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香格里拉对话（SLD）是9•11事件后亚太地区新出现的多边安全合作对话机制。9•11事件后亚太地区安全形势和安全议程的新变化，第二轨道外交的新发展和防务外交的兴起和转型，是香格里拉对话产生的重要原因。近年来，香格里拉对话的规模和影响日益扩大，并体现出包容性、灵活性、开放性、创新性和实效性等多方面特征。香格里拉对话实际已经成为亚太地区开展防务外交和一轨半外交的重要平台。尽管SLD尚不是一个成熟的安全机制，作为重要的信任建立措施，SLD的存在和发展仍然丰富了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的形式与内容，已经并将继续对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进程产生影响。

　　香格里拉对话缘起于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发起、在新加坡政府的支持下于2002年开始举办的亚洲安全会议。并因首次正式会议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饭店举行而得名。至2006年，IISS和新加坡政府已经连续举办5次香格里拉对话。[1]

　　与东盟地区论坛（ARF）和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CSCAP）等亚太地区既有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相较，香格里拉对话无疑是亚太多边安全合作进程中的新事物。目前，国内学术界对其缺乏相应的关注。[2]中国官方对香格里拉对话也一直保持着低调的、谨慎的参与。[3]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和众多亚太国家对香格里拉对话（SLD）予以了高度重视。近年来，这些国家一直保持对香格里拉对话（SLD）高规格的参与。大多派出国防部长或副部长与会，不仅积极参与大会发言和讨论，还就如何推进多边安全合作进程提出多项倡议。[4]

　　目前，香格里拉对话已经成为除东盟地区论坛（ARF）和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CSCAP)之外，亚太地区又一重要的多边安全合作对话机制；同时，也是亚太地区唯一一个能将各国防务部门高官聚集在一起讨论防务问题和区域安全合作问题的机制。[5]近年来，在亚太多边安全合作进程中，香格里拉对话的影响呈逐步扩大的态势。

　　本文试图对香格里拉对话的由来发展、主要特征及其对亚太多边安全合作的影响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分析，并就中国如何参与香格里拉对话SLD提出对策和建议。

　　

　　一、香格里拉对话的由来

　　

　　香格里拉对话的出现,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

　　首先，它是因应9.11事件后亚太地区安全形势和安全议程新变化的需要。9.11事件表明，在全球化大潮中，恐怖主义也全球化了。国家安全威胁的来源呈现多元化之势。在亚太地区，领土、边界争端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传统安全问题，以及朝鲜半岛问题和台湾问题等热点问题仍未解决的同时，中国和印度的快速发展也引起了地区内其他国家甚至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与此同时，亚太国家也开始面临严峻的非传统安全挑战。与冷战刚终结时相较而言，9.11事件后亚太地区安全形势更加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但该地区安全结构仍然是不同国家间通过联系松散的安全合作所构成的分散的聚合，既有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不能充分地因应地区安全形势变化发展的需要。例如，ARF在处理东南亚安全事务的同时，未能有效的应对东北亚安全形势的变化，缺乏推进整个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的能力；在由信任建立措施(CBM s)向预防性外交(PD)阶段过渡时进展缓慢，乏善可陈； 在现实主义者看来，ARF的存在并没有改善东南亚的安全环境，因为它并不没有尝试采取措施去限制中国的军事力量。在ARF的运转进程中，亚洲国家对综合安全概念的理解和在人权问题上的反西方立场，使东盟国家迷惑并使他们不能意识到中国对东南亚安全构成的威胁。[6]而CSCAP作为第二轨道外交的主要机制，缺乏必要的物质手段来应对9.11事件后地区安全形势和安全议程的新变化。因此，亚太地区安全问题的最好解决办法，是在既有机制之外建立更具有包容性，原则和规范更具有普世性的安全论坛和安全架构。

　　其次，第二轨道外交的兴起特别是英国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直接促成了香格里拉对话。

　　冷战终结后，多边安全合作进程中一个引人关注的现象是在主权国家政府为行为主体的第一轨道外交之外，第二轨道外交的兴起与蓬勃发展。第二轨道外交是在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实践中出现的新型的外交运行模式。[7]它是非官方的（non-official）、非政府的(no-government)或半官方（semi-official）的外交行为。众多的非官方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构成了第二轨道外交的主要行为体。[8]香格里拉对话的创立，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国际政治、军事冲突研究领域的权威机构---------英国伦敦的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积极努力的结果。[9]

　　在1958年成立以来近半个世纪时间里，IISS一直积极致力于就国际安全和国际战略发展态势为政治家、外交人员、国际问题专家、跨国公司、经济学家、军方、媒体，学术机构和公众提供准确客观的信息与高质量的分析，增强那些有可能影响国际关系和国际安全领域公共政策制定的政界领导、商界人士以及战略分析专家之间的联系。1970年代末和80年代，IISS即制定了主要的区域安全研究计划。研究非洲、亚洲、拉美和中东地区冲突的起因和前景。1980年代和90年代，IISS的研究方向发生明显转变，主要致力于从军事方面研究国际冲突的起因。并开始研究各大洲更为广泛的政治和军事问题。[10]因此，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地位日益凸显,但地区安全形势却又充满不确定性，存在着爆发潜在冲突危险的亚太地区自然引起了IISS的关注。在9.11事件后，亚太地区更成为IISS推行其安全合作理念的重要试验场。IISS认为，需要在亚洲建立一个与欧洲的年度慕尼黑安全会议相对应的会议。在亚洲，这是极其必要的，因为在这里没有一个军事联盟能把亚洲国家的国防部长聚在一起。

　　总体上看，冷战后IISS的整体研究偏好、价值追求特别是其对亚太安全的高度关注和在欧洲以外地区推广西方安全合作理念的强烈动机，使得IISS在亚太地区创办SLD这样的多边安全论坛成为一种逻辑的必然。

　　此外，IISS自成立以来，曾经多次成功的组织了以国际和地区安全为主旨的大型国际会议。更为重要的是，IISS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和组织能力。作为一个民间研究机构，IISS能充分发挥第二轨道外交的优势，将各国的防务高官召集在一起，而这正是各国官员们自身所不能做到的。

　　第三‚新型防务外交的兴起也是推动SLD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防务外交或军事外交是外交的组成部分之一。传统意义上的防务外交指的是各国出于真实的政治目的，采取有效措施增强军事联盟和军事合作以应对共同的敌人。在过去10年里，国际防务外交的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外交理念和目标方面，新的防务外交超越了旧的防务外交。两者一个重大区别就在于：旧的防务外交以支持正式的联盟（如北约和华约成员分别对两大组织的支持）作为要务，而新的防务外交则旨在于促进民主，主要诉诸于多边军事合作及提供援助的方式。19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越来越多的运用新型防务外交来实现新的战略目的。包括与过去的敌人和潜在的对手，特别是俄罗斯与中国展开战略接触。鼓励多边区域合作，支持民间军事关系的民主化，并且在发展维和能力方面对他国予以援助。[11]

　　由于防务外交的主体是各国防务部门高官，外交的内容又主要涉及较为敏感和易生冲突的安全领域，在防务外交进程中，通过增加透明度，各方往往更易增强相互理解、信任与共识。在某些问题上，也较易绕过政治、外交的繁文缛节并摆脱经济外交进程中多轮折冲谈判的低效和高成本，直奔主题，达成合作意向后也易于落实。近年来，防务外交在冲突的防范、军事力量的改革和民主化进程，以及国际维和能力的提高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亚太地区，冷战时代的防务外交主要是传统意义上的，服从于两极对抗的需要。军事领域内互信的缺失导致了各方的猜忌与敌意，这种猜忌与敌意与迟迟未能化解的历史宿怨汇集在一起，直接影响了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构建进程。冷战终结后,西方国家的学术界和政界、军界人士试图将欧洲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建设中的成功经验推广至亚太地区,而增强互信，推行防务外交即为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近年来，亚太地区最主要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东盟地区论坛ARF在多边安全合作中所取得的有限成绩，也包含了防务外交领域所取得的新进展在内。但是,由于亚太地区安全事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ARF所涉及的领域日益拓展,客观上又有可能会淡化对防务外交的关注，削弱防务外交在外交中的地位。而CSCAP作为推行第二轨道外交的主要机制，根本不具备开展防务外交的能力。因此,有必要在该地区建立一个以防务外交为主要内容的新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

　　

　　二 、香格里拉对话的主要特征

　　

　　SLD创立5年来，逐渐形成了以下五个主要特征。

　　首先是包容性。SLD自创办伊始就没有对参会代表的国籍进行明确限制，不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代表可参加；地缘上不属于亚太国家的代表也可参加；各国国防部、外交部的代表可参加，民间的亚太问题研究机构（如美国的太平洋论坛）的专家学者和商界人士也可以参加。此外，会议的议题也颇具包容性。在传统安全领域，香格里拉对话主要涉及台海局势、朝鲜核问题，印度与巴基斯坦关系等已经并将长期影响亚太地区安全的热点问题。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主要讨论国际反恐和海上安全合作问题；在战略层面上，主要涉及如何应对地区安全局势的新变化，特别是如何应对地区性大国，如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在2006年第5届香格里拉对话中，甚至还有多名发言者谈及建立多边安全共同体的构想。同时，香格里拉对话还就有效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开展各项功能性、技术性合作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在对话中，容许代表们就共同关心的安全问题发表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见解和主张[12]，充分表达各自的利益需求。

　　其次是灵活性。香格里拉对话没有常设机构，不设立固定的秘书处，也没有专职的工作人员，结构松散。历次香格里拉对话采取的形式灵活多样。不仅包括全体成员大会和主题演讲，主办者还为参会者进行部长级双边和多边会谈留出了充分的时间。这样，既确保了会议主题的相对明确和集中，又为参会代表就地区内众多敏感的热点问题进行私下接触和沟通创设了条件。

　　第三是开放性。SLD为部长和国家安全顾问们阐明和宣传政府的政策，并就安全政策和安全承诺方面问题接受专家小组的质询提供了一个平台。美国、英国、日本、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国家的防务部门高官都就共同关心的亚太安全问题和本国参与亚太多边安全合作的战略构想和基本立场发表演讲。通过这种方式，各方可就亚洲安全问题互通信息，提高了所进行的广泛、公开讨论的质量，极大地增强了对话的透明度并有助于消除因缺乏沟通而导致的猜忌和敌意。

　　第四是创新性。香格里拉对话由第二轨道外交的主要行为体——非官方的研究机构发起，得到了第一轨道外交的行为主体之一——新加坡政府的大力配合支持。参会者以一轨成员为主，但也包括了二轨成员的参与。从而使香格里拉对话成为所谓的一轨半外交。[13]这种一轨半外交的推行，丰富了亚太多边安全合作的形式与内容，已经并将继续对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进程产生影响。[14]

　　第五是实效性。香格里拉对话出现的时间并不久，但它却在亚太多边安全合作的部分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一些分析家认为，（在此方面）香格里拉对话所获得的声誉已经超过了更为正式的东盟地区论坛。因为在ARF 的议程超出安全的范围，包括其他议程后，ARF已经不再侧重于对安全特别是传统安全的关注。冲淡了与安全相关的内容。[15]香格里拉对话的重要性之所以增加，部分原因就在于它为参与各方朝着开展切实有效的安全合作方向发展扫清了道路。例如，2004年香格里拉对话谈及海上安全合作事宜后，马来西亚、印尼和新加坡即开始联合巡逻打击海盗行动；2005年，马来西亚防长在香格里拉对话之后即将海上安全合作倡议付诸实施；2005年9月，各方在实施联合海上巡逻倡议后，进一步将其扩展为空中巡逻倡议，即“天眼”计划，泰国皇家海军也接受邀请参加到计划中来；2004年，澳大利亚在香格里拉对话中首次提出的放宽对五国防御协定组织的限制以应对恐怖主义的动议也已经收到了成效。同年9月份，五国即已举行了联合演习。

　　总体上看，香格里拉对话与亚太地区既有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特别是与ARF和CSCAP相较，其结构更为松散，机制化程度也更低。同时，香格里拉对话与ARF和CSCAP的一个重要区别还在于，ARF是由各国外长来主导的，CSCAP是由二轨的专家学者来主导，而香格里拉对话实则是各国国防部长或其他防务高官来主导会议议程，同时有二轨的专家、学者参与。侧重讨论的是防务与区域安全合作问题。从而显现出一轨半外交和防务外交的双重特征。

　　

　　三、香格里拉对话对亚太地区安全的影响

　　

　　香格里拉对话创立以来，对亚太地区安全的影响是双重的。

　　从积极方面看，其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香格里拉对话的举办，有助于在亚太地区培育新型的安全文化和安全共同体意识。二战结束以来，亚太地区难以建立多边合作机制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部分国家迟迟不能消除历史形成的敌意，区域内缺乏一种共同的、明确的、有益于合作的安全文化，更谈不上形成安全共同体意识。香格里拉对话能将亚洲、北美和欧洲诸多国家防务部门的高官及其他官方、民间研究机构的学者聚在一起。欧美国家与亚洲国家的安全理念甚至人权观和主权观在对话中沟通碰撞，本身就是一种新的突破。有助于各国相互沟通理解，找到共同的安全利益所在。在香格里拉对话进程中，各方可以自由的阐释对亚太安全的见解和主张，西方国家的代表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发展中国家；同时，从香格里拉对话所采取的非正式形式，以及保持对参与各方实际意义上的舒适度来看，显现出与ARF和CSCAP相近的特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亚洲国家特别是东盟所倡导的多边安全合作模式和东盟的安全文化对亚太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建设进程的影响力。香格里拉对话五年来的实践表明，一种强调增加透明度和平等、坦诚对话的合作型的安全文化已经在亚太多边安全合作中初见端倪。这对于安全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是极其重要的。[16]

　　其次，香格里拉对话的举办丰富了亚太多边安全合作的形式和内容。从形式来看，在美国全力推动全球反恐战争，强化单边主义的情势下，采用第一轨道、第二轨道和一轨半外交等多种方式并行来灵活推进多边安全合作，有助于使各方绕开合作中的障碍，从功能性合作开始，循序渐进解决不同层次和不同性质的问题。香格里拉对话并不具备ASEAN 和ARF甚至五国防御协定组织所具有的正式的条约或是协定作为基础，但其运做却有效地增加了信任建立措施。香格里拉对话的举办，使得亚太地区除了已有的东北亚安全合作对话（NEACD）之外，又形成了一个新的，涉及范围更为广泛的一轨半外交平台。此外，自2002年首次会议以来，SLD还创立了部长午餐会议这一新形式。新加坡国防部长陈庆炎即指出，会议之外的午餐会，可使防长们得以私下讨论相关问题，包括恐怖主义等热点问题。午餐会的目的是使各方能达成共识，能够更好的相互理解。主办方还认为，香格里拉对话进程中的午餐和晚宴有助于培养一种防务和安全共同体意识。在这个共同体中，各方共同的利益都能得到保护和发展。从内容看，香格里拉对话的正式议程既包括了大战略和地缘政治，也包括了技术性的防务政策，涉及内容颇为广泛，这在亚太多边安全合作进程中也是不多见的。

　　第三，亚太地区中小国家的积极参与，客观上有助于限制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单边主义行为，避免大国操纵亚太多边安全合作进程，从长远看有助于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亚太地区的中小国家在香格里拉对话机制的创立和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新加坡，利用自己作为历届香格里拉对话东道国的机会，在会议安排、引导会议议程和确定会议主题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充分显示出其在亚太大国间较强的斡旋能力。也再次向外界表明，大国平衡外交的推行，能使小国在亚太多边安全合作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在2004年6月第三次香格里拉对话的主旨演讲中，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指出，美国不仅解决地区内的安全问题，而且本身也是安全问题的一部分。[17]马来西亚在与新加坡共同呼吁加强海上安全合作的同时，反对美国借此机会在马六甲海峡等国际水道的军事存在，坚持由沿岸国家合作巡逻保障海事安全。马来西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纳吉布强调指出，提供安全的主要职责在于沿岸国，沿岸国主权不容侵犯。在此问题上，马来西亚的立场得到了众多国家的认同。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法伦也不得不表示，赞成采用一种既可满足所有马六甲海峡使用国利益，同时又不侵犯沿岸国主权的方式。

　　香格里拉对话的消极影响也同时存在，这主要表现在：首先，香格里拉对话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大国介入和参与亚太安全事务的产物。西方国家在香格里拉对话中的姿态表明：西方国家力图通过干预和影响亚太安全事务特别是影响亚太安全合作机制化进程，在亚太地区进一步实现和拓展自己的战略利益。多边安全合作只是其实现自身利益需求的手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非殖民化运动进程中，英国对亚太地区安全的影响力急剧下降。9.11事件后英国久负盛名的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出面首倡香格里拉对话机制，表明了英国思想库对亚太安全事务的高度关注，也是对殖民帝国时代干预亚太事务传统的沿袭和发展；冷战时代，对除双边联盟之外的亚太多边安全机制的构想及其实践，美国的态度一直消极甚至抵制。冷战终结后，由于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使美国在该地区的霸权地位受到一定的威胁。近年来美国对亚太多边安全合作的态度逐渐转变为参与。9•11事件后，美国更以此作为配合“反恐”战争并顺带收取地缘战略利益的重要途径。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第三次香格里拉对话上，以“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战略思想”为题的演讲中即指出：反恐是全球性行动，他希望美军不久后可以开始参加追捕东南亚恐怖分子的行动；拉姆斯菲尔德还指出，现在我们看到了区域内一个拓展中的安全合作网络，包括双边和多边。美国在其中都扮演了伙伴的角色。我们将此视为一种值得欢迎的转变态势。拉姆斯菲尔德称，对美国而言，在亚洲拓展安全取决于增强和调整美国在亚洲的双边联盟，同时提出新的诸如防止核扩散的安全倡议及建立多边安全机制。在大会议程外，拉姆斯菲尔德还与韩国、日本等亚太地区国家防务长官进行了多次非正式的双边秘谈。涉及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合作，以及台湾海峡出现“有事状态”时的“相互协作作战计划”等多项内容。这表明，美国仍然致力于维系亚太地区以双边同盟为主要依托的轮觳式安全结构，在亚太安全合作中，双边主义和小范围的多边主义更符合美国的利益。

　　在香格里拉对话中，日本防卫厅长官借机宣扬了日本的新防卫指针。他指出，日本在区域安全方面是一个重要的角色。美日防务关系不应仅被视为一个双边机制或防务安排。而应当被视为整个亚洲地区的一种公共物品。日本通过强调其在印度洋海啸救济中的作为，强调其在地区安全中作用的上升。并提出在得到东南亚海上安全通道沿岸国同意的情况下，日本欲承担更大的安全责任。日本想成为地区安全保障力量的野心昭然若揭。

　　澳大利亚也试图在亚太安全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以免在地区安全议程中被边缘化。在香格里拉对话中，澳大利亚防长希尔则强调需要改进区域防务力量间的互动和行动能力。澳大利亚还与菲律宾提出海上巡逻和建立反应机制的倡议，为五国联防组织（FPDA）组织国防部长在对话中举行非正式会议创设了条件，从而有效的激活了五国联防组织（（FPDA） 。[18]

　　总体上看，西方国家参与香格里拉对话的动机并不仅仅是为了亚太地区的安全，而是为了最大限度的拓展自身的战略利益。由于许多官方代表团间的双边和小范围的多边会议成为对话的重要组成部分且收到实效。例如，美韩正式确定了在包括朝鲜问题在内的紧急情势下，双方在安全合作中的地位。美国和日本商定尽快解决驻日美军基地问题。2006年，对话参与国间的双边会议数量增加。这种双边主义的强势发展必然会导致亚太安全合作中多边主义的弱化，进而对亚太多边安全合作进程产生不利影响。

　　其次，香格里拉对话成为西方国家宣扬欧美安全理念，主权观和安全模式的重要平台，西方国家欲以欧美安全理念，主权观和安全模式来塑造亚太地区安全，引导多边安全合作的走向。这有可能导致亚太地区内出现新的不稳定因素。

　　在欧洲多边安全机制建立进程中，对人权的关注被置于一个重要的位置。西方国家也一直试图将类似理念装入亚太多边安全合作机制这只尚未成形的篮子。IISS在阐释其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所进行各项工作任务时即声称，完成各项任务旨在于影响和促进各方采取有效政策来维持和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使各种国际关系行为体行动起来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在香格里拉对话中，亚洲的维和及人道主义干预也一度成为主要议题。在对话中，拉姆斯菲尔德指出，会议令人赞赏的关注与亚洲的自由和安全相关的问题，感谢研究机构举办此次会议。在2005年第四次香格里拉对话的演讲中，拉姆斯菲尔德称，过去的一年，世界上的独裁者丧失了影响力。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自由的生活带来的巨大的福祉，正如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所带来的那样。美国珍视与其他国家军队合作，共同进行军队能力建设的转型，以有助于将来的人道主义和安全倡议。……一个安全但不能给予其民众政治和经济自由的国家最终会被已经缺乏耐心的民众所推翻。……放眼全球，一个市场自由和政治自由的国度通常也是人民有着巨大福祉的国度。亚洲地区的众多国家理解这一点。他们的当代史就对民主政府、政治自由以及经济自由做了最好的验证。在演讲中，拉姆斯菲尔德在赞扬日本和新加坡的民主的同时，还指出韩国繁荣的原因就在于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在谈及中国问题时，拉姆斯菲尔德则认为，尽管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军事开支的增加同步，但政治自由并没有因此而相应的增加。[19]美国在亚洲的防务伙伴韩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对美国的理念普遍表示认同。而众多发展中国家对此持保留态度。这表明，在人权、主权等问题上，香格里拉对话参会各方仍然存在尖锐的分歧，这种分歧有可能导致地区内出现新的纷争与不和谐，增加亚太多边安全合作进程中的变数。

　　

　　四、香格里拉对话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香格里拉对话对中国国家安全的不利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西方国家试图利用香格里拉对话作为宣传中国威胁论的新渠道，贯彻其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目前，中国积极参与了亚太地区主要的安全合作进程，特别是第一轨道的ARF和第二轨道的CSCAP的各项活动。此外，还参与并推进了“10＋3机制”和东北亚合作对话。在ARF和CSCAP发展进程中，中国不仅积极参与，支持东盟继续发挥主导作用，同时还对两个机制如何向前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和主张。在亚太多边安全合作中，中国的影响正日益提升。客观上，有可能会对西方大国左右亚太安全发展态势的战略意图构成挑战。西方国家倡议发起香格里拉对话，就是试图“另起炉灶”，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与ARF和CSCAP并行的机制，对中国进行战略牵制。

　　在2004和2005年香格里拉对话中，中国的崛起对地区安全的影响虽然没有列入大会的主要议程，但在各种场合一直是各方关注的话题。如在2005年第四次香格里拉对话中，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演讲中多次提及中国的发展特别是军事实力的提升破坏地区军事平衡，危及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安全。他质问，“中国并没面对任何国家的威胁，却不断增加国防开支，一再扩大其导弹能力和高技术武器装备，人们不禁要问增加的军费到底为了什么？”[20]由此可见，美国试图将香格里拉对话作为其宣扬“中国威胁论”的又一新渠道。这对于中国增加与亚太国家间的理解和战略互信无疑是不利的。

　　其次，东盟国家力图以香格里拉对话机制对我进行战略牵制。这无形中会对我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冷战终结后，中国在亚太地区事务中影响力的持续上升，引起了亚太地区部分中小国家的的猜疑和关注。在2004年和2005年香格里拉对话开幕的主旨演讲中，新加坡前任总理吴作栋和现任总理李显龙均提到中国崛起问题。台海局势也一直是对话的议题之一。两任新加坡领导人所阐述的新加坡对亚太安全形势的基本看法在东盟国家中具有普遍性，表现出东盟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怀疑和戒备心理。在防范和牵制中国方面，东盟国家和西方大国有着共同的战略利益。由于自身实力有限，东盟意欲借助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在亚太地区事务中的巨大影响力对我进行战略牵制。同时，利用亚太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来约束中国的战略意图并没有发生改变。

　　第三，台湾当局试图利用参与香格里拉对话和其他亚太安全合作机制，使台湾问题国际化，以扩大国际影响，寻求所谓国际生存空间。冷战后，台湾当局一直高度关注亚太多边安全合作，试图以官方身份参与亚太安全事务。陈水扁上台后，更力争使台湾问题国际化，为台独寻求更多的国际支持。在参与亚太地区的第一轨道和第二轨道外交受挫后，台湾甚至还自创所谓第三轨道的“亚太安全论坛”（APSF）,为台湾军方高层人士和智库研究人员与国外从事亚太安全研究的学者共同讨论亚太安全搭建平台，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台独的气焰。近年来，台湾军界进行高层权力调整，部份倾向于台独的军界人士先后占据军界要职，台湾军队高层有绿化之势。台湾防务官员还曾经获准参与香格里拉对话。对话主办方如此安排，无疑是对我主权的无视。此外，香格里拉对话将台海问题列入讨论范围之内，客观上也为台湾当局使台湾问题国际化提供了机会。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中国和平统一进程。

　　中国对国际机制的参与是谨慎的、有选择的，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中国对国际事务参与度的提升，中国转向更为积极地参与国际机制，包括参与国际机制的创设和发展。在亚太地区，一直缺乏一个得到广泛认可的有效的安全机制，积极参与亚太安全机制的建设进程，无疑已成为中国摆脱敌对势力的打压和战略牵制，营造一个安全的地区和国际环境的必由之路。具体到香格里拉对话，首先，我方应积极参与并适度提升参与对话代表的级别。目前，我方积极参与了ARF和CSCAP等亚太地区开展一轨和二轨外交的主要的机制。并已经扭转了ARF初创时针对我方的不利态势。但我方对香格里拉对话机制的重视度相对不够。由于我方一直没有派出国防部门高官参会，西方媒体认为我方是由于担心防务高官会在对话中成为众矢之敌。同时也质疑中国防务外交的诚意与透明度。鉴于开展防务外交已经成为亚太安全机制构建进程的重要内容，且在东盟地区论坛框架中我方已经积极参与并承办过各国军事院校间的交流活动，还邀请外军观摩我方“北剑”等大型军事演习。我方可考虑适当派出国防部门高官参与香格里拉对话，表明我增加对外军事透明度的诚意。这不仅有利于增加我与香格里拉对话参与国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也是对“中国威胁论”的有力回击。历史经验表明，在国际机制创设时期，及时、主动的参与更有助于实现和维护国家利益。

　　其次，我方应充分调动香格里拉对话中的积极因素，特别是增加与中小国家间的共识。围绕着非传统安全问题在技术性和功能性合作领域达成合作的意向，以指导各方开展长期有效的双边和多边合作，并逐步引导该机制向有利于我方方向发展。

　　香格里拉对话机制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国家和亚太部份中小国家防范中国战略意图的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讲，香格里拉对话机制对我方不利。但在第三次香格里拉对话拉姆斯菲尔德在演讲中称美军欲机动进入东南亚反恐后，泰国国防部长切他（Chetta Thanajaro）即表示，泰南部发生的暴力事件是泰国内部的事情，泰国反对美国在泰国驻军。在香格里拉对话中，马来西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纳吉布坚决反对美军进驻马六甲海峡，认为这会激起东南亚穆斯林狂热的情绪，造成社会和政治动荡。可见，在寻求国际合作，积极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的同时，部分东南亚国家还是坚持主权不受侵犯的原则。在此方面，与中国的立场是一致的。这成为中国与各方在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展开有效合作的坚实基础。如果中国能够利用双边和多边对话之机，在广泛的领域与这些国家参会代表沟通交流并展开具体的合作，逐步影响和引导香格里拉对话向有利于我方方向发展是极有可能的。

　　

　　结语

　　

　　在亚太多边安全合作进程中，香格里拉对话无疑是一个独特的机制。近年来，香格里拉对话的发展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既不能夸大这个机制在亚太多边安全合作进程中的作用，同时也不能低估甚至无视该机制的存续发展对于亚太地区安全，特别是中国国家安全的现实或潜在的影响。加强对香格里拉对话的研究并积极的参与，有利于中国在亚太多边安全合作进程中更好的实现和维护国家安全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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