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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9•19”军事政变与民主政治的前景
作者：周方冶 来源：：《亚太地区发展报告No.7(200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6月 时间：2007-06-01
2006年9月19日晚，正当泰国看守政府总理他信·西那瓦（Thaksin Shinawatra）在美国参加联合国大会之际，泰国军方在陆军司令颂提·汶耶拉卡林（Sonthi Boonyaratglin）上将的指挥下发动了策划已久的军事政变，迅速控制了曼谷及其周边地区，并通过泰国第5电视台发布了政变声明，其内容主要包括：泰国军警组成的“民主改革委员会”（Council for Democratic Reform）决定推翻他信领导的看守政府，推行政治改革；废除现行的《1997年泰国宪法》，解散宪法法院，解散国会参、众两院以及看守政府内阁；武装部队临时掌权，权力将很快归还泰国人民。
泰国历来有通过政变解决政治问题的军人干政传统。从1932年通过政变推翻封建的君主专制，到1991年通过政变推翻民选的差猜·春哈旺(Chatchai Chonhawan)政府，泰国前后发生过多达19次的军事政变。不过，从1992年“五月流血”事件以来，泰国的军人集团已逐渐退出政治舞台，而政变也开始成为历史的陈迹。那么，时隔15年之后，泰国为何会再次发生军事政变？泰国民主政治的前景如何？本文将针对以上问题加以探讨和分析。
一、“9·19”军事政变的成因分析
（一）客观条件：2006年的泰国政局动荡
根据民主改革委员会起草并已于2006年10月1日颁行的《泰国临时宪法》序言的解释，“9·19”军事政变的主要目的，就在于平息年初以来泰国政局的动荡，恢复社会和经济秩序，防范可能出现的暴力冲突和流血事件[①]。
2006年泰国政局动荡的导火索是所谓的“售股丑闻”——2006年1月，根据新出台的放宽外资对泰国电信行业持股比例的法案，泰国政府总理他信·西那瓦的家族企业将旗下电信公司49.6%的股份以18.8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给新加坡政府控股的淡马锡公司，并且利用股票交易收入免纳所得税的政策优惠，进行了巨额的避税[②]。
对于他信家族企业的这一行径，泰国社会各界的反应相当强烈。有关的抨击与责难主要集中在三方面：其一是指责他信的“政策舞弊”。根据泰国原有的相关法规，电信公司的外国控股比例不能超过25%，但在2005年底，他信领导的泰爱泰党依靠在众议院的席位优势，通过法令将外国控股比例的上限提高到了50%，从而为他信家族企业出售电信公司股权铺平了道路。虽然根据泰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逐步提高外国公司在泰国服务行业的控股比例势在必行，但问题是随之而来的他信家族企业出售股权的行径，却使得“政策舞弊”具有了相当明显的因果印证。其二是指责他信的“损国逐利”。由于他信家族企业的电信公司垄断着泰国的卫星通讯资源，甚至包括军队的通信联络，事关国计民生，因此将其出售给外国的政府控股公司，显然是有损害国家利益之嫌。其三是指责他信逃避纳税义务。他信家族企业的避税行为从形式上看虽然是合法的，但从实质上看却是明显违背了泰国公民应尽的义务，而且有迹象表明，他信家族企业在股权交易过程中还存在违规操作的问题，比如在家族内部转移股权时并未依照规定向社会公开。由此，泰国的政府反对派掀起了大规模的反他信政治运动。
从2月初起，以城市中产阶级为主的非政府组织“人民民主联盟”开始在曼谷接连举行10万人的大规模街头示威，以“售股丑闻”为由要求他信下台[③]；而以民主党为首的三大在野党则组成联盟，通过众议院施加压力要求他信引咎辞职。与此同时，执政党内部以沙努·天通（Sanoh Thienthong）为首的“汪南然”派，也趁机向党主席他信·西那瓦逼宫——文化部长乌莱旺·天通和信息与通讯技术部长梭拉阿·金巴吞相继提出辞呈，要求他信交出泰爱泰党的领导权。其中，前者是沙努的夫人，而后者则是“汪南然”派的骨干。2月24日，他信宣布解散众议院，提前举行新一轮选举。
不过，泰国的政府反对派对于他信解散众议院的举措却并不认可，认为这不过是他信“以退为进”的政治策略，因为对于将在4月2日举行的新一轮选举，无论是他信支持者抑或是反对者都有着相似的预期——他信仍会以压倒性的优势胜出，再次出任政府总理。事实上，他信自2001年执政以来，始终坚持“草根政策”，转变了泰国政府长期以来“重城市，轻农村”的政策倾向，贯彻落实了“三年缓债”、“乡村基金”、“三十铢治百病”、“一村一产品”等多项针对农村地区中下层选民的发展计划，并为此向农村地区拨付了大量的财政资金，从而明显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水平[④]。这使得他信领导的泰爱泰党在占到泰国选民总数近七成的农村地区拥有坚实的民意支持率。在2001年的众议院选举中，泰爱泰党赢得了1163万张支持票，占有效选票总数的40.6%，而在2005年的众议院选举中，泰爱泰党所赢得的支持票进一步增加到1900万张，占有效选票总数的60.7%，远远高于民主党的590万张（18.3%）、泰国党的360万张（11.4%）以及大众党的270万张（8.3%）。因此，他信曾在选举前相当自信地表示，“如果我未能取得半数以上的支持票，或是有半数公民放弃投票，那么我将不会出任总理。我尊重选民的意见。”[⑤]而且，泰国农村地区选民也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对他信的拥护与支持。3月间，数万泰国农民相继涌入曼谷声援他信，形成与人民民主联盟的对峙局面[⑥]。
于是，为避免他信通过选举再次执政，以民主党为首的在野党对于选举采取了联合抵制。4月2日的众议院选举，基本成为泰爱泰党的“独角戏”，虽然也有部分小型政党参选，但根本无法形成对泰爱泰党的有效竞争。据统计，此次选举泰国共有2979万选民参与投票，占全部登记选民的65.2%，有效选票共2597.5万张。在政党名单制选举[⑦]中，泰爱泰党共赢得支持票1586.6万张，占全部有效选票的61.1%；空白票（即表示反对泰爱泰党的选票）共984.2万张，占37.9%；其他政党共赢得支持票26.7万张，占1.1%。虽然从表面来看，泰爱泰党在选举中囊括了众议院全部500席中的460席，可以说是全面告捷，但事实上，泰爱泰党却陷入了政治困境。由于在野党的联合抵制，在选区代表制选举中，泰国全部400个选区中有多达278个选区仅有泰爱泰党的候选人参选。根据泰国的选举制度，“选区仅有唯一候选人的，必须赢得20%以上的选票方可当选”。结果，40个选区出现了议席空缺。根据泰国宪法，如果众议院议员总数达不到法定的500席将无法取得合法地位，因此泰爱泰党难以在议席空缺的情况下召开众议院会议；但泰国宪法同时规定，众议院应当在选举后的30日内举行首次会议。这使得泰爱泰党步入了在野党所设计的两难陷阱。
4月4日，他信宣布将不会出任新一届政府总理，提出通过协商解决泰国的政治困境，但在野党对此不予认同，坚持要求宣布4月2日的选举无效。4月23日，泰国举行众议院补选，但由于在野党的抵制，仍然有13个位于泰国南部[⑧]的选区出现议席空缺。4月25日，泰国国王拉玛九世颁布谕令，要求宪法法院和最高法院提出摆脱政治困境的方案，并明确指出存在议席空缺是“不民主”[⑨]，从而否定了泰爱泰党提出的在议席空缺的情况下召开国会的宪法解释建议。4月28日，泰国行政法院决定，取消原定于29日举行的第二次补选。5月8日，宪法法院裁定4月2日的选举因为“程序违宪”而无效，宣布将重新选举。
但是，泰国政局的动荡却并未就此平息，一方面，政府反对派与他信看守政府之间的矛盾未能从根本上得以化解，另一方面，支持他信的农村中下层农民与反对他信的城市中产阶级的对立也是日趋明显，从而为军人集团的直接干政提供了正当的理由与恰当的时机。
（二）主观动因：军人集团对维护政治利益的迫切要求
虽然从形式上看，泰国政局的动荡与“9·19”军事政变有着密切的相关关系，但就根本而言，两者之间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联系。事实上，直到9月19日军事政变前，尽管泰国政局陷入动荡，但总体而言却并未脱离1997年宪法的框架，无论是“街头示威”或是“抵制选举”，都还是遵循着民主宪政的规范，未曾出现军方所宣称的“暴力冲突与流血事件”的迹象，而是正在逐步趋于缓和。5月间，以民主党为首的在野党相继宣布参加新一轮的众议院选举；7月21日，泰国国王批准看守政府提交的《选举条例》，宣布将于10月15日举行新一轮选举；8月9日，新一届选举委员会委员经遴选产生，开始负责选举的相关准备事宜。与此同时，泰国军方却是在严守中立的表象之下，紧锣密鼓地策划了军事政变。虽然陆军司令颂提在政变前反复强调，“军事政变已经成为过去，政治问题应该通过政治渠道解决。”[⑩]但在7月间，颂提却以军队的例行人事调动为名，将129名中层陆军指挥官调离曼谷，其中多数是他信的支持者，从而为政变扫平了障碍。
由此可见，推动泰国军方在沉寂了长达15年后再次登上政治舞台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泰国政局的动荡，而在于军人集团对维护政治利益的迫切要求。
自1932年泰国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以来，军人集团就一直在泰国的政治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曾实行过长期的军人独裁统治。1973年“10·14”民主运动后，虽然军人独裁统治垮台，但军人集团仍占据着泰国政治的主导地位，前陆军司令炳·廷素拉暖(Prem Tinsulanond)曾在80年代以现役军官的身份，未经民选兼任民选文官政府的总理长达8年之久。不过，从90年代初开始，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民主化浪潮的冲击，泰国军人集团的政治影响力开始不断下降。
1992年“五月流血”事件后，军人集团已难以通过直接干政的方式影响泰国的政局。虽然以前最高司令差瓦力·永猜裕（Chawalit Yongchaiyut）为代表的退役军官，通过参与民主选举的方式仍在一定程度上维系着军人集团的政治影响力，差瓦力本人还曾通过民选出任过政府总理，但是，与此同时军人政客的政治生存环境却也是日趋艰难。其中，政治资金的问题尤为突出。一方面，1997年宪法颁行后，泰国成立了“国家反贪委员会”，负责监察国会参众两院议员以及所有政府高官的舞弊问题，从而使以往泰国政客所惯常采用的“贿选－舞弊－贿选”的资金循环模式已难以为继——民主党前党顾问沙南少将就是因为涉嫌舞弊，而被宪法法院裁决禁止从政5年；另一方面，由军方控制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普遍遭受重创，泰国军人银行更是险些倒闭，而后多数不是被政府部门接管，就是被私人部门并购，从而使得来自军方的政治献金管道开始逐渐干涸。2002年，差瓦力领导的拥有浓厚军方色彩的新希望党被迫解散，并入他信领导的泰爱泰党。随着曾经是泰国第一大党的新希望党的瓦解，军人集团的政治影响力也跌入谷底。这从财政预算的分配角度就可见一斑：80年代末泰国的军费开支占财政预算的比例高达20%以上，到1995年已降至14.12%，到2003年更进一步减少到7.66%[11]。
2001年他信执政后，军人集团的政治边缘化趋势更是明显，以至于长期以来军方所保持的政治独立地位，也在他信领导的泰爱泰党的一党独大政治格局的形成过程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从1932年发动“6·24”军事政变推翻君主专制以来，泰国军方就一直保持着相对独立的管理体系，有关人、财、物的调度和支配，通常并不受政府的安排与节制。90年代泰国的各届联合政府，由于受到中小政党林立格局的影响而更迭频繁，因此对于可能引起军人集团反弹的军队职业化问题，通常都是避而不谈。他信上台后，对于军队的职业化问题相当重视，试图将军队完全纳入政府总理的权力范围，从而引发了泰爱泰党与军人集团的冲突。具体而言，他信的举措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
首先是通过安插亲信逐步接管军方权力。其中，他信的堂兄差西特·西那瓦（Chaisit Shinawatra）出任陆军司令的过程，被广泛认为是最为典型的案例。2001年初他信出任总理时，差西特还只是地方军区的普通少将，而到2002年，差西特已成为陆军助理司令，授衔陆军中将。尽管差西特和时任国防部长的差瓦力都矢口否认他信在军方高层的升迁过程中的作用[12]，但他信与差瓦力以及时任最高司令的素拉育·朱拉暖（Surayud Chulanont）在陆军高层人事安排方面的矛盾却是公开的秘密。2003年，差西特在他信的支持下，顺利接任陆军司令的要职。由于陆军是泰国最基本的军种，人数占泰国军队总数的近七成，因此与仅具象征意义的最高司令相比，陆军司令才是实际掌握泰国军队的关键性岗位。此外，作为泰国军官预备学校（Armed Forces Academies Preparatory School）第10期的学员，他信还在执政期间将同期的百余位学员，相继提拔委任到泰国军方各部门的中高层要职。
其次是利用警方逐步取代军方的安全职能。他信曾在警界任职长达15年，授衔警察中校，其夫人朴乍曼·西那瓦更是前警察总监达玛蓬警察中将的千金，这使得他信在泰国警界有着相当坚实的根基。他信执政后，曾试图以警察取代军队在国内安全事务中的作用，从而进一步削弱军方的政治影响力。2002年初，他信宣布裁撤泰国的南疆各府（军事）管理中心和南疆治安前沿指挥部，并委任警察部队接管了历来由第四部域军（相当于军区）负责的泰国南部地区治安监管权。不过，由于泰国南部地区马来穆斯林分离主义运动的死灰复燃，使得缺乏经验的警察部队难以应对，因此他信的政治意图未能顺利实现，军队仍然在各地基层的治安管理和经济建设事务中保持着重要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他信的总理权力扩张而承受着政治边缘化重压的并不仅是军人集团。事实上，随着泰爱泰党的一党独大政治格局的发展与巩固，包括政客、官僚以及王室在内的各派传统政治势力，都是或多或少的面临着相同困境[13]。对此，人民民主联盟曾在递交枢密院的《请愿书》中指责道，他信正在“破坏君主立宪制度，将势力渗透到军方，以警方亲信取代国内安全部，地方行政机构负责人撤换为泰爱泰党的支持者，利用政治势力干预军官常年人事调动”，“导致国家政治、宗教制度及军人制度都被他信体制所渗透”，并强调“这样严重的状况是泰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14]。
尽管泰国的各派传统政治势力都对他信的总理权力扩张强烈不满，但在1997年宪法的制度框架之下，泰爱泰党基于农村地区的民意支持而建立起来的众议院席位优势，却使得政府反对派已难以通过议会方式对他信形成有效的制约。2005年的众议院选举中，泰爱泰党囊括了众议院全部500席中的377席，与2001年的众议院选举相比猛增129席；而所有在野党则是总共才取得127席，其中包括民主党的96席，泰国党的25席以及大众党的2席。这使得他信的总理权力出现前所未有的巩固，因为根据1997年宪法第185条的规定，“针对政府总理的不信任案，必须由不少于占在职众议员总人数2/5的众议员联名提起。”而在2005年选举后，在野党所拥有的全部议席已不足25%。诚然，泰爱泰党内部一直是派系林立，而且对他信心怀不满者也为数不少。不过，1997年宪法第107条第4款有关“任何人报名成为众议员候选人之前，都必须隶属于任一政党至少90天”的规定，却使得泰爱泰党各派系对于与在野党联合“逼宫”都相当谨慎，因为如若有派系将集体跳槽付诸实施，那么只要他信利用总理权力提前解散众议院，并在90天内举行新一轮选举，就将使所有跳槽的政客失去参选的资格，从而对政客形成根本性的打击与惩戒。事实上，这也正是他信在2月24日提前解散众议院的重要原因[15]。此外，虽然根据1997年宪法第304条的规定，“不少于在职众议员总人数1/4的众议员，或是不少于5万名具有选民资格的泰国公民，或是不少于在职参议员总人数1/4的参议员，有权以舞弊、渎职或违宪为由，向参议院议长提起罢免政府总理的议案。”但由于罢免案的通过要求相当严苛，不仅必须首先经过国家反贪委员会对事实的调查认定，而且必须在匿名表决中得到不少于在职参议员总人数3/5的参议员的支持，因此这一规定的实际作用相当有限。
因此，泰国的政府反对派在2006年的大规模反他信运动中，才会始终坚持“街头示威”和“抵制选举”的议会外斗争方式。对于通过协商解决政局的动荡，在野党明确提出“先修宪，后选举”方案，旨在通过修宪一方面从选举机制角度弱化泰爱泰党的选票优势，另一方面从强化监管角度牵制他信的总理权力，从而为泰国的各派传统政治势力争取生存空间，避免被进一步边缘化。但是，5月初宪法法院对于“重新选举”的裁决，却是采纳了泰爱泰党提出的“先选举，后修宪”方案。这就意味着，他信不仅有可能再次执政，而且还有可能通过主导修宪进程，从制度角度进一步巩固总理权力。于是，对于包括军人集团在内的各派传统政治势力而言，通过军事政变突破1997年宪法的体制框架，已成为阻止他信总理权力扩张和避免自身被政治边缘化的最后也是最有效的方式。这也正是军事政变后，各派传统政治势力普遍表示默许或支持的原因所在。泰国前总理、民主党前主席川·立派明确表示，“作为政界人士，我们不支持任何形式的政变。但是他信政府在过去5年中的所作所为迫使军方发动政变。他信本人在这个国家制造了危机。”[16]
二、泰国民主政治的困境与前景
从短期来看，“9·19”军事政变有效地化解了2006年初以来泰国政局的动荡，并通过军事管制基本恢复了社会的稳定。不过，从中长期来看，军事政变也使得泰国在时隔15年后，再次面临军人干政的民主困境，以及对于政治现代化道路的重新抉择。
（一）军人干政的民主困境
对于军人集团是否会长期干政的问题，泰国军方在9月19日的政变声明中表示，“武装部队临时掌权，权力将很快归还泰国人民”。但问题在于，由于1997年宪法已被废止，因此通过民主选举实现“还政于民”必须等到新宪法颁行后才能实现。根据临时政府的估计，新一轮选举最早也要等到2007年底才能举行[17]。这就意味着，“武装部队”至少还将在“还政于民”前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临时掌权”。
事实上，尽管颂提在9月29日接受路透社采访时强调，“我可以保证，我们不会控制新政府，我们将只是政府维持和平的工具。”但从实际情况看，目前军人集团已通过民主改革委员会（现更名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全面掌控了泰国的行政权与立法权，并在制宪过程中占据着主导地位。10月1日，前最高司令素拉育·朱拉暖出任泰国第24任政府总理，接管了国家行政权。同日，由民主改革委员会起草的《临时宪法》也正式颁行，从而为军人集团的干政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
泰国的2006年《临时宪法》全文共39条，其内容主要涉及国王的地位和权力，制宪的程序和时限，以及临时机构对于行政权和立法权的行使，尤其是明确肯定了国家安全委员会（Council for National Security，简称国安会）的职责和权限。根据相关规定[18]：对于行政权，国安会有权任免政府总理，并有权通过与临时政府的联席会议就有关国家安全或其他重要事宜做出决定；国民大会（National Assembly）代行原泰国国会参众两院职能，有权对临时政府提出质询，但无权提起信任或不信任案，因此对于临时政府并不具备法定约束力。对于立法权，国民大会有权行使一般立法权；制宪工作由宪法起草大会（Constitution Drafting Assembly）和宪法起草委员会（Constitution Drafting Committee）共同负责；宪法起草大会成员由国家联邦（National Confederation）推选，但最后要由国安会遴选指定；宪法起草委员会成员由国安会直接指定；宪法草案必须经过国安会审定；宪法草案如果未能通过全民公决，国安会将有权通过国民大会和临时政府的联席会议，修订并重新启用泰国以往的任何一部宪法。同时，《临时宪法》还规定[19]，对于“9·19”军事政变的合法性问题不得追究，从而在根本上免除了政变参与者的法律责任。
（二）政治现代化道路的重新抉择
自20世纪30年代初推翻封建君主专制以来，泰国一直在探求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发展道路。长期的历史实践证明，无论是承接自传统的威权模式，还是嫁接自西方的民主模式，都难以完全适应泰国现代化建设发展的需要。从70年代起，泰国的政治模式开始在威权与民主之间寻求折中与平衡。80年代炳·廷素拉暖领导下以威权为基础的半民主模式，以及21世纪初他信·西那瓦领导下以民选为基础的集权模式，都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时代的需要，对于泰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起到过明显的促进作用，但也都存在并不协调之处，难以保持政治发展的长期和谐与稳定。于是，1992年“五月流血”事件在宣告以威权为基础的半民主模式已难以为继的同时，也开启了通往以民主为基础的政治模式的发展道路；而2006年“9·19”军事政变在推翻他信体制的同时，也使得泰国再次面临政治现代化道路的抉择。
从国际与国内形势来看，军人集团如要恢复政治的威权模式，显然已不合时宜。在国际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于“民主盟友”的军事政变，相继表示了关切与反对，要求泰国军方尽快“还政于民”，因为这不仅会影响到美国“民主”理念在东南亚地区的推广，而且会使西方国家在处理缅甸问题的时候陷入被动。在国内方面，虽然城市中产阶级和在野党接受了以推翻他信体制为目的的军事政变，但这并不意味着就会接受军人集团的威权模式。对于曾付出过血的代价的城市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而言，通过1992年“五月流血”事件所取得的民主权利，具有不可动摇的重要意义；对于在野党而言，由于根据《临时宪法》的规定[20]，宪法起草大会成员不可以是任何政党的现任党员，而且也不可以在此前两年内隶属于任何政党，因此在野党基本是被排除在制宪进程之外，难以分享推翻他信体制之后的政治利益，这就使得在野党与军人集团的对立正在日渐显现。但是，对于已经掌权的军人集团而言，似乎也很难主动地退出政治舞台，完全兑现“还政于民”的承诺。因此，目前泰国政治的发展方向，很有可能仍是民主与威权的折中与平衡。
从长期来看，泰国政治现代化的建设依然任重而道远，是否能够建立起真正符合泰国国情的政治体制，还有待泰国人民的共同探索与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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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See Constitution of the Kingdom of Thailand (Interim Edition) of B.E. 2549, Prologue.
[②] Colum Murphy, “’Thaksin, Get Out!’: Why Thais are Angry”,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April 2006, Vol. 169, No. 3, p. 9.
[③] 《泰国出现第四波反政府集会要求总理下台》，中新社曼谷2006年3月5日电。
[④] 参见周方冶：《泰国政党格局的转型与泰爱泰党的亲民务实路线》，载《当代亚太》2005年第5期，第16～22页。
[⑤] 《他信向10万支持者发表演说》，国际在线，2006年3月4日。http://gb.cri.cn
[⑥] 《他信支持者与反对者对垒曼谷》，新华网，2006年3月22日。http://news.xinhuanet.com
[⑦] 根据1997年泰国宪法的规定，泰国的众议院选举实行的是选区代表制和政党名单制的混合选举制。众议院的全部500席中，有400席为选区代表制议席，由各选区候选人通过选举产生；有100席为政党名单制议席，其分配依据是各参选政党在全国得票的比例，但得票率在5%以下的将无权参与分配。
[⑧] 依靠根深蒂固的“庇护制”关系，泰国南部选区长期以来一直是民主党的传统票仓。2005年的众议院选举中，尽管民主党在全国范围内惨败，但在泰国南部的54个选区，却赢得了52个席位，泰爱泰党和泰国党各自仅赢得1席。
[⑨] 《解读泰国议会危机》，中新社曼谷2006年4月27日电。
[⑩] 《泰国政变的关键人物》，人民网，2006年9月25日。http://world.people.com.cn
[11] 数据来源：泰国银行网站，2006年9月15日。http://www.bot.or.th
[12] “Chaiyasit transfer not PM's idea”, The Nation, Thailand, Aug. 8, 2002.
[13] 参见周方冶：《泰国的宪政与民主化进程评析》，载李文主编：《东亚：宪政与民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4～173页。
[14]《桑滴呈文揭露他信体制害国》，载[泰国]《世界日报》2006年9月7日。
[15] 沙努·天通“逼宫”受挫后退出泰爱泰党，并于3月10日成立皇家人民党，但由于众议院选举定于4月2日举行，因此沙努及其追随者都失去了参与此次选举的资格。
[16] 《泰国军事政变全程实录》，人民网，2006年9月25日。http://military.people.com.cn
[17] 《泰国国民大会正式开始运作》，新华网，2006年10月20日。
[18] See Constitution of the Kingdom of Thailand (Interim Edition) of B.E. 2549, Article 14, 34, 11, 23, 25, 26, 32.
[19] See Constitution of the Kingdom of Thailand (Interim Edition) of B.E. 2549, Article 37.
[20] See Constitution of the Kingdom of Thailand (Interim Edition) of B.E. 2549, Article 19.
泰国历来有通过政变解决政治问题的军人干政传统。从1932年通过政变推翻封建的君主专制，到1991年通过政变推翻民选的差猜·春哈旺(Chatchai Chonhawan)政府，泰国前后发生过多达19次的军事政变。不过，从1992年“五月流血”事件以来，泰国的军人集团已逐渐退出政治舞台，而政变也开始成为历史的陈迹。那么，时隔15年之后，泰国为何会再次发生军事政变？泰国民主政治的前景如何？本文将针对以上问题加以探讨和分析。
一、“9·19”军事政变的成因分析
（一）客观条件：2006年的泰国政局动荡
根据民主改革委员会起草并已于2006年10月1日颁行的《泰国临时宪法》序言的解释，“9·19”军事政变的主要目的，就在于平息年初以来泰国政局的动荡，恢复社会和经济秩序，防范可能出现的暴力冲突和流血事件[①]。
2006年泰国政局动荡的导火索是所谓的“售股丑闻”——2006年1月，根据新出台的放宽外资对泰国电信行业持股比例的法案，泰国政府总理他信·西那瓦的家族企业将旗下电信公司49.6%的股份以18.8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给新加坡政府控股的淡马锡公司，并且利用股票交易收入免纳所得税的政策优惠，进行了巨额的避税[②]。
对于他信家族企业的这一行径，泰国社会各界的反应相当强烈。有关的抨击与责难主要集中在三方面：其一是指责他信的“政策舞弊”。根据泰国原有的相关法规，电信公司的外国控股比例不能超过25%，但在2005年底，他信领导的泰爱泰党依靠在众议院的席位优势，通过法令将外国控股比例的上限提高到了50%，从而为他信家族企业出售电信公司股权铺平了道路。虽然根据泰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逐步提高外国公司在泰国服务行业的控股比例势在必行，但问题是随之而来的他信家族企业出售股权的行径，却使得“政策舞弊”具有了相当明显的因果印证。其二是指责他信的“损国逐利”。由于他信家族企业的电信公司垄断着泰国的卫星通讯资源，甚至包括军队的通信联络，事关国计民生，因此将其出售给外国的政府控股公司，显然是有损害国家利益之嫌。其三是指责他信逃避纳税义务。他信家族企业的避税行为从形式上看虽然是合法的，但从实质上看却是明显违背了泰国公民应尽的义务，而且有迹象表明，他信家族企业在股权交易过程中还存在违规操作的问题，比如在家族内部转移股权时并未依照规定向社会公开。由此，泰国的政府反对派掀起了大规模的反他信政治运动。
从2月初起，以城市中产阶级为主的非政府组织“人民民主联盟”开始在曼谷接连举行10万人的大规模街头示威，以“售股丑闻”为由要求他信下台[③]；而以民主党为首的三大在野党则组成联盟，通过众议院施加压力要求他信引咎辞职。与此同时，执政党内部以沙努·天通（Sanoh Thienthong）为首的“汪南然”派，也趁机向党主席他信·西那瓦逼宫——文化部长乌莱旺·天通和信息与通讯技术部长梭拉阿·金巴吞相继提出辞呈，要求他信交出泰爱泰党的领导权。其中，前者是沙努的夫人，而后者则是“汪南然”派的骨干。2月24日，他信宣布解散众议院，提前举行新一轮选举。
不过，泰国的政府反对派对于他信解散众议院的举措却并不认可，认为这不过是他信“以退为进”的政治策略，因为对于将在4月2日举行的新一轮选举，无论是他信支持者抑或是反对者都有着相似的预期——他信仍会以压倒性的优势胜出，再次出任政府总理。事实上，他信自2001年执政以来，始终坚持“草根政策”，转变了泰国政府长期以来“重城市，轻农村”的政策倾向，贯彻落实了“三年缓债”、“乡村基金”、“三十铢治百病”、“一村一产品”等多项针对农村地区中下层选民的发展计划，并为此向农村地区拨付了大量的财政资金，从而明显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水平[④]。这使得他信领导的泰爱泰党在占到泰国选民总数近七成的农村地区拥有坚实的民意支持率。在2001年的众议院选举中，泰爱泰党赢得了1163万张支持票，占有效选票总数的40.6%，而在2005年的众议院选举中，泰爱泰党所赢得的支持票进一步增加到1900万张，占有效选票总数的60.7%，远远高于民主党的590万张（18.3%）、泰国党的360万张（11.4%）以及大众党的270万张（8.3%）。因此，他信曾在选举前相当自信地表示，“如果我未能取得半数以上的支持票，或是有半数公民放弃投票，那么我将不会出任总理。我尊重选民的意见。”[⑤]而且，泰国农村地区选民也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对他信的拥护与支持。3月间，数万泰国农民相继涌入曼谷声援他信，形成与人民民主联盟的对峙局面[⑥]。
于是，为避免他信通过选举再次执政，以民主党为首的在野党对于选举采取了联合抵制。4月2日的众议院选举，基本成为泰爱泰党的“独角戏”，虽然也有部分小型政党参选，但根本无法形成对泰爱泰党的有效竞争。据统计，此次选举泰国共有2979万选民参与投票，占全部登记选民的65.2%，有效选票共2597.5万张。在政党名单制选举[⑦]中，泰爱泰党共赢得支持票1586.6万张，占全部有效选票的61.1%；空白票（即表示反对泰爱泰党的选票）共984.2万张，占37.9%；其他政党共赢得支持票26.7万张，占1.1%。虽然从表面来看，泰爱泰党在选举中囊括了众议院全部500席中的460席，可以说是全面告捷，但事实上，泰爱泰党却陷入了政治困境。由于在野党的联合抵制，在选区代表制选举中，泰国全部400个选区中有多达278个选区仅有泰爱泰党的候选人参选。根据泰国的选举制度，“选区仅有唯一候选人的，必须赢得20%以上的选票方可当选”。结果，40个选区出现了议席空缺。根据泰国宪法，如果众议院议员总数达不到法定的500席将无法取得合法地位，因此泰爱泰党难以在议席空缺的情况下召开众议院会议；但泰国宪法同时规定，众议院应当在选举后的30日内举行首次会议。这使得泰爱泰党步入了在野党所设计的两难陷阱。
4月4日，他信宣布将不会出任新一届政府总理，提出通过协商解决泰国的政治困境，但在野党对此不予认同，坚持要求宣布4月2日的选举无效。4月23日，泰国举行众议院补选，但由于在野党的抵制，仍然有13个位于泰国南部[⑧]的选区出现议席空缺。4月25日，泰国国王拉玛九世颁布谕令，要求宪法法院和最高法院提出摆脱政治困境的方案，并明确指出存在议席空缺是“不民主”[⑨]，从而否定了泰爱泰党提出的在议席空缺的情况下召开国会的宪法解释建议。4月28日，泰国行政法院决定，取消原定于29日举行的第二次补选。5月8日，宪法法院裁定4月2日的选举因为“程序违宪”而无效，宣布将重新选举。
但是，泰国政局的动荡却并未就此平息，一方面，政府反对派与他信看守政府之间的矛盾未能从根本上得以化解，另一方面，支持他信的农村中下层农民与反对他信的城市中产阶级的对立也是日趋明显，从而为军人集团的直接干政提供了正当的理由与恰当的时机。
（二）主观动因：军人集团对维护政治利益的迫切要求
虽然从形式上看，泰国政局的动荡与“9·19”军事政变有着密切的相关关系，但就根本而言，两者之间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联系。事实上，直到9月19日军事政变前，尽管泰国政局陷入动荡，但总体而言却并未脱离1997年宪法的框架，无论是“街头示威”或是“抵制选举”，都还是遵循着民主宪政的规范，未曾出现军方所宣称的“暴力冲突与流血事件”的迹象，而是正在逐步趋于缓和。5月间，以民主党为首的在野党相继宣布参加新一轮的众议院选举；7月21日，泰国国王批准看守政府提交的《选举条例》，宣布将于10月15日举行新一轮选举；8月9日，新一届选举委员会委员经遴选产生，开始负责选举的相关准备事宜。与此同时，泰国军方却是在严守中立的表象之下，紧锣密鼓地策划了军事政变。虽然陆军司令颂提在政变前反复强调，“军事政变已经成为过去，政治问题应该通过政治渠道解决。”[⑩]但在7月间，颂提却以军队的例行人事调动为名，将129名中层陆军指挥官调离曼谷，其中多数是他信的支持者，从而为政变扫平了障碍。
由此可见，推动泰国军方在沉寂了长达15年后再次登上政治舞台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泰国政局的动荡，而在于军人集团对维护政治利益的迫切要求。
自1932年泰国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以来，军人集团就一直在泰国的政治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曾实行过长期的军人独裁统治。1973年“10·14”民主运动后，虽然军人独裁统治垮台，但军人集团仍占据着泰国政治的主导地位，前陆军司令炳·廷素拉暖(Prem Tinsulanond)曾在80年代以现役军官的身份，未经民选兼任民选文官政府的总理长达8年之久。不过，从90年代初开始，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民主化浪潮的冲击，泰国军人集团的政治影响力开始不断下降。
1992年“五月流血”事件后，军人集团已难以通过直接干政的方式影响泰国的政局。虽然以前最高司令差瓦力·永猜裕（Chawalit Yongchaiyut）为代表的退役军官，通过参与民主选举的方式仍在一定程度上维系着军人集团的政治影响力，差瓦力本人还曾通过民选出任过政府总理，但是，与此同时军人政客的政治生存环境却也是日趋艰难。其中，政治资金的问题尤为突出。一方面，1997年宪法颁行后，泰国成立了“国家反贪委员会”，负责监察国会参众两院议员以及所有政府高官的舞弊问题，从而使以往泰国政客所惯常采用的“贿选－舞弊－贿选”的资金循环模式已难以为继——民主党前党顾问沙南少将就是因为涉嫌舞弊，而被宪法法院裁决禁止从政5年；另一方面，由军方控制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普遍遭受重创，泰国军人银行更是险些倒闭，而后多数不是被政府部门接管，就是被私人部门并购，从而使得来自军方的政治献金管道开始逐渐干涸。2002年，差瓦力领导的拥有浓厚军方色彩的新希望党被迫解散，并入他信领导的泰爱泰党。随着曾经是泰国第一大党的新希望党的瓦解，军人集团的政治影响力也跌入谷底。这从财政预算的分配角度就可见一斑：80年代末泰国的军费开支占财政预算的比例高达20%以上，到1995年已降至14.12%，到2003年更进一步减少到7.66%[11]。
2001年他信执政后，军人集团的政治边缘化趋势更是明显，以至于长期以来军方所保持的政治独立地位，也在他信领导的泰爱泰党的一党独大政治格局的形成过程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从1932年发动“6·24”军事政变推翻君主专制以来，泰国军方就一直保持着相对独立的管理体系，有关人、财、物的调度和支配，通常并不受政府的安排与节制。90年代泰国的各届联合政府，由于受到中小政党林立格局的影响而更迭频繁，因此对于可能引起军人集团反弹的军队职业化问题，通常都是避而不谈。他信上台后，对于军队的职业化问题相当重视，试图将军队完全纳入政府总理的权力范围，从而引发了泰爱泰党与军人集团的冲突。具体而言，他信的举措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
首先是通过安插亲信逐步接管军方权力。其中，他信的堂兄差西特·西那瓦（Chaisit Shinawatra）出任陆军司令的过程，被广泛认为是最为典型的案例。2001年初他信出任总理时，差西特还只是地方军区的普通少将，而到2002年，差西特已成为陆军助理司令，授衔陆军中将。尽管差西特和时任国防部长的差瓦力都矢口否认他信在军方高层的升迁过程中的作用[12]，但他信与差瓦力以及时任最高司令的素拉育·朱拉暖（Surayud Chulanont）在陆军高层人事安排方面的矛盾却是公开的秘密。2003年，差西特在他信的支持下，顺利接任陆军司令的要职。由于陆军是泰国最基本的军种，人数占泰国军队总数的近七成，因此与仅具象征意义的最高司令相比，陆军司令才是实际掌握泰国军队的关键性岗位。此外，作为泰国军官预备学校（Armed Forces Academies Preparatory School）第10期的学员，他信还在执政期间将同期的百余位学员，相继提拔委任到泰国军方各部门的中高层要职。
其次是利用警方逐步取代军方的安全职能。他信曾在警界任职长达15年，授衔警察中校，其夫人朴乍曼·西那瓦更是前警察总监达玛蓬警察中将的千金，这使得他信在泰国警界有着相当坚实的根基。他信执政后，曾试图以警察取代军队在国内安全事务中的作用，从而进一步削弱军方的政治影响力。2002年初，他信宣布裁撤泰国的南疆各府（军事）管理中心和南疆治安前沿指挥部，并委任警察部队接管了历来由第四部域军（相当于军区）负责的泰国南部地区治安监管权。不过，由于泰国南部地区马来穆斯林分离主义运动的死灰复燃，使得缺乏经验的警察部队难以应对，因此他信的政治意图未能顺利实现，军队仍然在各地基层的治安管理和经济建设事务中保持着重要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他信的总理权力扩张而承受着政治边缘化重压的并不仅是军人集团。事实上，随着泰爱泰党的一党独大政治格局的发展与巩固，包括政客、官僚以及王室在内的各派传统政治势力，都是或多或少的面临着相同困境[13]。对此，人民民主联盟曾在递交枢密院的《请愿书》中指责道，他信正在“破坏君主立宪制度，将势力渗透到军方，以警方亲信取代国内安全部，地方行政机构负责人撤换为泰爱泰党的支持者，利用政治势力干预军官常年人事调动”，“导致国家政治、宗教制度及军人制度都被他信体制所渗透”，并强调“这样严重的状况是泰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14]。
尽管泰国的各派传统政治势力都对他信的总理权力扩张强烈不满，但在1997年宪法的制度框架之下，泰爱泰党基于农村地区的民意支持而建立起来的众议院席位优势，却使得政府反对派已难以通过议会方式对他信形成有效的制约。2005年的众议院选举中，泰爱泰党囊括了众议院全部500席中的377席，与2001年的众议院选举相比猛增129席；而所有在野党则是总共才取得127席，其中包括民主党的96席，泰国党的25席以及大众党的2席。这使得他信的总理权力出现前所未有的巩固，因为根据1997年宪法第185条的规定，“针对政府总理的不信任案，必须由不少于占在职众议员总人数2/5的众议员联名提起。”而在2005年选举后，在野党所拥有的全部议席已不足25%。诚然，泰爱泰党内部一直是派系林立，而且对他信心怀不满者也为数不少。不过，1997年宪法第107条第4款有关“任何人报名成为众议员候选人之前，都必须隶属于任一政党至少90天”的规定，却使得泰爱泰党各派系对于与在野党联合“逼宫”都相当谨慎，因为如若有派系将集体跳槽付诸实施，那么只要他信利用总理权力提前解散众议院，并在90天内举行新一轮选举，就将使所有跳槽的政客失去参选的资格，从而对政客形成根本性的打击与惩戒。事实上，这也正是他信在2月24日提前解散众议院的重要原因[15]。此外，虽然根据1997年宪法第304条的规定，“不少于在职众议员总人数1/4的众议员，或是不少于5万名具有选民资格的泰国公民，或是不少于在职参议员总人数1/4的参议员，有权以舞弊、渎职或违宪为由，向参议院议长提起罢免政府总理的议案。”但由于罢免案的通过要求相当严苛，不仅必须首先经过国家反贪委员会对事实的调查认定，而且必须在匿名表决中得到不少于在职参议员总人数3/5的参议员的支持，因此这一规定的实际作用相当有限。
因此，泰国的政府反对派在2006年的大规模反他信运动中，才会始终坚持“街头示威”和“抵制选举”的议会外斗争方式。对于通过协商解决政局的动荡，在野党明确提出“先修宪，后选举”方案，旨在通过修宪一方面从选举机制角度弱化泰爱泰党的选票优势，另一方面从强化监管角度牵制他信的总理权力，从而为泰国的各派传统政治势力争取生存空间，避免被进一步边缘化。但是，5月初宪法法院对于“重新选举”的裁决，却是采纳了泰爱泰党提出的“先选举，后修宪”方案。这就意味着，他信不仅有可能再次执政，而且还有可能通过主导修宪进程，从制度角度进一步巩固总理权力。于是，对于包括军人集团在内的各派传统政治势力而言，通过军事政变突破1997年宪法的体制框架，已成为阻止他信总理权力扩张和避免自身被政治边缘化的最后也是最有效的方式。这也正是军事政变后，各派传统政治势力普遍表示默许或支持的原因所在。泰国前总理、民主党前主席川·立派明确表示，“作为政界人士，我们不支持任何形式的政变。但是他信政府在过去5年中的所作所为迫使军方发动政变。他信本人在这个国家制造了危机。”[16]
二、泰国民主政治的困境与前景
从短期来看，“9·19”军事政变有效地化解了2006年初以来泰国政局的动荡，并通过军事管制基本恢复了社会的稳定。不过，从中长期来看，军事政变也使得泰国在时隔15年后，再次面临军人干政的民主困境，以及对于政治现代化道路的重新抉择。
（一）军人干政的民主困境
对于军人集团是否会长期干政的问题，泰国军方在9月19日的政变声明中表示，“武装部队临时掌权，权力将很快归还泰国人民”。但问题在于，由于1997年宪法已被废止，因此通过民主选举实现“还政于民”必须等到新宪法颁行后才能实现。根据临时政府的估计，新一轮选举最早也要等到2007年底才能举行[17]。这就意味着，“武装部队”至少还将在“还政于民”前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临时掌权”。
事实上，尽管颂提在9月29日接受路透社采访时强调，“我可以保证，我们不会控制新政府，我们将只是政府维持和平的工具。”但从实际情况看，目前军人集团已通过民主改革委员会（现更名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全面掌控了泰国的行政权与立法权，并在制宪过程中占据着主导地位。10月1日，前最高司令素拉育·朱拉暖出任泰国第24任政府总理，接管了国家行政权。同日，由民主改革委员会起草的《临时宪法》也正式颁行，从而为军人集团的干政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
泰国的2006年《临时宪法》全文共39条，其内容主要涉及国王的地位和权力，制宪的程序和时限，以及临时机构对于行政权和立法权的行使，尤其是明确肯定了国家安全委员会（Council for National Security，简称国安会）的职责和权限。根据相关规定[18]：对于行政权，国安会有权任免政府总理，并有权通过与临时政府的联席会议就有关国家安全或其他重要事宜做出决定；国民大会（National Assembly）代行原泰国国会参众两院职能，有权对临时政府提出质询，但无权提起信任或不信任案，因此对于临时政府并不具备法定约束力。对于立法权，国民大会有权行使一般立法权；制宪工作由宪法起草大会（Constitution Drafting Assembly）和宪法起草委员会（Constitution Drafting Committee）共同负责；宪法起草大会成员由国家联邦（National Confederation）推选，但最后要由国安会遴选指定；宪法起草委员会成员由国安会直接指定；宪法草案必须经过国安会审定；宪法草案如果未能通过全民公决，国安会将有权通过国民大会和临时政府的联席会议，修订并重新启用泰国以往的任何一部宪法。同时，《临时宪法》还规定[19]，对于“9·19”军事政变的合法性问题不得追究，从而在根本上免除了政变参与者的法律责任。
（二）政治现代化道路的重新抉择
自20世纪30年代初推翻封建君主专制以来，泰国一直在探求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发展道路。长期的历史实践证明，无论是承接自传统的威权模式，还是嫁接自西方的民主模式，都难以完全适应泰国现代化建设发展的需要。从70年代起，泰国的政治模式开始在威权与民主之间寻求折中与平衡。80年代炳·廷素拉暖领导下以威权为基础的半民主模式，以及21世纪初他信·西那瓦领导下以民选为基础的集权模式，都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时代的需要，对于泰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起到过明显的促进作用，但也都存在并不协调之处，难以保持政治发展的长期和谐与稳定。于是，1992年“五月流血”事件在宣告以威权为基础的半民主模式已难以为继的同时，也开启了通往以民主为基础的政治模式的发展道路；而2006年“9·19”军事政变在推翻他信体制的同时，也使得泰国再次面临政治现代化道路的抉择。
从国际与国内形势来看，军人集团如要恢复政治的威权模式，显然已不合时宜。在国际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于“民主盟友”的军事政变，相继表示了关切与反对，要求泰国军方尽快“还政于民”，因为这不仅会影响到美国“民主”理念在东南亚地区的推广，而且会使西方国家在处理缅甸问题的时候陷入被动。在国内方面，虽然城市中产阶级和在野党接受了以推翻他信体制为目的的军事政变，但这并不意味着就会接受军人集团的威权模式。对于曾付出过血的代价的城市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而言，通过1992年“五月流血”事件所取得的民主权利，具有不可动摇的重要意义；对于在野党而言，由于根据《临时宪法》的规定[20]，宪法起草大会成员不可以是任何政党的现任党员，而且也不可以在此前两年内隶属于任何政党，因此在野党基本是被排除在制宪进程之外，难以分享推翻他信体制之后的政治利益，这就使得在野党与军人集团的对立正在日渐显现。但是，对于已经掌权的军人集团而言，似乎也很难主动地退出政治舞台，完全兑现“还政于民”的承诺。因此，目前泰国政治的发展方向，很有可能仍是民主与威权的折中与平衡。
从长期来看，泰国政治现代化的建设依然任重而道远，是否能够建立起真正符合泰国国情的政治体制，还有待泰国人民的共同探索与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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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See Constitution of the Kingdom of Thailand (Interim Edition) of B.E. 2549, Prologue.
[②] Colum Murphy, “’Thaksin, Get Out!’: Why Thais are Angry”,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April 2006, Vol. 169, No. 3, p. 9.
[③] 《泰国出现第四波反政府集会要求总理下台》，中新社曼谷2006年3月5日电。
[④] 参见周方冶：《泰国政党格局的转型与泰爱泰党的亲民务实路线》，载《当代亚太》2005年第5期，第16～22页。
[⑤] 《他信向10万支持者发表演说》，国际在线，2006年3月4日。http://gb.cri.cn
[⑥] 《他信支持者与反对者对垒曼谷》，新华网，2006年3月22日。http://news.xinhuanet.com
[⑦] 根据1997年泰国宪法的规定，泰国的众议院选举实行的是选区代表制和政党名单制的混合选举制。众议院的全部500席中，有400席为选区代表制议席，由各选区候选人通过选举产生；有100席为政党名单制议席，其分配依据是各参选政党在全国得票的比例，但得票率在5%以下的将无权参与分配。
[⑧] 依靠根深蒂固的“庇护制”关系，泰国南部选区长期以来一直是民主党的传统票仓。2005年的众议院选举中，尽管民主党在全国范围内惨败，但在泰国南部的54个选区，却赢得了52个席位，泰爱泰党和泰国党各自仅赢得1席。
[⑨] 《解读泰国议会危机》，中新社曼谷2006年4月27日电。
[⑩] 《泰国政变的关键人物》，人民网，2006年9月25日。http://world.people.com.cn
[11] 数据来源：泰国银行网站，2006年9月15日。http://www.bot.or.th
[12] “Chaiyasit transfer not PM's idea”, The Nation, Thailand, Aug. 8, 2002.
[13] 参见周方冶：《泰国的宪政与民主化进程评析》，载李文主编：《东亚：宪政与民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4～173页。
[14]《桑滴呈文揭露他信体制害国》，载[泰国]《世界日报》2006年9月7日。
[15] 沙努·天通“逼宫”受挫后退出泰爱泰党，并于3月10日成立皇家人民党，但由于众议院选举定于4月2日举行，因此沙努及其追随者都失去了参与此次选举的资格。
[16] 《泰国军事政变全程实录》，人民网，2006年9月25日。http://military.people.com.cn
[17] 《泰国国民大会正式开始运作》，新华网，2006年10月20日。
[18] See Constitution of the Kingdom of Thailand (Interim Edition) of B.E. 2549, Article 14, 34, 11, 23, 25, 26, 32.
[19] See Constitution of the Kingdom of Thailand (Interim Edition) of B.E. 2549, Article 37.
[20] See Constitution of the Kingdom of Thailand (Interim Edition) of B.E. 2549, Article 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