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理上看，印度与非洲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两者隔印度洋相望。从历史上看，印度的先民在古代就开始移居非洲，开发非洲。到了近代，印度与非洲的许多国家，尤其是南部非洲各国先后沦为英国的殖民地，遭受英国的殖民统治，有着共同的命运和斗争经历。因此，印度与非洲一直保持着紧密的政治和经济联系。印度学者指出：“尽管非洲贫穷与落后，但是它对印度来说，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区。非洲居住着大约7.5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3%左右……此外，许多非洲国家属于印度洋周边的一部分，印度与它们的合作将是促进印度洋地区经济发展所不可缺少的条件。”[1]所以，非洲在印度的对外战略中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印度对非洲的外交政策

　　

　　由于印度与非洲人民有着共同遭受殖民统治的命运和经历，他们在长期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一直相互同情和支持。1947年独立以后，尼赫鲁领导的印度政府明确表示支持非洲各国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尼赫鲁政府对非洲的外交政策有三个基本原则：1，支持南非人民的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2，支持非洲各国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3，主张亚洲和非洲各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维护民族的独立和主权。

　　印度是第一个提出反对南非种族歧视的国家。早在独立之前，即1946年6月22日，尼赫鲁领导的印度临时政府就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反对南非白人政府所实施的种族歧视政策，这在当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印度独立后，尼赫鲁政府一直在联合国和许多国际会议上坚持宣传和呼吁反种族歧视的斗争。起初，印度只是较多地关心印度侨民在南非的利益。1952年，尼赫鲁在加尔各答的一次会议上劝告印度侨民必须把自己的利益与南非黑人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共同为反对种族隔离而斗争。1954年，印度是第一个与南非白人政府断交的国家。在1954年万隆的亚非会议和1957年开罗的亚非人民团结会议上，印度都坚决主张加强亚非人民的团结，支持非洲国家反对殖民主义，争取非殖民化的斗争，支持非洲成立“泛非联盟”。

　　50年代末，印度与非洲的关系出现了一些问题，导致印度在非洲的威信有所下降。其原因有三：首先，尼赫鲁和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在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方法上发生了分歧，尼赫鲁强调采取和平的、非暴力的方式，而恩克鲁玛则主张武装斗争的方式。尼赫鲁的非暴力方式在一些非洲国家中遭到抵制。其二，1957年在开罗召开了亚非团结会议之后，埃及总统纳赛尔的威信大大提高，非洲民族运动的领导权逐步转向纳赛尔，而尼赫鲁的影响不断降低。其三，1954年万隆会议以后，中国在非洲的影响逐渐扩大。中国在支持非洲民族独立运动中提倡武装斗争的方式，并且加强对非洲人民的物质援助。中国的这种方针比印度强调非暴力并且忽视物质援助的方针，对非洲的影响要大得多。

　　60年代初，印度开始调整对非洲的政策。印度改变了原来不支持非洲民族主义者进行暴力斗争的方针，并且在坚持道义援助的同时，加强对非洲国家的经济和技术援助。1963年，尼赫鲁派其女儿英迪拉·甘地率领一个高级代表团访问了非洲的许多国家，向它们解释印度的新政策，并考察对非洲进行经济援助的可能性。1964年9月，印度政府通过了“印度与非洲开展技术和经济合作计划”，其宗旨就是加大对非洲新独立国家的经济和技术援助。1965年，罗得西亚的白人少数派夺取了政权，建立起白人政府，印度坚决反对这个执行种族歧视的白人政权，宣布对其实行经济制裁。1967年英迪拉·甘地当选印度总理后，她极力呼吁在不结盟运动的框架下加强南南合作，并且主张对非洲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给予物质援助。此时，印度不仅在道义上，而且在军事上加大对纳米比亚、津巴布韦、安哥拉、莫桑比克、几内亚（比绍）人民争取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1970年，印度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了，把南非种族主义政府从联合国驱除出去的动议。在这个问题上，印度始终站在斗争的第一线，它在联合国反对种族歧视委员会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此外，印度还是第一个提出禁止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进体育比赛的国家，并且还提出把南非从英联邦驱除出去。

　　80年代以后，印度的历届政府都继承了60—70年代国大党政府的政策，继续支持非洲人民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并且加强对非洲的经济援助。1980年，英迪拉·甘地领导的国大党再次执政，在这一年她在新德里主办了第7届世界不结盟运动大会。在会上，印度作为不结盟运动的领导者，积极宣传和鼓动不结盟国家支持南非人民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宣传加强对非洲争取自由运动的物质援助，极力强调南南合作的重要性。在拉吉夫·甘地政府执政期间（1984—1989年）， 印度对非洲的外交政策进一步发展，印度与非洲之间的关系达到高潮。拉吉夫·甘地深知非洲人民反对种族歧视和殖民主义的斗争如果没有充足的物质支持，是很难成功的，因此他不仅做出支持非洲人民的许诺，而且制定了许多具体的对非洲国家进行经济和物质援助的计划，并加大在外交和道义上支持的力度。在纳米比亚独立之前，他就在外交上承认了纳米比亚民族阵线。在英联邦首脑会议上，他与英国首相萨切尔共同提出了制裁南非种族主义政府的决议，以支持南非黑人反种族歧视的斗争。此后，印度的各届政府都继承了这种路线，继续支持非洲人民的斗争，与非洲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

　　1991年冷战结束以后，随着国际形势和非洲形势的变化，印度对非洲的外交政策也有所调整。冷战前，印度一直把支持非洲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视为其外交的重点。冷战结束后，印度则把外交的重点转向与非洲开展经济合作方面，主张在发展传统友谊的同时，加强在经济和技术方面对非洲国家的援助和支持。印度冷战后的非洲政策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1）努力促进与非洲国家的经济合作；（2）关心和保护印度侨民在非洲的权益；（3）积极参加联合国维和活动，为非洲和平做出贡献；（4）加强反恐合作；（5）增加对非洲的军事援助。[2]

　　印度对非洲的经济援助早在60年代就已经开始，主要体现在1964年印度政府制定的“印度与非洲开展技术和经济合作计划”上。此计划简称为“印度技术和经济合作计划”（INTEC），是印度与非洲各国发展经济关系，扩大援助的最重要方式，其基本宗旨是援助非洲一些新独立的国家和印度侨民集中的国家。冷战以前，这种援助的规模和力度还比较小。随着冷战的结束，印度通过“印度与非洲技术和经济合作计划”对非洲的援助越来越大。该计划拟定到1996年共出资25亿美元，在经济和技术方面援助1/4的非洲国家，主要包括毛里求斯、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加纳、乌干达、赞比亚、坦桑尼亚、尼日利亚、莫桑比克和纳米比亚等。援助的内容主要集中在技术方面，印度计划每年向非洲国家提供一定数量的留学生名额，资助非洲学生到印度学习科学技术；每年还向非洲派遣各方面的专家，如广播、通讯、地质、运输和畜牧方面的专家，为非洲培训技术人员；还准备向40个以上的非洲国家提供各种科技领域培训的器材和设施。

　　90年代初，印度政府宣布：“未来，印度与非洲的新型关系将以经济、技术和教育的合作为基础，这种新关系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3]从那时起，印度与非洲各国的经济合作关系越来越密切。仅以双方贸易为例，1991-92年度印度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贸易总额为8.93亿美元，但是到了2000-2001年度，贸易总额达到33.9亿美元，九年间增长了近2.8倍。其中，印度从这一地区的进口额1991-92年度为4.58亿美元，2000-2001年度达到15.81亿美元，这说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出口能力也大大增长了。这里的许多国家，如尼日利亚、毛里求斯、肯尼亚、坦桑尼亚和加纳等都已经成为印度的主要贸易伙伴。现在，印度已与19个非洲国家正式签订了双边贸易协定，开展各种贸易活动。[4]

　　多年来，印度积极支持联合国在非洲的各种维护和平行动，并多次派遣部队参加维和行动。1964—69年刚果国内发生部族冲突，应联合国的邀请，印度派出一支1200人的部队到刚果参加维和行动，对制止那里的部族屠杀、恢复和平起了重要的作用。后来，联合国每次在非洲的维和行动，几乎都有印度军队参加。1992年，莫桑比克国内爆发部族屠杀，印度派出一个步兵营。1993—94年，在索马里的种族冲突中，印度又派出一支5000人的部队。1994年，在卢旺达的部族冲突中，印度派出一个营。1995年，在安哥拉的部族冲突中，印度派出一个营。1999-2000年，在塞拉利昂的部族冲突中，印度派出一支3100人组成的军队。2001年，在埃塞俄比亚的种族冲突中，印度派出一个连。印度积极支持联合国的维和行动，为维护非洲的和平和稳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印度军队在每一次维和行动中，都能克尽职守，尽职尽责，受到非洲人民的好评，索马里的部族领袖曾多次要求印度部队延长其维和时间。

　　非洲现有56个国家和地区，面积为3020平方公里，人口约7.5亿。在众多的非国家中，与印度保持紧密关系的大约有三类：第一类是印度移民居多的国家，如南非、毛里求斯、乌干达、肯尼亚等；第二类是一些讲英语的（原英属殖民地），印度积极支持其民族解放运动的国家，如纳米比亚、津巴布韦、安哥拉、莫桑比克等：第三类是不结盟运动的积极成员国或领导者，如埃及、坦桑尼亚、赞比亚等。下面，将分别阐述印度与这几类非洲国家的关系。

　　

二、 印度与南非和毛里求斯

　　

　　南非和毛里求斯是非洲大陆印度移民最多的国家，由于移民所起的特殊作用，所以它们与印度一直保持紧密的关系。

　　现在，在南非的印度移民有1百多万，大约占南非总人口的2.7%，其中80%居住在纳塔尔省。南非人民与印度有着一种特殊的经历和情感。早在19世纪末，印度民族运动的伟大领袖甘地就来到南非，曾在这里工作和战斗了21年（1893—1914年）。为了反对南非殖民政府的种族歧视，甘地曾领导印度侨民和黑人共同进行各种各样的非暴力斗争，与南非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感情。1915年回国后，甘地把在南非积累的斗争经验运用到印度的民族独立运动中，受到印度民众的欢迎。他和尼赫鲁领导的国大党，早在独立前就与南非人民保持密切联系，并坚决支持他们反对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斗争。独立以后，印度的各届政府无论在道义上还是在物质上，都对南非人民争取自由和民主的斗争给予积极的支持和帮助。

　　经过长期的斗争，南非人民终于取得了反种族主义斗争的胜利。1993年12月22日，南非议会通过临时宪法，彻底废除种族隔离制度，规定所有的南非人都有权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1994年5月10日，尼尔森·曼德拉当选南非的第一位黑人总统，并宣誓就职。早在就任总统之前，即1990年10月，曼德拉就曾访问过印度，他在新德里受到了国家元首的礼遇。为了表彰曼德拉为南非人民的自由所做出的贡献，印度政府授予他巴拉特·拉特纳奖，这是印度政府第一次授予外国人这样崇高的荣誉。访问期间，曼德拉高度赞扬了印度侨民在南非反种族歧视斗争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强调南非有色人种应加强团结，为争取自由而共同奋斗。此次访问为以后印度与南非的友好关系奠定了基础，也表明印度坚决支持南非人民斗争的决心。

　　印度是第一批在外交上承认曼德拉领导的非洲国民大会党的国家之一。在南非种族主义政府垮台前很久，非洲国大党就与印度保持联系，并在印度设立了联络处。1993年5月，印度在约翰内斯堡建立了印度文化中心，这是两国正式建交的先兆。11月，印度航空公司建立了通往南非的航线。11月22日，印度与南非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994年5月，印度在南非首都比勒陀尼亚建立大使馆，并把在约翰内斯堡的印度文化中心升格为总领事馆，同时在纳塔尔省设立一个领事馆，专门管理那里的印度侨民问题。同年5月，南非举行大选，非洲国大党获胜，组成了以曼德拉为总统的第一届南非自由政府。在政府内阁中，有5位成员是印度籍的南非人，大大超过印度侨民在全国人口的比例。为了庆祝南非自由政府的成立，印度派副总统K·R·纳拉亚南访问南非，并参加曼德拉总统的就任典礼。在庆典中，纳拉亚南强调今后在印度和南非之间应当建立“一种新的、强大的、创造性的关系”。他还提出了建立印度洋周边国家经济合作组织的设想，指出这个区域性合作组织将在世界经济秩序中具有重要地位，南非和印度在这个组织中将发挥突出的作用。

　　1995年1月，曼德拉总统第二次访问印度，这也是他就任南非总统后的第一次出访。在访问期间，签署了两国关系基本原则条约：双方确认两国关系必须遵守和平、民主和世俗主义的三原则，必须继续开展反对种族歧视、种族隔离和宗教原教旨主义的斗争，双方还同意在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斗争中相互合作。另外，两国还签署了互建领事馆的协定以及加强科学技术合作的协。此后，两国政府高级官员互访增多，双边关系进一步升温。1996年12月3-7日，南非副总统塔博·姆贝基率领一个包括六位部长在内的政府代表团和一个高级企业家代表团访印。双方政府官员与企业家举行了各种各样的会谈，签署了一系列经济合作协议。此次访问的重要性在于，印度与南非不仅确定了双方的战略合作关系，而且制定出经济技术合作的发展规划。1997年3月，两国正式签署了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宣言。1998年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问南非，进一步增强了双方的相互了解和合作关系。印度学者认为：“从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上看，南非与印度彼此是相互重要的。南非是黑非洲的大门，并且对印度洋周边国家发展合作关系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它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中最富裕的国家，有一个独立的经济体系。 与南非保持高水平的政治和经济联系，对于印度与整个非洲关系的平衡是非常必要的。”[5]因此，印度高度重视南非，一直把发展与南非的关系视为其外交战略的重点。

　　1993年建交以前，由于印度对南非白人种族主义政府实现经济制裁，故两国经贸往来甚少。建交以后，双方的经贸关系迅猛发展。1992—93年度，双方的贸易额只有200万美元；1995—96年度，双方贸易额猛增到5.56亿美元；1998—99年度，又上升到18亿美元。短短几年时间，两国的贸易额增长了数百倍。印度向南非主要出口纺织品、皮革制品、化工产品、机械设备、药品、轻工业品和蔬菜等。南非向印度出口主要是黄金、白银、有色金属、金属制品、各种矿物、木制纸浆和纸张等。

　　毛里求斯是非洲的一个小岛国，面积仅2040平方公里，位于印度洋的西部，被誉为“印度洋门户的一把钥匙”。毛里求斯国家虽小，但是对于印度却尤为重要。无论从历史、文化，还是从人种上看，毛里求斯都与印度有着特殊的血缘关系。毛里求斯现有人口115万，其中80万为印度移民的后裔，大约占总人口的70%。全国一半以上的人口是印度教徒，在宗教信仰、生活习俗、文化和节日等方面都与印度相同。早在1810年毛里求斯就被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为了开发这里的种植园，殖民当局陆续从印度运来大量劳工，这些劳工在这里生活和工作了一百多年，为毛里求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在，印度人在毛里求斯的社会和经济生活中占主要地位，他们控制着大多数茶叶和烟草的种植园。

　　印度与毛里求斯一直保持亲密关系。1968年毛里求斯独立后，它与印度进一步发展友好关系。从那时起，毛里求斯开始接受“印度与非洲技术与经济合作计划”的援助，并且是该合作计划的最大受益者。另外，还有大批毛里求斯的学生到印度留学，学习印度的科学技术。1979年，印度与毛里求斯联合委员会建立，其宗旨是进一步商讨两国经济合作的规划和前景。1984年，这个委员会在毛里求斯首都路易港召开第二次会议，双方制定了一个长期开展经济、技术和文化合作的计划。

　　1990年1月，毛里求斯总理A·贾格那乌特访问印度，参加印度独立日（1月26日）庆典，并成为该庆典最尊贵的客人。印度向毛里求斯表示，它将全力支持毛里求斯要求英国归还查果斯半岛的行动，并且愿意在各个领域与毛里求斯开展全面的合作。例如，在文化和卫生方面，印度决定资助毛里求斯在其首都路易港建立一个研究所——“圣雄甘地研究所”，并且允许毛里求斯人来印度各地医院诊治疾病等。同年3月，毛里求斯国内发生一个严重事件，由于电力工程人员开展大规模的罢工，造成全国停电，民众陷于黑暗。此时，贾格那乌特总理立即向印度总理V·P·辛格请求给予紧急援助，辛格总理见此情况，毫不犹豫地派出一批优秀的印度电力工程师到路易港，帮助毛里求斯解决了困难，度过了这场危机。此事表明，印度对毛里求斯的安全和经济发展十分关心和重视。

　　度过危机后的毛里求斯，非常感谢印度的援助，双方关系进一步加强。1992年3月，印度新任总理拉奥应邀访问毛里求斯，参加“毛里求斯共和国”成立大典（毛里求斯从那时起建立共和国体制）。贾格那乌特总理亲自到机场欢迎，在欢迎仪式上他引用了古代印度诗人杜尔希达斯的两句诗说：“当小弟巴拉特与其兄罗摩大神久别之后再度相逢时，他们俩个人所感受的欢乐是无限的，是无法形容的”，以此来表达毛里求斯人民对印度的深厚感情。1993年4月，毛里求斯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卡萨姆·尤提姆第一次出访的目的地就是印度。他抵达新德里后，用极为生动的语言形容了两国的特殊关系：“印度是我们祖先世世代代生长的地方，我们国家有三分之二的人是印度人的后裔，因此对我来说，访问印度就是一次朝圣。”[6]

　　领导人的互访促进了两国经济技术的合作。1993年，印度决定设立一个2亿卢比的基金，以鼓励和资助印度企业与毛里求斯开展合作项目。1994年，两国联合委员会召开第七次会议，印度同意每年向毛里求斯学生提供50个到印度培训的名额，并派一个由20名专家组成的代表团到毛举办各种培训班。同年，印度开始实施总额为10亿卢比的对毛里求斯整体援助计划，还准备为建设毛里求斯国家科学中心和工业贸易培训中心提供专家和全部设备。1996年毛里求斯总理访印，请求印度帮助毛里求斯重建17个制糖厂，印度承诺在资金、技术和专家各方面给予充分援助。90年代，两国在纺织、化工、建筑、电信、航运、卫星通讯、广播电视、计算机等诸多领域展开了合作，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进入新世纪，两国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2001年1月，毛里求斯外交部长访问印度。同年，毛里求斯总理贾格那乌特再度访问新德里。2002年1月，毛里求斯总统卡萨姆·尤提姆访印，印度决定向毛里求斯提供1亿美元贷款，以援助其发展信息技术产业、建设电子信息化城市等。

　　

三、印度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

　　

　　印度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也有较密切的政治和经济关系。这是因为这些国家大多数讲英语，属于原英国殖民地，印度与它们有遭受殖民压迫的共同经历和相互同情的情感，早在殖民统治时期就与它们建立了较多的联系。其二，独立以后，印度一直高举反对殖民主义、支持民族解放的旗帜，对那些争取民族独立的非洲国家，如纳米比亚、津巴布韦等，一直给予积极的支持和援助，从而建立了较密切的关系。其三，印度是不结盟运动的首倡者和领袖，在这些非洲国家中也有许多是不结盟运动的积极成员和支持者，如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由于政治观点一致和国际政治斗争的需要，印度也与它们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其四，还有一些国家，如乌干达、肯尼亚等，生活着较多的印度移民，因而一直与印度保持密切联系。

　　纳米比亚位于非洲西南部，人口170万，原名为“西南非洲”，1915年被南非联邦占领，1990年获得独立。在纳米比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印度无论在道义上还是在物质上都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并且与纳米比亚民族运动的领导者——西南非洲人民党及其领袖萨姆·努乔马建立了良好的政治关系。1990年3月纳米比亚独立时，印度总理V·P·辛格应邀访问纳米比亚，并参加其新总统的就职庆典。辛格表示，印度将继续支持纳米比亚维护民族主权的斗争，并积极援助其经济发展。如果需要的话，印度愿意帮助纳米比亚军队进行军事训练。1992年2月，纳米比亚总统努乔马访问印度，他被授予以英迪拉·甘地名义颁发的“和平、裁军和发展奖”。1995年6月，印度总统S·D·夏尔马回访了纳米比亚。1997年2月，努乔马总统第二次访印。1998年8月，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问纳米比亚，两国签署了包括农业科技合作在内的几个协定。两国高层领导人的频繁接触，不仅使双方政治关系更加紧密，而且促进了双边经济发展。

　　津巴布韦位于非洲东南部，人口1130万，1890年沦为英国殖民地，1895年国名称“罗得西亚”，1980年获得独立，建立“津巴布韦共和国”。1980年以前，印度一直在各方面支持津巴布韦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并与民族运动领袖穆加贝所领导的“津巴布韦爱国战线”保持良好关系。独立后，穆加贝当选津巴布韦总统。他不仅是一位倾向马克思主义的黑人民族主义领袖，而且也是一位不结盟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并一度当选不结盟运动的主席。由于他与印度领导人对不结盟运动和许多国际事务有着共同或一致的看法，因此津巴布韦与印度在政治上保持亲密关系，两国领导人经常接触。 1991年11月，穆加贝总统访问印度，在新德里接受了印度政府以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名义颁发的“国际友好关系奖”。在颁奖典礼上，印度总统文卡塔拉曼称赞穆加贝为“南非被压迫民族争取平等事业的斗士”。访问期间，两国谴责了南非白人种族主义政府对本国黑人运动的暴力镇压，并要求南非政府严惩那些制造暴力的人。双方还签署了经济合作的协议，印度决定帮助津巴布韦大力发展小型工业，以解决国内失业问题。1993年，穆加贝总统第二次访印。1995年，印度总统夏尔马访问津巴布韦。1996年11月，印度总理在出席哈拉雷15国首脑会议期间，与津巴布韦签署了有关开发津巴布韦中小企业方面的协议。从90年代以来，两国政治和经济关系一直保持良好的状态。

　　坦桑尼亚位于非洲东南部，人口3000万，领土包括坦葛尼喀和桑给巴尔两部分，原来都属于英国殖民地，1961年和 1963年先后独立，1964年组建“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从60年代起，印度与坦桑尼亚就建立了良好的政治关系。坦桑尼亚总统J·尼雷尔是一位杰出的非洲政治家，亦是世界不结盟运动的坚定支持者。他与尼赫鲁本人和印度其他领导人来往密切，经常在不结盟会议和各种国际会议上交换意见，对非洲问题和国际事务有着许多相同的看法——这些都为印度与坦桑尼亚的友好交往奠定了政治基础。尼雷尔的继承人阿里·哈桑·穆文伊总统坚持尼雷尔的外交政策，继续发展与印度的亲密关系。1993年5月，穆文伊总统应邀访问印度，双方商定在政治上保持友好的同时，将在经济和贸易上扩大交往和合作，坦桑尼亚希望印度在发展中小型工业和农业方面给予更多的援助。1995年坦桑尼亚举行大选，新总统贝加明·穆卡帕上台执政，在他的领导下印度与坦桑尼亚的关系继续稳步向前发展。

　　赞比亚位于非洲中南部，人口近1000万，原名为“北罗得西亚”，属英国殖民地，1964年宣布独立，建立“赞比亚共和国”。独立后，赞比亚总统肯内特·卡温达一直支持印度倡导的不结盟运动，因此赞比亚与印度建立了友好关系。卡温达总统是不结盟运动的著名人物，即使在他不任总统的时候，印度对他仍然非常尊重。1993年，赞比亚新任总统F·齐鲁巴访问印度，大大促进了两国经济关系的发展，双方商定在小型工业、铁路、公路、食品加工、农村发展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合作。赞比亚也是“印度与非洲技术和经济合作计划”的主要受援国之一。

　　乌干达是非洲东部的内陆国家，人口2250万，原属英国殖民地，1962年独立，1967年建立“乌干达共和国”。因为乌干达有较多的印度移民，所以它一直与印度保持密切关系。移居非洲的印度人除了在南非和毛里求斯之外，主要集中在东非的乌干达和肯尼亚。居住在乌干达的印度人，在20世纪70年代经历了一场磨难。1971年1月，乌干达军官艾迪·阿明发动了一场军事政变，一跃而成为总统和武装力量司令。阿明是一个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他改变了原来的对外政策，而竭力排斥亚洲人。从1972年起，他宣布把所有的亚洲人从乌干达驱赶出去，致使乌干达的经济近于崩溃。大约有6万印度人被迫离开乌干达，而不能携带财产。1986年Y·K·穆塞维尼当选乌干达总统后，改变了阿明的排外主义政策，从而使乌干达与印度的关系逐渐好转。1991年1月，穆塞维尼总统公开承认70年代驱赶亚洲人的政策是错误的，向他们赔礼道歉，邀请他们返回乌干达，并赔偿他们的全部财产。此后，许多印度人又陆续返回乌干达，在返回的人群中有两个著名的企业集团，一个是从事制糖、啤酒和钢铁工业的马达瓦尼集团，另一个是从事商业银行和保险业的梅赫塔集团。1992年10月，穆塞维尼总统正式访问印度。他一方面邀请原来居住在乌干达的印度人都能返回乌干达，并保证赔偿他们的全部财产；另一方面也希望印度在资金和技术上援助乌干达。印度承诺向乌干达贷款10亿卢比，以帮助乌干达恢复经济。此后，印度派出7个技术代表团到乌干达考察，制定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的计划。1994年1月，两国科技联合委员会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建立，并召开第一次会议。同年9月，穆塞维尼总统第二次访印，他率领一个庞大的企业家代表团，希望与印度进一步扩大经济技术合作。90年代以后，印度与乌干达的经济关系飞速发展。乌干达也是“印度与非洲技术与经济合作计划”的主要收益者。从1991年开始，每年都有大批乌干达人到印度接受各种技术训练。1998年4月和6月，乌干达副总理与外长分别访问印度，与印度签署了有关加强农业合作的协议。同年11月，印度—乌干达联合委员会在坎帕拉召开会议，双方商讨在信息技术、小型工业和人力资源开发方面进行合作的事宜。

　　肯尼亚位于非洲东部，人口近3000万，原为英属殖民地，1963年宣布独立，1964年建立“肯尼亚共和国”。肯尼亚与乌干达一样，也有大量的印度移民，因此与印度保持紧密的关系。原来居住在肯尼亚的印度人大约有20万，但是由于20世纪70年代肯尼亚政局动乱，而逐步减少到6万。70年代末肯尼亚总统D·A·莫伊执政后，政局逐渐稳定，肯尼亚与印度的关系也随之改善。1994和1995年，莫伊总统在访问北京和马来西亚的途中两次访问印度，与印度领导人会谈，使两国传统友好关系得到恢复。90年代，许多印度公司到肯尼亚投资，建立合资企业。据统计，在所有非洲国家中，肯尼亚是第二个与印度建立合资企业最多的国家。合资的项目包括毛纺织厂、纸浆厂、造纸厂、铜制品厂、制瓶厂、汽车备件厂和保险公司等，这些项目效益良好，很有发展前途。此外，每年都有许多肯尼亚学生到印度学习或接受技术培训。

　　尼日利亚位于西非几内亚湾沿岸，人口1.2亿，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1900年沦为英国殖民地，1960年独立，1963年成立“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由于同属英国殖民地，印度很早就与尼日利亚建立了经济联系。尼日利亚独立后，由于国内种族冲突不断，政局不稳，从而影响了对外关系的发展。90年代以后，尼日利亚政局逐渐稳定，它与印度的经贸关系发展迅速。到1995年底，印度已在尼日利亚建立了13家合资企业，生产效益很好。这些企业分布在各个领域中，如广播、通讯、制药、机械、化工制品、电缆、棉纺织品、毛毯、水泥、轻工业品等等。尼日利亚是非洲重要的产油国，印度每年都从尼日利亚进口大量石油。近年来，尼日利亚已成为印度在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1998—1999年度双方的贸易总额已达到3000亿卢比。现在，两国关系更加紧密。2000年10月，印度贸易和工业国务部长访问尼日利亚。2001年1月，尼日利亚总统O·奥巴桑乔访问印度，参加印度独立日庆典。同年8月，尼日利亚议会代表团访印。为了学习印度的民主制度和议会程序，尼日利亚决定派360名国家议会秘书处的成员去印度接受培训。

　　

四、印度与埃及

　　

　　在北非国家中，印度与埃及的关系最紧密。印度和埃及都是不结盟运动积极倡导者和领袖，在推动不结盟运动发展的过程中两国相互了解，彼此信任，因此在20世纪50—60年代两国一直保持亲密的政治关系。1955年亚非万隆会议以后，印度总理尼赫鲁与埃及总统纳赛尔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纳赛尔是一位具有强烈革新精神的民族主义领袖， 1952年他领导埃及自由军官组织发动起义，推翻了国王法鲁克一世，1953年废除君主制，建立埃及共和国，1958年又将埃及与叙利亚联合，组建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他的一系列世俗主义政策，遭到伊斯兰宗教势力和阿拉伯封建君主的激烈反对。在这方面，尼赫鲁有许多政治观点与纳赛尔是一致的，因此他不仅支持纳赛尔的世俗主义和激进的共和主义政策，而且也支持他做阿拉伯世界的领袖。1961年，在贝尔格莱德召开了第一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有25个国家参加，不结盟运动正式形成。尼赫鲁和纳赛尔相互配合，在推动不结盟运动的形成、促进亚非国家团结以及支持亚非民族解放运动方面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政治上的相互支持，使印度与埃及在纳赛尔时代一直保持友好关系。除政治关系外，双方在经济合作方面也卓有成效。1953年，印度与埃及签署了“卢比贸易协定”，有力地推动了双边的贸易发展。1967年，印度、埃及和南斯拉夫三国又签署了“三方贸易协定”。按照这个协定，三方对129种商品相互给予50%的关税特惠权，这样就大大加速了三方之间的贸易交流。此后，这个协定则成为南南国家经济合作的样板。

　　70年代以后，印度与埃及的关系有所下降。1970年9月28日，纳赛尔病逝，由安瓦尔·萨达特继任埃及总统。萨达特总统执政后，由于国际形势和中东局势的变化，他逐步调整了纳赛尔的政策，在政治领域实行“非纳赛尔化”。萨达特采取了三项相互关联的内外政策：一是在经济上实行非国有化，扩大私营工商业，消除纳赛尔主义对国家经济生活的影响；二是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通过吸收外国投资增强本国经济实力；三是奉行亲美远苏的对外政策，加强与美国在经济、军事和外交上的联系，以抵消苏联的影响。由于政策的改变，埃及与印度在不结盟运动问题上也发生了分歧。埃及认为，原来意义上的不结盟运动现在已经失去作用，它应当与77国集团合并，组成一个纯粹的经济组织，即南方发展中国家追求贸易、商业和经济利益的经济组织。因此，埃及鼓动和支持不结盟运动与77国集团的活动合并。印度坚决反对这种观点，认为不结盟运动仍然有存在的意义，在许多领域，如裁军、维护世界和平、在全球化的形势下保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秩序、反对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等方面，不结盟国家都应当积极参与，并提出自己的观点和建议。77国集团并不能代替不结盟运动的作用。此外，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由于埃及支持伊斯兰国家组织所通过的有利于巴基斯坦的有关克什米尔的决议，因此也与印度发生矛盾。鉴于以上原因，在70-80年代埃及与印度的政治经济关系逐渐畏缩，高层对话一度停止。

　　冷战结束后，印度与埃及的关系逐渐恢复。进入90年代，两国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受到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的攻击，这个问题使双方意识到有必要加强联系和合作。埃及从纳赛尔以后就建立起政教分离的政权，并实行世俗主义政策，因此一直是国内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攻击的对象。埃及国内还面临各种恐怖主义活动的威胁，这些恐怖活动在意识形态和资金上都得到外部世界的支持。同样，印度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印控克什米尔地区都受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跨界恐怖主义的威胁，印度认为这些恐怖主义活动是与巴基斯坦的支持分不开的。在这种形势下，印度与埃及又重新恢复关系并展开对话。1992年1月，印度外长M·索兰吉访问埃及，与埃及外长和总统会谈，力图改善两国关系。他用大量证据向埃及方面说明巴基斯坦是支持印度境内恐怖分子的，希望埃及能说服巴基斯坦停止这种活动。埃及总统穆巴拉特表示，他反对任何国家支持恐怖主义活动，也希望印巴两国通过谈判最终解决一切争端。两国愿意在相互谅解的基础上恢复关系，并决定在反对恐怖主义和安全方面加强合作。

　　1995年10月，印度总理拉奥在赴哥伦比亚参加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的途中，访问了埃及。这是两国关系走下坡路以来印度总理第一次访埃，也是1992年印度外长访埃以后双方第一次高层接触。拉奥与埃及总理A·M·谢德吉会谈，并会见了穆巴拉总统。双方讨论了即将召开的不结盟首脑会议，也讨论了双边问题和有关克什米尔地区跨界恐怖主义的问题。此次访问的重要意义在于，印度第一次与一个信奉伊斯兰教国家——埃及签定了共同反对恐怖主义、在反恐方面相互交换信息、经验和技术的协议。另外，双方还签署了两个协议——加强科技合作协议和在无线电通讯领域开展合作的协议。两国同意重新启动长期处于休眠状态的“印度—埃及联合委员会”的工作，以商讨扩大双方的经济技术合作。拉奥访问以后，双方经贸发展迅速。1991-92年度印度与埃及的贸易总额只有3640万卢比，但是到了1995-96年度，双方贸易总额增长一倍多，达到7830万卢比。印度向埃及的主要出口产品是钢铁、化工产品、汽车备件、柴油发电机、轮胎、合成纤维、茶叶、烟草等。埃及向印度主要出口石油、棉花、肥料和各种金属矿石。

　　进入新世纪，两国关系更加活跃。2000年6月，印度副总统访问埃及，出席在开罗召开的15国集团会议，并与埃及领导人商讨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同年9月，印度贸易和工业国务部长抵达开罗，为在那里举办的印度技术展览会剪裁。2001年6月24—25日，印度科技部长访埃，参加“印度—埃及联合委员会”会议，讨论加强两国科技合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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