　其四是他信与城市中产阶级的利益冲突。从经济层面来看，作为新兴产业集团的政治代言人，他信的经济政策具有全球化、市场化、金融化、信息化的发展取向，特别是在国有企业改制、海外市场开拓、外资并购、降低地方贸易保护等方面步伐较快，致使市场竞争压力的加剧，从而引起国有企业职工和传统产业部门特别是中小企业雇主及雇员的强烈不满。此外，他信政府对于农村地区的财政倾斜，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城市地区社会福利的改善，从而引起抵制情绪。从社会层面来看，依靠农村地区选票的支持和众议院的压倒性优势，他信执政期间对于媒体和学界的批评以及街头抗议示威的政治要求，都表现地相当强硬，使得城市精英的传统政治话语权面临弱化威胁，从而引起中产阶级的普遍不满。

　　2005年众议院选举后，泰爱泰党的强势攀至顶峰，实现了泰国前所未有的民选“一党执政”，但同时，“他信－泰爱泰党”集团与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也达到爆发的临界点。于是，在2005年底他信家族出售旗下企业的逃税丑闻曝光后，泰国政坛随即于2006年初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他信”运动，各派政治力量相继登上政争前台[⑨]。最先是城市中产阶级。非政府组织“人民民主联盟”从2006年2月初开始接连举行大规模街头抗议示威，以“售股丑闻”为由要求他信下台[⑩]。继而是地方政客。以民主党为首的三大在野党通过众议院联合施压，要求他信引咎辞职，同时，泰爱泰党内部以沙努·天通为首的“汪南然”派，也趁机要求他信交出领导权。2月24日，他信被迫宣布解散众议院，提前举行全国选举。三大在野党随即组成统一战线，联合抵制4月举行的众议院选举，使得选举因部分选区未能依法产生议员而陷入僵局。随后是泰国王室与行政官僚，通过司法途径于5月宣布泰爱泰党胜出的4月选举因违宪而无效，并定于10月再次举行选举。最后是军人集团。9月16日，泰国军方趁他信前往美国参加联合国大会之际，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他信看守政府，废除《1997年宪法》，成立由军警高层组成的“民主改革委员会”（后更名“国家安全委员会”）接管政权。至此，泰爱泰党的“一党优势”格局在各派政治力量的合击之下，终于轰然坍塌，他信被迫流亡海外。

　　四、后泰爱泰党时期的政治格局

　　对于后泰爱泰党时期的泰国政治格局，以军人集团为首的“反他信”派的基本规划是重构“多党并立”格局，遏制超大型政党的扩张，防范任何政党谋求众议院的绝对优势。

　　从军人集团主持草拟的《2007年宪法》中，不难看到这一意图[⑪]。相较于《1997年宪法》，新宪法对于选举、政党和国会制度的修订主要包括：第一，恢复众议院选举的大选区制；第二，将政党名单制的议席减至80席，并将原先全国统一选区改为八个选区分别选举，从而增强地方性政党的影响力，弱化全国性政党的竞争力；第三，保留“众议员候选人必须在选举前90日内隶属于同一政党”规定的同时，增补规定“在众议院提前解散的情况下，应隶属同一政党满30日”，从而为议员的合理“跳槽”提供条件；第四，将众议院提起对内阁总理和部长不信任案所需的议员人数分别从原先的2/5和1/5降至1/5和1/6，同时增补规定“如果在野党议员总数不足以提起不信任案，则在内阁执政满2年后，在野党议员1/2以上有权联名提起对总理或部长的不信任案”，从而增强在野党的“倒阁”能力。

　　同时，基于压制“他信－泰爱泰党”集团政治势力的需要，“反他信”派一方面促成宪法法院于2007年5月宣布，“泰爱泰党在2006年4月的众议院选举中存在贿选行为，依法应予解散”；另一方面在《2007年宪法》第68条中增补规定，“凡宪法法院裁定解散的政党，其党主席及执行委员会委员都应被禁止从政五年。”从而将包括他信在内的111名前泰爱泰党高层隔离在泰国政坛之外。

　　但是，随着军人集团的“还政于民”，泰国政治格局的转型却并未遵循“反他信”派的事先规划。2007年12月的众议院选举中，以“他信－泰爱泰党”集团为核心的人民力量党，依靠农村地区选票的支持，再次成为泰国第一大党的地位，赢得众议院近半数的席位。2008年1月，人民力量党牵头组阁，被称为“他信代言人”的沙玛·顺通卫出任总理。2月，他信归国。随后，人民力量党提出修订《2007年宪法》的动议，目标直指第68条的增补规定，试图为他信及其盟友的回归政坛铺平道路。至此，“一党优势”格局卷土重来之势日趋明显。

　　于是，“反他信”派再掀政治波澜。其中，城市中产阶级的态度尤为强硬。2008年5月25日，民盟高举“反对他信傀儡政府”的旗号，再次发动大规模抗议示威，要求沙玛政府下台。8月26日，民盟率众暴力冲击政府部门，并攻占总理府，迫使政府内阁迁至廊曼机场的国际候机厅临时办公。10月7日，民盟率众封锁国会大院，围困包括总理颂猜在内的320名众议员，并与警方发生暴力冲突，造成近16年来泰国最严重的政治流血事件[⑫]。与此同时，《2007年宪法》中政治地位得到明显提升的司法官僚，也表现出相当积极的态度。9月2日，选举委员会[⑬]宣布“人民力量党在2007年12月众议院选举中存在贿选行为，依法应予解散”。9月9日，宪法法院宣布，沙玛在总理任职期间，四次主持电视烹饪节目，并收取报酬8万泰铢（约合2300美元），违反宪法第267条款，应予剥夺总理职务，使得沙玛成为泰国首位因法院判决离职的民选总理。10月14日，宪法法院宣布受理有关取缔人民力量党的诉讼案。10月21日，泰国最高法院宣布前总理他信滥用职权罪名成立，判决有期徒刑两年，使得他信成为泰国首位被判刑的前总理[⑭]。此外，军人集团尽管反复强调不会再次发动政变，但在民盟与警方发生暴力冲突后，随即于10月16日表示不再“严守中立”，明确要求人民力量党下台以缓解紧张局势[⑮]。

　　尽管面对“反他信”派施加的沉重政治压力，但以人民力量党为首的联合政府却并未妥协，相反表现出强硬的政治态度，不仅拒绝提前解散众议院，而且对于修宪问题亦是相当坚决。沙玛离职后，人民力量党与盟党联合推举的颂猜·翁沙瓦，在众议院投票中以298票对163票击败民主党主席阿披实，于2008年9月17日出任泰国总理。作为他信的妹夫、前泰爱泰党“汪磨挽”派领袖瑶瓦帕的丈夫，颂猜的上台再次表明，“他信－泰爱泰党”集团虽然屡遭重挫，但在农村民众的支持之下，依然拥有决定性的政治影响力。

　　五、城乡分化与“挺他信”派的农村政治根基

　　“他信－泰爱泰党”集团的政治根基在于农村民众的支持与拥护。这不仅是泰爱泰党与人民力量党得以先后执政的重要原因，亦是“挺他信”派能在此次政治危机中始终屹立不倒的根本原因。正如前文所述，他信的“草根政策”在赢得农村地区选民的支持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要留意的是，“他信－泰爱泰党”集团与农村民众之间联合关系的形成，并不完全是前者对后者单方面政策性施惠的结果，而是建立在双方对于“反对既得利益集团，重新分配政治利益”的相同政治要求的基础之上。

　　泰国自1961年起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就，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已从1961年的28亿美元提高到2007年的2446亿美元，全国贫困率也从1962年的57%降至2007年的8.48%[⑯]。但是，宏观经济的成功，却难以掩饰发展的严重失衡（见表2），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日益明显。广大农村地区的发展，明显落后于城市地区。“泰国北部、东北部以及南部农村地区相当贫困，家庭收入下降，负债率上升。虽然入学率较高，但教育质量和技术培训的匮乏却在阻碍泰国从全球化过程中的收益”，“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并不健全，母婴死亡率在南部穆斯林地区依然较高，儿童营养不良问题在北部山地部落中依然突出，杀虫剂滥用威胁着多数的农村地区，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破坏日益凸现。”[⑰]

表2  2006年泰国地区发展情况

地 区	总人口 （万人）	城市人口 （万人）	农村人口 （万人）	家庭数 （万户）	户均月收入 （泰铢）	基尼 指数	贫困率
全 国	6282.9	1837.6	4445.3	1958.3	17787	0.515	9.55
曼谷地区*	994.8	764.0	230.8	391.5	33088	0.452	0.51
中部地区	1101.2	305.2	796.0	376.8	19279	0.445	3.31
南部地区	860.1	202.8	657.3	257.2	18668	0.475	5.49
北部地区	1189.1	232.2	956.9	384.8	13146	0.491	12.00
东北地区	2137.7	333.4	1804.3	547.9	11815	0.499	16.77

　　注：*曼谷地区包括曼谷市及相邻的（中部）五府

　　资料来源：The Key Statistics of Thailand 2007，National Statistical Office, Thailand.

　　 

　　长期以来的“重城市，轻农村”发展方略，使得农村地区负担了沉重的经济社会发展成本，但却未能分享相应的发展红利。尽管农村民众对此强烈不满，但在政治上却是无可奈何。无论是在威权统治时期还是90年代“多党并立”时期，军人集团、官僚集团、地方政客所构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始终把持着政治主导权，分享着城市发展红利，城市中产阶级由于紧靠权力中心，并且具有较高的组织性，因此能够通过街头示威或政治游说的方式争取政治话语权，从而分享部分红利。相比之下，农村民众不仅远离权力中心，而且结构分散，文化水平普遍较低，难以形成有效行动争取政治话语权，因此长期处于政治无权的地位。

　　“他信－泰爱泰党”集团的出现，为农村民众争取政治话语权提供了重要盟友与契机，从而促成了双方的政治联合。首先，对于新兴产业集团而言，随着城市消费市场的日益饱和，拓展海外市场和启动农村市场已成为迫切的发展需求。因此，通过财政扶持和政策倾斜，推动农村地区的产业化与市场化发展，不仅是“他信－泰爱泰党”集团的策略需要，而且也是切身利益的体现。这与农村民众迫切的发展要求相契合，从而成为双方政治联合的重要基础。其次，雄厚的政治资金使得泰爱泰党有能力在全国建立基层组织和发展党员，从而为结构分散的农村民众提供了协调政治行动的有利条件，使其能在泰爱泰党的框架之下有组织地争取政治话语权。2006年3月，数万农民相继涌入曼谷声援他信，前所未有地与城市中产阶级示威者形成对峙局面[⑱]。再次，“他信－泰爱泰党”集团通过不断并吞中小政党所形成的强势地位，成为农村民众实现政治话语权的根本保障。从相互关系来看，目前农村民众与“他信－泰爱泰党”集团之间的政治联合并不是平等关系，而是依附式的“庇护关系”，前者为后者提供选票民意，后者为前者争取政治利益。对于独立参政能力尚弱的农村民众而言，能否将选票的“政治资源”转化为现实的政治话语权，将直接取决于“他信－泰爱泰党”集团的政治地位。在他信的总理第一任期，“草根政策”的推行曾面临各方面的政治压力，但在泰爱泰党依靠众议院的席位优势力排众议后，还是得到了贯彻落实；军事政变后，“草根政策”随着泰爱泰党的倒台而被军人临时政府所封停；直到人民力量党执政后，“草根政策”才得以再次施行。

　　六、泰国的政治危机与民主困境

　　2006年以来的持续危机，对于泰国民主政治的负面影响相当显著。从反对党联合抵制民主选举，到军人集团在时隔15年后再次发动政变推翻政府，到人民力量党为派系利益而推动修宪，再到非政府组织率众暴力冲击国家机关，都清晰地折射出泰国民主制度的脆弱与宪政观念的淡漠。但是也要看到，泰国民主政治的进步在危机期间亦是有所体现。首先是民主观念的增强，军人集团信守承诺地“还政于民”；其次民主制度的完善，《2007年宪法》首次以全民公决的方式通过颁行；再次是参政意识的提高，投票率特别是农村投票率明显提高。笔者以为，此次危机对于泰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而言，既是挑战，亦是契机。如果危机最终通过协商得到稳妥解决，将有可能在此基础上构建更符合泰国国情的民主体制与政治架构，但是，横贯此前的将是两项结构性的政治难题。

　　其一是平息利益冲突。“反他信”派与“挺他信”派之争的实质在于政治利益的重新分配。“反他信”派试图重建“多党并立”格局，从而在弱政府的框架之下，维护各派既得利益集团的独立地位和现实收益。事实上，随着“他信－泰爱泰党”政府的倒台，“反他信”派已是颇有所得。2007年泰国军费与上年相比增加33%，占GDP的比重升至1.36%，军方同时提出预算规划，要求军费占GDP的比重在2018年之前恢复到2%[⑲]；泰国党再次入阁，沙努·天通离开泰爱泰党后组建的皇家人民党亦得以入阁，民主党虽然仍是在野党，但所得议席近乎翻番；司法官僚取得了对包括宪法法院、国家反贪委员会、选举委员会在内的独立宪法机构的主导权；如此不一而足。“挺他信”派试图恢复“一党优势”格局，从而在强政府的框架下，确保新兴产业集团与农村民众的发展需求与生存空间。或许人民力量党已难逃被强制解散的命运，但他信嫡系的“汪磨挽”派已在瑶瓦帕的主持之下组建“为泰党”[⑳]，从而为新的众议院选举做好准备。事实上，即使“他信－泰爱泰党”集团土崩瓦解，如果新兴产业集团和农村民众的政治利益得不到满足，还是会产生新的政治代言人，再次引发政治权力的角逐。因此，如何通过协商方式达成各派政治力量的妥协，在彼此都能接受的利益分配基础之上，构建相对平衡的政治格局，已成为现实的难题。否则，任何一方的利益受损，都有可能引起强烈的政治反弹，从而使政治危机进一步加深。

　　其二是弥合城乡分化。城市中产阶级与农村贫困民众之间的冲突在此次危机中表现明显，前者成为“反他信”派的刀锋，而后者则成为“挺他信”派的磐石。得益于农村地区的选票优势，“他信－泰爱泰党”集团在危机中始终屹立不到，使得“反他信”派的军事政变和街头政治，都未能取得预期中的决定性成效。对此，民盟甚至以反对“多数人暴政”为由，提出众议院议席“三成选举，七成任命”的改革要求，期望借此压制农村政治力量。尽管这一要求并未得到普遍认可，但《2007年宪法》第111条有关“参议院议员除每府一名议员来自民选（合计76名），其余均由遴选任命产生（合计74名）”的规定，却是已通过修改《1997年宪法》第121条有关“参议员全部来自民选”的规定，重新启用了1997年已取消的参议员遴选制度。不过，通过选举制度的调整，尽管短期内可能有助于缓和冲突，但却无助于从根本上解决城乡政治对立，甚至可能引发更为严重的危机。从矛盾根源来看，逐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显然是唯一正确的解决方式，但难题在于，如何在调整过程中平衡城乡之间的利益分配与资源重组。这已成为阻碍泰国政治格局转型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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