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在中国的读书界，无论少长，恐怕没有不知道季羡林先生的令名的。其实，他早在五十年代就已经文名大振。六十年代初期，我还是个初中生的时候，就在《世界文学》1963年第五期上读到过他翻译的《佛本生故事》。那时候，人虽然奇穷，但一本杂志五角钱，只要想读，还是买得起的。四十多年过去了，那本杂志尽管已经破损，却一直存留下来。我在当时还喜欢阅读报纸副刊，自然读到过他的散文，有的文章至今还收藏在当年的剪报集中。我觉得，他的散文实在清新流丽，充满真情，富于才气，于是拜读之余将它们精心保存下来。先生何许人也？我根据常识判断，他是个翻译家，也是个散文家。我还知道他是《世界文学》的编委，但并不晓得他是北京大学的知名教授。

　　十年浩劫结束，焚琴煮鹤的漫长民族悲剧终于谢幕。我有幸成为季羡林先生门下的一名弟子。我在离开山西大学前夕向一生坎坷的业师常风先生（1910—2002）辞行。此时，我才知道，原来他与季羡林先生竟是当年清华大学的同窗。多年之后，我又获悉，两人在中学时代曾分别在各自的省城太原和济南目睹来华访问的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的风采，并都在脑海中留下了持久而深刻的印象。常风先生早在三四十年代就已成为影响颇大的文学评论家。他在早年有《弃余集》与《窥天集》两部文学评论集问世，晚年则有《逝水集》一书刊行。这样一位温文尔雅、学富五车、受人敬重的名士与长者，竟然在1957年被莫名其妙地打成了“右派”。常风先生虽然对自己培养的学生行将离去颇有惋惜之意，但还是勉励我前来北京，并告诉我季羡林先生的学问非比寻常。

　　1978年初秋，我终于在未名湖畔见到了私心仰慕已久的季羡林先生。我对先生的初步印象是：操一口乡音浓厚的山东话，穿一身藏蓝色的中山装，慈眉善目，平易朴实，没有架子，如同常人。然而，先生开口授课，广博的学问，敏捷的思维，风趣的语言，缜密的逻辑，立刻先声夺人。原来，有大学问者都是平实而谦虚的。嗣后，我收到先生亲赐的两部散文集《朗润集》与《天竺心影》。那时，读书人心无旁骛。我当天就读完了这两本不算太厚的散文集，并为先生的文采所倾倒。先生的这两部散文集和他随后陆续出版的多卷本译著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以及他的研究性著作《〈罗摩衍那〉初探》震动了当时中国的文化界和学术界，成为最早报春的奇葩。其实，这些著述只是先生晚年文化学术活动的开端。高潮还在后面。随后二十余年来，他几乎一直处于井喷时期，新著迭出，令人目不暇接。人到了耄耋之年，非但没有江郎才尽之象，反倒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健笔凌云，意气纵横。我们做学生的与先生相比，每每自叹弗如，可又庆幸自己身边能有这样一面镜子，可以不断警策自己不至过于疏懒。

季羡林先生以其炽盛的精力和过人的学识创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学术与文化的奇迹。引人注目是必然的。所以，自七十年代末以来，先生自己的文章固然足以让读者更多地了解他，但各种新闻媒体也起到了重要的宣传作用。人们对先生的了解，与资讯匮乏的六十年代相比，确乎不可同日而语。时代的进步是显然的。所以，今日的读者大约不会有我当年“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之叹。然而，对于一般读者而言，由于难有机会接触本人，要想全面细致形象生动地了解季羡林先生的生平、事业与人格并从中有所憬悟却亦非易事。

　　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研究员王树英先生将其新著《非凡人生——季羡林先生》（新世界出版社，北京，2005年5月）惠赠予我。这是一部装帧考究且图文并茂的人物传记。虽然我已经非常了解传主季羡林先生，但还是爱不释手，一口气将该书读完。掩卷之余，浮想联翩。我感到，王树英先生实实在在地做了一件大好事。就像在谈一位老朋友那样，他以娓娓动听的语调、充满深情的文字和丰富多样的图片，向读者介绍了季羡林先生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的方方面面，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幅色彩绚烂的人物连环画。季羡林先生漫长的人生之路是怎样走过来的？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在学术和文化领域取得了哪些成就？他的历程对后人有什么样的启迪意义？王树英先生在书中一一回答了这些问题。

　　季羡林先生出身于寒门，但天资聪颖，且少而有志于学。他在济南读完高中后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并在毕业后不久即负笈远赴欧陆留学。由于遭逢战乱，不料竟在德国客居十载。学业的繁重，思乡的痛苦，自不待言。然而，有耕耘就有收获。他在35岁时即被胡适之先生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从此，他似乎可以潜心从事学术研究、教学活动和散文创作了。“文化大革命”之前，虽然受到条件的制约，他却写出了一些极其重要也极有影响的论文，集结在《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之中，翻译了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和梵文名剧《沙恭达罗》等。然而，1959年之前的十年间，他似乎没有任何散文作品问世。这当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五十年代，随着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随着对俞平伯《红楼梦辨》、胡适学术思想和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特别是随着反右运动的严重扩大化，左风日趋炽烈，不少作家，包括一些最为著名的作家，如临深履薄，逐渐停止文学创作，乃至归于沉寂，而且一直未曾缓过劲来。季羡林先生在《天竺心影》的“楔子”中说：“我自己也难以说明白，为什么在过去这样长的时间竟基本什么也没有写。写成的一点点东西，竞也没有拿去发表──论中印友好的文章，我确实还是写了一些。但是我自己的亲身感受却是没有去碰。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我说不出。” 尽管如此小心谨慎，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是未能幸免于难。他在面临绝境，失去自由之际，也曾万念俱灰，并想自行了断。事隔近四十年，王树英先生在其书中不乏幽默地写道：幸亏红卫兵猛烈敲门，将先生拉去批斗，也算救了他一命。　后来，先生在赋闲之际不甘浪费时间，于是开始偷偷摸摸地翻译长达二百余万言的印度古代史诗《罗摩衍那》。先生对生命和时间的珍惜，是其异于常人之处。“文化大革命”中头脑不清、一蹶不振、虚度光阴、无所事事的人难道还少吗？真可谓多如牛毛，比比皆是。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家逐渐走向复兴之路，学术与文化的春天终于重新降临人间，而季羡林先生也仿佛恢复了青春。他将自己的全部身心都投入到工作之中。古人有“闻鸡起舞”之说，但真要长期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先生一年四季凌晨四时即起床工作。数十年如一日这样勤勉，学术与创作的收获自然非比寻常。这也是他异于常人之处。这种坚忍不拔的毅力，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是他所以出类拔萃的重要原因之一。对此，王树英先生在其书第五章（“见缝插针，孜孜不倦”）与第十一章（“年逾八旬，创作高峰”）中已有生动描绘，这里不再赘述。

　　季羡林先生在学术和文化领域取得了哪些成就，一般读者很难完全弄清楚。王树英先生在其书中对此做了深入浅出的介绍。概而言之，季羡林先生首先是一位杰出的语言学家。他早年在梵语研究方面就取得了在西方造成轰动的显著成就。他在吐火罗文研究方面是世界为数不多的权威之一。吐火罗语属印欧语系，于公元5—10世纪通行于塔里木盆地一带。其文献系研究中亚宗教、哲学、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重要材料。可以说，吐火罗文研究是一种地地道道的绝学。其次，他在历史学、佛学、比较文学、文化学等领域都建树颇丰。第三，他是个大翻译家。他涉猎的语种较多，既有英文，又有德文，但数量最多的还是梵文。在《五卷书》开篇，就有学会梵语文法需要十二年之说，由此不难想见梵语文献翻译之难度。第四，他是个大散文家。这位阅尽沧桑的智者的散文，以丰富的内涵、动人的情感、浓郁的诗意、清新的文笔和斐然的文采，在我国二十世纪的文坛独树一帜，远非一般散文家所能望其项背。先生还是深孚众望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直接或间接聆听过他的教诲的学子不计其数。桂冠虽多，但都名副其实，没有半点虚妄。有时，先生也弄不清自己是什么家，于是常戏称自己是个杂家。杂者，博也。在众多领域都能取得开创性的或突破性的成就，没有渊博的学识并能够融会贯通恐怕不行。这又是他异于常人之处。根据王树英先生较早的一项统计，季羡林先生业已出版的著作在八百万字以上。如果加上近著，再加上尚未出版的大量日记和众多书简，实际字数估计会突破一千万。散文之外，先生的学术论著亦极富文采，可读性强。设若瑞典文学院有通人，他们应当会毫不吝惜地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他的。

　　除了生平与成就，王树英先生还在书中充分展现了季羡林先生的人格魅力。季羡林先生虽然生活在现代，并曾长期留洋，但却终身保持了中国人传统的道德操守。他写过大量怀念亲人与师友的文章，其间无不流溢着感人至深的真情挚意。他常怀风木之悲，因母亲早逝不得奉养而“抱终天之恨。一想到母亲，就泪流不止，数十年如一日。”（《留德十年》，第51页）悠悠赤子，其心可鉴。他对自己的众多老师常怀感念之情，无论他们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亦无论他们是中学老师还是大学教授。人在一生中，孰能无师？那么，敬重和怀念他们就是理所当然的。不过，现在许多人都没有这么厚道了。季羡林先生在尊师重道方面堪称我们的楷模。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对于曾经错误地整过自己的人也一一予以宽恕。王树英先生在其书第六章（“以德报怨，不计私仇”）中对此多有论述。行文至此，我想起了《史记·魏公子列传》中的两句话：“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愿公子忘之也。”人若不忘他人之恩，已属可贵，倘能不居其功，不矜己能，又不念旧恶，则可谓宽厚长者，可师可友矣。此外，季羡林先生虽然身为大师，但常怀平民情结，对一般人绝无居高临下之感。他从不拒人于千里之外，所以访客络绎于途而门庭若市。这何尝不是他的又一异于常人之处呢？

　　季羡林先生是当之无愧的学术泰斗，文化昆仑，令人仰止。他的道德文章可以垂为典范。那么，普通读者是否也能从他非凡的人生阅历获得一些启示呢？答案是肯定的。我们这个时代，各种人才济济，颇有过剩之虞，但像季羡林先生这样的大师似乎少了些。他坦荡的襟怀，对人的真诚，对事业的执著，都是我们可以师法的。他的国学根基非常扎实，他的西学知识十分丰富，他对印度学的造诣极其深厚。可以说，他的各种素养与知识的结构是相当全面而又平衡的。中国的知识传统历来以我为主（“中学为体”），但两千年来历代文人都十分重视汲取印度学的营养，近代西学东渐后，对印度学的研究有所松弛。其实，在世界范围内，就文化层面而言，中国文明、印度文明与西方文明都属于强势文明。中国文明与印度文明的关系源远流长，关系殊深。汉民族自不必说，就是在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等省区聚居的少数民族的文化，也与印度文化沾亲带故。大量的文献，在等待着有志者的研究。可以说，不懂印度文化，就难以参透我们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化。季羡林先生的学养恰好涵盖了中印西这三大知识板块。一个中国学人，不懂自己的过去就等于没有根基或丧失了根本，不通西方则易流于保守乃至抱残守缺，不了解印度则难于看清自己并失之肤浅。现在，我们的传统文化处于衰落之中，数典忘祖者有之，对印度一无所知者有之。在这样的风气下，学术大师自然难出。最后，还有一点可以学习，那就是先生的生活十分简朴。他的家迄今为止没有装修过。他的饮食无非粗茶淡饭，绝非饕餮之徒所能想见。在这方面，巴金先生似乎是他的知己，因为数年前巴金老人曾经说：“我又不要过好生活。” 可谓掷地作金石声。所谓“不要过好生活”就是不要过奢靡的生活。写到这里，我似乎揭开了一个隐藏在他们两人身上的共同的长寿秘密：对人施爱心，对己杜私欲；劳作无时已，生活绝奢靡。人若沉迷于物欲，那与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何异？季羡林先生的奋斗与进取的人生给我们的启迪当然远不止此。

　　曹丕《典论·论文》中有一段名言：“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文章是否能经国，或存异议，但肯定是名山事业。太史公在《史记·孔子世家》卷末曰：“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所以，立言可以泽及后人，传之不朽。季羡林先生在学术与文化园地七十余年笔耕，焚膏继晷，终成盛事。我想，他是不会有曹丕所说的“志士之大痛”的。他的人生，的的确确是非凡的。

　　王树英先生的《非凡人生——季羡林先生》一书，资料翔实，内容可靠，从多侧面多角度摹绘了季羡林先生丰富多彩的人生之路。他是季羡林先生的弟子，亦是季羡林先生的朋友。书中不少素材都是他在与先生的交往过程中获得的，读来让人有亲切之感。他对先生的研究也决非自今日始。他对先生素怀敬仰之情，但书中绝无溢美之词。除了文笔简约，叙事感人，雅俗共赏之外，该书的另一大优点是图片众多而精美。全书附图片一百余帧，或黑白，或彩色，不少尚属首次面世，十分珍贵。在阅读文字之余，这些图片会让读者清晰而生动地看到季羡林先生从青春才俊到九秩之年的人生轨迹。目前，该书在社会上已经引起较大反响。有位论者日前在网上发表评论云：每一个渴望成功和伟大的人都应该读这本书，因为它告诉了你一个人是怎样不断战胜自我和逆境从而走向辉煌的人生之巅的。的确，任何人只要读一读这本书，必然会从中悟出许多治学的深刻道理，得到不少关于如何做人的有益启示。那么，他的人生也许就不会平淡无奇。

　　王树英先生与我亦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他多年来勤于著述，硕果累累。他还是个有心人，因而能够为我们奉献出这样一部弥足珍贵的图书。我们期待着他的更多佳作问世。我相信，读了这本书的人会与我有同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