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姆莫罕·罗易——新吠檀多主义的先驱

                    朱明忠

 罗姆莫罕·罗易（ Rammohan Roy , 1772—1833）是近代印度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宗教和社会改革家，被人尊称为“近代印度之父”（The Father of Modern India）。其实，他还是印度新吠檀多主义哲学的首倡者和先驱者。

罗易在印度近代历史上创造了许多个“第一”：他创建了第一个近代改革社团，率先在印度大地上点燃了宗教和社会革新的熊熊烈火；建立了第一所传授现代科学知识的大学，掀起了近代印度新式教育和思想启蒙的新潮流；创办了第一份民族报刊，开创了近代印度宣传自由、平等、民主和人权的新风尚；第一个把吠檀多梵文经典翻译成英文和孟加拉文并用理性主义精神加以解释和宣传；开创了改革吠檀多和普及吠檀多的思想解放运动…… 罗易在印度近代思想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他为印度的复兴和民族的觉醒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 倡导新吠檀多哲学

一般人只知道罗易是个宗教改革家和启蒙思想家，却不知道他还是个吠檀多哲学家。实际上，他是印度近代最早对传统吠檀多进行批判和革新的人，是新吠檀多主义思潮的倡导者和先驱者。

罗易能成为第一个吠檀多论的改革家，绝不是偶然的。他成长的过程、丰富的阅历、广博的学识和多方面的求学生涯，为其奠定了坚实而厚重的思想和学术基础。他生长在一个婆罗门种姓家庭，父母皆为正统的印度教徒，自幼接受传统印度教文化的教育。但是，在莫卧尔王朝时期，波斯文和阿拉伯文作为官方语言，是提拔官员的所必要条件。他的父亲为了他能长大做官，就在其9岁时送他到当时印度伊斯兰文化中心——巴特那，学习波斯文和阿拉伯文，他很快地掌握了这两种语言，并深受伊斯兰文化的熏染和影响。为了研究印度教文化，他14岁时离开巴特那，来到印度教圣地和文化中心——贝拿勒斯，专心学习梵文，钻研印度教经典和吠檀多哲学。这才使他后来成为一位著名的梵文学者，并能用梵文阅读和写作。16岁至20岁期间，为了探求宗教真理，他开始周游南亚次大陆各地，向各地民间学者求教佛教和印度教的思想精髓。其间，曾有一两年到我国西藏，学习藏传佛教的知识。20至32岁，罗易定居在贝那勒斯，专门翻译以奥义书为主的各种吠檀多文献，研究 和评述商羯罗的吠檀多不二论（Vedànta Advaita）和其他各种吠檀多哲学流派。32岁以后，即1804年—1815 年，他在东印度公司任职。在与英国人的长期交往中，他学会了英文，而且深入地探讨了基督教的教义与思想。他还接触到西方的各种哲学学说和社会政治理论，如以科学为基础的理性主义、宣传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倡导民主和法制的政治学说、英国人提倡的世俗主义和英国思想家杰里米·边沁所主张的功利主义等等 。

罗易精通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熟知基督教和佛教，也了解西方哲学和政治思想，广博的学识和开阔的眼界为他以后改革传统吠檀多哲学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早在1803—1804年，他就写作并出版了第一本宣传自己哲学思想和宗教改革的书，题为《给自然神论者的赠品》，此书用波斯文写成，并用阿拉伯文写了前言。在书中，他批判了印度教的偶像崇拜和各种愚昧的宗教实践活动，鼓吹理性主义的信仰、生命的价值和个人努力的重要性。

     更重要的是，罗易对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以及西方哲学的深刻了解，使他能够以更高、更广阔的视野和比较研究的角度，重新审视印度古代吠檀多哲学，比较它与其他哲学之间的优劣，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观点和学说。他吸收了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一神论思想，并且以西方理性主义和绝对一元论的观点来重新解释传统吠檀多。因此，他的吠檀多哲学一方面继承了传统吠檀多不二论的精华，另一方面又具有许多新的内容和特点，为近现代新吠檀多主义哲学流派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

罗易深知祖国的贫弱和自己同胞饱受殖民压迫的痛苦，他认为要振兴祖国，就必须振兴宗教，振兴民族的精神。为了复兴印度传统文化，他首先选择了印度教和印度教意识形态的代表流派——吠檀多哲学，用新的视角重新解说古代吠檀多经典。在他看来，古代吠檀多经典，尤其是奥义书中有许多精华的东西，都被后人所歪曲和误解，必须挖掘传统吠檀多的精髓，加以发扬光大，重新武装人民的头脑，以此振奋民族的精神。为了使吠檀多梵文经典从婆罗门祭司的故纸堆里解放出来，让普通民众也能看得懂读得懂，他花费了大量时间把一些奥义书从梵文翻译成孟加拉文和英文，并做了大量的注解和评论，此举大大地推动了吠檀多哲学在民众中的普及。他用孟加拉文和英文翻译了许多奥义书并陆续发表，如《由谁奥义书》（1816）、《伊莎奥义书》（1816）、《蛙式奥义书》（1817）、《迦塔奥义书》（1817）和《秃顶奥义书》（1819）等。此外，他还写了一些论述吠檀多哲学的著作，阐述了自己新的哲学观点。1815年，他出版了自己第一部有关吠檀多哲学的著作，题为《吠檀多精髓》，用孟加拉文写成。同年，还出版一本他与友好社同仁共同撰写的《吠檀多圣典》。1816年，出版了用英文撰写的《吠檀多文献节选》等。

     我们之所以称罗易为新吠檀多主义的先驱者，是因为他虽然重新翻译和评注了许多奥义书并写了一些阐述吠檀多哲学的著作，但是他的新吠檀多思想还不能构完整的哲学体系。他只是在近代印度率先用崭新的视角和观点重新解释和阐发传统吠檀多理论，使中世纪陈腐的吠檀多哲学焕发出新的活力和亮光，起到了一个探路人和先驱者的作用。真正新吠檀多主义哲学的形成和产生，是从罗易的后继人斯瓦米·维韦卡南达（Swami Vivekananda）开始的。

二、对吠檀多不二论的重新诠释

罗易的新吠檀多论是在继承传统吠檀多不二论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大量吸收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一神论、西方哲学中绝对一元论以及理性主义、人道主义思想而形成的。他试图引入其他宗教和西方哲学中某些先进的思想，一方面利用这些思想，重新解释传统吠檀多，另一方面又把这些思想揉进吠檀多学说中，对传统吠檀多加以改造。因此，他的学说较之传统吠檀多，具有许多新的特征和近现代哲学的特色。

有关最高本体——梵（Brahman）的论述，是吠檀多哲学一个永恒的主题。罗易也不例外，他关于梵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吠檀多精髓》一书和对五种奥义书的评注之中。在他看来，梵是宇宙的最高本体、世界万物的基础和本原，世界上的一切现象都是从梵中产生出来的。梵本身什么样呢？他认为，梵本身是绝对的、无限的、永恒的、纯粹的精神实体，是一种抽象的、不可描述的精神或意识。梵不具有任何差别和属性，也不具有运动和变化；它超越主观和客观，也超越时间和空间。罗易这样写道：“梵是世界的根本；是自我存在的，又存在于万物之中，代表着万物的本质；是不可言说的，不可感知的，超越一切数字和形式；是无处不在的，又是纯真无瑕的。”[1]  他还说：“梵是用眼睛看不见的，用语言无法描述的，用理智的力量无法确定的。我们不知道怎样说明这个最高的实在，它超越我们能够理解的范畴，也超越一切概念和性质。我们古代的精神之父就是对我们这样解释它的。”[2] 从上述描述中可以看出，罗易关于梵的概念与古代吠檀多不二论的代表人物——商羯罗有关“上梵”的论述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只不过他使用了许多西方近代哲学的概念和术语加以解释而已。

但是，在世界万物是否真实的问题上，罗易与商羯罗发生了分歧。罗易的新吠檀多哲学反对商羯罗的“摩耶论”（亦称“世界虚幻论”）。何谓“摩耶论”（Màyà-vàta）？简言之，“摩耶论”主张,最高本体——梵是通过 “摩耶”（Màyà）的作用显现为世界各种现象的，“摩耶”是一种具有魔幻作用的力量，通过“摩耶”所幻化出来的万物是虚幻的、非真实的。虽然梵是绝对真实的，但是它所显现出来的世界却是虚幻的。因此，商羯罗号召人们不要迷恋物质生活，摆脱不真实的现实世界，去追求虚无缥缈的“梵”的理想境界。罗易坚决反对这种观点，他主张梵所创造的世界是真实的，而不是虚无缥缈的幻境。他说：“梵是世界的基础，世界的产生、存在和毁灭都靠梵来控制。”[3] “梵具有双重作用，既是世界能动因，又是世界的物质因”。[4]  罗易深信自然科学及它取得的科研成就，承认我们周围的物质世界是实在的，承认世界的发展有其固有的规律。因此，他经常批驳古代圣贤把物质世界说成是虚幻的，并要求人们远离现实社会去追求虚无的彼岸世界的观点。他主张，人们应当生活在现实世界中，通过自己的努力，最终达到人与梵的结合。

如何证悟和体验到梵，如何实现人与梵的结合？这也是传统吠檀多论者必须讨论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罗易也与以往的吠檀多论者产生了分歧。他反对传统吠檀多的等级观念和脱离社会实践的做法，力求把西方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吸收到吠檀多的理论和实践中。他的主要观点有：

首先，他反对古代吠檀多论把对梵的证悟或对神的敬拜分成许多等级。传统吠檀认为，只有高级种姓的人才能证悟梵，而低级种姓者根本没有资格这样做。即使在高级种姓中，也要看他生命的阶段和修炼的程度，只有那些到了林栖期或遁世期并长期进行修炼的圣者或游方僧才能证悟到梵。然而，罗易反对这种等级观念。他认为，不可言表的最高存在——梵是任何人都可以崇拜的，不依靠什么种姓，也不依靠什么生活阶段和修炼状态。不仅印度教徒可以崇拜，而且非印度教徒也可以崇拜。对梵的崇拜是一个人永恒的义务，证悟梵的过程是每个人都应追求的最高境界。

再之，印度教和传统吠檀多非常重视集体祭祀神灵活动，而忽视个人体验的重要性。罗易认为大型的集体祭神活动只会劳民伤财，无助于对梵的证悟，只有长期的个人体验，才能使人达到崇高的精神境界。因此，他主张，对梵的崇拜应由公共祭祀活动向个人体验转变。

     其三，古代吠檀多论把证悟梵的过程看作是非常神秘的，要求一个人必须脱离现实世界，抛弃世俗义务，到寂静的山林或某些特殊的地方去冥思证悟梵。罗易不赞成这种观点，他主张一个真正崇拜梵的人，应该生活在现实世界上，必须履行他应尽的社会义务和职责。他不需要到静修林或特殊的地方，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实现对梵的证悟和崇信。证悟最高精神——梵，也不需要靠崇拜某种物体或偶像来实现。

     其四，古代吠檀多很重视道德的作用，但是,罗易则比古代吠檀多论者更加强调道德修养在证悟梵的过程中的重要性。他认为，真正崇拜梵的人一定严守道德的法则，并不断地克制自己的私欲，进行道德和心理修炼。道德修炼的核心就是要认真履行自己的社会义务和职责。罗易以他的观点重新解释了吠檀多论的道德原则，他说：“吠檀多论主张，道德修炼是敬拜神灵过程中的重要内容。克制我们身体的内在情感和外在感官，履行吠陀所要求的各种善行，是我们心灵逐步接近神灵过程中所不可缺少的。因此，自我克制和多做善事在证悟最高精神存在的过程中，甚至在其前或其后，都应受到极大的重视。”[5]

在认识论方面，罗易也与古代吠檀多论者不同。一般来说，古代吠檀多者都否定人的感性和理性认识的作用，而格外强调一种神秘的直觉能力，认为只有靠直觉顿悟才能感受和体验到梵。因此，他们都排斥人的感性经验和理智判断。与此相反，罗易则非常重视人的感性知识和理性推理。他认为，每一个人都有感性认识和理性思维的能力，他们能利用这种能力来辨明宗教经典中和宗教先知所阐述的种种道理是否正确。在《给自然神论者的赠品》中，他写到：“在人类的本性中有一种先天的能力——即任何一个有健全思维能力的人在信仰一种宗教之前或之后，都会设法公正地、没有偏见地了解这种宗教原则的性质……他们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并且也有能力区分真理与非真理,正确与错误的观点。他们能够摆脱宗教的一些无用的束缚……并将注意力集中到社会的福祉。”[6]  关于人的理智和感觉能力,他说:“神把理智思维和感觉能力赐予每一个人，这个事实就说明人不会像其他动物那样，只会效仿自己同类兄长的行动，他还会运用自己的理智能力，希望获得知识，辨明好坏和善恶。所以，神赐予人的这个珍贵礼品绝不会是无用的。”[7] 罗易还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了世界上的各种宗教，他的结论是一切宗教都有三个基本信条：信仰一个普遍的最高实体、承认灵魂的存在、相信人死后灵魂还活着。虽然他承认这三个基本信条，但是他主张，除此之外，无论吠檀多、印度教还是其他宗教都有许多错误的教义和荒谬的理论。因此，他提出，为了社会的公正和人类的幸福，必须把这些错误的教义和理论都彻底清除掉。他宣称：“如果人类继续生存下去的话，人类的本性就是享受社会的幸福和完美的思维欢乐，人类有理由反对任何有损于社会福祉、贬低人类理智的宗教制度，国家制度或政治制度。”[8] 上面的观点表明，罗易已经完全打破了传统吠檀多论那种迷信权威、盲目崇拜的观念，他宣传西方的理性主义精神，相信人有一种判断是非的理性思维能力，通过这种能力来判断真理和谬误，以摆脱各种权威的束缚和控制。即使是宗教经典或先知先觉的话，也必须经过自己理智的检验和判断，才能做出是否相信的选择。

罗易重新解释吠檀多不二论的目的是为了复兴古代吠檀多哲学和印度传统文化，试图通过复兴传统文化来提升印度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以此来抵御西方宗教和文化的挑战。他对吠檀多的复兴绝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引入大量西方的先进思想对传统吠檀多的一种改革或再创造。换言之，这是一种“托古改制”。因此，罗易的新吠檀多一元论具有许多新的特点：

重视人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传统吠檀多蔑视人生价值，认为人生存的世界是虚幻的，人只有脱离这个世界，摆脱现实生活，才能达到与梵的结合。罗易主张，现实世界是真实的，人不需要脱离世界，只要生活在现实社会上，通过自己的努力就可以证悟到梵。                          

强调人的世俗义务和社会职责的重要性。传统吠檀多认为，一个人要想达到梵的境界，就必须抛弃一切世俗义务和责任，到某种特殊的地方去冥思和追求最高精神。罗易与之相反，主张一个人只要真心崇信梵，并且履行好自己的社会职责，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达到与梵的结合。

宣传理性主义精神。传统吠檀多一般否定理智的作用，但是罗易强调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的重要性，鼓励人们用自己的理智去判断社会上的一切是非和曲直，不要轻易地迷信权威和经典，从而打破了以往吠檀多盲目崇拜的传统。

鼓吹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观念。传统吠檀多把人分为许多等级，又把人生分为许多阶段，并且规定只有高级种姓并达到高级精神阶段的人才能证悟到梵的最高境界。罗易打破了传统吠檀多的等级观念，鼓吹任何人，不分高低，只要真心敬拜梵，都可以实现与最高精神的结合。评论家苏拉马.达斯古普塔在评述罗易哲学时说：“罗易的吠檀多一元论有关人生论述的实际意义在于，他强调一切人在本质上都是平等的，无论高等的还是低等的人都与根本实体——梵是同一的。”又说：“无论高级与低级，富与贫，聪智与愚笨，好与坏，所有的人，所有的生命，在本质上都是同一的。他们只是在个性上有差异和不同……”[9]

                      三、奉“梵”为至高之神

罗易不仅是吠檀多哲学的革新者，而且是宗教的改革家。因此，他不仅从哲学的角度把梵视为宇宙的最高本体，而且还从宗教崇拜的角度把梵看作是唯一至高之神。罗易创立了近代印度教第一个改革社团，起名为“梵社”。为什么称之为“梵社”呢？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这个新社团不崇拜印度教的那些人格化的神，如毗湿奴、湿婆、罗摩和克里希那等，而只崇拜抽象的、非人格化的梵，把梵作为唯一的最高之神。在梵社会员作祈祷的神殿中，不设立任何偶像，没有任何祭祀仪式，人们只是在心中默默祈祷抽象的至高之神——梵。À、

在罗易这里，梵不仅哲学上的最高本体，而且上升为唯一至高之神。这就彻底改变了传统吠檀多关于“梵与神有差别”的观点。在商羯罗的吠檀多不二论中，梵有上梵和下梵之分。无属性的、无形象的、不可言说的梵，属于上梵；有属性的、有形象的、可以言表的，属于下梵。作为哲学本体的梵，是无属性的、不可言表的上梵；而宗教崇拜的神灵是有属性的、有形象的，可以言表的，只能属于下梵。因此，在商羯罗的哲学体系中，梵与神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梵是高层次的，神是低层次的。罗易打破了商羯罗的这种观点，把梵与神等同起来，使梵与神处于同一个层次，让无属性、无形象、不可言表的梵也成为唯一的最高之神。

罗易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反对印度教的多神崇拜。他曾对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其他宗教都做过深入的研究，认为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所崇拜的安拉和上帝都是非人格化的、唯一最高之神，这种崇拜比印度教的多神崇拜要高明。因为多神崇拜使印度教分成众多的派别，各个派别由于崇信的神灵不同，而发生分歧，并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为了统一印度教，使不同教派的印度教徒联合起来，凝聚成一种强大的力量，罗易竭力提倡印度教徒应当崇拜一个非人格化的最高之神——梵。所以，他把崇信梵作为梵社会员的最高宗旨。他在为梵社制定的信仰准则中写道：“本社赞美和崇拜的是一个永恒的、不可理解的和始终不变的实体，这个实体是万物的创造者和保护者，虽无任何名称，但它既可以代表任何物体，又可以代表任何个人和社会。”[10]  他还说：“我曾到世界上许多遥远的地方考察，在平原或山区，我发现那些地方的居民都信仰一个最高的实体，这个实体是创造宇宙和管理宇宙的源泉。”[11] 在他看来，世界其他地区的居民都信仰一个统一的最高之神，只有印度教徒崇信多神论。因此，他试图通过对至高之神——梵的崇拜来改变印度教的多神崇拜。因为只有信仰一神论才能形成一种普遍的、唯一的道德秩序，才能促进人性的统一，教徒的团结；而多神崇拜只会有利于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滋长。

罗易还试图通过对抽象之神——梵的崇拜来扭转印度教的偶像崇之风。他批判印度教的偶像崇拜和由此而产生的繁琐的祭祀仪式，主张废止偶像和精简祭祀仪式。他认为，印度教最大的特点是建造了各种各样的偶像并对偶像进行繁琐的祭拜仪式，早在吠陀时代就把祭祀神灵看作是万能的。这种崇拜方式不仅劳民伤财，而且忽视了个人的精神修炼和社会职责。罗易在分析这种现象的根源时说：“许多有学问的婆罗门都非常清楚偶像崇拜是荒谬愚昧的，他们十分了解这种崇拜模式的性质。但是，当他们主持种种偶像崇拜仪式、庆典和节日时，他们能找到自己的欢乐并获得财富，因此他们才尽最大的努力提倡和鼓励偶像崇拜。”[12] 正是由于婆罗门祭司们为了获取自身的欢乐、地位、尊严和财富，才使印度教的偶像崇拜之风屡禁不止，泛滥成灾。为了废止偶像崇拜，简化祭仪，他主张新型的印度教应当不设立偶像，不安排祭祀仪式，只有对神灵的冥想和悟证。他在为梵社撰写的成立宣言中宣布：“在梵社会堂中将不设立雕刻的偶像，这里没有说教，没有演讲，没有祷文和圣诗，只是制造一种气氛，以促进人们对宇宙的创造者和维护者的冥想，推进人们的慈善事业、道德进步、虔敬行为、仁爱之心和各种美德，加强一切宗教信仰者之间的联合和统一。”[13]

罗易认为，要革新陈腐的印度教，还必须打破婆罗门祭司的权威和对他们对宗教经典的垄断权。印度教古典经典都是用梵文写成的，普通的老百姓根本不懂梵文，因此懂得梵文的婆罗门祭司们牢牢地控制着对经典的解释权。婆罗门祭司利用对经典的解释权，肆意为自己扩大权力和捞取利益。易罗为了打破婆罗门对宗教圣书的垄断，曾把许多古代奥义书和其他经典翻译成一般百姓都能看得懂的孟加拉文或英文。他在解释自己的行动时说：“为了阐明我自己的信仰以及我们祖先的信仰，我必须竭尽全力向我的同胞说明我们印度教神圣经典的真正含义。”[14]

四、开创社会改革新风

    除了改革宗教和吠檀多哲学之外，罗易还开创了社会改革的新风。他利用西方的“天赋人权”观念、自由、平等的人道主义观念和现代法制思想重新审视印度社会，批判传统社会野蛮愚昧的习俗和不合理现象，提倡社会公正与平等，批判陈腐的经院式教育，倡导现代教育体制，宣传科学文化知识，主张新闻出版自由等等。他的一系列改革主张和实践活动，掀起了近代印度社会改革的浪潮，为以后的改革家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罗易社会改革的第一炮，就是坚决反对各种歧视妇女的现象，主张男女平等，妇女解放。他与印度封建社会的各种野蛮愚昧习俗——“寡妇殉夫”（Sati）制、童婚、多妻、大量索要嫁妆和女子无权上学等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是他第一个发起了反对“寡妇殉夫”制的宣传运动，并得到全国各地普遍的响应。歧视妇女是印度传统社会中一种痼疾，它严重地摧残了妇女的身体、剥夺了她们的合法权益，阻碍了社会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1815--1829年，印度几个地区就有8000多个妇女因寡妇殉夫制，而在丈夫死后活活地被烧死。当时，童婚（女子七、八岁就结婚）和多妻（富人可娶十个老婆）的现象就更加普遍。罗易从“天赋人权”的立场出发，谴责上述各种歧视妇女现象。为了维护妇女的合法权利，他与那些支持“寡妇殉夫”的保守派进行辩论，批驳他们的荒谬言论。保守派认为，妇女先天能力差，遇事不坚决果断，不可信赖，经常背叛朋友…….对此，罗易在《论寡妇殉夫对话录》中一一给予反驳。他说：妇女虽然生理上有弱点，但是能力并不比男人差，只不过她们得不到应有的受教育的机会；妇女在心灵上比男人更坚强、更果断，妇女敢于抱着死去的丈夫去自焚，而死亡却使男人吓得发抖；妇女比男人更可信赖，在现实生活中男人背叛朋友的行为，要比女子多十倍；妇女和男人在先天上就是平等的，她们应当得到接受教育和表现自己能力和美德的权利。罗易愤怒地斥责那些支持“寡妇殉夫”的保守分子：“如果一个人受到知识和智慧的教育后，仍不能理解和记住他所学的东西，我们可以认为他是个痴呆，但是，你们从来不给妇女接受教育和学习的机会，你们就没有理由说她们能力低下。”[15] 罗易维护妇女权益的《论寡妇殉夫对话录》一文，成为当时向腐朽传统势力发起进攻的最著名的檄文。

  批判印度传统的教育方式，创办西方现代教育，推广科学文化知识是罗易社会改革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他是印度现代教育制度的开拓者和积极宣传者。他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有强盛的国力，就是因为他们掌握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所以，他极力主张印度应当抛弃中世纪经院式的教育制度，而采取以英语为媒介、以传授现代科学知识为主的的新型教育体制。罗易强调，印度的出路就在于利用欧洲的知识和成就，学会控制和征服自然。他说：“如果要使英国处于无知的状态，那么就不允许用培根的哲学来取代中世纪经院哲学式的教育制度，因为这种制度能使无知永远保持下去。同样的道理，旧的梵文教育制度也将使我们这个国家永远处于黑暗之中，如果保持梵文教育制度成为英国立法院的方针的话。但是，政府的目标是改善印度当地居民的生活，因此它就应当支持建立一种更加自由、更加开明的教育制度，包括讲授数学、自然哲学、化学、解剖学和其他各种有用的科学”。[16]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1817年罗易创立了印度第一所西方式的现代大学——印度教学院。这所大学不仅用孟加拉语，而且用英语讲课，不仅讲授哲学和社会科学，而且开办了各种自然科学的新学科，它对在印度传播科学知识和先进思想起了重要的作用。1823年，他曾写信给孟加拉总督阿默斯特勋爵，反对建立梵文学院和梵文教育制度，对英国殖民当局企图与印度封建势力结合起来共同进行的文化复古运动做了坚决的斗争。

罗易酷爱平等自由，积极鼓吹“天赋人权论”。他认为一个人不仅应有生存、活动和财产的天生权利，而且应有道义上的各种权利。他赞扬英国民族享有公民和政治自由的权利，主张印度民族也应当享有这些权利。罗易特别强调印度公民应有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由于他的宣传和努力，殖民当局做了让步，印度人获得了某种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权利。1821年，罗易用孟加拉文出版了印度第一份民族报刊《明月报》（周刊）。1822年，又用波斯文出版了《镜报》。他用这些报刊宣传自己的社会改革主张，鼓吹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思想，并传播各种科学文化知识。1823年，孟加拉总督约翰. 亚当发布命令，声称未得到政府允许，不得出版新闻报刊和其他定期刊物。闻此消息，罗易代表印度社会向英国高等法院和国王参议室提出请愿书，强烈抗议这种报刊限制法。在信中，他庄严宣布，言论自由是“国家法律赋予我们的无法估价的特权”，“绝不能因为它有弊病而改变它”。在罗易和印度民众的坚决抗议和斗争下，1835年殖民当局终于取消了对新闻报刊的各种禁令，使印度人民获得了出版和言论的自由。

等级森严的种姓制度是印度社会许多弊病的根源。罗易早在19世纪初就看到了这一点，并且开始批判和谴责种姓之间存在的差异和歧视现象。他认为种姓之间的歧视是不合理的，它是造成印度社会分裂的根本原因。他指出，神并没有制定各种种姓之间差别的法则，“我们自己分裂为许多种姓…… 就是我们缺乏统一的原因。”[17] 为了消除种姓的差别和歧视，为了给社会作出榜样，他首先在自己创办的梵社会堂中，允许低级种姓者和贱民进入，而不受任何歧视。罗易在自己生活的时代就敢于批判种姓制度的不合理，并允许低级种姓的人进入梵社的神圣殿堂，同高级种姓一起祈祷和敬拜神灵，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总之，罗易不仅是近代宗教和社会改革的倡导者，而且是新吠檀多主义哲学的先驱者，他对印度民族的觉醒和思想解放做出杰出的贡献。在他的哲学、宗教与社会改革思想中闪烁着理性主义、人道主义、世俗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光辉，他宣传的科学和理性观念、“天赋人权”和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注重人生价值和生命意义的思想、渴望社会公正、民族团结和人民福祉的思想都对后来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本文发表于《南亚研究》2010年第1期）