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

　　Pek Koon Heng

　　美利坚大学教授

　　Deborah K .Elms

　　新加坡淡马锡基金会贸易与谈判中心主管

　　姜跃春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世界经济

　　发展研究部主任

　　Gregory J. Moor

　　浙江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孙元欣

　　上海财经大学自贸区研究院副院长

　　彭支伟

　　南开大学国际贸易系副教授

　　王江雨

　　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法律研究

　　中心副主任

　　郭学堂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战略与

　　政策分析研究所所长

　　李开盛

　　上海社科院国关所副研究员

　　刘鸣

　　上海社科院国关所所长

　　沈铭辉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贺小勇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赵晓菊

　　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研究院执行院长

　　黄洁

　　上海对外贸易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梁秀峰

　　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首席谈判代表会议5月12日在越南胡志明市开幕。美日等12个国家就迟迟不见进展的农产品关税、知识产权、市场准入、国有企业改革等问题展开磋商。新一轮的TPP部长级会议本周也将在新加坡举行。美日谈判能否成功决定着会议的进展。从目前进展来看，TPP谈判在未来达成协议是肯定的，只是看什么时候达成。另外，要达成美国最初设想的版本也较为困难。

　　对于中国而言，一方面要积极推动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和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来抵消TPP对我国出口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也需要加速国企、竞争政策、知识产权、劳动权益等方面的改革，为未来在合适时机加入TPP创造必要的条件。

　　5月10日至11日，上海对外贸易大学举办“TPP谈判的新发展：地区影响与中国对策”国际学术研讨会。《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摘录其精要，供读者参考。

　　TPP谈判进程

　　从目前进展情况看，TPP谈判达成协议是可以肯定的，但要达成美国最初设想的版本较为困难。

　　Pek Koon Heng：目前影响TPP总体谈判的问题主要有两个，其一为美国和日本能否在汽车、农业、牛肉和其他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其二是在美国民主党核心议员反对TPP以及政府未能获得《贸易促进法案》授权的情形下，美国是否有足够的政治支持完成TPP的谈判。

　　Deborah K.Elms：在最好的情况下，TPP12谈判能在2014年5月份结束。再经过各国立法机构批准，预计需要六七个月，最终在2014年底或者2015年初正式生效。但是，更大的可能性是2016年1月1日批准，来允许各国更充分的最好的准备。

　　姜跃春：2013年以来，TPP谈判中最棘手的领域进入攻坚阶段。这一年一共举行了四轮谈判，尽管每轮谈判过后，成员国都在声明中表示在一些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在知识产权、政府采购、环境、国有企业等议题上却始终未能取得共识，这些分歧也直接导致了2013年完成谈判的目标未能实现。从目前进展情况看，TPP谈判达成协议是可以肯定的，但要达成美国最初设想的版本较为困难。这是因为：主要原因是（1）谈判目标高端，运作难度增大。一方面参与谈判成员国之间经济发展极不均衡，另外TPP标准之高和覆盖领域之广远远超过有关国家的承受能力。（2）部分国家软肋，难以顺利达成协议。日本农业问题一直是双边贸易谈判中最为难谈的领域。尽管日本在日美谈判中表示将所有商品列入自由化对象，表达了开放市场的强大决心，但仍然希望能照顾日本个别影响巨大的行业，如汽车、保险市场。（3）诸多领域难以协调，难以实现最初愿景。已经历经的二十轮谈判虽有进展，但是相互竞争的利益和复杂的结构性问题使谈判仍然陷入困难。除农业问题外，目前在知识产权和国有企业条款方面分歧较大。

　　中国应对TPP的策略选择

　　中国的经济崛起速度过快，而中国加入WTO的部分承诺（诸如投资环境、服务业开放、非关税壁垒、政府采购等领域）却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中国自身在投资、服务贸易甚至规则一致性、国企改革等议题上，都显示出了通过对外开放促进改革的必要性。

　　Deborah K.Elms：中国无论是否加入TPP，在未来肯定需要采用TPP类似的高标准规则，否则将失去对投资的吸引力。目前，像越南、马来西亚这样的与中国发展阶段相似的小国都已参加TPP，故中国采用TPP这样的高标准规则也不是难事。

　　Gregory J. Moor：美国并未拒绝中国加入TPP，关键取决于中国最终能否接受TPP高标准规则的约束。

　　孙元欣：通过历史数据和仿真实验计算，测算的基本结果是，中国如果加入TPP对中国GDP的影响在0.5%~1%，对于中国具体产业的影响也不大，中国经济规模很大，TPP对于中国的影响有限，但对于韩国这样经济规模较小的国家而言则更加明显。有研究表明中国加入TPP的结果不如开展双边自贸协定谈判带来的收益大。

　　彭支伟：根据我们的研究，日本、韩国通过加入TPP获得的总体经济收效小于加入各类东亚区域FTA，而来自中日韩彼此之间的收益将构成三国加入东亚区域FTA的主要收益来源。中国应当依托东亚经济体间已经形成的紧密区域生产分工体系，巩固、拓展和深化与东亚成员之间的经贸合作机制。在当前中日韩FTA谈判受阻的情况下，中国一方面应当加快与东盟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格局演进过程中保持一致，维护二者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格局中的强大影响力。另一方面，中国应当坚持推进中日韩FTA谈判。

　　姜跃春：一旦TPP生效，APEC组织成员国将分裂为两大阵营：TPP成员与非TPP成员。由于APEC组织成员国的承诺本身就缺乏约束力，未来它对区域合作的影响将下降。过去十余年，区域内大国围绕东盟所展开的“10+1”合作取得进展，而“10+3”与“10+6”将因日本加入TPP而受到影响。日本与东盟部分国家选择加入TPP将导致亚洲区域合作有陷入停滞的危险。面对TPP的进展，东盟国家心态复杂。参与TPP谈判的国家希望拉近与美国关系，避免过分依赖中国，但也担心TPP所设高标准难以承受。而未加入TPP谈判国家则担心东盟的地区主导地位受到威胁。中国努力推动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有利于支持东盟的主导地位，有效规避和减轻TPP扩围给我国带来的压力和挑战。

　　在全球层面，中国应力保WTO框架的持续有效运行，强调WTO在多边贸易中的作用，以弱化美欧日区域化进展势头。在亚太地区，积极参与RCEP，打造东亚合作“升级版”。另一方面，积极推动日韩FTA，带动中日韩FTA进展。

　　我国既要看到美、日试图通过TPP主导亚太区域合作进程、制约中国的一面，同时必须承认重建世贸规则可能成功的一面。为顺应这一趋势， 我国也需加快国内改革步伐，及时总结上海自贸区经验并加以推广，为在需要加入TPP谈判时创造必要条件和“底气”。

　　王江雨：TPP对国企议题的高标准规则反映了国家在国家资本主义时代对国企应有的管理方式。政府应在国企经营管理中保持竞争中立。对中国而言，TPP中的国企规则对中国的国企改革有借鉴意义，中国国企治理要想符合TPP要求，首先必须认清政府作为出资人的角色，以经营表现作为管理人员聘、留的标准，党委的介入也应止于对人员的考核，企业的经营应当完全由管理人员自行决定。

　　郭学堂：TPP是大国经济博弈的一部分，中国目前与TPP谈判参与国均有密切的经贸关系，TPP某种程度上是美国担心中国经济扩张的被动反应，当然有针对中国的成分。因此，须冷静考虑对待TPP的态度，并从战略上展开应对，如进行双边和多边自贸区的建设，加快一带一路两走廊的战略部署，建立中国与非洲和拉美国家和地区的自贸区等。

　　李开盛：TPP将使东亚国家十几年来努力构建的东亚区域合作框架失效，东亚共同体的幻想将化为泡影，东亚将重新回到美国霸权主导下的亚太体制。东亚将出现三个组成部分：美国及其盟友、中国、非美国盟友的东亚国家。要构建东亚地区主义，中日合作仍然是关键。东盟试图担当推动东亚地区一体化的重任，但有心无力。在亚太地区目前存在条状分割的政治安全结构，以及趋于块状整体结构的经济安排，两者的未来必然趋同，中国应当重申地区主义，构建交错式的地区主义，即一边是美国主导的政治安全经济结构，一边是东亚地区自己的政治安全经济结构，双方之间有一定的交集，以便实现结构性稳定。

　　刘鸣：TPP与中国的关系应当客观、历史地看待，有许多学者一开始认为美国建设TPP目标是为了限制中国，但这一观点逐渐在变化，如有学者认为除了针对中国的战略部署外，美国还有基于自身经济需求的考虑。中国是否加入TPP，还是取决于中国开放的意愿度。

　　沈铭辉：TPP是应对新兴经济体崛起的国际经济政策载体。TPP与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代表了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发达国家之间“抱团”的趋势，即北-北合作的再次加强。这一趋势的出现，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和加强区域合作的行为（如RCEP），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为了规避或缩小TPP可能对中国产生的贸易转移效应，从目前来看，RCEP是最佳的选择之一，RCEP产生的福利效应不仅可以弥补未参加TPP所造成的损失（多国的计量研究表明，中国参加RECP的经济效应大于参加TPP的经济效益）。宏观层面上中国的经济崛起速度过快，而中国加入WTO的部分承诺（诸如投资环境、服务业开放、非关税壁垒、政府采购等领域）却没有得到很好地落实。中国自身在投资、服务贸易甚至规则一致性、国企改革等议题上，都显示出了通过对外开放促进改革的必要性。

　　给上海自贸区的建议

　　TPP是上海自贸区设立的重要背景之一，自贸区金融开放是自贸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自贸区金融改革的成败直接关系到自贸区建设目标的实现，而自贸区改革的成功将有利于增强中国在国际贸易新秩序中的地位，也可为中国对接TPP做好准备。

　　贺小勇：上海自贸试验区除了为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做好试验田，也应为先行试验国际经贸新规则新标准，为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提供制度基础。这两个基本定位要求拟定上海自贸区条例的地方立法具有较强的开拓性和前瞻性，要与当前以TPP、TISA、TTIP和BIT四大重塑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谈判趋势相适应。

　　赵晓菊：TPP是上海自贸区设立的重要背景之一，自贸区金融开放是自贸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自贸区金融改革的成败直接关系到自贸区建设目标的实现，而自贸区改革的成功将有利于增强中国在国际贸易新秩序中的地位，也可为中国对接TPP做好准备。

　　具体措施：

　　（1）对资本异常流动进行监测、预警和控制，防止套利资金大规模涌入。通过建立综合数据监测系统和共享数据库，构建资金异常流动风险指标体系，开发短期资金流动监测信息系统，对资金的流动进行可视化的、实时的监测，及时发现资金的异常流向，第一时间发现风险，将风险在萌芽阶段消除。

　　（2）充分发挥自贸区的资金缓冲作用，提前分解和消化风险。自贸区设立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在区内的改革实验找到可复制的经验，而金融开放创新是其中的核心内容之一，自贸区的金融开放必然会引起以自贸区为中心的资金流动，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自贸区就是一个资金中转站或资金中心，而资金中心又是一个风险中心。由于很大一部分进出国内的资金需要通过自贸区中转，因此我们可将自贸区视为一个资金集散地和缓冲池，通过对自贸区资金的流动状况预判资金的流向和可能存在的风险，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使风险在自贸区内缓冲、分解和消化，从而减少向国内的传导。

　　（3）建立相应的配套制度，防止区内区外双轨制下的金融套利。自贸区设立及其相应的金融改革方案，从客观上形成了区内外利率、汇率的双轨制（非对称制度），这种区内外非对称的利率汇率制度，决定了区内外存在着不同的利率决定机制和汇率形成机制。如果自贸区金融自由化，必然会存在区内外套利空间，引起资金大规模流动，从而引发资金流动风险。如果不对这种风险加以即时控制，会造成金融市场剧烈动荡乃至危及国家金融安全，也会给宏观经济带来挑战。因此，在区内外利率汇率双轨制下，需要建立区内外相应的配套制度，对区内外资金的流动进行针对性的管理。

　　（4）处理好“一线放开”与“二线管好”之间的关系，适度管制资金流动。上海自贸区是我国内陆的一块特殊区域，与香港和新加坡的全境开放有着明显不同，它们的境内外有着明显的区分，对资本流动的管理相对容易。而上海自贸区在资金流动上要做到内外分离是很困难的，如果没有严格的“管好”措施，自贸区的金融开放也就相当于全国的金融开放，国际资本很容易通过自贸区流入国内，这必然会产生金融风险。

　　

　　黄洁：涉及公众参与自贸区立法的条款是《上海自贸区管理办法》的第27条。该条规定，自贸区有关政策措施、制度规范在制定和调整过程中，应当主动征求自贸区内企业意见。该条没有规定征求意见的主体和具体程序，例如谁来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的时间，通过怎样的途径和方式，需要征求多大比例的区内企业的意见，政府是否有义务回应企业提出的意见等。

　　在上海自贸区制定2014版负面清单过程中，建议政府选择某项公众普遍关心的投资立法作为试点，公开其草案，通过听证会、座谈会或网络发布公开征求意见等多种形式，让公众参与立法。公众表达意见的时间可以控制在1-2个月，公众参与的对象应当涵盖在自贸区内工作的个人和登记的企业，政府需要回应公众提出的重要问题。从个案立法公开中总结经验，逐渐过渡到常态公开，迈向规范化和制度化。

　　（作者系《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