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卷书》的基本情况

　　印度拥有悠久的民间文学传统，其民间文学犹如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从上古以至于今日。这一传统表现了印度人民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体现了一种理想主义的浪漫情怀和一种超越现实的不懈的精神追求。

　　在印度浩瀚的民间文学作品中，《五卷书》以耀眼的光芒吸引着全世界的梵文学者、民俗学者和文学爱好者，在印度文学史上占据着特殊的重要地位。

　　关于《五卷书》的成书年代，我国学者的说法大同小异。季羡林先生没有直接讲到成书年代的上限，而是认为，印度的寓言故事出现很早，“最老的故事至迟在公元前六世纪已经存在了”，而《五卷书》里的故事“至晚也晚不过十二世纪”。[①]金克木先生说：“现在印度有几种传本，最早的可能上溯到公元二、三世纪，最晚的梵语本是十二世纪编订的。”[②]这就涉及到一个版本问题。季先生指出，由于年代久远，其流传又很广，所以《五卷书》的传本很多，在印度和尼泊尔都有，西方人士根据繁简的不同，划分出“简明本”、“修饰本”和“扩大本”等[③]。黄宝生先生又进一步指出，《五卷书》除上述版本外，还有克什米尔本和南方本。他说，“简明本”大约产生于1100年，是由一位耆那教徒编订的；“修饰本”大约产生于1199年，也是由一位耆那教徒编订的；南方本和尼泊尔本也都出现较晚，只有克什米尔本被认为是现存最古老、最接近“原始《五卷书》”的写本，而原始本又已经失传，所以“难以确定《五卷书》的最早成书年代”[④]。

　　季羡林先生的汉译本是根据“修饰本”译出的，1959年出第一版，1981年出第二版。本文以下的介绍和讨论，都依据这个第二版。

　　现将《五卷书》的基本内容简介如下：全书的开头部分叫做“楔子”，很短，叙述了《五卷书》成书的原因，说某城市有个国王，生了三个愚笨的儿子，不爱读书。根据一位大臣的推荐，国王请一个婆罗门教导他的三个儿子。婆罗门便以讲故事的方式教育他们，所讲的故事就成了《五卷书》。顾名思义，该书分为五个部分，即五卷。第一卷叫做《朋友的分离》，主干故事讲述狮子和牛结交为好朋友，豺狼离间了它们。除了主干故事外，中间还穿插了30个小故事。第二卷叫做《朋友的获得》，主干故事讲乌鸦、乌龟、兔子和鹿结交为友，四人同心协力摆脱了猎人的捕杀。除主干故事外，还穿插了9个故事。第三卷叫做《乌鸦和猫头鹰从事于和平与战争等等》，主干故事讲述乌鸦与猫头鹰结怨，乌鸦用计战胜猫头鹰。除主干故事外，穿插了17个故事。第四卷叫做《已经得到的东西的丧失》，除主干故事外，穿插了11个故事。第五卷叫做《不思而行》，除主干故事外，也穿插了11个故事。这样，5个主干故事加上78个穿插故事，总共83个故事。这是根据小标题统计的数字，实际上书中有些地方还穿插有小故事，所以《五卷书》的故事总数要超过83个。

　　《五卷书》具有突出的结构特点，即大故事里套小故事，层层叠叠，环环相接。季羡林先生把这一结构特色叫做“连串插入式”。

　　《五卷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韵散相间的形式。叙述故事情节一般都是散文体，而在叙述过程中不断插入有韵律的诗歌、格言和警句。这种形式在印度古代的文学作品中时常出现，可以说是印度古人的一种发明。

　　黄宝生先生指出，“在《五卷书》的寓言故事中，以动物寓言居多。在吠陀文献中，有天神幻变成动物的事例，《歌者奥义书》中动物与动物、动物与人之间对话，但都不是寓言故事。”[⑤]这是《五卷书》的又一特点，也是印度古代寓言故事的突出特点。

　　至此，我们可以给《五卷书》的性质下一个简明扼要的结论，它是印度古代一部寓言故事集。

　　书中讲述的既然是寓言故事，就必然具有民间性和口头性的特点。这些故事最初都是民间百姓的创作，并以口头形式流传，后来才由文人出面，将它们收集整理出来，编订成书。所以，成书的年代可以有一个时限，但故事产生的年代却很难估计。寓言故事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具有说教劝善的功能。每一个故事都要说出一个道理，或者告诉人们人生要义，或者告诉人们处世哲学，或者宣扬伦理关系、道德准则，具有劝世警俗的社会效能。寓言的第三个特点是幽默。既然要劝世警俗，就要对社会上的不良行为、不轨行为，尤其是愚蠢行为进行讥讽、嘲笑和鞭笞，使听众或读者在幽默中感悟人生的道理，认识社会百态，从而自省自律，完善自我。读了《五卷书》之后，我们完全能够感觉到这些寓言故事的基本特征，也会对印度寓言故事的特点有所了解。

　　总之，关于《五卷书》的基本情况，季羡林先生在1959年写的《五卷书·译本序》和1979年写的《再版后记》中作了分门别类的详细介绍和深刻分析。金克木先生在《梵语文学史》中，黄宝生先生在《印度古代文学史》中，也都有精辟论述和恰当评价。这些优秀成果都是我们今天阅读和研究《五卷书》时必须了解和参考的。

　　二、《五卷书》与印度民间故事

　　《五卷书》在印度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我们知道，印度最古老的诗歌总集是《梨俱吠陀》，接下来是卷帙浩繁、各种名目的吠陀文献，然后是两大史诗和大大小小的《往世书》。这诸多的文献中都包含有许多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童话和寓言。《五卷书》正是对这一讲故事的悠久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在《五卷书》中，正如金克木先生所分析的，没有很浓厚的宗教色彩，而主要表现为世俗的市井平民的思想感情和伦理道德标准，反映的是平民阶层的观念意识和价值取向。但是这只是相对而言，在一个被宗教气氛所浸透的社会里，那种宗教的影响可以说是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五卷书》当然不可避免。印度古代众多故事都体现了一种宗教幻想。笔者所说的“宗教幻想”包括如下哲学内容：第一，体现了一种独特的空间观，即所叙述的内容总是与天堂、人间和地狱，即印度人所说的“三界”分不开。这是一个由众多立体层面构成的空间，天有许多重，地也有许多层，人间也是立体的、三维的、多层次的。第二，体现了一种独特的时间观，所叙述的故事总是与过去、现在和未来相联系，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前生、今生和来世，即印度人所说的“三世”。三世是互为因果，循环往复的，是不断轮回的。由此引出了一整套的道德说教。第三，体现一种独特的自然观，尤其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中国古人的“究天人之际”，印度古人也时时探讨天人关系，如中国古人追求“天人合一”，印度古人也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这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人与动物的相对平等与和谐。有了这样的观念，人和动物才能平等对话，动物才能具备人的思维、语言和行动能力。这就是印度古代动物寓言和故事十分发达的哲学基础。《五卷书》正是这样，其中既提供了一个立体的空间，一个天神、魔鬼、精怪、人物、动物纵横驰骋的多层空间，也提供了一个环形的时间平台，古往今来的各种角色会聚一堂，上下穿梭的平台。同时还取消了人与动物之间的界限，人与动物之间不仅可以互相对话，还可以互相理解、体谅、帮助、守诚、效忠、交接、变化、移位，当然也可以互相欺骗、防范、背叛、讥讽、玩弄、对抗、杀害。实际上表现的是人间社会的千姿百态。所以说，《五卷书》虽有自身的性质与特点，但它与印度古代的其他文学著作有着共同的哲学基础和创作理念，有着一致的“宗教幻想”。

　　在《五卷书》之后，印度还出现了许多民间故事集。而其中直接受到《五卷书》影响的是《益世嘉言集》，又称为《嘉言集》或《有益的教训》。金克木先生说，《嘉言集》的作者自称那罗衍，书成于10世纪前后，最晚不晚于14世纪；其形式与《五卷书》一样，也是开头部分是个“楔子”，作者在“楔子”中明确说这部著作是根据《五卷书》改写的；正文部分分为四篇：《结交篇》、《绝交篇》、《作战篇》和《缔和篇》；有四个主干故事和38个穿插故事，其中有17个故事是作者后加的，其余故事是根据《五卷书》故事改写的[⑥]。

　　除了《嘉言集》以外，还有一些故事集也有受《五卷书》影响的痕迹，只是不那么明显而已。如《僵尸鬼故事二十五则》、《宝座故事三十二则》和《鹦鹉故事七十则》等，其结构便模仿了《五卷书》的“连串插入式”叙述方式。当然，“连串插入式”叙述方式并非《五卷书》的发明，在两大史诗中已经穿插有大量的插话，但应当说，是《五卷书》把这一表述方式发挥到严密完整的程度，成为一个无可争辩的典范，因此在其后出现的故事集是受有其影响的。现在流传于印度的《故事海》大约是从另一部故事集《伟大的故事》缩写而来，金先生指出，《伟大的故事》“是和《五卷书》属于同一时代而且本质上有相似之处的作品，可以说是大规模发展了的《五卷书》。事实上，《五卷书》也构成了这部巨著的两个改写本的一部分。”[⑦]

　　由于《五卷书》是一部浅显易懂的故事集，所以目前《五卷书》在印度仍然影响很大，流传很广。在印度的书摊上很容易找到它的各种印度现代语言的印刷本。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在印度本国，《五卷书》和《益世嘉言集》都曾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译了许多方言。十一世纪到过印度的阿拉伯旅行家阿尔·贝鲁尼，就已经看到一部古代印地文的《五卷书》。”几乎所有“通行较广的现代印度语言，都有《五卷书》的译本。”[⑧]

　　由此看来，《五卷书》在印度文学史上的地位的确不容忽视，它是印度民间文学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环节，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它在印度现代社会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因为它老少咸宜，雅俗共赏，开卷有益。

　　三、《五卷书》与佛经故事

　　《五卷书》并不是印度最早出现的民间寓言故事集，一般认为，佛教的《本生经》要比《五卷书》出现得早。《本生经》，我国西晋时期，印度来的僧人竺法护于公元285年译出五卷，名《生经》，唐代去印度取经的高僧义净音译其名为《社得迦》，后人又译其名为《佛本生经》和《佛本生故事》等，指的都是一部书。《本生经》也是一部印度古代民间故事集，保存在佛教巴利文文献《小部》当中，现在的本子中有547个故事，号称“五百本生”。故事中有四分之一以上是动物寓言。这部书成书时间较早，至少在晋代高僧法显到斯里兰卡时（公元5世纪初）已经大体形成了现在的规模。而在公元前1世纪，已经有部分本生故事出现于印度古代的佛教艺术作品中，如桑奇大塔外围石门上就有6种本生故事的浮雕[⑨]，早期的阿旃陀石窟（如第10号窟）中也有本生故事的壁画[⑩]。在佛教的早期文献《大事》（约成书公元前后）中，已经收入有本生故事约80个[⑪]。也就是说，至少到公元前后，已汇集起的本生故事数量就与12世纪编订的《五卷书》的故事总量大体相当了。而到公元5世纪初，出现“五百本生”的时候，《五卷书》也许初具规模。因此，从时间的先后和故事的数量看，《五卷书》显然要比《本生经》晚出和逊色。

　　从结构上看，《五卷书》的连串插入式结构虽然与两大史诗关系密切，但与《本生经》也有一定联系。《本生经》的编辑工作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即如何把众多毫不相关的故事笼络在一起，这就需要一条线一以贯之。这条线就是佛的前身——菩萨，这一构思的基础是轮回转世的思想。在这个基础上，想象佛的前身曾多次转世，开始时搜罗的故事少，就说佛曾经转世数十次，后来故事多了，就说他转世数百次。理论上，可以无限增加，但实际上搜罗那么多故事很不容易，于是一直增加到547次。即便这样，有的故事还是重复了。《五卷书》没有沿袭《本生经》的编纂思路，但也要寻找一条能够一以贯之的线索，那就是从教导国王的笨儿子引起话头，然后展开故事，是以治国驭民思想为出发点的。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即《本生经》中每个故事中都有两句或者更多句诗，这些诗也可以说是偈颂，同样，《五卷书》也采取了这样的形式。这是否说明《五卷书》模仿了《本生经》，很难断言，但也很难否定。因为我们不清楚《五卷书》的原貌，故不知其原来即有诗偈，抑或后来才由那位编订者（耆那教徒）加进的，如果属于后一种情况，其受耆那教文学影响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但根据我们目前有限的知识，佛教徒有可能是印度最早采用韵散相间文体写作的人。

　　如黄宝生先生所说：“由于来源相同，各教派的寓言故事集中常有相同或类似的动物故事。例如，《五卷书》中第一卷第六个故事、第十六个故事、第十八个故事、第四卷主干故事、第七个故事等，分别与巴利文《佛本生故事》中的第38《苍鹭本生》、第215《乌龟本生》、第357《鹌鹑本生》、第189《狮子皮本生》等相同。”[⑫]这里所说的“来源”，应当是指民间。同样的故事使《五卷书》与《本生经》联系起来，但不能说前者抄袭了后者，而只能说当时这些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

　　还可以举个例子。《五卷书》第三卷第171首诗引用了一个典故：

　　我们听说：为了积德修福，古代那一个伟大的尸毗王，

　　把自己的肉给鹰吃，为了使一只鸽子免于死亡。

　　正如季先生在该诗的注解中所指出的，这个“尸毗王的故事见于《摩诃婆罗多》。中译佛典里也有许多关于尸毗王割肉贸鸽的故事。”[⑬]

　　总之，《五卷书》与佛经故事的关系是既相联系又相区别。

　　四、《五卷书》在中国的影响

　　《五卷书》是一部宗教倾向不太明显的书，但从它的内容仍然可以看出，它所宣扬的治国理念和道德准则是属于印度教的。中国很早就接受了佛教，而佛教是排斥印度教的，将它斥之为“外道”。所以，古代在汉族地区不大容易直接接受《五卷书》这样一部印度教的书籍，汉地没有它的译本。尽管如此，《五卷书》中的故事仍然与汉地的一些文学作品有某种关联，季羡林先生曾经举出一些例子，分析了这种关联。他举出的第一个例子是《五卷书》第四卷的主干故事，同时也是一个佛本生故事，故见于《本生经》[⑭]。故事说猴子和海怪（有些书中说是鳄鱼）交朋友，海怪要猴子的心，猴子机智地摆脱了海怪。这则故事最早传入中国是在三国时期，出于《六度集经》三十六。此后，又屡见于《生经》十、《佛说鳖猕猴经》、《佛本行集经》卷三一等。这本是一个动物故事，但到唐代又被中国的文人改写成了人物故事，显得怪异而诙谐[⑮]。应当说，这是通过佛经传入中国的，与《五卷书》的关联仅仅是它也有这个故事。季先生举的第二个例子是《五卷书》第一卷第9个故事：一个婆罗门救了虎、猴、蛇和人，结果是动物都报了恩，只有人恩将仇报。这也是个佛本生故事，也最早见于《六度集经》四十九[⑯]。这个故事长期在中国流传，即著名的《宝船》故事。此外，季先生举出了三则汉译佛经以外的故事：1、《太平广记》卷二八七的《襄阳老叟》（出《潇湘录》），与《五卷书》第一卷第8个故事相似，“很可能是出自同源”[⑰]。2、宋人韦居安《梅磵诗话》里的故事，又见于明人江盈科的《雪涛小说》，与《五卷书》第五卷第7个故事相似。这个故事在明清时代十分流行，即著名的《一个鸡蛋的家当》的故事[⑱]。3、《五卷书》第三卷第13个故事，讲的是一只老鼠被变成姑娘，太阳、云、风、山都不嫁，最后嫁给一只老鼠，与明刘元卿《应谐录》里《鼠猫》的故事在结构上相似，“很难想象，它们之间没有联系”[⑲]。

　　前述尸毗王的故事也通过佛经在中国古代产生了变体，那就是《幽明录》卷三《乌衣人》的故事[⑳]。

　　《五卷书》第三卷第11个故事说，国王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对父亲说了吉利话受到父亲的喜爱，小女儿说了实话却受到父亲的驱逐，结果小女儿得到了好的结果。这个故事在孟加拉地区流传，并变异为一个商人同七个女儿的故事[21]。这很容易使我们想起莎士比亚的戏剧《李尔王》，而在中国民间也有类似的故事，如越剧《五女拜寿》。

　　《五卷书》的结构也与中国一些故事有关联，如隋唐间王度的《古镜记》就是采取了“连串插入式”的写法，中国的一些章回小说也采取了“韵散相间”的写法[22]。

　　其实，《五卷书》在中国几个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要比在汉地的影响大。我们知道，《五卷书》有蒙古文译本，因此，《五卷书》中的故事在蒙族地区流传就不足为怪了。现在让我们来举几个例子。蒙古民族中流传着一个《乌龟和猴子》的故事[23]：说乌龟和猴子交上朋友，猴子在陆地上救了乌龟；乌龟驮着猴子在大海里游，却要吃猴子的心。猴子说自己的心放在树上，乌龟相信了。猴子到了树上，让乌龟张口接它的心，却拉屎给乌龟吃。如前所说，这个故事既出于《五卷书》，又见于佛经。不过，这个故事在蒙古地区已经发生了变化，即本地化了。蒙古族地区还流传一个《兔子处死兽狮王》的故事[24]：说兔子遇见了狮子，狮子要吃掉兔子。兔子急中生智，利用狮子的骄横心态，把狮子带到一口井边，说那里有个更厉害的动物。狮子果然中计，看到井中自己的影子便猛扑上去，结果被淹死了。这个故事也很流行，出自《五卷书》第一卷第7个故事。同一个故事还在其他少数民族地区流行。如景颇族有一个《智除暴君》的故事[25]，讲的是兔子用同样的计谋杀死了老虎。

　　我国藏族多信佛教，并从印度翻译了大量文献，主要是佛教典籍，但也有不少其他文献。在文学方面，西藏古代翻译有印度的史诗《罗摩衍那》和抒情长诗《云使》以及戏剧《龙喜记》等，还有不少文学作品受到过印度文学的影响，如一些格言诗等，此外还有像《尸语故事》这样受印度民间故事影响而本地化了的作品[26]。虽然笔者目前还不知道《五卷书》是否被翻译为藏文，但《五卷书》中的不少故事肯定在藏族民间广泛流传。下面就举出几个例子。

　　《五卷书》第一卷第28个故事说，一个人要到外地去旅行，把一个家传的铁秤寄放在一个朋友家。当他旅行归来，向朋友索取铁秤的时候，朋友却告诉他，铁秤已经被老鼠吃掉了。于是这个人便想了个办法，找机会带朋友的儿子去游泳，然后告诉朋友说他的儿子被老鹰叼走了。朋友无奈，交出铁秤换回儿子。这个故事与一则阿凡提故事《锅生儿》有相似的思路，也与藏族《阿古登巴故事》中《孩子变成猴子》[27]相似：阿古登巴有个传家宝，放在头人家。一天，头人要去做官，把三个儿子寄养在阿古登巴家。阿古登巴要取回传家宝，但头人用一块石头取代了传家宝。而当头人要见自己儿子的时候，阿古登巴就牵来三只猴子，说他的传家宝既然能够变成石头，那么三个儿子为什么不会变成猴子。这样，阿古登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迫使头人交出了传家宝。

　　藏族地区有一个《兔与狮》的故事[28]，与上面提到《五卷书》第一卷第7个故事相似，与蒙族《兔子处死兽狮王》基本相同。藏地和蒙地都不出产狮子，所以这个故事显然是直接从印度传来的。这两个民族又都信佛教，所以这个故事的传播又显然与佛教有关。

　　藏族《香獐、大乌鸦和狼》的故事中讲到香獐被猎人的套索捆住，乌鸦出主意让它装死，骗过猎人得以脱身[29]。这个故事与《五卷书》第二卷第9个故事有相似之处：猎人网到乌龟，鹿装死诱开猎人，老鼠咬断绳子救出乌龟。

　　藏族《大乌鸦和青蛙》的故事讲乌鸦与青蛙交朋友，青蛙把乌鸦驮进海里，并告诉它，海王要吃它的心，乌鸦说自己的心不在身上，青蛙便游回岸边，“大乌鸦几嘴把青蛙撕成八片”[30]。显然，这是那个猴子与鳄鱼故事的变体。

　　藏族《海鸥、鱼儿和螃蟹》的故事[31]说：海鸥在水池边发现池中有许多鱼，便乔装为喇嘛模样，向鱼儿表示慈悲。海鸥告诉鱼们说，头人要往水池里投毒，应该立即离开这个水池。于是海鸥答应背鱼儿到别处去，然后把它们一条条地吃掉。最后剩下螃蟹。螃蟹得知海鸥的阴谋，用夹子夹死了海鸥。这个故事还有一个变体，就是《猫喇嘛讲经》[32]，二者有相似的情节，有相同的教益。这个故事出于《五卷书》第一卷第6个故事，讲的是白鹭、鱼和螃蟹的故事，情节与《海鸥、鱼儿和螃蟹》基本相同。

　　总之，在中国有不少民间故事类型，都能在《五卷书》中找到相对应的故事，而这些中国民间故事的每个类型又都有若干个例子。下面，我们从《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找出一些动物故事的类型[33]，并指出其与《五卷书》故事的对应关系。

　　43A占窝

　　相对应的是《五卷书》第三卷第3个故事和第四卷第1个故事：兔子侵占了鹧鸪的窝；蛇侵占了蛤蟆的窝。

　　75弱者报恩

　　相对应的是《五卷书》第二卷第8个故事：大象不踩杀老鼠，老鼠在大象被捆绑时帮助它咬断绳子。

　　91猴子把心留在家里

　　相对应的是《五卷书》第四卷主干故事。

　　92狮子捉影子

　　相对应的是《五卷书》第一卷第7个故事。

　　160报恩动物忘恩汉

　　相对应的是《五卷书》第一卷第9个故事。

　　178人与狗

　　相对应的是第五卷第1个故事：一个人养了只獴，獴咬死一条危及主人孩子安全的蛇，主人见獴嘴上有血，误以为它伤害了孩子而杀死它。

　　214B原形毕露

　　相对应的是《五卷书》第四卷第7个故事：身披虎皮的驴因叫声而现出原形。

　　221选举鸟王

　　相对应的是《五卷书》第三卷第1个故事：众鸟选举猫头鹰为王。

　　225A老鹰背乌龟

　　相对应的是《五卷书》第一卷第16个故事：天鹅帮助乌龟迁居，办法是两只天鹅抬一根木棍，乌龟咬住木棍跟天鹅飞行。但由于乌龟多嘴，从空中坠落。

　　239乌鸦帮鹿逃出陷阱

　　相对应的是《五卷书》第二卷主干故事。

　　282C虱子请跳蚤

　　相对应的是《五卷书》第一卷第10个故事：臭虫未按照虱子的嘱咐咬了人，结果虱子被消灭。

　　291A猴子打蜻蜓

　　相对应的是《五卷书》第一卷第30个故事：猴子为保护国王而用宝剑驱赶蜜蜂，反而杀死国王。

　　293A首尾不和

　　相对应的是《五卷书》第二卷第1个故事：一鸟双头，二头相互嫉妒，结果是一头服毒，两头皆死。

　　例子不止这些，但已足以说明，即使不是《五卷书》的故事直接影响了中国的民间故事，那么，中国的这些故事也至少与《五卷书》的故事有一定的关联。

　　关于这方面内容，20世纪80年代初，刘守华先生写过一篇十分有价值的文章《印度〈五卷书〉与中国民间故事》[34]。文中，刘先生列举出很多实例，详细地讨论了《五卷书》中的故事与中国民间故事的关联。所涉及的故事除了汉族故事以外，还有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壮族、白族、普米族和苗族的故事。读了这篇文章，就觉得笔者前面的文字未免浅陋。关于《五卷书》故事传入中国的途径，刘先生认为不外乎口头与书面两种。而书面传播途径主要有四条：一是直接翻译，如蒙古文的《五卷书》大约翻译于17世纪；二是通过佛经，汉文和藏文佛经中有不少与《五卷书》相同和相似的故事；三是直接从印度故事改写，如藏族《说不完的故事》等；四是通过波斯阿拉伯方面辗转传入，如新疆维吾尔等民族的有关故事。

　　五、《五卷书》与东方民间故事

　　《五卷书》具有世界影响。季羡林先生在《五卷书·译本序》中指出：“在国外，通过了六世纪译成的一个帕荷里维语的本子，《五卷书》传到了欧洲和阿拉伯国家。……在一九一四年，有人算过一笔账：《五卷书》共译成了十五种印度语言、十五种其他亚洲语言、两种非洲语言、二十二种欧洲语言。而且很多语言还并不是只有一个译本，英文、德文、法文都有十种以上的本子。”[35]从1914年至今，又过了90年，世界上不知道又增添了多少新的译本。

　　《五卷书》在西方的影响亦如季先生所说：“《五卷书》里面的许多故事，已经进入欧洲中世纪许多为人所喜爱的故事集里去，象《罗马事迹》（GestaRomanorum）和法国寓言等等；许多著名的擅长讲故事的作家，也袭取了《五卷书》里的一些故事，象薄伽丘的《十日谈》、斯特拉帕罗拉（Straparola）的《滑稽之夜》、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拉·封丹的《寓言》等等都是。甚至在格林兄弟的童话里，也可以找到印度故事。”[36]

　　在东方，《五卷书》的故事也传遍各个角落，除了在中国的传播以外，还大大体上可以分为四大地区：一是印度的周边地区——南亚，二是印度以西和西北的地区——西亚、非洲和中亚，三是东北亚，四是东南亚。下面我们就简要地谈谈《五卷书》的故事在这四大地区的流传情况。

　　先说南亚。可以肯定地说，《五卷书》中的故事在南亚的传播是最早而且最广泛的。因为在印度，先于《五卷书》出现的佛本生故事中已经包含有《五卷书》里的故事。而佛教典籍的传播早在公元前就达到了古代五印度各地。在公元后的若干个世纪里，从中国古代典籍的记载可知，当时的“五印度”包括今天的巴基斯坦、尼泊尔、孟加拉国和克什米尔地区，甚至还包括斯里兰卡和阿富汗（至少是一部分）。佛教很早就传遍了这些地区，佛本生故事于公元前后在这些地方流传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从上面对季先生《五卷书·译本序》的引文可知，在1914年以前，《五卷书》已经被翻译成15种印度语言，其中即使不包括旁遮普语和信德语，也至少会包括乌尔都语和孟加拉语。而当时的印度包括现在的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因此《五卷书》早就在这两个国家的民间流传了，这是没有问题的。下面举个例子。许地山先生于1928年翻译过一本《孟加拉民间故事》，1929年出版。他在书的《译叙》中说此书依据的是1912年的本子，而1912年本子最初依据的是1893年的本子[37]。也就是说，此书成书时并没有“印巴分治”的事情发生，那时的孟加拉包括今天的孟加拉国和印度的西孟加拉邦。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宝扇缘》的故事，此外，书中还有一个《阿芙蓉》的故事，讲的是一只小老鼠被一个仙人救活，仙人满足它的愿望，先后把它变成猫、狗、猕猴、大象和美女。这个故事使我们联想到《五卷书》第三卷第13个故事。书中还有一个《三王子》的故事，中间穿插了好几个小故事，都是因误会而杀死好人（或好动物）。这使我们联想到《五卷书》第五卷第1个故事，也使我们想到英国亚瑟王的一个传说。《五卷书》在尼泊尔流传的明证是，如本文第一部分提到的，那里就有一个《五卷书》的写本。而在我们现在所依据的中文译本中，也有《五卷书》在尼泊尔流传的蛛丝马迹。例如，《五卷书》每个故事的开头几乎都是“在某个城市里”或“在某座树林里”，但第五卷主干故事的开头却有明确的地点：“在南方，有一座城市，名字叫做波吒厘子城。”季先生还专门加了一个注解，给出梵文原文，说：“中国古代也译作‘华氏城’，就是现在的巴特那。”[38]这个巴特那是现在印度比哈尔邦的首府，在恒河南岸。如果说这里是“南方”，那么，讲故事人所处的位置应在巴特那以北比较远的地方，也就是尼泊尔一带或者至少在尼印交界地区。这也是《五卷书》的故事在尼泊尔流传的明证。至于斯里兰卡，由于佛教的传播，那里至今保存着巴利语的文献，而佛本生故事早就在那里广泛流传，5世纪法显在那里看到的五百本生故事的表演就是明证。我们前面谈到过《五卷书》与《本生经》的关系，由于《本生经》的流传，一些与《五卷书》相关的故事在斯里兰卡流传就不足为奇了。试举二例。斯里兰卡有一则《乌龟骗了狐狸》的故事：池塘里的水已经干涸，两只水鸟用一根木棍抬乌龟转移；狐狸看到，就引诱乌龟说话，使乌龟摔到地上；狐狸要吃乌龟，却咬不动乌龟壳；乌龟说用水泡软了才能咬动，狐狸相信，将乌龟放到水里[39]。这个故事的前半截即《五卷书》第一卷第16个故事。还有一则智者故事《孩子变成了猴子》[40]，即《五卷书》第一卷第28个故事。

　　次说西亚、非洲和中亚。黄宝生先生指出：“《五卷书》在世界故事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曾经通过《卡里来和笛木乃》周游世界。早在六世纪，波斯一位名叫白尔才的医生奉国王艾努·施尔旺（531—579年在位）之命，将《五卷书》译成巴列维语（中古波斯语）。这个巴列维语译本早已失传，但根据这个译本转译的六世纪下半叶的古叙利亚语译本（残本）和八世纪中叶的阿拉伯语译本得以留存。这三种译本的书名都叫做《卡里来和笛木乃》。”[41]这部译自《五卷书》的故事集后来还被翻译成西亚的希伯来语（12世纪）和土耳其语（16世纪），因而在这些地区长期流传。它还直接影响了著名的阿拉伯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学者们最津津乐道的就是其中《乌木马的故事》，这个故事来自《五卷书》第一卷第8个故事[42]。而《一千零一夜》在结构上以及故事类型上都与印度故事书有许多联系[43]。

　　《卡里来和笛木乃》的故事在中亚地区流传十分广泛，刘守华先生曾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写过一篇精彩的论文《〈卡里来和笛木乃〉与新疆各族民间故事》[44]，文中，他一口气举出了10组故事进行对比，其中有6组与维吾尔族的故事有关，有2组与柯尔克孜族的故事有关，有1组与塔吉克族的故事有关。这固然证明了《卡里来和笛木乃》的故事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但也说明了《卡里来和笛木乃》的故事在中亚地区的流传。这些，实际上都是在证明《五卷书》故事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另外，广泛流传于中亚、西亚和阿拉伯地区的阿凡提故事也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过《五卷书》故事的影响。

　　再说东北亚。关于《五卷书》在蒙古国的流传，前面已经涉及，与在内蒙流传的情况差不多，所以这里不再重复。《五卷书》的故事在日本也有广泛流传。首先，佛教最初从中国经朝鲜半岛传到日本，后来，日本僧人直接到中国来学习佛教的很多，中国也有和尚到日本去传播佛教和中国文化。因此，通过佛教传播是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在古代频繁的中日交往中，中日民间故事也必然通过各种途径相互传递。正因为如此，日本民俗学家关敬吾先生断言：“可以说中国的民间故事有一半以上与日本的民间故事相同或者类似。”[45]那么，中国民间故事中那些与《五卷书》相关的故事，大多也能在日本找到。可以举两个例子。日本新澙地方流传有一个故事，叫做《田鼠的婚事》：一个田鼠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日本第一大名将”，于是，它召集大家议论；有人说太阳最厉害，但太阳会被云遮住，云又会被风吹散，风会被土堤挡住，而土堤又会被田鼠挖开；因此，除了田鼠，其他都算不上第一大名将，它的女儿只能嫁给田鼠[46]。这就是《五卷书》第三卷第13个故事的翻版，而且日本的这则故事与《五卷书》中的这则故事很接近。日本还有一则《老虎与水牛》的故事，其中有一个细节：老虎对农夫说，它想知道人的聪明才智，农夫说他把聪明才智放到家里了。这与猴子说自己的心放在岸边的树上一样。类似的故事我们还能举出一些。朝鲜的情况与日本差不多，甚至更进一步。因为朝鲜与中国山水相连，中国的朝鲜族又与朝鲜人血肉相连，因此中国与朝鲜的联系更为密切，交往更加频繁。如果说日本有一半以上的民间故事与中国的民间故事相同或相似的话，那么，朝鲜只会更多而不会更少。因此，《五卷书》的故事在中国和朝鲜民间也会不停传递，交互影响。

　　最后说东南亚。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东南亚的文学从古代起就受到中国和印度两大文明的影响[47]。应当说，印度对东南亚的影响要更大一些。因为印度移民到东南亚的时间很早，印度的佛教文学作品以及婆罗门教的作品如两大史诗等也都很早就传入东南亚。印度民间故事向东南亚传播也无非是书面和口头两种途径。由于印度文化的影响，早期东南亚不少地方都使用印度的文字，后来才有自己的文字，即便是今天，东南亚不少国家的文字还是包含了大量印度古代梵文词汇，有些国家，如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等，所使用文字的字母也是从印度文字的字母演化来的。因此，印度民间故事以书面形式向东南亚传播不仅开始早，而且规模大。这种书面传播途径大体有三：一是通过印度婆罗门教传播，二是通过佛教文献传播，三是通过伊斯兰教文化传播。通过婆罗门教传播的故事大多包括在印度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当中。我们知道，印度两大史诗的结构特点之一是其间穿插大量的各类神话、童话、寓言等民间故事，而这些故事中有与《五卷书》相同和相似的故事。通过佛教文献传播的故事主要包括在《佛本生经》中。通过伊斯兰教文化传播的故事则主要包括在如《卡里来和笛木乃》和《一千零一夜》这类故事集中。这些文献中都有《五卷书》中的故事。下面举几个例子。1、越南有一则民间故事，叫做《杜达与美人鱼》[48]。说一个国王学会了一种咒语，将一个小糕饼变成了参天大树，却不会还原的咒语，结果被大树倒下砸死。《五卷书》第五卷第3个故事说，四个婆罗门通过咒语让一堆狮子的白骨变为一只有血有肉的活狮子，结果其中三个被复活的狮子咬死。《嘉言集》里也有这个故事，说得更清楚：因为这四个婆罗门只知道使狮子复活的咒语而不知道使它重新变为白骨的咒语，所以被害。这与越南的这则故事显然有相似之处。然而，与《五卷书》和《嘉言集》里这则故事更接近的是流传于缅甸的一则故事《三个智者和一个傻瓜》[49]：三个智者会起死回生的法术，他们不听傻瓜的劝告，将一堆虎骨变成活虎，结果被老虎吃掉。2、印尼有一则《鳄鱼和狒狒的故事》[50]，正是《五卷书》第四卷的主干故事。3、老挝有一则笑话《谁怕谁》，说老鼠怕猫，猫怕狗，狗怕主人，主人怕他母亲，而他母亲怕老鼠[51]。这显然是受了《五卷书》第三卷第13个故事的启发而编造出来的。4、老挝民间故事《假神仙》[52]讲道：一个孤儿遇到一个富人的儿子，二人同为富人干活，富人却不按事先的约定平分其劳动所得；孤儿觉得不公，富人说可以去找树神评理；富人匿身树洞装神，孤儿以火烧树洞揭穿其诡计，讨回公道。《五卷书》第一卷第26个故事与此大同小异。5、泰国有一则民间故事《义蛇》[53]，说一名樵夫救了一条蛇和一个青年，青年为了报答救命之恩，把一顶王冠给了这名樵夫。樵夫把王冠献给国王，却被当作贼捆绑起来。樵夫在危难中想到蛇，蛇就来帮助他。蛇去把公主咬伤，再让樵夫去救治。结果樵夫得到了国王的奖赏。这与《五卷书》第一卷第9个故事有着相似的情节。6、柬埔寨流传着一则《锅的故事》[54]，即广泛流传的阿凡提故事和藏族阿古登巴故事《锅生儿》。刘守华先生指出，这与《五卷书》第一卷第28个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思维方式[55]。这里仅仅举了6组例子，事实上，东南亚民间故事中受《五卷书》影响的远不止这些，只是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去阅读和寻找而已。

　　总之，《五卷书》的故事传遍了世界，而东方国家则流传得更加广泛。通过以上的论述和举例，我们看到了《五卷书》千百年来在世界民间文学发展史的巨大贡献，可以说是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会显得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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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季羡林译：《五卷书·译本序》第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②]金克木：《梵语文学史》第21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

　　[③]季羡林译：《五卷书·译本序》第2页。

　　[④]季羡林主编：《印度古代文学史》第31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⑤]同上，第311页。

　　[⑥]金克木：《梵语文学史》第222页。

　　[⑦]同上，第235页。

　　[⑧]季羡林：《五卷书·译本序》第2页。

　　[⑨]王镛：《印度美术史话》第49页，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年。

　　[⑩]同上，第100页。

　　[⑪][印度]婆罗多辛赫·乌帕德亚耶：《巴利语文学史》第342页，阿拉哈巴德，2000年。

　　[⑫]季羡林主编：《印度古代文学史》第312页。

　　[⑬]季羡林译：《五卷书》第290页。

　　[⑭]黄宝生等译：《佛本生故事选》第12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

　　[⑮]参见拙著：《中印文学比较研究》第113至116页，昆仑出版社，2003年。

　　[⑯]季羡林：《五卷书·译本序》第16页。

　　[⑰]同上，第17页。

　　[⑱]参见拙著：《中印文学比较研究》第249至253页。

　　[⑲]季羡林：《五卷书·译本序》第18页。

　　[⑳]参见拙著：《中印文学比较研究》第43页。

　　[21]许地山译：《孟加拉民间故事》之《宝扇缘》，商务印书馆，1957年。

　　[22]季羡林：《五卷书·再版后记》第416页。

　　[23]胡尔查译：《蒙古族动物故事》第42页，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4年。又见[蒙古]德·策伦索德诺姆编，史习成、支水文译：《蒙古民间故事选》第68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

　　[24]胡尔查译：《蒙古族动物故事》第72页。

　　[25]鸥鹍渤编：《景颇族民间故事》第243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

　　[26]丹珠昂奔：《佛教与藏族文学》第59至62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

　　[27]佟锦华、耿予方编：《阿古登巴故事集》第71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

　　[28]陈石峻搜集整理：《泽玛姬》第193页，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2年。

　　[29]廖东凡主编：《天湖神女·世界屋脊上的神话和传说（四）》第223页，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西藏出版社，2004年。

　　[30]同上，第259页。

　　[31]同上，第269页。

　　[32]同上，第166页。

　　[33][美]丁乃通：《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第5至226页，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年。

　　[34]刘守华：《比较故事学论考》第174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

　　[35]季羡林：《五卷书·译本序》第3页。

　　[36]同上。

　　[37]许地山译：《孟加拉民间故事》，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六版第二次印刷。

　　[38]季羡林译：《五卷书》第359页。

　　[39]薛克翘主编：《东方趣事佳话集》第305页，黄山书社，1992年。

　　[40]同上，第188页。

　　[41]季羡林主编：《印度古代文学史》第314页。

　　[42]参见张朝柯：《接受影响和民族特色——“金翅鸟”和“乌木马”两故事的比较》，载《印度文学研究集刊》第三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

　　[43]参见郅溥浩：《〈一千零一夜〉的印度构成》，载《印度文学研究集刊》第三辑。

　　[44]刘守华：《比较故事学论考》第252页。

　　[45][日]关敬吾：《日本民间故事选·寄语》第1页，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2年。

　　[46]同上，第337页。

　　[47]参见梁立基、李谋主编：《世界四大文化与东南亚文学》第一编、第二编，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

　　[48]姜继编译：《东南亚民间故事》中册第95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

　　[49]同上，上册第33页。

　　[50]许友年译：《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第62页，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3年。

　　[51]薛克翘主编：《东方趣事佳话集》第122页。

　　[52]同上，第254页。

　　[53]同上，第289页。

　　[54]同上，第132页。

　　[55]刘守华：《比较故事学论考》第1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